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牛处长”有多狂？两任总理都曾痛批

8月13日，山东枣庄的一些市民被一条新闻推动吓了一跳：“陈伟被判有期徒刑12年！”

提起“陈伟”这个名字，枣庄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曾经是这座拥有380多万人口的鲁南城市的最高领导：市委书记。

生于1966年的陈伟是一位超级学霸。1993年留学日本东京大学攻读博士，毕业后担任了欧姆龙公司总工程师。在日本期间，陈伟还担任“全日本中国留学生学友会”会长、“中国留日同学总会”会长，是留学生里的风云人物。

头顶这些光环，2000年12月，陈伟衣锦回国，起点就是山东威海市市长助理（正县级），仅2个多月后就晋升副市长，很快又是市委常委。

2002年9月，在34岁生日前夕，陈伟升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之一，也被称为“最牛海归”。此时，距离他回国刚刚过去了仅1年零9个月。

2006年，陈伟出任枣庄市市长，2011年升任市委书记。然而，风光无限的仕途，在2015年初戛然而止。

当年1月，陈伟因严重违纪接受调查，几个月后被开除党籍，连降四级，从正厅级领导，降为科级非领导职务。

而后，他从大众视野完全消失。直到3年之后的2018年，他再次出现了媒体上，身份已经是老家浙江金华的一家民企董事长。

难不成他又被揪回了枣庄？

待到仔细看新闻内容，才发现，原来，此陈伟非彼陈伟。这位在枣庄受审的陈伟，并不是原来的市委书记，而是一位京官——住建部法规司副司长。

这位陈伟的高光时刻并不在当副司长之时，反而是在处长期间。他曾历任住建部房地产司物业管理处处长、物业服务市场监管处处长、副巡视员。

目前，全国物业服务企业数量为23.4万家，从业人员740余万人。2020年物业管理行业营业收入达1.18万亿元。而按照查询平台数据，目前状态为存续、在业的“泛物业”企业数量更多达273.3万家。

陈伟，虽只是一个处长，却是几十万家物业企业最重要的监管者之一。

现在从网上仍能搜索到大量陈伟的新闻。他背着双手、意气风发地视察全国各地的物业公司，做指示，讲课，赠书。众星拱月地处在C位，接受物业公司的聆听膜拜。

在这些风光无限的背后，一幕幕龌龊的交易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法院审理查明，从2009年4月至2020年8月，陈伟利用职务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办理物业服务企业一级资质、房地产开发企业一级资质、协调经营业务等方面谋取利益，受贿折合人民币高达2105.1万元，个人实得1894.6万元。

短短11年，2000多万，一个处长的胃口之大，令人咋舌。

根据公务员法第十八条的规定，领导职务层次分为：国家级正职、国家级副职、省部级正职、省部级副职、厅局级正职、厅局级副职、县处级正职、县处级副职、乡科级正职、乡科级副职等10级。

由于国家部委不设乡科级领导职务，处级以下只有主任科员、科员等非领导职务，所以处级，实际是部委的最低领导职务。

80年代就有顺口溜：“北京处长多，深圳经理多”，随便扔个小石子都可以砸到几个。

然而，千万不可小瞧处长。他们虽然级别不算高，却手握具体经办的一线实权。特别是直接打交道的项目审批、资质办理、财务审核、资格审查、资金拨付、监管稽查等方面，一言一行甚至可以说关乎企业生死。

这也因此造就了很多霸道的“最牛处长”。

2018年9月20日，北京高院对李志玲案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志玲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李志玲曾经有一个外号:证监会“最牛女处长”。她也是一位学霸，是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博士，师从经济学家吴晓求。

进入证监会后，李志玲先后担任发行监管部审核二处、审核四处、监管六处等部门担任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负责公司IPO、再融资申请的财务审核，其权力“含金量”不言而喻。

根据审理查明，2003年至2015年,李志玲伙同丈夫先后向多家上市公司多次索贿受贿，折合高达4430余万元，是陈伟的两倍多。除了现金，还有奔驰汽车、浪琴手表。而李志玲自己，最喜欢穿意大利奢侈品牌Dolce&Gabbana的衣服。

另一位女处长，原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卢爱英，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很多药企要想立项、审批，都必须过卢爱英这一关。曾有药企不明白这一点，打通了前期所有关节，批文却迟迟没有动静。直到经高人指点，到卢爱英这座庙里烧过香，不久便顺利拿到了批文。

而且，这些处长们受贿捞钱，还各有独门秘诀和“原则”。卢爱英奉行“少吃多餐”，大多数时候每笔都只收几千块。药企知道她这个习惯后，投其所好，以“岁敬”“营养费”“茶钱”等名义，“蚂蚁搬家”式送钱。

卢爱英还在招商银行北京亚运村支行专门开了一个保管箱，用来藏匿受贿的人民币、美元、欧元、港币。她自以为这样，每次数额少就不算受贿，就可以蒙混过关，其实根本是自欺欺人。

李志玲捞钱更“高雅”。伙同开古董生意的丈夫，提供一些廉价甚至赝品字画、古玩、瓷器，给上市公司老板。这些公司心知肚明，当成真品以高价“买”走，以掩饰行贿事实。

处长处于承上启下、连接决策与执行的关键节点位置上，是各种事情的具体“操盘手”。所以，有些人便将手中的权力，当成捞钱工具，故意刁难、设卡，借机搞权力寻租、截留，一副“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的山大王作风。

于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变成了“部长好见，处长难缠”。一些处长的嚣张跋扈、蛮横霸道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人称“匡爷”的原国家发改委基础产业司民航处处长匡新，其被广为传播的“事迹”众多，比如：让副省级领导在外面苦等，而他自己悠然自得地在办公室里玩电脑游戏；有飞机公司为了求见他一面，在他吃饭时，在餐馆外面蹲守大半天。

匡新之所以敢如此有恃无恐，因为所有机场规划建设、航空公司购买飞机，最后都需报发改委审批，具体经办的关键角色，就是民航处处长匡新。

李志玲同样作风强硬，曾在办公室不耐烦地当面呵斥某国企董事长，尽管后者级别比她还高。

常言“官大一级压死人”，但如果没有隶属关系，即便级别高，也未必管用。匡新、李志玲不是个案。小小处长官威十足，目空一切。一些级别高的领导，因为有求于他，只好忍气吞声。对待高级别领导尚且如此，对待老百姓就可想而知了。

上世纪90年代，时任朱总理曾经在国务院全会上批评：“有些部门，处长在那里做主，地方的省长、市长来看他，他对人家连眼皮都不抬一下。”“有些部门，处长在那里做主……变成‘处长专政’，那还得了？”

“处长专政”危害是多重的。除了影响机关作风、产生腐败风险，还影响了惠民政策落地实施，影响了经济社会发展。再好的政策，如果得不到有效落实，那无异于是一纸空文。

在2015年4月1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总理痛批：“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

总理这番话，说出了老百姓的心声，也是企业都迫切希望切实解决的“急难愁盼”之事。

实际上，要真正破除“部长通关，处长把关”的怪事，就要完善监督问责，特别盯紧那些行政许可审批、监管检查、执法处罚的关键岗位，加大监督，把监管权力关进笼子，让那些不作为、懒作为、乱作为的干部得到惩治。

更根本的还在于，进一步简政放权、公开审批流程，让程序公开透明，强化流程控制，约束某些处长过大的裁量权。

只有这样，才能早日让“最牛处长”现象走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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