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显：《中国法学》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法律史研究论文，不要怕影响引用率！

今天张文显教授在法学期刊研究会2019年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现摘录发言的一部分。

这里，我说一说学术导向中的引用率问题。

引用率是衡量一篇论文、一部著作的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当然也是评价一家法学期刊的重要指标之一，但是，引用率仅仅是指标之一，而不是唯一。有些法学期刊为了保持或提高引用率、影响因子，几乎不发可能影响引用率的文章，尤其是不发引用率偏低法律史研究论文，这就指挥偏了。法律史、特别是中国法律史研究，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法学体系、提振中国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民族精神、民族品格的基础性工作，是弘扬优秀法治文化、确立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前提性工作，意义非常重大。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指出我国法学基础研究薄弱，表现之一就是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法治文明和法治文化传统研究不够、挖掘不够，这是法学研究最突出的短板。我非常认同总书记的这个分析判断。所以，我和张新宝总编以及中国法学杂志社的同志们研究，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法律史研究论文，不要怕影响引用率。

我也给《法制与社会发展》编辑部的同志们讲，要确保一定数量的法律史（包括中法史和外法史）论文，强调作为一家理论法学的专业期刊，发表法律史研究论文是学术担当的体现，是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的学术责任的体现。创刊以来，平均每期都有2-3篇法律史（包括外国法律思想史）文章。

我参与法学本科核心课程体系编制时，力主把《中国法制史》作为核心课程，而且和曾宪义教授一道与司法部沟通，建议统一司法考试要包括一定数量的法律史试题。去年核心课程调整，进一步把《中国法律史》（包括法律制度史和法律思想史在内）作为核心课程的A类之一。

我呼吁法学期刊研究会会员单位都来支持法律史研究，扭转法史学边缘化空置化问题，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全文请点击查看：在法学期刊研究会2019年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