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关于法学“大咖”马克昌，编导蔡文祥的内心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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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昌：
他是新中国刑法学的奠基人之一，
一生致力于中国刑法的拓荒；
他参与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
入选了英国剑桥名人词典；
他多次参与刑法的修订，
为建设法治中国，殚精竭虑。
他就是，荆楚社科名家——马克昌
你知道吗？
第一批13位荆楚社科名家中，大多数人都已经年事已高，而且有3位已经去世，马克昌就是其中一位。
导演是如何在不能和马克昌交流的情况下拍出如此精彩，完整的纪录片的呢？
我们一起走进《荆楚社科名家——马克昌》篇的编导蔡文祥的幕后故事。
走进心灵 感悟人生
蔡文祥
我虽然从事新闻工作已经30多年，但是在纪录片这个行当也只能算是一名新兵。采访拍摄马克昌教授的人物纪录片是我转行以后，真正意义上独立完成的第一部纪录片。
在策划拍摄制作《荆楚社科名家》这一大型人文纪录片的时候，对其拍摄难度我们早有预料。因为在第一批13位荆楚社科名家中，大多数人都已经年事已高，而且有3位已经去逝，马克昌就是其中一位。但是怎么也没想到，我第一次真正着手做纪录片，就碰到了一块硬骨头。马克昌不仅是一位大家所熟知的大家，而且已经去世。怎么办？那就只能硬着头皮上。
马克昌是我国著名的刑法学家，1980年曾经参与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世纪审判，这是我接受到这一任务时对马老师仅有的一点点印象。要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我想我首先要做的就是“恶补”，补什么呢，补对马老师的了解，补法律知识，补纪录片拍摄制作的基本技巧。我始终坚信一点：勤能补拙。
在海量收集整理有关马老师的有关信息、书籍以后，根据撰稿提供的初稿，我很快就拿出了采访拍摄的提纲。案头工作固然重要，但我们必须走近我们的拍摄对象，只有贴近、贴近、再贴近，我们才能真正走进人物的内心情感世界，了解人物的精神内涵。
尽管有了所谓的采访提纲，但是说实话，在没有深入采访前总觉得心里没有一点底，也不知从哪下手。
3月底，经省社科联的同志的事先沟通、衔接，我带着采访提纲独自一人来到了武汉大学法学院。接待我的是武汉大学法学院的莫洪宪教授，没想到莫教授对于我们要采访拍摄马老师的人物纪录片非常支持，并且对我们准备的采访提纲给与了充分的肯定，使我对做好这一人物纪录片有了极大的信心。
莫洪宪教授1983年追随马老师。从此以后，她陪同马老师的时间比陪她父亲的时间还要多。在一上午的采访中，莫洪宪教授给我讲述了马老师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些故事当中，既有反映马老师谦逊和蔼的品格的，也有反映师生情谊绵长的，还有反映严谨治学的、还有反映生活情趣的，等等。使得马老师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一下子就丰满了许多，但是遇到了难以取舍的新问题。
就在采访莫洪宪教授的第二天，我又专程赶往位于武汉大学北三区的马老师的家，拜访了马老师的大女儿马重慧——马大姐，但是前提条件是不准录音录像。经过见面沟通以后，我们才发现，马大姐其实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跟他的父亲一样，非常严谨，在没有弄清原委的情况下，他们是不会轻易接受采访的，她的父亲身前也时常教导他们，高调做事低调做人。在弄清楚了我们的目的和意图以后，马大姐真是热心快肠，以至于最后成为给与我们帮助最大的人之一。
在前期查阅资料做案头准备的时候，我们感觉马老师在80大寿宴会上的一席即兴讲话给人印象深刻，可以作为本片的切入点，马老师说“其实我不行，时无英雄，遂使我有所作为”。说实话，但是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感动了好一阵子。一方面是被马老师这种谦逊的品格所感动，另一方面是认为当时肯定留下了一定的影像资料，同时从这一点出发，可以反映出马老师一种高尚的情操，他把自己一生的作为，都归咎于这个时代，是时代成就了他，这是一种多么了不起的人格魅力。然而，通过对莫洪宪教授的初步采访和与马大姐的沟通，我发现我们原先设计的切入点基本不能成立，必须重新调整思路。一是当初预想的资料，尽管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一个镜头也没有找到，更不用说当时的现场声了；二是如果说从这一点入手，很难反映出马老师作为一名荆楚社科名家在法学方面所做的贡献与成就。
在与马大姐沟通时，她说2011年6月他父亲去世以后，大概过了半年，他父亲的一帮学生找到她，说同学们都自发捐款，希望为马老师铸造一尊铜像。马大姐与弟妹商量后，表示不大愿意，因为父亲身前为人处世一直比较低调，不希望太过张扬。后来经过同学的反复劝说，她们总算同意了。由于在他们家除了他父亲是从事法学研究以外，她们几姊妹包括她母亲在内，都与美术有关，因此经过商量，这尊铜像的设计就由马大姐她们来设计。
马大姐说，当初在设计和选定铜像的安放地点时主要是考虑了几个方面，一是要把她父亲平易近人的学者的形象展现出来，因此选择一把长条椅子，马老师坐在一头，学生们来了都可以坐在他身边，与他说说话，聊聊天；二是她父亲一生与书为伴，读了那么多的书，写了那么多的书，书就是他最好的朋友，因此在他的腿上要放一本书；三是她的父亲一生崇尚法治、矢志求法，因此，在眼睛的设计上选取他凝望远方，希望他能够看到我们国家逐步走向文明法治。在安放地点上，也是很有讲究，就是选在法学的图书馆的天井之中，因为他父亲有近20年是在图书馆度过的，他爱书，更爱看到莘莘学子为法治中国的建设刻苦学习。
了解到这些以后，可以说基本明晰了我这个片子的基本架构，从马老的雕像切入，最后用雕像结尾，以时间为明线，以马老师的法学人生为暗线，双线推进，从而全面马老师“崇尚法治、矢志求法”的精神。
随后在武汉大学法学院、莫洪宪教授、马大姐还有武汉大学马克昌法学基金会刘超同志的全力支持下，这个片子的采访拍摄制作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在采访拍摄制作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采访的过程其实就是一次与这些大家对话的过程，是一次深受教育的过程，也是一次心灵洗礼的过程。
作为一代法学大家，新中国刑法学的奠基人，马老师最令我感动的就是他的那种矢志不渝的敬业精神。年逾七旬，已经功成名就的他，完全可以放下手中笔，安享晚年，颐养天年。可是他却笔耕不缀，完全靠手写一笔一划完成80万字的鸿篇巨制《比较刑法原理》。身患白血病，在病房里还完成了一本书稿和刑法修正案（九）的修改意见。他就像一名战士一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因此，在编辑到马老师在病房坚持工作的时候，我特地选取了一段比较激昂的音乐，好像战士要出征。
在采访拍摄制作的过程中，我觉得马老师最令我佩服的就是他对学术的专心与专注。马大姐说，马老师平时在家里，每天吃完饭，简单地走个路、散散步，他就回到了他的房间，除了看书，就是写东西，他的桌子边上放几把凳子，他就会把上面全部堆满，并且他的书桌从来都不许别人动，他生怕别人动了以后，他找不到了。以至于，在他最后住院期间，为了在病房里写书，85岁的他可以清楚地记得哪一本书放在家里的那个书柜的第几排第几本。
作为一代宗师，马老师与学生、弟子之间的那种师生情又令我十分感怀。北京仁人德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少雄是马老师不是学生的学生，三十多年前与相识相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三十多年来每年春节都会去看望马老师，从未间断。当我们提出要采访他时，他毫不犹豫就从深圳赶了过来，年仅六旬，一谈到与马老师的师生情，不禁潸然泪下。聆听了马老师在病房中的最后一堂课的三位博士生，听说要拍摄马老师的纪录片，要采访当时上课的情况，他们分别自费从安徽、河南、北京专程赶到武汉，采访一结束又各自赶了回去。在采访的近十位学生中，每一个人不论职位多高、成就多大，他们只要一提起他们的恩施，他们都会说出同一句话：师恩如山。
作为一个丈夫、一名父亲、一个爷爷或者外公，马老师对家人的爱同样令我动容。酒是马老师一生的钟爱之物，因为妻子患支气管炎，闻不得酒味，每次小酌，他就自己端着饭碗到书房里去。因为文革一直到九十年代才结束单身生活的马老师，特别珍惜儿孙绕膝的时光，外孙女要画素描，他甘愿当起了外孙女的“模特”，在外孙女的画册中，至今还可以看到“只看新闻联播的姥爷”的身影。当女儿一家因为买了新房外加上外孙女没有电脑用，不得不搬出去的时候，他会十分生气地说：“电脑是个坏东西”。
马老师这句充满虽然说童真，但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我不得不说：斯人已逝，但精神永存。
（文字图片转载于微信公众号“问简然”，转载时有增删修改。纪录片来源于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人文纪录片《荆楚社科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