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培教授笑谈中大法学院求学经历
人物介绍
韩德培，博士导师，武汉大学资深教授。1911年生于江苏，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律系。1939年考取中英庚款出国留学，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究国际私法，获硕士学位。1942年转入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研究国际私法、国际公法、法理学等。
韩先生通晓英、法、德、俄等多门外语，身兼多职，著作等身，其中《国际私法》是我国高等院校第一部统编教材，《环境保护法教程》是我国第一本环境保护法的教材……他治学严谨，学识渊博，奖掖后学，被公认为新中国国际私法学的一代宗师和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法学家、教育家，还是中国环境法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对话背景
2005年1月19日，著名法学家韩德培教授95华诞暨法学思想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举行。武大党委书记顾海良教授赠韩先生“飞龙在天”四字，寓意韩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人品如飞龙般令学术后辈仰望。
辗转联系，1月26日，记者得到1小时的专访时间。韩先生家，整洁简朴，书籍满架沿墙立，从客厅一直延伸到书房，自成一景。韩先生耳聪目明，睿智和蔼，思维活跃，富有逻辑。说到高兴处，先生开怀朗笑，目光如炬，神采飞扬；言及人生处处劫难，却心如止水，波澜不兴。畅谈间，我们的对话不知不觉进行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一波三折求学路 名师点拨青云志
问：您被称为“中国法学界的镇山之石”。“修行在个人”，但要“师傅引进门”。是谁把您引进了“法学”之门？
韩：（笑）此事说来话长，我求学之路比较坎坷。6岁入私塾，期间读了《大学》、《论语》、《孟子》、《幼学》等，颇有旧学基础，写文章也是文言文。因家贫，小学毕业，祖父欲送我去商店当学徒，恰好如皋有一师范学校招考初中生，不收学费和食宿费，我一考就中，祖父也就不好再阻拦。
问：从您的启蒙教育看，您似乎学中文更合适。
韩：（笑）中学毕业，我本打算报考中央大学（以后称“中大”）或清华大学的外文系。临考时学校通知，说我这个文科班的第一名，可以免试保送中大。考期刚过，学校又紧急通知，说名额有限，不能保送了。万分焦急之时，看到报纸上登出浙江大学招考史政系新生的消息，于是，匆匆收拾行装，赴杭州赶考，就考上了。半年后，当时的教育部决定将浙江大学史政系合并到中大，我也随之转入中央大学。
问：可史政和法律还是不沾边。
韩：在中央大学，我是要进历史或政治系的。一次旁听法律系一位教授的课，他讲，“法律就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纠纷”，我觉得很有趣。教授主讲“法理学”，也讲“中国法制史”和“罗马法”，课讲得很好，听他讲课的人很多。教室里坐不下，人们就站在窗子外面听。我毫不犹豫地改学了法律。这位教授就是谢冠生，时任中大法律系主任，后来当过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
1939年，中英庚款董事会在中国招留英公费生。24个名额中，攻读国际私法的名额只有一个。经过激烈竞争，我得到留英到剑桥大学就读的机会。本来机票都拿到了，却因欧战爆发，未能成行。等了将近一年，最后，我和钱伟长等24人，改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白求恩大夫是该大学的医学院毕业的。我的导师汉考克（MoffattHancock）教授，他后来转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校任教，成为最出色的国际私法教授之一。他的观点，对现代美国最新的国际私法学说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金诺一声行自远 正义之剑向乌云
问：出国寻“道”，学成回国。怎么没有回母校中大，而是选择了武汉大学？
韩：（笑呵呵）想聘我当教授的学校很多。中大的罗家伦校长（曾在清华大学任校长），很赏识我，在我出国前还破格升了我“讲师”；浙江大学也想聘请我去担任法学院院长兼任法律系主任……回武大，是因与周鲠生校长有约在先，不能爽约。
问：1945年，您不过而立之年。现在看来，周校长很有眼光。
韩：周校长办学是十分有远见的。他邀请了国内许多知名学者和留学国外的青年人到武大来，我与经济系教授张培刚、历史系教授吴于宽三人，被哈佛的中国同学戏称周校长邀请的“三剑客”（笑）。
到武大后，我发现图书馆的法学图书很丰富，外文书刊几乎应有尽有，我认为自己来到了一个能做学问的地方。
问：可解放前社会动荡，国民党还出动军警，镇压武大进步学生运动，这样的社会环境似乎不利于做学问。
韩：1947年，我是武大教授会主席，对进步学生运动持同情和支持态度。为此，还撰写了《对当前学生运动的看法》一文，在征得张培刚、金克木、邓启东等知名教授同意联合签名后，印制200多份，在武汉街头广为散发、张贴。不久，武汉特种刑事法庭又传讯武大进步学生，意图加以迫害，我以武大教授会代表的名义，出面进行营救，并发动法律系教师，准备出庭为他们进行辩护，最终反动当局被迫将全部传讯学生释放回校……（笑）
问：您不担心自己的安全？
韩：学法的人，就要有正义感。
云开见日 劫难后荣辱看淡功成时
问：您在武大工作60年，除了学术研究，您还有非常多的社会兼职，有没有统计过，最多的时候，有多少个头衔？
韩：（大笑）没数过，很多。多数是挂名，只顾不问。
问：有没有遗憾？
韩：遗憾没有，倒是从1957年“反右”开始，到“文革”，我两次被迫戴上“右派”的帽子，整整浪费20年时间，没工作，有些可惜。我在美国的朋友说我当年要是留在联合国工作，就不会受那么多苦了。
问：您被打成“右派”那年，武大法律系好像也没有了。
韩：不仅仅是我，1957年，武大法律系好多教授都被打成右派了，下放到农村劳动，放牛。没有老师，法律系自然就办不下去了。
问：法律系没有了，对您来说，就像农夫没有了土地。
韩：（笑）但我并没有消沉，相信总有一天，会云开见日。有段时间（1961－1966年），我被调到外文系教英语。开始，人家不放心，让我教一年级，后来看效果还不错，就让我一直教到四年级。
问：教英语算是“不务正业”，有没有想到挪个窝？
韩：北京大学曾多次希望调我去任教，房子、调动手续都办好了，我也打好包裹准备走，可学校不放。最终，我留下来，并重建武大法律系。
问：打破容易，重建难。
韩：是的。为了重建法律系，我通过各种途径将法律系以前的教师调回任教，只一年时间，法律系就开始招收本科新生，还同时招收了国际法研究生，武大法律系从此又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1980年，我在武大建立了全国首个国际法研究所；一年后，又建立了亚洲第一个环境法研究所。这两个所现在都是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我也算是为武汉大学争了光（笑）。
丹心一片鸿雁传 佳话一段心头藏
问：两次被打成右派，理由是什么？
韩：理由是我不认错，“名气也比较大”。
事实上，我没有错，还比较进步。1945年，当我从报纸上看到，一些受国民党唆使的中国留学生，在董必武讲演时捣乱（董必武到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的筹备会议，应“华美协进社”邀请，在纽约作了一次讲演），我就立马给董先生写信支持他。
问：您在信中说了些什么？
韩：一方面说捣乱的留学生只是留美中国学生中的极少数，其行为应受到谴责；另一方面，董老曾在日本学习政法，在解放区又主管政法工作，是法学界的老前辈了。我在信中向他请教，如何进行法学研究才能最有利于未来的中国。
问：董老给您回信了吗？
韩：（兴奋地笑）很快就亲笔回信给我。信中一一回答了我问的问题，并指出，进行法学研究一定要联系实际，尤其是中国的实际。西方好的东西也要参考。
问：回国后，您和董老有没有联系？
韩：有联系，只是我从不对人讲，免得别人说我拿与董老的交往，给自己脸上贴金（笑）。
董老到武汉，住东湖宾馆，总派人接我去面谈。作为中共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董老毫无架子，平易近人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问：董老写给您的那些信件还在吗，可否让我们拍几张照片？
韩：没有了。我戴“帽子”的时候，被抄了家，什么书呀、信的，全被抄走了，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笑）。
光明磊落无私欲 新年团圆合家欢
问：做学问游刃有余，有没有碰到让您难以决断的事情？据说您当年还管武大的招生。
韩：（笑）我当年的权力可大了。中南五六省的高考从出卷子，到改卷，到组织考试，到招生，都由我管。记得有一位将军托人说情，希望对他的亲属能通融照顾，结果我们开了个会，按原则办事没开“绿灯”，此后，再就没人找我走后门了。
问：俗话说，“水太清，则无鱼；人太谨，则无朋”。
韩：不依规矩，不成方圆，我的群众基础才好。
我的处世原则是，光明磊落，不以权谋私，不拉帮结派，也不为任何权势所动摇。只是整日忙工作，累得胃出血。无暇顾家，亏欠子女的比较多。孩子们受连累到农村，不能顺利地升学，吃了许多苦。
问：子女中，有没有继承您衣钵，从事法学工作的？
韩：我的几个孩子都不错，通过自己努力，都从农村顽强地走出来了。长子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现是我国研究美国史的著名学者；次子取得博士学位，是我国国际经贸仲裁方面的专家；女儿在武大，是图书馆方面的专家。我的孙辈也不错，分别在美国、英国、加拿大读博士。他们中有一个学法律，我的事业毕竟也要有人继承嘛（笑）。
问：今年过年准备在哪里过？
韩：（笑）就在武汉大学过，孩子们都回来！
问：您老家如皋的“皋”是“水边的高地”之意，在东湖边的珞珈山也是名副其实的水边的高地。我们衷心祝福您新年快乐、长寿百岁！
韩：（笑）谢谢你。我老家如皋可是世界有名的长寿村，我也朝百岁努努力！我年纪有些大了，但人老心不老，脑不糊涂，目前还带有10多个博士生呢（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