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法结缘 情系检察——访著名法学家、刑法学奠基人高铭暄教授

来源：《人民检察》2016年第12期！

作者：刘传稿，程岩

六月的北京师范大学，云淡风轻。带着期盼，记者采访了我国著名法学家和刑法学奠基人高铭暄教授。新中国成立伊始，高铭暄教授便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即1979年刑法典的起草工作，此后又数次参加了该刑法典的修订、研讨及有关立法工作，并多次参加最高司法机关制定刑事司法解释的研讨、咨询工作。现如今，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仍然笔耕不辍，勤勉参加各种学术社会活动，继续为推动我国刑事法治建设贡献智慧。

深结刑法一生缘

高铭暄教授已近鲐背之年，却依然神采奕奕、对于当初为何喜欢并选择法律学科，向记者娓娓道来。“童年时，我就听人说我的父亲在上海做‘官’，当时并不知道父亲当的是什么官，后来长大一些，才知道是上海特区地方法院的书记官。这多少给我留下了一些与法律相关的印象，觉得自己是‘法’门子弟。”认为自己与法律有天然联系，他立志要研习法律，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同时报考了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三所名校的法律系，都被录取。但考虑到父亲已转任杭州市地方法院推事（即法官），他选择了浙江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当时，国内著名的国际法专家李浩培担任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因为师资匮乏，李浩培亲自讲授刑法。其授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逻辑严密、内容丰富，引起了高铭暄教授对刑法学的极大兴趣，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学好刑法。1949年5月，浙江大学法学院被撤销，高铭暄教授辗转到北京大学法律系继续求学，并于1951年7月毕业。学校征求分配意愿时，高铭暄教授要求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就读刑法学研究生，如愿以偿。中国人民大学聘请了大批苏联法学专家任教，在两年研究生学习期间，高铭暄教授先后跟随贝斯特洛娃、柯尔金等苏联专家研习刑法学，对刑法学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打下了扎实的法学基础，也培养了浓厚的学术研究兴趣。那时候高铭暄教授已深刻感受到，此生将与刑法结下难解之缘。事如所愿，研究生毕业后，高铭暄教授留校任教，从此勤耕于七尺讲台，在刑法学领域教书育人，一干就是六十多年，至今依然耕耘不辍、培育桃李。

栉风沐雨砥砺行

对于新中国刑法学的发展，高铭暄教授有道不尽的故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废除了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亟待建立包括刑法典在内的社会主义新法制。但刑法的诞生并非一帆风顺。1950年，我国便开始了刑法典的起草准备工作，当时，该工作是由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持进行的。从1950年到1954年9月，法制委员会写出两个稿本：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共157条），另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初稿）》（共76条），因为当时条件不成熟，均未公布。1954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开始法典起草工作，截至1963年10月9日，共起草33稿。后来由于政治原因，刑法典立法工作严重受阻，这些起草稿被尘封在文件箱里整整15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刑法典立法工作重新启动。当时，在原来33稿的基础上，根据当时新的情况，又先后起草了5稿。最后提交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进行审议，于1979年7月1日获得一致通过，7月6日正式颁布。这就是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1979年刑法的诞生，其过程真是一波三折、颇多磨难。但这些曲折更加坚定了我们前进的脚步，自此以后，我国的刑法实践及理论研究逐步走向开放、走向繁荣！

高铭暄教授还讲述了两个与我国检察事业相关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964年，当时，没有成文的刑法典，但司法实践中又需要有相关的办案参考资料，于是，高铭暄教授以第33稿为基础，整理成了《刑法草案学习纪要》，作为讲义给学生上课讲解。不久，最高人民检察院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处拿到了他的《刑法草案学习纪要》，以此为基础编成《检察学习资料》，分期印发，供检察系统人员办案时参考。后来，高铭暄教授又以《刑法草案学习纪要》为基础，写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一书。第二个故事与刑法第七十六条第四项有关，当时第33稿规定“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高铭暄教授认为追诉期限的认定应该属于检察机关的权力，于是提出应该将核准机关改为最高人民检察院，该建议被立法机关采纳，1997年刑法修订时继续沿用。

谈及与《人民检察》以及我国检察事业的渊源，高铭暄教授十分感慨。他说，20世纪50年代他就知道《人民检察》了，但那时《人民检察》刚创刊，属于内部刊物，查阅还比较困难。《人民检察》公开发行以后，他在教学、写作时便经常参阅《人民检察》。高铭暄教授告诉我们，20世纪80年代初，在有影响力的法学期刊当中，《人民检察》已经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那时先生由于多种职务在身，精力有限，在《人民检察》发表的文章并不多。进入21世纪以后，先生逐渐辞去一些社会和学术职务，社会活动也相对减少了一些，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思考和写作，在《人民检察》发表的文章也逐渐多了起来。到目前为止，高铭暄教授在《人民检察》已发表了12篇文章，大部分是首发。提及最早刊发的《谈谈我国刑法中的一罪与数罪》，高铭暄教授说，这个问题当时在理论上有很多争议，直接影响到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具体运用。在这篇文章中，高铭暄教授提出了区分一罪与数罪的标准——犯罪构成，并归纳了包含数个犯罪行为但在立法上不作数罪而作为一罪来处理的三种类型，对这三种类型中的九种情形展开具体论述，从理论上基本厘清了实质一罪与实质数罪的界限，也减少了司法实践中的相关争议和困惑，这篇文章在当时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力推刑法国际化

作为刑法学者，高铭暄教授认为应当具有国际视野，在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同时，也要关注世界刑法发展潮流。以往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往往比较注重国内刑法的研究，而对国外刑法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理论基础薄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刑事法治的充分发展，阻碍了与世界先进国家刑法理论的交流与衔接。

鉴于此，高铭暄教授在国内较早就开始关注国际刑法和国外刑法的发展，并在《人民检察》发表了多篇与国际刑法相关的文章，比如《当代国际刑法的发展与基本原则》《中国关注的国际刑事法院问题》等。他倡导国内刑法学者拓宽眼界，关注国际刑法和国外刑法的发展，并大力推动我国刑法学者开展多种方式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加强国际刑法和国外刑法的研究。

很多人把国际刑法和国外刑法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归功于高铭暄教授，对此，他谦虚地说：“其实我只是较早倡导研究国际刑法，我们不能仅研究国内刑法，应该具有国际视野，适当关注国际刑法和国外刑法的发展。”在我国刑法研究国际化的过程中，高铭暄教授苦心孤诣，颇费心思。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对国际刑法还比较陌生，而高铭暄教授已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开设了国际刑法专题课程，给研究生讲授国际刑法，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开设的国际刑法课程。在推动我国刑法走向国际方面，高铭暄教授同样功不可没。20世纪80年代，我国刑法还不被国外了解，与国际交流的渠道也非常有限，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刑法学的发展，高铭暄教授亲自与国际刑法学协会负责人员沟通、协商，经过艰辛努力，最终获准加入。当时，加入国际刑法学协会的中国理事不足十人，现在已逾百人。高铭暄教授语重心长地说，加入国际刑法学协会，有益于中国刑法学融入国际刑法潮流，也有益于世界了解中国刑法学的发展，这是中国刑法学发展中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

基于高铭暄教授在刑法学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2015年4月15日，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联合国第十三届预防犯罪与刑事司法大会上，国际社会防卫协会授予其“切萨雷·贝卡里亚奖”，这是中国学者首次获此国际大奖。“切萨雷·贝卡里亚奖”是刑法学界一项极具分量的国际性大奖，旨在表彰全世界在刑事法律领域为推动实现法治精神与人道关怀作出巨大贡献的贤达之士。高铭暄教授获得该奖，说明先生对中国和世界刑事法治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也说明在先生的力推下，中国刑法已被国际知悉，中国刑法的国际化已被广泛认可。诚如先生所言，这既是对他本人的肯定与鼓励，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刑法学研究与刑法学者所取得显著成绩的表彰，更是对他多年来在刑法国际化方面不懈努力的充分肯定。同时，这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刑事法治走向科学化、民主化、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的高度关注与普遍认同。

心系检察新发展

作为刑事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制度也是高铭暄教授长期关注的领域。当提及新中国检察制度的创立时，先生微微眯起双眼，开始回忆那段长长的历史，然后清晰地向我们讲述起新中国检察制度的诞生和发展历程。先生说，人民检察制度在1931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已经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检察制度历经风雨，不断发展，在当时，对于巩固革命政权、保护人民群众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建国初期，人民检察制度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造、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国家政治运动中，检控要犯，保护人民，平反冤狱，显示了检察机关为保障社会主义政权和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坚强决心和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改革开放以后，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迈入了人民检察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1982年宪法将检察院定位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是宪法赋予检察院的明确而庄严的职责。  

高铭暄教授认为，检察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立和完善，是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生动实践。检察制度的发展离不开检察理论的支撑，抓好检察理论和实务研究对于进一步促进检察制度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对此，《人民检察》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机关刊物，肩负着光荣神圣的使命。说到此处，先生难掩激动之情，他说：“作为具有80多年光荣历史传统的检察制度的坚定拥护者，我热切希望检察机关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先生的语气铿锵有力，透露着坚定和希望，给我们无限的信心和鼓舞。

殷殷话语寄深情

对于《人民检察》创刊六十周年，高铭暄教授给予诚挚的祝贺。他说，《人民检察》和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道路一样，并非一帆风顺，但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迎来了顺利发展的又一个春天。经过一个甲子，《人民检察》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学术权威、影响广泛的法学刊物。

高铭暄教授寄语《人民检察》：要坚持多发既有理论水平又能够指导检察实践的文章，兼顾理论、立法和司法，进一步提高刊物的学术性，当然实务也不可忽视，其实理论水平提高了，实践性自然也就加强了。一个刊物能不能引起社会关注，关键在于其在理论和思想上能否达到一定的高度，其理论方法能否解决一些现实问题。在《人民检察》创刊60周年之际，祝愿《人民检察》永葆青春、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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