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我的学术与人生

出处：共识网，本文为2007年邓正来教授在上海财经大学的演讲

1、人生讲气象，讲境界；学术要追比先贤。

之所以讲这个题目，是因为这是一个完全与我自己相关的题目，源出于我个人生活经验。我不讲教条、空洞、套话的东西。

两个主题，人生和学术。人生讲什么？讲气象、讲境界。人不正则无气象，无气象则无大学问。如果每个人日常生活都在偷鸡摸狗，那么也不可能做出大学问来。学术讲什么？四个字：追比先贤。不是追比你的同学，也不是追比你的老师，要追比千百年来的历代先贤。

当人们要求我做一个自我介绍时，我总是很为难，包括你们今天对我的这个称谓。我的名片上只有三个字，邓正来，除此别无他物，什么教授、博导我觉得都不重要。

我最享受的时光是一人一水一世界，特别是在这样的秋天的黄昏，每天夕阳西下的时候，到我所在的小区门前，有很多鱼塘，看那一汪水，我之所以把学术研究当作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我非常喜欢这样一种状态。这个鱼塘何其有限，这一汪水何其有限，我们短暂的人生何其有限，这个世界则是何其无限。我告诉朋友们，我不喜欢玩，不是我不喜欢自然，不是我不喜欢大海、大江、大山，当人们把它作为对象欣赏的时候，我告诉我的朋友们，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在我的心里，我的心足够大。在那样一个寂寞静谧的时刻，足可容纳一个无穷无限的思维的世界。

2、我的生活脉络

我是1978年的大学生，我当年实在四川外语学院读书，1982年考入北京外交学院，但我的硕士却还没读完就当了学术的个体户。说的难听点，就是盲流。1998年，我依旧在体制外。

坚持三项原则：第一，拒绝接受国外任何讲学、访问的邀请。忙于读书，没时间。第二，拒绝参加国内任何学术会议。中国的学术会议，上午讲的是那些东西，下午还是那些，然后就是旅游，这怎么能叫学术会议。第三，拒绝接受任何杂志社、出版社的约稿。没有空写他们布置的作业，我只发表我自己爱写的东西、感兴趣的东西。

2003年，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张文显教授打电话问我：“神仙，你在干什么？”当时我正写完一本书，应他的邀请，第一次去了东北，到了长春，与老师和学生们做了很好的交流。临别之时，我问我的老朋友张文显，你请我来到底有什么要求？他邀请我加入吉林大学。我说你胆子太大了吧？北大、清华请我我也没去，你有什么本钱请我？他是一个懂学问、尊重学问的老师，他就很开诚布公地给我讲了吉林大学哪里哪里不好，有哪些不足，讲到最后我听得都不好意思了，我就提出我的条件：如果要我加入吉林大学，第一，我终身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第二，我终身不参加事务性的学术活动，只带学生。我本意是想以这两个苛刻条件刁难他，但他召集老师全体投赞成票，对我说：“别人提的条件都是讲条件，你提的这‘两不’条件其实是无条件。你是真正的体制外人士。”

这就是我发展至今的三阶段。

我和你们一样年轻过，你们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同时你们也是社会中的人，是现实中的人。你们必须考虑你们个人同这个教育体制、同这个学术体制、同这个社会体制之间的关系。在考虑这些关系的过程中，我们要考虑如何在这样一种体制中养成独立品格。

大家一定要记住，品格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建构，浩然正气是养出来的，没有独立之品格，一定是fashionable，是时尚的，跟风的，今天刮东风你就说东风，明天刮西风你就说西风，后天是和谐社会你就和谐社会。

人的品格不是到了我这把年纪才能培养出来的，而是从小就做起的。没有独立品格，就没有自由意志，没有自由意志，就没有个人的学问。

    3、我的学术研究脉络

自从1987年翻译了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后，后来又读了很多政治哲学方面的书，逐渐发现需要人类学知识的给养，便转战人类学，后来又发现离不开社会学、经济学，就又向这两个领域进军。直到1991年之后，逐渐在下面四个领域中做了一些研究：

第一，市民社会与国家。我提出这一研究范式之后，在国内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界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出现了一批研究者，当然我对此感到高兴。90年代以前，我们有一种思维定势，都是从上往下。国家好个人才好，进一步地，有了明君国家才能好，于是小平、耀邦、紫阳、泽民、锦涛等等，都成为我们企盼的明君。我们恰恰忽略了另一条路径，一个自下而上的进程，忽略了我们自身的存在、价值、意义和影响。

第二，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自主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本质意义上就是一个舶来品，是西风东渐的产物。我们在引进介绍的过程中却丢失了我们自己，忘记了我们自己也是本可以进行学术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今天的教科书中充斥着对西方理论框架的照搬、误用和滥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强调学术自主性。人类社会可以分成四个部分：学术生产，日常生活，政治实践与经济实践。这四个领域各自都有着自己严密的规则。比如经济，什么是成功的企业家？利润最大化，20万就是小打小闹的小老板，200万不够，2000万才好。政治的逻辑，则是杀人的逻辑，生死的逻辑，这一刻说你是亲密战友，下一刻就说你是叛徒敌人。学术的逻辑则在于一种奠基于历史传承之上的恒久积淀，在于一种在传统边际上的创新，不在于数量，不在于多，不在于每天制造数以万计的学术垃圾。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的贡献，全在两篇文章，为什么如此重要？因为就在这两篇文章中，他解释了别人无法解释的社会现象，他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这就是学术的逻辑，它容不得政治和经济的逻辑染指。今天你们也能够看到很多高校的很多学术会议，第一个发言的都是学校的党委书记、校长，但是他们可能并不是这些学术领域的研究者，并没有发言权。这就不是学术的逻辑，而是学术行政化、学术党政化、学术政治化的逻辑。

第三，自苏格兰启蒙学者、斯密、休谟至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研究。哈耶克的全部著作我都通读了，仅只我翻译的哈耶克的著作的文字总量就达到220万字。从事自由主义研究，除了有我个人的经历之外，也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有关。自由主义绝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在西方有三大脉络，有柏拉图到卢梭的唯理论的自由主义，也有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的非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还有传统中间道路的英美自由主义。如果我们不去认真研究，我们其实并不清楚这些区别，因而也就出现各种行为大相径庭的人士都竞相自称自由主义的这种混乱局面。

第四，法学的研究。自从莫名其妙地去了吉林大学法学院，就被扣上了一顶法学家的帽子，我从来不接受这个称号。2005年写了篇论文，《中国政法大学学报》连载4期，每期15000字，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当年重印，现又重印。这是我对中国法学界整个三十年发展的一个反思和批判。当然这三十年中国法学研究是有很大的成就的，但这不是阻止我们对它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理由，需要重新认识。

这四个领域各不相关，都围绕一个核心问题，这也是鄙人之所以能够继续活下去的一个重要动力源，这个问题就是，社会秩序的性质及其建构的合法性问题。这与人生何干呢？这来源于我活生生的生命中的困惑。

我出生在上海，当时就在上海外语学校附小，当时就在你们369校区的旁边，我经常爬过竹篱笆来这抓蟋蟀。当时老师灌输给我的“道理”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人民承受着无穷的奴役，瘦小的孩子还没成人就要悲惨地去给大肚子资本家做童工干活，受尽剥削和虐待。但1970年，我14岁的时候，我也去当了童工。我当时的疑惑就是，为什么人民站立起来的新中国里，我还是逃脱不掉当童工的命运？

后来我到四川当工人，每星期天都到资料室偷书看，每次投五本，下次再偷之前把上次的五本还回去。终于有一次被看护资料室的一个老右派抓住了，右派大多是知识分子，听了我的解释，告诫我下次不要再从后门来了，直接从前门进来就好了，实际上还是帮助我“偷”。

在一个不正常社会中的这段成长的经历，迫使我逐渐产生了一些朦胧的理论追问：“是谁规定了这样的权力把我——和现在的你们一样拥有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的人投掷并捆缚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中？”这个问题再提升一步，是谁规定了这样的权力把我和我的同时代人投掷并捆缚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中？是谁规定了这样的权力把几亿中国人投掷并捆缚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中？是谁规定了这样的权力不仅把几亿中国人而且把他们的下一代人也强制性地投掷并捆缚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中？

我们绝不是在谈论一个概念性的问题，不是虚无的问题。真正的学术关切、学术问题一定是与生活息息相关，从来没有一位大师会出于生活无关的动机而做出让人尊敬的成果，从来没有。柏拉图写《理想国》，是对当时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和城邦制度的无可容忍以及由此所激发的现实批判。

你们都是读书人，在做学问，如果你们所思考的问题与自身的生活不相关，一定不会留下来，一定是过眼云烟。学术一定对现实有着责任，对生命要有担当，否则是做不下去的。

4、我的学术活动脉络

我只参加过三个比较重大的学术活动。

一是“学在民间”运动。任何真正的学术一定不在官方，一定在民间、在个人，学术一定是个人在自由状态下思考而成。在此期间我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等，获得好评。

二是学术规范化运动。你们可以看《政治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国内期刊，在1995年以前几乎都没有注释。一篇一万余字的论文居然除了马恩全集之外再无其他注释与参考文献。当时学术界好多人还不知道国外的匿名评审制，还不清楚学术价值需要同行、同道的评议，还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家教育部颁发的奖项而沾沾自喜。我可以告诉大家，真正的学问，没有一个会依靠官方奖项而留存于世。大家都知道西南联大，知道陈寅恪、费孝通、陈岱孙，但告诉你们，当时叱诧风云的教授中没有他们，当时国民党奖励的教授一大把，今天那些人的学问并没有留下来，只是过眼云烟。为什么政府奖励的学术留不下来，因为留下来的都是同行、同道的严格评议的产物，而政府扶持的东西很难通过这样的考验。

三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学术传统的重建运动。中国社会科学是舶来品，目前教科书般的照搬，它的进步意义在于普及，在于平面上的一种拓展，但缺乏纵深的推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面临着一个紧要关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诸位，未来的世界是你们的，千万不要为高分而高兴，高分等于零，对于认识、了解乃至改变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帮助。我们每一个读书人都有一个天然的使命，维护和建构祖国的学术传统、知识传统，在此基础上将新的学术生产和再生产进行下去。

5、我的教学方法

 我有两类学生，一是通过考试报到门下的，硕士博士加起来60多个吧。还有一类学生，私塾弟子，从本科生到博导，都有。

我给学生上三门课，这些课名听起来很怪。

第一门叫《原典精读》，读西方原典、原著。我家在北京，每月去吉林给学生们集中上一周课，这次我带学生读卡多佐——美国大法官的一个片段。这种方法你们可以尝试，完全可以自己去做，用十年时间认真读书，你们完全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上这门课，课堂上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商量，可以查字典，只有这样你才知道自己真正不懂的地方在哪里。这门课人再多也无妨，凡是抱怨人多而教不好的老师，实际上都是以此为借口掩盖自身低水平的老师。我上课什么学生都可以来听，有老师好心劝我不能这样，应该点名。我问为什么？言道，如果下学期才上你的课的学生现在都旁听过了，怎么办？诸位明白此公的意思了吧？这就是我们目前大学教学中的一大问题，很多老学究们今年是这些内容，明年还是这些内容，一本发黄的讲义十年不变。我这门课要求他们一句一句地阐释原意，第二个同学如果不同意可以提出自己的见解，如果同意则继续进行，最后由我点评。这门课不是翻译课，但它训练的是一种品格，一种“一个字都不能混”的品格。inasense，在某种意义上，邓正来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必须搞清楚这些文字上的细节。

我有三字真经：慢慢来。学问是什么？学问就是我所呼吸的空气，就是我所饮用的水。有谁能有这么大本事，一天呼吸七天的空气，一天喝掉七天的水？学问之道在恒久，在雕琢，慢慢来，时时刻刻，天天月月，不为考试突击复习旋即抛诸脑后。

我们读原典，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分析大师是如何提出他的问题、如何明确化地展开他的研究思路、如何得出他的结论的？总之是大师的知识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我们要掌握这个过程。

中国的法学界，细枝末节上吵吵闹闹从未决断。但在规则体的法律根本定义这个问题上却出奇的一致，“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论调长期主导。但凡读过一些法学原典的人，都该清楚法律定义至少有三种，除了规则体还有法律秩序、法律过程两种切入角度。规则体一定和国家、主权、强制力量联系在一起。规则体是国家法，看不到民间法、习惯法。法律就是可见的正义，如果法律不能兑现现实中的公平和正义，法律就不是法律。

第二门课叫《大师思想讨论课》。seminar这个词，费孝通先生最早翻译为中文是席明纳，每个人席地而坐，探讨问题，明细事理。我要求我的学生，每个人只研究一个人的思想，三年硕士、四年博士，七年时间都做一个人，把他搞清楚，大师是怎样生产知识的。我让我的一个学生做关于哈特的40分钟的演讲，结果研究德沃金的、研究边沁的学生在他讲完之后展开论战，一场乱战之后我来收尾。上这个课的目的何在？我是要启示我的学生，每个大师的思想都不是孤立的，绝非自说自话，学术、学科之间并不是一个个的孤岛，而是存在着紧密的勾连，是有脉络、有层次、有体系的。我要让我的学生从小、从一进校门开始，就不能站在凹坑里，而要站在高山上，在巨人的肩膀上向前看，在前人的辉煌成就基础上成长自己的思想。没有这样的传承与了解，进行无知者无畏的评判，那是毫无意义的。

第三门课叫《小南湖读书小组》。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我每次去吉林，学校安排我住在附近的南湖酒店，我一般在那里上这门课。同学们建议叫南湖读书小组，我说那绝对不可。南湖在中国是有着特殊含义的，我们谦虚一点，就叫小南湖。在这门课上，不许读法学的书籍。我带他们读知识社会学、读经济学、读政治学、读人类学、读哲学，我明天离开上海飞长春，我们马上要讨论的主题就是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名著《西方世界的兴起》。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同学们，你们这一代法学学生太可怜了，你们的知识基础太窄了。学校里教很多课，有一样却不教，对于知识生产机器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反思和批判的学问，也就是知识社会学。这非常可悲。这门课，每次一个主报告人，其余人参加讨论和提问。你们学校有什么湖没有，也可以组建一个什么湖读书小组。或者五角场读书小组，或者提篮桥读书小组。这门课是非常累的，我的学生12点之前是很少睡觉的。但是这个过程也是愉快的，有不少同学告诉我，他们从没有想到读书还能够获得如此大的幸福感。

接下来讲讲我给学生布置的作业。

第一个作业叫做双周一书，读翻译过来的法学书籍，读过之后把学术报告发在网站论坛上。我办了一个网站，正来学堂，专门发到这里。这样可以让别人知道你究竟读了没有，读懂了没有，你的阅读和体会得到别人的认可，人家就会跟贴赞同，否则就会回帖砸你，这是网络平台提供的开放性阅读的好处。

第二个作业是每周读两篇文章，只读中国人写的。我会推荐一些中国的好的学者比如刘小枫等人写的文章。这个作业不用写阅读报告，只要发个email告诉我你读了什么文章。

第三个作业是你推荐给我一篇好文章。这是考查你的鉴赏力和品味的一关，我的学生们都很怕这个环节。我认为学习的重点就是看文章和著作，而如果不能在经年的阅读中陶冶出自己的情趣，锻炼出高雅的品味，则将来遇到一本大部头就足以吓死你，比如厚厚的一本法哲学原理，其实可能完全是不知所云，垃圾一部。

第四个作业是每个人必须在网上建立一个privatelibrary——私人图书馆。对你所要研究的人物的文章、著作，以及其他人研究这个人的文章、著作，都要搜齐。你搜不到可以告诉我，我帮你搜。如果你研究一个人却连这种文献和二手文献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你怎么可能搞懂呢？试想，如果你在博士期间阅读的前沿文献达到几十篇之巨的话，你最后参加答辩的时候，是从未有时间阅读这些文献的繁忙的博导们向你提问呢，还是向你请教呢？

第五个作业是读书小组。我的学生们分专题分门类自发组织了好多门类的读书小组，法哲学读书小组、全球化与法治读书小组、政治哲学读书小组等等，活动时间公开，并对外开放欢迎其他感兴趣的人去听。

大学是什么？大学是university。University是什么？University是研究和关心universal的地方。大学不是旅馆、不是酒店，不是让你如过客一般来去匆匆，不带走一片云彩。你们是将人生中最华彩、绚烂的四年时间、三年时间停驻在这里，来关心和思考那些普世性的问题和人类之命运的。老师教不好是老师的原因，学校管不好是学校的原因，但你们自身首先也要有一个自省和反思，你们自己也必须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责任和担当。

我要求学生有两条，必须学会生活、有一个好的身体，必须学会做学问、有一个好的头脑，而这两者其实是完全并行不悖融为一体的。我太太这个人非常善良，每个月贡献出300元资助我的学生们作为运动经费，比如购买乒乓球拍、网球拍之类。我的学生中也自发组建了一个“散步学派”。我要求他们每月至少散步两次，你们想象一下三五十人在校园里集体散步的阵势。后来我建议他们边聊天边散步，聊天的主题是《论语》，每次就聊《论语》一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近年来不断地反文化保守主义最后反得连我们自己的文化底蕴也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被逐渐鄙夷和流失，这是你们这代人的悲哀）。后来引得学中文的来了，学中国哲学史的也加入进来了，学西方哲学史的、学社会学的，都来了，整个队伍越来越庞大，可谓蔚为大观。不知内情的人见到这样一支队伍，可能还会以为是游行。放松身体与增进学术交相辉映，这是最好的结果。

以上就是我今天演讲的内容，总结起来，根本地说有两层意思：一是做人要有气象，要正。二是做学问要立志高远，追比先贤。留出一些时间，欢迎同学们就各种问题发问。

(以下为答问）

6、学术生涯与现实生活

您将我高比孔子，绝对担当不起，他是私塾的鼻祖。此外还有一点区别，孔子是收弟子的礼的，我则告诉我的门下弟子，绝对不允许他们给我、我的夫人、我的女儿以任何形式送礼，否则一律不准参加答辩。

我最欣赏的是王铁崖老先生，虽然他老人家弟子众多，但他的论文集委托给我这个外人来主编，我感到非常荣幸。王老先生已经作古，他八十寿诞之日，西方国际法学的许多大师们共同为他编了一本《纪念王铁崖先生八十大寿论文集》，我想中国国内法学界能够受到如此尊重、享受如此殊荣的，可能还没有第二个人。至于健在的那些年轻的国内法学界同行们，他们中也有我欣赏的人物，至于能否称得上“家”，我就不多评论了。

我知道一定会有人问学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所以我特意放到答问环节来讲。我要强调的是，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无论你在哪一行，这都不是道德的表现，这只是一种生活的选择，绝不是说做学问就更加道德高尚，绝无此事，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我之所以对你们如此大谈学术的重要性，是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天世风日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们都失去了方位感、失去了本位、失去了本分，做老师的不像做老师的，做父母的不像做父母的，而在大学里，作为学生，你的本分就是要把书读好，无论你将来想要做什么，在这个阶段，在这几年，读书就是你必须守住的最大本分。

也许我前面没有讲清楚，我是在体制外生活了18年的。那段时间，我和我太太没有分文收入，全靠我的稿费赖以谋生，我太太是一个非常贤惠非常美丽的人，她从未向我要过化妆品。那个时候我住遍了北京的地下室。在北京地铁站也睡过。北京的第一班地铁是凌晨4：30，我在地铁站冷了就起来跑步，热了就开始读书，就盼着第一班地铁赶快到来，因为里面是有暖气的。

所以我们不要限于学术与生活的张力之间不能自拔。我们不要问学术与生活的关系，我绝不是要鼓励做学问必须贫苦，做学问需要清净，但未必一定要贫苦，这并不就是善的表现。但回过头来，我们更要思考现实生活的底线是什么？有时候我们是否因为底线定得过高而束缚了自己？学术需要的是兴趣，是兴趣的牵引。寻找你自己的兴趣吧。你的女朋友不和你谈恋爱了还做不做学问？做。你的老婆不和你结婚了还做不做学问？做。你的朋友都离你远去了还做不做学问？做。共产党把你抓起来还做不做学问？只要不死照做不误。那么，促使你做出这样回答的那个东西就是你内心深处的兴趣之源。

大一的同学，你们也不要觉得你们还是孩子，你们不小了，鄙人的女儿10岁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今年15岁，已经阅读了不少原典。你们一进来应该努力寻找自己的兴趣，设定自己的目标，四年时光转瞬即逝，敢不只争朝夕？

    7、对马克思主义要去政治化

关于马克思主义，我奉劝大家认真读读原著，再做评判。诚然，现今中国体制下的意识形态化将马克思主义罩上了神秘面纱，甚至由此导致诸多庸俗化的误解和误判，并无形中显得其成为一种政治的高压线。但是我告诉你们，年轻的学子们，马克思远比你们想象的要伟大得多，也深刻得多。要把马克思作为一个学术流派来看待，从学术的眼光来看待，对他的错误避免做人云亦云的政治化的浮躁判断。

8、教育哲学

我15岁的女儿在学术界都是有名的。她和吴敬琏先生、季羡林先生都是很好的朋友。我的女儿在一年级的时候就“谈恋爱”。学校的老师知道我和我的女儿有非常好的平等的关系，就问她，难道这事你爸爸也支持吗？她说，对，我爸爸支持。老师听了以后感到很纳闷就赶紧给我打电话。我说，老师，是这样的，在学校里听你的，回家以后听我的。我告诉我的女儿，这个世界有60亿人口，60亿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数几天几夜都数不完还要累死。在60亿人口的世界中，你的一生能够认识的人不超过6000个，你能够交到的好朋友不到600个，你的铁哥们不过60位，最后能够为你舍命的人包括你的父母不会超过6人。你小学一年级如果是遇到了一个你喜欢的人或者喜欢你的人，这意味着他至少是1/6000了。这是最难得的，最宝贵的，最纯洁的。

小学三年级我让她不读了，回家跟我读书，读了整整一年，我们两个都很开心。但我突然意识到，对她说，你必须回学校。为什么？因为你在家里学不到“坏”，你连坏是什么都没见过，都不知道，怎么去了解社会？人生中有很多带有价值判断的“好”和“坏”，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种经验、阅历，一种实际的挫折感。

初一时选班干部，班主任让每个学生写一个纸条，说明自己适合当什么干部，我女儿写了一句我认为只有我的女儿才写得出来的话，她写道：“我如果能够把自己管好了，就是对班级最大的贡献了。”

对子女的教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是家风、身教、实践，家长在家里打麻将子女没有不会打麻将的，家长在家里说别人的坏话子女没有不这样做的。

  9、费孝通先生晚年最担心什么

我前面提到费孝通先生并不代表我完全赞同他。费先生的确是为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做出了极大贡献的人，但你们知道么？费先生晚年，特别是他卸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后最担心的是什么？他最担心自己离开政界之后，地位会不会比冯友兰先生高。我们很容易发现，费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都是1949年以前做出的。

关于我为什么回到体制内这个问题，两方面：一是哥们义气，对老朋友张文显；一是喜爱和年轻人交流，对我的可爱的学生们。

10、不要害怕象牙塔、不要害怕小楼

让我的学生去读大师、扮演大师，并不是一种偶像崇拜，是为了让他们去了解和体悟大师的思考方式，为己所用。

关于理想化的问题，我想如果连最基本的理想、最基本的想象力都丧失的话，那么未来也就没有了。

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这是霍布斯大法官的判断。但你们要看他的上下文，不仅要看那本著作，还要看他的那篇《Thepathoflaw》的文章。躲进小楼成一统，闭门造车，我恰认为中国现在缺乏这样的人，需要鼓励这样的人。伟大的康德躲在哪里造车？请同学们记住，不要害怕象牙塔、不要害怕小楼，这才是中国学术传统复兴的希望所在。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