讣 告

我国著名法理学家、法学教育家，原西北政法学院院长，法学教授，法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组组长，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西安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王天木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5月8日上午7时39分在西安逝世，享年82岁。

兹定于2018年5月10日上午9时在西安市殡仪馆仰止厅举行王天木同志告别仪式。

凡有关团体和个人致唁电、唁函，敬献花圈者，可与王天木同志治丧小组联系。

王天木同志治丧小组联系方式：

联系人：晁老师，029-88182224

传真：[phone]；

电子邮件：[e-mail]

王天木同志治丧小组

2018年5月8日

王天木教授：蒙族法理学家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西北法律理论

访谈时间：2016年12月15日下午

访谈地点：西北政法大学雁塔校区家属楼

受访人：王天木教授

访谈人：邱昭继（邱昭继，湖南浏阳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法理学教研室主任，法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澳门科技大学访问教授，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记录人：秦锋砺  李勇

Q

王老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能跟我们聊聊您的求学经历吗？

我1937年7月出生在辽宁省阜新县，从小一直在阜新县读书。1951年7月份小学毕业，考入了中央民族学院附属中学，包括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在那里一共读了六年书，1957年七月份毕业。民族学院附中是一所少数民族学校，原名叫蒙藏学校，解放后才改为民族学院附中。为了照顾少数民族，我们在这个学校学习期间所有的吃、住、穿和学习用品都是公费，所以在这方面不需要我们花钱。中央民大附属中学的师资力量较强，都是北京一些拔尖的老师。另外我们的伙食也很不错。所以在这种比较好的条件下，我度过了六年非常充实的时光，学习成绩也很不错。1957年通过高考考入了北京大学法律系。

Q您当初报志愿的时候为什么选择法律专业呢？

这主要是受印度电影《流浪者》的影响，我看完这个电影以后非常感动，对律师丽达非常得敬佩，认为律师的职业是很高尚的，对流浪者拉兹也很同情，所以就决定学法律。当时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人数不多，在全国只录70人。法律专业在那个时候是机密专业，我根本就没有抱多大希望，结果没想到就被录取了。入学以后政治反右，北大的右派分子有八百多人，当时我们新生刚入学，什么也不懂，让我们反右我们就跟着反右，反右以后法学教育状况一落千丈。反右之前有着法律虚无主义的苗头，反右以后法律虚无主义盛行。

Q您本科同学毕业后都从事什么工作了？

我们70个同学毕业后分到了全国各地，有的分到了新疆，有的分到了西藏，我分到了内蒙，大多都是从事法律行当。后来在学术界影响大的同学有李步云和杨永华。李步云是调干生，当时高校录取比例要求有10%的调干生，调干生都是有工作的，条件比我们应届生优越，年龄差距也比较大。李步云本科毕业后直接读了研究生，后来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工作，发表了大量的论著，在法学界影响很大。杨永华也是本科毕业后考上了北大法律系的研究生，后来一直在高校工作，他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法制研究方面造诣很深。

Q您当时对北大法律系的哪些课程印象比较深刻？

当时北大的课程设置还是不错的，学术性也比较强，北大法律系主任陈守一教授强调学术性，注重法学教育。当时开的课有《国家与法的理论》，用的是苏联的教材，当时基本没有中国教材，包括刑法和民法也都是苏联教材，唯一有中国味的教材就是《中国法制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

Q《国家与法的理论》教材是谁编写的？

这本书是苏联社科院的玛·巴·卡列娃教授编的。当时实体法的内容叫《刑事政策》、《民事政策》，没有刑法和民法之类的法典，那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有的。

Q毕业以后您去哪里工作了？

1962年7月毕业以后开始分配，当时想把我分配到北京城郊区法院。我觉得在北京没有发展前途，所以就请求分配到内蒙。当时在内蒙没有分配名额，最后通过内蒙驻京办才分到锡林格勒盟中级人民法院，在那当书记员，在锡盟工作了9年。在中院工作比较顺利，每天忙着办案，下乡比较多，那个时候强调搞巡回法庭，就地调解处理，贯彻党的审判工作方针。当时我还没有结婚，干劲儿也足，就骑马下乡，也挺吸引人的。1966年文革的时候，单位开始分派系，主要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这种情况下，群众和单位中都分成了两派，锡盟也不例外。当时局面比较混乱，两个派系之间经常辩论，有时候甚至武斗。到1968年内蒙实现军管，公检法也是如此。当时从北京调来滕海清司令员，他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大挖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员。当时内蒙古主席乌兰夫被打倒了，于是滕司令员要求清理余孽，重整阶级队伍。当时只要是蒙古人都入了这个党，我也是这个党的党员，当时也受到牵连。我于是在1971年离开了内蒙，调到了老伴李淑娥工作的吉林市。我老伴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毕业分配的时候不照顾两地生活，各分各的，结果我分到了内蒙，她分到了吉林。1971年的时候，我在吉林市第十一中学担任保卫干事。1979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就调到了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当时的说法叫“归队”，因为当时法学人才太缺了，打烂公检法的时候法律人才都被打没了，拨乱反正以后才慢慢恢复。当时原本打算把我调到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后来因为家庭原因我就选择了昌邑法院，离家也近。1980年7月，我和我老伴调到了西北政法学院。

Q您当时为什么选择到西北政法学院工作？

当时有多方面考虑，一是因为在司法部门工作整天都是业务，比较忙，当教师比较稳定一些。二是因为西北政法学院那时刚复校不久，正是用人之际，我老同学杨永华就在这里工作，在他的帮助下我来到了西北政法学院，当时我和我老伴李淑娥一个人研究法理，一人研究法制史。我记得很清楚，我是1980年7月份调过来的，法学基础理论教研室主任是马朱炎，从事法理教学的老师有文钦明、杨承鑫、杨琪和曲可伸等，从事法制史教学的老师有方克勤、杨永华、李文彬和张继孟等。

Q您是什么时候去的《法律科学》编辑部呢？

我是1984年调去的，当时叫《西北政法学院学报》编辑部，《法律科学》这个名称是1989年以后改的，我去的时候就是主编，我是学报的第一任主编。在学报编辑部干了几年以后，在1987年又调去教务处当处长，1988年又升任常务副院长，再到1991年升任院长，一直干到1997年8月份退休。

Q在您担任西北政法学院院长期间，有哪些成就您最想让人记住？

我记得有一个是理论系调整，设置了经济法系，也算不上什么太大的贡献。我觉得学校的发展不能仅看作是一个人的功劳，这就像火炬接力棒，每个人在自己的那段时期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咱们学校的发展要归功于每一个人。在我担任院长的那段时间内，我认为履行好自己的职责，让学校稳步发展、维持好教学科研秩序就是最大的贡献。

Q您担任院长期间，西北政法学院在五所政法院校中处于什么地位？

咱们学校当时归司法部领导，是部属的五所政法院校之一。如果要排个名的话，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国政法大学；第二是西南政法学院，它的学术地位比较高，第三是华东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排在第四，最后是中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成立得晚，所以排名比较靠后。当时西北政法大学以西北地区为重点，是西北地区法学教育的中心，但因为西北穷，很多人才不愿意来，所以在某些方面不如其他学校，但是我们也有优势学科，总体上来说排在中等水平。

Q就法理学教学而言，有哪些成果您最愿意被人们记住?为什么？

我觉得把法理的知识原原本本地教给学生就是最大的贡献。原来这一学科不叫法理学，叫国家与法的理论，这其中的国家理论属于政治学，占据着大量法学的位置。我们早期的几代学者通过努力，把政治部分给分出去了，后来才进一步发展成法理学，这才正儿八经地把法学理论恢复到应有的位置上，这是我们前几代人一代一代地争取才有了现在的成果。当时我还编了几本书，一本是《法学基础理论教程》，我是这本书的主编，这是八十年代司法部统编教材，是大专教材。还有一本也是司法部的统编教材，书名叫《法学基础理论》，主编是西南政法大学的卢云教授，我是这本书的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