【统筹“两个大局”专题研究】黄金辉 黄 杰：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内涵的三个向度

【作者简介】黄金辉，经济学博士（博士后），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与中国政治发展，政党理论与中国政党制度，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黄杰，男，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国际格局与发展趋势的重要论断，是我国制定新时期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可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世界历史发展三个向度把握其深刻内涵。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度看，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是形成大变局的重要推动力量；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向度看，中国的快速发展与欧美国家的经济衰退与治理危机，表明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的破产；从世界历史发展向度看，大变局中“东升西降”力量对比的变化，为改变近代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单向度世界历史、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提供了新动能，也彰显了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道路的多样性。

[关键词]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世界历史发展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当今国际格局与发展趋势作出的重要战略论断，是党和政府制定内政外交战略的重要依据。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在接见回国参加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时首次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此后，习近平先后在多个国际、国内重要场合重申这一论断。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中央文件形式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1]综观习近平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可以发现，这一战略论断准确把握了当前国际环境正在发生的深刻转变，特别是国际力量对比格局新变化、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新趋势的本质特征，对深入认识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国际环境与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试图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世界历史发展三个向度，阐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内涵，旨在为进一步深入认识这一重要论断，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一、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度

在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众多视角中，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中心的视角无疑最具优先性：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综合国力的持续快速提升，是形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推动力量；另一方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了一系列新机遇与新挑战。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的巨大提升，是形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推动力量

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2]正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利用自身庞大的市场和丰富的人力资源等优势吸引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在40多年时间内保持GDP年均9.5%的高增长率，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这在快速提升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也使中国成为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格局变化、国际秩序变革与新科技革命的重要力量。

其一，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胜利实现，中国经济、科技与军事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持续快速提升，成为改变国际力量对比格局的重要因素。中国在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和第一大工业国的同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保持在30%左右，^[3]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中国的快速发展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格局朝向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

其二，中国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向纵深发展，日益展现负责任大国的能力和担当，为国际秩序向更为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积极倡导世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承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国际社会，特别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种类、质量有保证的公共产品。在大国关系上，中国倡导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4]的新型大国关系。在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发展问题上，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在短短7年时间内先后与138个国家、30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5]逐步构建起以“一带一路”为纽带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中国强调将中国的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随着国际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响应者和受益者越来越多，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认可度不断跃升，开始打破西方国家垄断国际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的局面，提出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并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同的理念与政策主张。

2.“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的新机遇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6]“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国保持持续快速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带来一系列新机遇。

其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最大的优势和机遇是“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不懈奋斗，我们已经拥有开启新征程、实现新的更高目标的雄厚物质基础”。^[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快速发展是形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推动力量，标志着中国已经拥有可以影响甚至塑造世界格局的巨大力量。今天的中国已不再被动接受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具有凭借自身雄厚物质基础主动塑造外部环境、为自身发展创造条件和机遇的能力。

其二，国际力量对比格局“东升西降”的发展趋势，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广阔的战略空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以和平方式而非战争手段实现群体性崛起，开始动摇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体系的控制，尤其是冲击了美国单极霸权的权力格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欧深陷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泥沼，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以来，美欧防控失当，大量民众感染新冠病毒，导致经济急剧下滑，民生艰难，社会矛盾急剧恶化，先后爆发大规模的社会抗议。在美欧各国自顾不暇，无力承担疫情防控的国际责任、影响国际秩序正常运转之际，率先控制住疫情的中国，积极倡议加强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主动向国际社会提供医疗信息、物资、人员等方面的援助，构建起负责任大国良好国际形象，对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更广阔的战略空间。

其三，方兴未艾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为中国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重要契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我们要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必须向科技创新要答案。”^[7]纵观近代以来业已完成的三次世界科技革命，都对当时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带来根本性调整。一旦某个国家和民族率先掌握与运营新科技革命的核心成果，就能够在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方面快速提升，并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居于中心位置。正在到来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也将极大地重塑世界经济、政治版图。中国只要采取有效的经济、科技战略，完全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在某些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率先突破，带动大量新产业、新模式的涌现。这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大幅提升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中的影响力与话语权。

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的新挑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诸多难以预料的严峻挑战。习近平指出：“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8]概括来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的新挑战，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2008年爆发并持续至今的世界金融危机，使欧美经济长期衰退，政治、社会矛盾激化，引发世界性的逆全球化浪潮，恶化了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国际环境，阻碍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从理论上来说，经济全球化有助于发挥各国各地区的比较优势，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社会财富，使参与各方都能获得封闭状态下难以企及的利好。但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南北差距仍很明显。另一方面，在各国内部，也都不同程度存在发展差距。”^[9]各国内部以及国际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的症结所在，也是引发当前逆全球化浪潮的根本原因。即便是作为全球化进程主导者的西方发达国家，也因为产业转移、去工业化、国外移民大量涌入等原因，造成产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严重损害中下阶层民众利益，为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衰退，加剧了深陷疫情的国家内部与各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这一背景下，全球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泛滥，加速并助推逆全球化浪潮，严重冲击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国通过扩大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努力，无疑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也对中国利用国际市场促进自身发展极为不利。

其二，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囿于零和博弈思维，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试图全面围堵、遏制中国，极大压缩了中国国际合作的战略空间，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与发展。从近代以来国际关系史来看，国际体系内“国家间力量对比发生结构性变化，必然引发他国特别是原世界霸主的怀疑和恐惧”，^[10]美国也不例外。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使美国感到紧张。为了确保霸权地位，美国联合其盟国采取多种方式打压、围堵中国，使地缘战略环境中对中国不利的因素急剧增多。特别是美国利用其对国际资本和金融的掌控、对关键核心技术的垄断、对流通过程的控制，以及在国家软实力方面的优势，力图通过极限施压打断中国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进程，试图使中国陷入“代工—微利化—自主创新能力缺失”^[11]的低水平循环，严重威胁中国供应链、产业链安全，削弱中国在国际财富和权力分配中的话语权。如何妥善处理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管控中美矛盾冲突，避免陷入“新冷战”甚至战争的漩涡，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至关重要。

二、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向度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与国的竞争日益激烈，归根结底是国家制度的竞争。”^[12]尽管当今世界各国制度各异，但最基本的国家制度可以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制度之间的竞争主要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竞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制度基础，而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与政治、社会危机，根本上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造成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与欧美资本主义面临严重危机，双方力量此消彼长的结果。百年未有大变局意味着世界进入大变革、大调整的激烈动荡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竞争和较量将更加激烈。

1.“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成，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的发生，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挫。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苏联解体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彻底失败，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但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的“911事件”，2008年爆发并持续至今的世界金融危机与欧洲债务危机，使欧美国家深陷经济衰退与政治、社会危机，人类历史非但没有终结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而是彰显了资本主义制度呈现出盛极而衰之势。相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与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改革开放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表明社会主义不仅没有彻底失败，反而日益展示强大的生命力。

一方面，中国、越南、老挝、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成功抵御西方颜色革命的冲击，还突破苏联模式的窠臼，逐步探索出适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其中，越南、老挝通过“革新开放”激发、提升自身的发展潜力和国际吸引力，成功摆脱贫困落后状况，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现持续四十余年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成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即便是当年高调鼓吹“历史终结论”“中国崩溃论”的弗朗西斯·福山，面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发展的良好绩效，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模式是“唯一确实可与自由民主制度进行竞争的体制”。^[13](P4)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考验了不同制度在疫情防控、经济恢复与社会治理方面的效能，更是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14]不仅快速推进防疫隔离、疫情监测和追踪、医疗物资生产、疫苗研发等一系列防疫工作，还在全球经济深度衰退背景下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2020年中国GDP增长2.3%、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15]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优势。

另一方面，包括欧美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没有在苏东剧变后步入新的辉煌，反而在连续性危机中逐步走向衰落，先后爆发亚洲金融危机、“911事件”、美国“次贷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与欧洲债务危机，使欧美各国深陷经济、政治与社会危机泥潭。在一系列经济、政治危机的冲击下，美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以为傲的制度体系遭遇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经济衰退的下行压力考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政治极化带来的社会分裂冲击自由民主制度，债务危机的重负动摇了福利国家制度。这一系列危机和困境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再次证明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真理性与预见性。尤其是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中，美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疫情防控不力引发新一轮严重危机，特别是作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的美国，成为此次新冠肺炎危机肆虐最严重的国家，不仅造成三千多万人口感染、数十万人口死亡的惨剧，而且疫情加重经济衰退，进一步激化阶级阶层矛盾与族群冲突，引发席卷全美并蔓延到欧洲的大规模黑人抗议示威活动。严重的社会分裂直接折射到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甚至发生2021年1月6日支持特朗普的数万选民暴力冲击占领国会山事件，严重冲击资本主义宪政民主体制，使资本主义制度面临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

2.“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新机遇和新挑战

回顾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的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不难发现，在世界“一球两制”的大背景下，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否抓住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带来的大调整、大变革的历史机遇，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的成败至关重要。苏联抓住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萧条”的契机，从西方大量引进先进技术、人才和资金，为实现工业化、提高综合国力，抗衡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的围堵，构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相反，在20世纪70年代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陷于“滞胀”危机时，当时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未能把握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经济加快发展，反而同样陷入经济下滑，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当前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振兴带来难得的历史机遇。其一，当前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危机，从实践层面检验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有效性，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可靠性，为突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范围内再度兴起的“马克思热”、《资本论》阅读热，就是马克思主义影响力提高的有力证明。其二，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长期由美欧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秩序开始动摇，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其三，2008年以来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美国、欧洲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相关国家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与政治极化、社会撕裂问题日益严重，阶级阶层矛盾与族群冲突加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近年来欧美国家爆发的社会抗议运动风起云涌。其中，以占领华尔街为代表的“占领运动”、以希腊反紧缩示威游行为代表的“反紧缩运动”在美欧资本主义国家风起云涌，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与社会环境。

尽管世界经济危机与欧洲债务危机打击了资本主义的信心，削弱了美欧对国际秩序的控制力，但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能抓住资本主义危机的有利时机，采取正确的战略策略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会坐失良机。一旦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从危机中摆脱出来，就会以更大的力度打击社会主义力量，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新的严峻挑战。其一，“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16](P277)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危机的爆发不等于资本主义的终结，它往往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再造。回顾资本主义的危机史，资本主义正是在危机之中对重要制度进行重新设计和塑造，从而推动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从当前国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对比的现状来看，两制同时并存的局面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相对强大、社会主义相对弱小的态势短期内也难以改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依然充满不确定性和挑战性。其二，新自由主义的退潮未必为社会主义的兴起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相反却可能为极右翼势力的崛起种下祸根。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成功、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两件大事震惊世界即是明证。极右翼势力在西方的沉渣泛起正是利用了底层民众对现存秩序的不满，给出建制派精英所不敢使用的激进解决方案。极右翼势力表面上打着“变革”的大旗获取民众的支持，真实意图却是通过矛盾转移寻找新的替罪羊：对内，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冲突的激化，归罪于妇女、少数族裔、非法移民、难民等群体对公共资源的占用和对工作岗位的竞争；对外，将其他国家和地区、甚至将经济全球化本身作为谴责对象。在大变局中如果各国左翼力量与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及时提出克服资本主义危机的非资本主义方案，那么就可能重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极右势力裹挟民众上台执政、引发世界激烈动荡，甚至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其三，新世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生的一系列抗议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仍然停留在争取财富公平分配和保障社会福利的层面，而没有提出超出资本主义框架的政治诉求。按照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觉悟程度的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区分，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社会运动，仍然只是底层民众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本能式反抗，而非自为的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因而难以将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意味着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任重而道远。

三、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历史发展向度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对衰退的历史性交汇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中国快速发展导致国际力量对比格局的变化，意味着世界经济和权力重心逐步呈现“东升西降”的发展趋势，意味着世界历史发展动能的新旧转换。这无疑为人类社会走出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主导的单向度世界历史，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为探索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多样化模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

1.世界力量格局“东升西降”的趋势开始冲击长期以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其一，新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开始冲击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主宰世界秩序的局面。长期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与从属地位，但20世纪末以来，中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取得赶超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功，显著缩小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GDP规模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接近60%。部分亚洲和非洲国家将是全球经济的领跑者。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将从欧美转移到亚洲，并外溢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17]与此同时，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影响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时间差在缩小，全球生产力布局可能发生颠覆性变化，进一步加大国际力量格局演变的复杂性和易变性。随着新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发展，以及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对衰落，全球治理开始由西方发达国家单方面决定，转变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始分享部分权力。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的一系列深刻转变中，二十国集团（G20）成为讨论重大全球治理问题的重要平台，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逐渐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中发挥更大作用。

其二，与中国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多边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承担国际责任，推动国际关系朝着更加民主与合理方向发展的做法相反，作为现有国际规则主要制定者和国际秩序主导者的美国，近年来却在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裹挟下，违反自由贸易原则，推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政策，严重影响国际贸易与世界经济复兴。特朗普执政时期，奉行“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原则，不断以“退群”“退约”相要挟，胁迫其他国家与国际组织接受美国的无理要求。在四年时间内，美国先后退出多个双边、多边条约和国际组织，不顾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反而成为现行国际规则与秩序的最大破坏者。美国企图以破坏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的手段，维护其在国际贸易、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优势地位，从长远来看不仅无济于事，而且严重损害美国的国际形象。美国实行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政策，不仅影响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也直接损害其传统盟友的利益，加大美国与其盟友的裂痕，严重冲击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一体化进程，是造成当前美欧国家经济衰退与政治、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

2.“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人类社会走出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主导的单向度世界历史，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带来新的机遇

近代以来主要由资本驱动的世界历史被打上西方资本主义的深刻烙印，具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18](P169) 资本天然的扩张性为人类社会从孤立存在的民族性、地域性历史，转变为广泛联系的世界历史提供了强大动力。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历史在带来生产力普遍发展和人类普遍交往的同时，也形成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支配与从属的不平等关系，主要表现为：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19](P36)即便是将自由、民主标榜为普世价值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本质上仍然是单极霸权下的支配—从属关系。由于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长期被西方所支配，故而西方特殊的观念和制度，也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展开而成为世界性的普遍原则。即便到了21世纪的今天，许多国家、地区的民众仍然深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将现代化和全球化简单等同于西方化甚至美国化。

21世纪初以来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带来国际力量对比格局的显著变化，世界经济重心和权力重心呈现“东升西降”的发展趋势，意味着世界历史开始由西方发达国家单极推动，进入西方与东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力推进的新阶段，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带来两方面的重大影响：

其一，有利于推进世界格局的多极化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使人类社会从西方主导、特别是美国单极霸权控制的单向度世界历史中走出来。世界格局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其实现离不开国际力量结构变化这一现实基础。当前，“东升西降”的权势转移持续推动国际力量结构“从一超独霸到一超多强再走向更加均衡的多极化”，^[20]这无疑开始冲击美国单极霸权存在的现实基础，为破除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主义和强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提供了新动能。由于近代以来建基于资本不断对外扩张基础上的支配—从属性国际关系格局，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力量的推动下形成的，因此，限制并超越资本逻辑成为打破霸权主义、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题中应有之意。中国和平发展意味着和平发展道路的成功，意味着中国和平主义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对资本逻辑的有效限制，对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积极作用。当然这一目标的实现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和风险。尽管国际力量的对比向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转变，但“西强东弱”国际力量格局的基本态势并未改变。在东西关系和南北关系中，美国依然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凭借其在科技、军事、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占据主导地位。为了维护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利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绝不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坐视不管，它们必然利用其经济、科技与军事优势，通过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甚至战争的方式对新兴国家进行围堵和打压。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与围堵中国就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激烈斗争的突出表现，这不仅阻碍国际力量结构向着多极化和均衡化方向转变，也对发展中国家的和平发展形成巨大挑战。

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中国的快速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多种模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参考。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西方中心主义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后发国家往往只能以西方发达国家为范本去设计现代化方案。但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今天，情况已经发生很大改变。在后发国家中，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来40余年的不懈探索，取得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同时逐步形成推进经济全球化的独特经验，有效打破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等于西方化、等于资本主义化的认识误区，为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全球化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尤其是在当今美欧发达国家奉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滥觞的背景下，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想继续推进经济发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必须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才能找到自主性的现代化道路，实现经济社会现代化与国家独立的目标。

必须清醒地看到现代化和全球化新模式的形成和完善绝非坦途。一方面，旧发展模式造成的世界性难题仍然是困扰新发展模式形成的最大障碍。新发展模式构建的关键在于超越旧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克服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促进国际秩序的合理化。从全球范围来看，由于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特别是特朗普执政时期奉行“美国优先”原则，实行反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拒绝承担应尽的国际责任，造成全球“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21]不断扩大，不仅暴露出传统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也对新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提出严峻挑战。另一方面，新旧发展模式之争的本质是利益之争与道路之争，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发展模式必然遭到旧发展模式支持者的质疑甚至消解。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体现了鲜明的中国情怀和中国智慧，有助于推动世界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22]然而，美国及其盟友无视、甚至歪曲中国的善意和努力，不断抹黑“中国道路”、翻新“中国威胁论”，将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妖魔化为新殖民主义与新帝国主义。这种枉顾事实的抹黑和攻击，其本质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的强力遏制与打压，也体现出作为西方现代化模式维护者的美国有意遮蔽、消解新发展模式的企图，这需要中国对此有清醒的警觉，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对当前国际格局特征和发展趋势的综合性、整体性判断，具有多向度的内容结构体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世界历史发展三个内在关联、层层递进的向度，阐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内涵。解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内涵的这三个向度，既包括国际层面、世界因素，也涵盖国内层面、中国因素。其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功，使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也是形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是振兴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中国道路的成功开辟和持续深化，成为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动能。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将其作为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内涵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两个大局战略思想与方法论的理解。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0-11-04（1）.

[2] 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8-04-11（3）.

[3] 韩正：中国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贡献者[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1/21/c_1125491490.htm，2020-01-21/2021-02-17.

[4]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强调从六个重点方向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把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落到实处[N].人民日报，2014-11-13（1）.

[5] 商务部发布《中国“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发展报告2020》[EB/OL].http://m.cnr.cn/news/yctt/20200907/t20200907_525244446.html，2020-09-07/2021-02-17.

[6]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N].人民日报，2021-01-12（1）.

[7]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刻认识推进量子科技发展重大意义加强量子科技发展战略谋划和系统布局[N].人民日报，2020-10-18（1）.

[8]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8-25（2）.

[9] 习近平.顺应时代潮流实现共同发展——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7-26（2）.

[10] 黄金辉，魏倩.大变局下英美霸权转移的路径及其启示——以美国国际战略为中心的考察[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

[11] 刘志彪，张杰.全球代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俘获型网络的形成、突破与对策——基于GVC与NVC的比较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07，（5）.

[12] 习近平.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J].求是，2019，（23）.

[13]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M].陈高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4] 习近平.在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N].人民日报，2020-11-28（2）.

[15]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2/t20210227_1814154.html，2021-02-28/2021-03-05.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7]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未来15 年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战略选择[J].管理世界，2018，（12）.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0] 杨鲁慧.论百年变局与中国之变[J].理论探讨，2020，（1）.

[21] 习近平.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互利共赢——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20-11-20（2）.

[22] 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N].人民日报，2021-01-26（2）.

责任编辑：代红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