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政法大学那些不拉风的老教授们
艾學
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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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行色匆匆的时代
「接续政法的传统」
为法律新鲜人点起一盏烛灯
烛照历史进路
文丨流寇 文源丨四两法律、法律出版社
当代中国有没有大师？在文化命脉被活活折断50多年后，在市场经济冲击书房书桌二十多年后，中国无论如何产生不了大师。启蒙之学已失，基础教育应试，高校培育放羊，负笈海外镀金，著述立说赚钱，招收门徒纵欲，党同伐异争权┅┅现在站在三尺讲台之上，传授安身立命之学的先生们，其中有多少当得起“为人师表”四个字。
北京政法学院国家法教研室教师合影（约摄于1963年）。其中有钱端升(前排左三)、严景耀(前排右二)、廉希圣(后排右三)等法大名师。 供图 艾群
风光的，也许只是混得好却不学无术；默默的，可能身怀真材实料。
政法大学，历史不过一个甲子，但却有扎堆的老一辈学者在其中默默耕耘，而今，他们又在哪里？
政法大学的中国法律思想史曾经叱咤一时，堪与张国华先生领衔的北大杨景凡先生领衔的西政等鼎足而三。杨鹤皋教授，可能是唯一独立完成中国法律思想通史撰写的学者，90年代初离休。
随着引进人才——马小红教授的离去，张晋藩教授的夫人——林中教授的退休，法律思想史教研室被裁并。除了本世纪初，为庆贺杨鹤皋教授七十华诞，以杨老得意门生范忠信教授领衔出版一本纪念文集之外，恐怕没有多少人会记得这位老人了。
张晋藩、林中夫妇合影
政法大学的中国法制史专业至今仍被认为大陆首屈一指。曾经被誉为政法四大才女之一，专治监狱史、宋代法制史的薛梅卿教授，也早已淡出政法学子的视线，也许唯一能勾起04级之前学生注意的，只有那本《新编中国法制史》上主编的名字。不过随着北京大学出版社马志冰老师主编的新教材的采用，新生再也不会知道这个名字。我们只能默默看着资格老一点的法律书店中，静静躺着的《宋刑统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四大才女的传奇：巫昌祯、薛梅卿、严端、孙丙珠四位教授合影
政法大学的外国法制史教授——潘华仿先生，曾培养出贺卫方先生、高鸿钧先生等外法史之中坚人物。而今，又有多少人翻过他的《英美法论》，又有多少人记得、知道这个名字。
从化学系学生到法制史教授的潘华仿
政法大学的环境法经历过学科开创阶段的辉煌，罗典荣教授、丛选功教授，都是环境法学科的开创性人物。与他们同时代的马骧聪先生（社科院）、文伯屏先生（社科院）、金瑞林先生（北大）等依旧活跃，但恐怕政法大学环境法研究生中都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两位了。
政法大学的刑法，据说曾与人民大学比肩而在。他们有高铭暄先生、王作富先生，我们也有何秉松先生、曹子丹先生等。高、王二位去年还曾助兴人大、北师大刑法学科地震，何、曹等君在政法都悄无声息了。
何秉松教授
曹子丹教授
政法学子口中时时叨念着一个名字——王名扬先生，耄耋之年，蜷缩在对外经贸的宿舍中，曾用颤抖的右手，划着歪扭的汉字，给学校写着申请更换住房的请求，恐怕这将成为一代学术巨匠的遗愿。
王名扬教授
我们惊悉张俊浩教授归隐的消息，我们目送吴雪松教授、裴广川教授的离去，我们重温梁淑英教授退休后回来代课的国际法……我们感慨着一位位教学、科研能手的离开，我们愤怒着一个个克莱登法商学院博士的引进。无奈！
张俊浩教授
我们无法断定如上所列的教授是否够得上大师的级别，我们也无法回答有关学术力量新陈代谢的质问，但是在博士生导师大爆炸的年代里，恐怕没有几位能有底气说“他们不够格”；又试问，谁敢说北大传统延续的象征不是那些燕南、朗润园中闲庭散步的老人！当芮沐教授出现在北大法学院庆典上的时候，当北师大为启功先生送行的时候，当人民出版社编审张中行先生入主“北大四老”的时候，当复旦大学庆祝蔡尚思先生百岁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心酸吗？并不是我们校龄比别人少，而是我们没有一个传统。
孔子云：吾观乡礼，而知王道之易易。乡礼之核心——敬老尊贤。在政法大学的字典中，没有这四个字。
其实政法大学只是一个中国大学中，扭曲得比较严重的典型而已。贤如北大，季羡林先生的待遇就和张岱年先生不同。这俨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究其内在原因，可能有：
1、有没有过硬的背景：譬如是否担任过校长、副校长，是否有坚实的社会职务。
2、会不会“一山不容二虎”：此时行政位势总比学术功底有用。
3、是不是后继无人：这跟后宫争宠一样，之前是子凭母贵，之后则母凭子贵。老师捧学生，学生捧老师的奥妙就在里面。
4、有没有站错队、说错话：跟着领导走，闷声大发财！
燕南园并不大，总共只有17幢住宅。然而，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80年来，曾经在这里居住过的，差不多都是大师级的人物。比如历史学家洪业、向达、翦伯赞，数学家江泽涵,物理学家周培源、饶毓泰、褚圣麟，经济学家马寅初、陈岱孙，哲学家冯友兰、汤用彤、冯定，化学家张龙翔、黄子卿，语言学家王力、林焘，美学家朱光潜，生物学家沈同，法学家芮沐，文学史家林庚，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真可谓国宝云集！
2000年，有一个来自云南的大学生在入学一个月后走进燕南园，她竟发出这样的慨叹：“谁知道这样细腻的建筑包容过谁？谁知道有多少惊人的思想在这里分娩、扩散，影响中国的命运？北大最美的地方，不在未名湖与博雅塔，而在这破旧的、美得窒息的燕南园！难怪一个月以来，我找不到北大的真正气息，原来我走错了地方；难怪一个月以来，我局限于自身的得失而失去了以往清晰的追求，原来我没到燕南园！到了这儿，才使我重塑了自己的灵魂。”
江山代有才人出，学术血液的更新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不过，以当下的情况来看，是否能顺利实现这种薪火相传，得拭目以待。
之所以说这些老人们不拉风，不是说他们需要拉风，也不是说但凡拉风的都不值得我们去怀念。只不过拉风的人有太多的人去追捧了，锦上添花不必要，让我们去回忆一下那些曾经在中国法学的历程中留下光辉足迹的老人，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至于拉风与否，原因错综复杂，非我们这种黄口竖子可以了解。而且还有一个自然的原因——年龄。现在不是都说嘛，不是拼学养，而是拼谁活得长，谁就是泰斗，呵呵。
可能与上一个帖子时的心情不一样，曾经在一部异常敏感的记录片中听到这样一个说法：中国人有一个死亡情结，每次大规模的运动都会爆发在某个人去世的时候，借对亡者的纪念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所以我们是否也抛开对当下的情绪，只是单纯地怀念一下这些老人呢？
法大的国际法在早些时候有享誉学界的“三架马车”，具体是谁，没有考证得实。这里就枚举三位吧。朱奇武教授，50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哲学博士，遗作（未竟稿）《中国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现在被书店作为特价书处理。据说郑成思教授就是在他的指导下打好外语基础的。可惜在97年谢世。
朱奇武教授
汪瑄教授，47年获康乃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汉译名著《代议制政府》的译者恐怕就是他（未查实，推断）。出身儒林世家，字兼山。谢世于93年。
汪瑄教授译作《代议制政府》
法大国际法的奠基人——钱骅教授，现在所用的教材中还频频引用钱老的观点，其主编的《国际私法》教材是那个时代的精品，由钱老、吴焕宁等大家执笔，小小的薄册，让我们明白什么是言简意赅，什么是点到即止却能回味无穷。
钱骅教授主编的《国际私法》
政法大学法制史曾经有一位牛人——林剑鸣教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中国史系列，其中秦汉史的作者就是他。曾在图书馆翻看此书，其扉页上赫然印着如下一段简介：“1988年12月调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法律史研究所所长。1989年任司法部法律出版社副总编辑，1991年6月任总编辑。曾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可惜于97年谢世。
林剑鸣教授
政法大学四大才女之一，宪法学科的女中豪杰——孙丙珠教授。孙教授巾帼不让须眉，在宪法学界奔走呐喊，耄耋之年，依然老骥伏枥。在出版的《**人大立法日记》中曾提到，98年讨论修宪时，孙教授说：“双层经营体制”不合乎法律语言。
青年时期的巫昌祯
老年时期的巫昌祯
政法大学的古籍所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自北京政法学院有语文教研室时，著名的古文献学者、古籍整理专家王利器先生就供职于此。而80年代成立古籍所以来，第一任所长高潮教授主持出版了《历代刑法志译注》，与华东政法学院的《唐律疏议译注》南北并进。之后的马建石教授又主持了《大清律例通考》的整理，其中的吕立人先生精通《说文解字》，杨育棠先生小学精深。现任所长徐世虹教授，更是以秦汉法制史、简帛学及引进日本学人研究成果而著称的。
王利器先生
法大的民商法不该忘记一位先生——张佩霖教授。张教授才识精到，尤其在侵权行为法领域有独到见解，他反对无过错责任是归责原则，他质疑必要因果关系。他的《中国民事法律理论与实务》启迪了多少学子的民法思维！
张佩霖教授主编的《中国民事法律理论与实务》版权页
政法大学的刑事诉讼法有两位颇具高士之风的学者——程味秋教授与严端教授。程教授媒介东西，对外国刑诉法之精确把握，也许同辈学人中无有出其右者。而严教授则是法大复校后的女教务长，可惜罹患重症，过早地告别学界，休养在家，可谓天妒红颜！
巫昌祯、薛梅卿、严端、孙丙珠四位教授合影
一个只会往后看的人，一个习惯于怀旧的人，在07年到来的凌晨，怀着对学术血液更新的期待，回忆着这些前辈学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好丨书丨力丨荐
★★★★★
走进民国初期知识分子的政法岁月
感受“新旧法时代”命运的唏嘘与泪光
领略百年先贤之风骨与精神
——《风骨：新旧时代的政法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