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你也应该认识一下这个有趣的55岁的少年丨卢建平教授专访

记者|方崔喆

撰稿|方崔喆

编辑|方崔喆 未素

排版|黄橙子

来源：京师学人

PART 1

“我心理年龄跟你们差不多大，不，比你们小。”

2018年9月5号那天下午的刑事政策课，是卢建平时隔十年重新回到本科生讲台的第一节课。他站在蓝色的幻灯片前，穿一件暗红和黑色的程序员式格子衫，慢条斯理地站起来，在投影幕上拉出一个一米七八的影子：“别看我一个老头子”，他说，“我的心理年龄其实跟你们差不多大，哦不，比你们还小。”然后他一笑，竟然带了些许年画娃娃一样的可爱气质。

在北京浸泡了四十年以后，卢老师依然没有习得北京土著一句话拐八个弯的儿化音精髓，口音还是来自四十年前的浙江桐庐小城，比如“s”和“sh”区分得很困难。这也让他这句话又多了两成可信，毕竟岁月连口音都没有雕刻几度。

很多人对卢老师的印象还停在17年12月29日法学院元旦晚会上那个当众调侃自己和梁迎修老师发量惨淡的和蔼教授，而跟卢老师已经相熟的大四学生对他的印象则更加诗意和深刻：“曾负责死刑复核的法官，在课堂上却是没有了杀伐之气，只是细腻而博学地勾勒出法条背后的深意。”

当然，卢老师的外表跟“少年”已经没有太大联系了——微微有点弓的背，抬眼时眉上四道不很明显的抬头纹，还有已经到了脑袋后面的标准法学教授型发际线。额头上的第三道皱纹中间还有一个浅浅的窝，白炽灯光打下来后小窝里反出来的光正好中和了镜片的清冷色泽，平白多了一点祖父式的可亲。

但这并不影响卢老师“跟我们差不多大”。

比如他从来不夹着一个黑色公文包形迹匆匆，从来不西装革履地走进教室，也从不拿泡了枸杞的保温杯来上课。鸭舌帽、双肩包和矿泉水似乎才是他的日常配置。到了上课的时候，双肩包和矿泉水就直挺挺地隔着三十几公分立在电子楼104的桌子上，旁边不忘留下一亩三分地搁着鸭舌帽。

比如他把一个词从中文到英文到法文最后追溯到拉丁词源写了满满一小块滑动黑板后转过头来笑眯眯地问我们：“我厉害吧？”

但实际上，卢老师真正的少年时代要比大多数的我们精彩得多。

“我十五岁就上大学了，二十不到我就出国，去留学去了。”他说，“你们二十四岁在干嘛呀？北方这边好多孩子也就是刚大学毕业，再有的就是在读研一、研二。我二十四岁就已经博士毕业，跑到浙江大学的讲台上开始教书育人了。

”

“所以，现在我们班里头很多同学都退休了，我还在上班，这样让我感觉好孤独。”说着他把嘴一撇，努力做出与“孤独”两个字相符的面部表情。

几十年后的简简单单一句的回忆对于当时的十五岁少年却真切地是一场通向成人的跋涉。第一次进省城进京城的长途旅行，在火车上才被“坐在对过儿的一个中科院物理所的工程师”教会的“法律”二字的普通话念法，都成了这场漫长跋涉中的小小序章。真正进入到“学风比较保守”的中国人民大学后，“跟一帮过于成熟的人在一起”，让卢建平的性格气质单上又多了“少年老成”这个词，不过事实证明，老成的少年也还是个少年。

“我在上大学时是不太听话的。我自认为从小到大是一个比较调皮的人，在外人眼里我可能是一个乖乖仔，但是其实馊主意特别多。”他说着说着，露出的笑容就变得颇有些狡黠：“比如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就在下面看小说，他讲他的宪法我看我的《水浒传》，一旦是选修课我就跑到哲学系、文学系、历史系、新闻系去海阔天空。”

“当然，本专业的东西我已经拿下了。”停了一秒后，卢老师又乐呵呵地补充了一句。

PART 2 

“我大概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傲气的。”

19岁以人大法律系第一名的成绩公派出国，在法国用一年的时间读完硕士课程拿到硕士学位，24岁博士毕业站上浙大的讲台开始教书，这样的履历确实会让人产出“一些小小的傲气”。

20世纪90年代的浙大法学力量相对薄弱，师资亦相对欠缺，有的法学学科甚至会出现空窗现象。“所以那时我上着我的本门——刑法、犯罪学这些，当师资空缺的时候，我还得去替补，去教那些我认为我差不多能教的课程。到现在二十多年了我那些学生还都想念我呢，”卢建平讲，神情和年节时被学生探望的班主任一模一样，“想念我是觉得我好玩，什么课都上，这门课上完了，等到下学期往讲台上一看，哎呀还是我，像挥之不去的阴影一样。但是这样的历史我觉得也很有意思的。”

而年龄的提前只是卢老师“一些小小的傲气”形成过程中的一小部分，更多则来自于能力的全面和优异。

1988年到1999年那差不多十二年的浙大时光，卢建平并没有全然待在刑法的圈子里，那些“认为自己差不多能教的课程”也远远不只是法学范畴。“我在浙大办了一个系，叫国际经济法系，我待的学院要么是哲学学院，要么是经济学院，要么是社会学教研室，甚至我还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过学生，也做过浙江大学公共管理系的主任，最后是在经济学院升的教授。”他回忆道。

这似乎有一点谦虚，因为百度百科上记录的那段岁月里，卢老师先后在浙江大学“哲学系、经济系、外经贸学院、公共管理系工作，曾担任国际经济法系系主任、外经贸学院副院长、公共管理系主任、涉外经济法律研究所所长、法与经济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务。”简直是“多栖发展”的真人版本。

除却这些，翻译也是卢老师颇为自豪的一项技能。

“我记得上大学那会儿我就把《国际法导论》里头我认为比较有意思的几个章节翻译成了中文，拿给老师看，老师说：哎，你还不错嘛，于是就想收我当研究生，考试当然免了。我相信我那时候翻译的可能现在好多博士也到不了那个水平，”然后他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放低了音量加了一句，“可以吹牛说。”

但这似乎并不是吹牛，他对现在的学生确实有一点点不满意，“我扔一篇二三十页的文章给一个博士，他哼哧哼哧地可能一个月才能给我，最后我还得花一个月给他校对，因为那是惨不忍睹的。而我现在自己翻译出版的著作，我一天就能翻译二三十页，从早上起来摊开书，用手写，一天算下来字数大概也是一两万字。”

“还有，”卢老师补充，“有的孩子申请出国居然要找中介给写英文简历和推荐，花了一千多块钱！”他一脸痛心疾首，翘着的左腿重新不自觉地落到地上，两只布鞋鞋底在地上敲出了一声轻响，“我说你给我多好啊！出去简直打我的脸。”他似乎想示范一下打脸的动作，于是抬起右手在脸上使劲搓了搓。

“有时候被这样那样的事情弄的我很受伤，也需要去疗伤。”他把手重新交叉放在腿上。

尽管法学院院长的身份给了他很多在他看来是“强人所难”的行政工作，比如“走亲戚”（出席各个大学法学院的活动）；也尽管年龄尚幼的北师大法学院需要他早些年不断出镜获得关注；卢建平在骨子里还是一个颇有浪漫主义的学者。

比如这“疗伤”的地方，家乡浙江桐庐以严子陵钓台而著名的归隐文化并没有让他想在山穷水尽廖无人烟处辟一方草屋，“大隐隐于世嘛，”他说。

“我自认为我是比较勤奋的，从秉性来说我是比较喜欢搞学问的。”他讲，“空下来的时候，就看书，写点东西，然后在我自由的世界里头跟在的、不在的人，中国人、外国人进行思想上的沟通交流。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很舒服的。”

卢建平本来并没有想搞刑法，外交官的梦想让他比较倾向于国际法。刑法实在是他退而求其次之举，他现在归结于是他“与一般人不一样，善于谋定而后动”，并且熟练地学习和运用了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

“当年人民大学法律系有两个专业招出国研究生，一个是国际法，一个是刑法。报名国际法的学生我一看都是北外啊，上外啊，北大西语系的，他们那些条件多好啊，都是从中学甚至小学就一直学外语的，”当时的两个选择似乎就在手上，卢老师把两只手一抬，又把左手颠了颠，得了个结论：“我说我的娘啊，我的ABCD是从大学才开始学的，我努力一下可能能跟他们有一拼，但是心里没有底，这一看就把国际法忍痛割爱舍弃了，这就是功利主义的选择。”说完他把左手放下了，颠了颠右手，“我再一看刑法，都是北京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还有本校的同学，我说本校的这些同学干掉他们没问题，外校的那几个我估计问题也不大，于是就选择了刑法。”

卢建平说他到现在为止也不喜欢刑法。“也可能我这话说的太多了，我的老师或者同事们也似乎不太喜欢我。我上课时就讲过，马克思说过刑法是失败的。荷兰鹿特丹大学的教授霍尔斯曼教授，他的一本书我本来是想把它翻译成中文的，就叫做《失败的刑法》。”他顿了顿，“用刑法来和犯罪打仗，输的总是刑法。就像汤姆猫和老鼠，输的总是猫，得胜的总是耗子。这个观念我改变不了了。”

说到为什么现在还“赖在刑法圈里不走”，他又露出了一点笑意，并且重新搬出了李嘉图先生的理论，“在这个圈里时间太长了，走开的话生存技能又要重新学。”到这里他的笑意就带了四分佛系，“就留下了。”

而来到北师大，也似乎有一点被命运捉弄。

“我们当年的愿望是建立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刑法方面的研究机构，类似于德国的马普所。”他说，“当时想直接在人大建立就可以了，毕竟是母校，并且根正苗红，法学优势明显。但是把想法跟人大的领导一提，哎，没通过。”他几不可见地撇了撇嘴，“正值北师大处在转型时期，就选择了北师大。”

当年的愿望经过几年也算基本达成。而这也莫名地成了命运捎带着的一个“捉弄”：刑科院以研究为主，从研究生开始，并没有本科生。这样一来把卢建平人为地与本科教育切割开了。“所以让我成为名师的梦就一直是个梦。我自己也感觉有点憋屈。”

2015年，卢建平回到法学院，就像他所说：“蒙组织开恩，我又重新回到你们的讲堂上。”尽管这中间已经差不多隔了十年。

PART 3 

“我其实也是一位很好的老师”

十几年兜兜转转，卢建平又回到他自己觉得最是重要的本科生课堂，感慨颇多。尽管“刮目相看”于如今孩子的专业水平与外语水平，更多似乎还是一些担忧。

“比如缺乏独立自主意识，”这位十五岁就开始在京念书的老教师皱了皱眉，“这不仅仅是生活方面，更主要的是在学习方面。”

他觉得学生们应当朝气蓬勃，吸收知识像海绵吸水，或者像努力生长到关节咔咔发响的甘蔗和竹子。由于学校的教研任务，卢老师时而也会坐到课堂上听课，却时常看到有人瞌睡，有人看剧的惊人景象。“其实按照理论体系和框架讲课并不讨好，这也是对老师的艰巨挑战。学生选课率比较高的，或者是老师好评比较多的，往往是一些电影欣赏、名著赏析这种课。进去之后，窗帘一拉，就开始看电影，老师感兴趣了就随便挑两个单词给你们解释一下，到了（liao）给你提两个问题，这就算是上课了！这当然是课堂的一种，但是如果仅仅把这个当做追崇的对象，我觉得这就是你们在堕落。”

“我们首先要学会长大，学会成人。成人并不是一个纯自然的过程，而是要你意识到你自己长大了。”他说。

卢建平的大学时代处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日子里，也处在从关注理想目标和集体主义转换到关注人的价值、本质还有社会关系，更主要的是未来——个人的未来、民族的未来、国家的未来的日子里。这也让他一直坚信“由成长到责任感，再到能力，才是最要紧的。”

独立之余，他也强调“方法和能力”，讲求效率。卢老师觉得一个白天八个小时的时间足足够用，只要能充分用好课堂时间，也不愁没有时间消遣。然后他现身说法，“你看，我就很少加班，我也不熬夜，周末我出去玩，我还是能每年写很多文章。”

“而我们在独立的同时，也要在这个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环境里学会尊重别人，学会与别人合作和以人为师。”他又加进一条。

这是卢老师近距离观赏到临近毕业的学生为了保研资格表现出的分毫必争的劲头后，觉得一定要讲的内容。他觉得这一代人的独立性或者自主意识有时只是流于表面，“其实你们内心不独立，可是需要你们真正合作的方面，你们又表现得很独立。”他说。

卢老师是实实在在不能理解现在学生里出现的某些宛如后宫的景象的，在80年代的大学里，又作为最小的一个，卢建平一直受到的都是兄长对小弟的照顾。包括在决定公派出国名额这样的事情前，同学的感情也并没有受半分的损害。考研的那年寒假，母亲病重，他返乡之后便无心进行考试，一直到母亲以死相逼，他才重新踏上回北京的绿皮火车。

那时离最后的考试只剩下一周，他的专业课与政治课的复习进度还几乎为零。于是班上的同学就把各自的笔记和模拟题拿来给他，给了他集中精力去复习的七个日夜。“那可真的是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啊。”他说，“最后考出来我自然比他们好。”

“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大学期间，一方面在学业上要有独立的见识，很多问题要有自己独立的判断，这是能力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从人的修养和人的本质而言，我们要时刻牢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会人，”他把手交叉在前面摆成了一个‘人’字：“这一撇一捺，是一个支撑的东西。如果是一竖的话，无论是横的一竖还是竖的一竖，它都是立不住的——横的就趴下来立不起来了；竖的，”他把手一摊，“你试试看嘛。”

一个半小时结束后，卢老师需要立马换上西服去接待法学院的客人。他便一直如此，在法学院院长和少年气的学者角色之间这样切换着。

“我只想在这个normal大学里过一个normal的生活。”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