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战士、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学科奠基人方彦教授逝世
深切缅怀
抗战老战士、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学科奠基人、法学副教授、离休干部、中国政法大学第二届中国民主同盟支部主委方彦同志于2019年8月24日因病逝世，享年96岁。
方彦同志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1954年9月调入中国政法大学（原北京政法学院）任教一直到1985年5月离休。历任讲师、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首任行政法教研室主任，是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学科的早期领导者、组织者、开拓者、实践者，1981年从事行政法教育教学以及理论研究，是行政法学奠基者。受聘担任国家监察部特邀监察员，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立法研究组成员，中国行政法研究会顾问等职，为中国政法大学和国家法治建设尤其是行政法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方彦同志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教育事业奋斗一生。
方彦同志千古！
方彦教授生平简介
方彦，原名康舒新，1923年3月15日出生于山西省兴县城关一个书香门第之家。1934年考入兴县中学。1936年至1937年在太原市上中学，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山西牺盟会。1937年秋任兴县牺盟会分会协助员、青年干事，牺盟会游击队工作员、通讯员、文工团团长、兴县“青救会”主任，中共兴县县委“青委”委员，兴县民先队副队长等职。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八路军120师忻崞宁静支队特务连(担任过排长、副指导员)和四分区武工队、六分区独立营(担任过青年排长、文化教员)、忻崞平川武工队，曾参与配合百团大战进行的游击战斗活动及掩护干部通过封锁区。1941年调到晋西 “青联”，任《中国青年》(晋西版)编辑校对，泽东青干校教务科员。同年9月至1948年9月，在《抗战日报》《晋绥日报》和新华社晋绥分社任记者、编辑、秘书、科员。1949年任察哈尔省民政厅政务秘书。
1954年9月调任北京政法学院华北调干轮训班教学负责人兼《民政概论》教员。此后一直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先后在国家法教研室教授宪法、民法教研室教授国际法、任国防法教学组长、第一任行政法教研室主任、全国首批双学士班主任、讲师、副教授。编著有《资产阶级宪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法》《国际法讲义》《陌生的人影》等。参编北京政法学院第一部行政法教材《行政法概要》（1982年6月）《行政法概要—教学参考资料选编》，参编全国第一本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行政法概要》（1983年6月），参写最早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行政法学理论基础问题初探》（1983年4月），《中国行政法学》（主编之一，1989年8月）。1985年5月离休后，受聘担任国家监察部特邀监察员，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立法研究组成员，中国行政法研究会顾问，《中国老年报》顾问等。1986年至1999年任中国政法大学第二届中国民主同盟支部主委，有效地开展了民盟支部建设。2015年，荣获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颁发的中国行政法学“杰出贡献奖”。
文韬武略显风采 抗日战士忆当年
——访我校抗战时期老干部方彦
通讯员：祁雪晶
本文载于《中国政法大学校报》2005年8月31日
总第502期
丁字楼103室，一间简朴的小客厅，我们的主人公方彦与记者开始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谈话……
方彦，1923年出生，山西省兴县人，在谈及参加革命工作的往事时，他神情颇为凝重，回忆说，自1937年投身革命工作以来，自己的人生命运便开始与共和国的历史紧密相连，一刻也没有分开过。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年仅14岁的方彦便参加了八路军抗日游击队，先后在兴县牺盟会以及青年救国会中工作。当时，尚未成年的方彦就已经被抗日的滚滚洪潮所感染，他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在晋西北烧杀抢掠的种种暴行，也经历了亲人、战友、朋友因为日寇的暴行而丧失了宝贵的生命的痛苦。在那些水深火热的日子里，他深刻地认识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人民，需要有人站出来拯救，需要青年一代抛头颅洒热血，于是他坚定了自己的信心，毫不犹豫地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当中。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方老始终慷慨激昂。他说到，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他亲眼看着自己的亲人、战友一个个倒下，倒在侵略者罪恶的枪口下，心痛如绞，继而拿起笔杆，开始与敌人作斗争。他在参与《西北青年》《晋绥日报》《抗战日报》的编辑工作中，将自己的一腔爱国热情全部融入到对根据地的民主建设和抗日对敌斗争的宣传工作当中。一次次捷报传来，他都不辞辛苦，在第一时间出号外，向群众们宣传喜讯，振奋人心。一回回在夜色中，他跟战友一起在敌后方贴标语，写口号，让敌人对放眼望去无处不在的革命火种束手无策，不论是在学校的讲坛上，还是在编辑部的灯下，他都大声疾呼，向群众宣传革命形势。谈起这些往事，方老仿佛又回到了那段激情飞扬的日子中，神情格外专注，眼神中不时闪烁着光彩，沉浸在那些炮火硝烟的日子。
他对记者说，在他的革命岁月之中，最难以忘记、印象深刻的就是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中国人民最终以胜利而告终。消息传来之时，普天同庆，方老的编辑部里也一片欢腾。
在他晚年的岁月中，他仍然笔耕不缀，为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他新作了一首诗，作为对抗战胜利的献礼：“行年八十二，欣喜华夏兴，本色保先进。”……
耄耋书生不寻常——专访方彦老师
作者：白晟
来源：白晟微博——静静的白天鹅
发稿时间：2018年5月18日
我与方老师相识于30多年前的1985年。
这一年，我本科毕业留校，在教学楼后面的简易板房里，时任教研室负责人的方彦老师和应松年老师曾与我单独谈话，希望我加入行政法教师行列。我当时已决定留校，但可以选择党史教研室——时任教研室负责人的陈志平老师曾谈过话、哲学教研室——当年报考过杜汝楫先生的研究生，铩羽而归——和教务处，最终选择了教务处，此次与行政法学失之交臂。不久，学校委托教务处举办双学士班——应该是全国首批，方老师出任过双学士班班主任，因此多有交往，方老师用娴熟的毛笔字书写的公函记忆犹新，可惜没有留存。
近年来因关注老政法的老先生，多次拜访方彦老师，几乎每年都会前去请教。很多老照片的辨认都得益于方彦老师。
几年前拜访方老师时，方老师告诉我于1954年9月15日调到北京政法学院，能够清楚记得来校的具体日期的，方老师可能是第一人，由此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第一节所述方老师提到的人名，也源自我曾为此多次向方老师请教。
鉴于现在的在校师生可能连方彦老师的名字都不曾听过，在此引用2015年校报刊载的一篇来自“离退休工作处”的题为“校领导看望慰问抗战老战士老同志”（第861期，2015年9月8日第一版）报道的部分内容如下：
今年时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在举国上下隆重开展纪念活动之际，近日，在京校领导看望慰问了我校14位抗战老战士，送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纪念章和慰问金、慰问品，代表学校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这14位老同志在民族危亡的抗战岁月参加了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岁月里，他们长期奉献于我校教育事业，好几位都是1952 年建校时的元老，桃李不言，躬耕一生。在此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胜利日来临之际，让我们再次向我校参加过抗战的老战士、老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是：戴铮、方彦、方坤、张召南、王建华、曹志文、司青峰、刘庆云、王怡春、林璞、赵淑云、张廷斌、敖乌拉、高潮。他们是国家的功臣！他们是法大的骄傲！他们是我们始终牵挂的师长！
（此照翻拍自方老师寓所）
据方老师自述，祖父是秀才，同盟会会员，是根据地的老秀才。父亲也有文化。自己从5岁起就在家念古书，后来上学堂后，放学回家依然读古文。也许与读书较多有关，1940年曾因未请假回家过春节被党组织批评，但拒不认错，也因态度不好党籍被从此悬置起来。此后曾被建议重新入党，拒绝接受，一直到40多年后的1981年才恢复党籍。
方老师回忆道，按照1938年入党算，曾任学校党委副书记的李进宝、曾任法理学教研室第一任主任的鲁直与自己经历相当。但有了上述不同寻常之处，自然会区别对待，所以方老师在学校上世纪七十年代解散以前未担任过行政职务，是学校六位“高教六级”的讲师——其他几位分别是程筱鹤、杜汝楫、朱奇武、杨荣等，大体是建校之初就任讲师的教师。与建校之初的教职员工不同，方老师是1954年华北行政委员会解散后分配至北京政法学院，与同年来校的王仲元老师经历大体相仿。
也因为种种不同寻常，方老师说自己是知识分子里的“老干部”，“老干部”里的知识分子，与“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相处得都很好。本文题目里的“不寻常”也是有感于此种独特性。
方老师1954年到校至学校1970年解散以前一直从事教学工作。据方老师回忆，当年到学校后分配到国家法教研室，之后到了民法教研室，然后再回到国家法教研室，直至学校解散。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教学简报》曾刊载过宪法课教学的专版文章就是方老师组稿完成的。
在我收藏的《中国政法大学周年纪念：教师干部著译目录》一书里，找到了方老师从事国际法教学的直接“证据”：
《国际法讲义》，
主持编写：方彦
出版单位：北京政法学院
出版时间：1962年3—5月
页数：114页。
不仅如此。同书在“文学”题下，列出了《陌生的人影》，标明编辑为“方彦”，法律出版社1960年版，特别注明：本书为案例故事，共23篇，方彦同志写了17篇。
据方老师自述，1981年开始从事行政法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我的大学同学熊文钊（现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撰写过一篇题为“回顾方知一路艰辛，展望更觉任重道远—新中国行政法学20年发展进程管窥”的文章，在此引用部分内容如下：
一、初识行政法和行政法学者
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中国大地，也带来了中国行政法治和行政法学发展的春天。
（一）最早的校内教材之一——《行政法概论》
1981年11月，我作为刚刚步入法学殿堂的学子看到一份本科法学课程计划，其中有一门选修课——行政法学引起了我的兴趣，后来看到了一本北京政法学院国家法教研室编写的校内教材——行政法概论，参加编写者有杨达、方彦、仝典太、朱维究，读后爱不释手，越发激起对行政法学的浓厚兴趣。据我所知，这本教材在国内算是最早的校内教材之一。
（二）最早成立的行政法教研室——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教研室
最早成立的行政法教研室——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教研室成立于1983年，据我所知是国内最早成立的行政法教研室，第一任教研室主任是德高望重的方彦老师，方彦老师将刚刚毕业的青年教师张锋留校担任第一任教研室秘书。办公地点设在一间简易板房之中。方彦老师积极推进行政法教学研究工作，并积极网罗人才，为王名扬先生、应松年老师、朱维究老师、路遥老师等先后调入中国政法大学上下奔走，立下汗马功劳。
（三）最早举办的行政法研究班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举办的最早的行政法研究班应该是1984年3—4月由司法部委托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行政法研究班，参加的人有王名扬、方彦、仝典太、应松年、朱维究、王连昌、贺善征、廖晃龙、刘占英、阎仁斌、年轻的学者有姜明安、袁曙宏、方世荣、张树义、刘莘、徐鹤林、杨文忠等......
就本人目前接触到的资料而言，方彦老师对于法大复办以后行政法学学科的建设功不可没，对于引进王名扬、应松年、朱维究等“立下汗马功劳”（熊文钊语）。联想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行政法学》，署名为张树义、方彦主编，方老师也是甘当绿叶，此种全力扶持新秀的胸襟令人感佩。
1985年8月16日，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在江苏省常州市成立。会议选举产生了27人组成的第一届干事会。第一届干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张尚鷟(《中国法学》主编)为总干事，选举黄曙海(国务院办公厅法制局)、罗豪才(北京大学法律系)、应松年(中国政法大学)、程干远(江苏社会科学院政法所)、王连昌(西南政法学院)为副总干事，应松年兼任秘书长。方老师与夏书章(中山大学法律系)、段之谦(国务院办公厅法制局)、龚祥瑞(北京大学法律系)、王名扬(中国政法大学)、陈安明(安徽大学法律系)等被研究会聘为顾问。
1986年成立了行政立法研究组，时任学校副校长的江平教授出任组长，副组长为罗豪才(北京大学)和应松年(中国政法大学)，方老师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肖峋、国务院法制局高帆、最高人民法院费宗祎、中国政法大学朱维究、北京大学姜明安等出任委员。
据《校史》记载，1986年6月10日，中国民盟中国政法大学支部召开成立大会，会议由学校民盟负责人方彦主持，方老师成为民盟支部恢复后的第一任负责人——以后称为主委。此外，方老师还于1989年被监察部聘为特邀监察员，等等。
方老师来京多年但乡音未改，十分健谈且达观幽默。前几年与方老师通电话，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方老师的口头禅“太有意思了”常在耳畔回响。去年以来，方老师耳背加重，电话里沟通已很困难。我登门拜访，方大姐巧妙地制作了“传声筒”，以此可以继续与方老师愉快交流。
（上图拍摄于2017年4月方老师寓所）
此次拜访，方老师身体状况不如去年，多数时间卧床。我递给方老师小书《东吴身影》后，方老师躺在床上迫不及待地开始翻阅。因屋内光线不足，方老师借助于手电筒仔细地阅读，好像忘记了身边还有一位“客人”。
方大姐见此情景，以高嗓门喊到：“别看了，和白老师聊天！”也许是没听到，也许是阅读太投入，方老师依然抱着书本认真读。正是在此期间，我翻拍了“抗战老兵”的照片，翻阅了《孙良臣纪念文集》等。约20分钟后，方老师开始发言：“这一本不错！你的几本书里，这一本最好！（按：拙编《费青文集》和参编的《楼邦彦法政文集》都送过方老师。）
我就平板电脑里载有方老师年轻时的照片请教方老师，方老师说好，连声问“从哪儿搞到的？”拿着平板电脑就不撒手，前后左右地看个不停，询问是否与电脑一样，下载的资料。
这是一位年届耄耋童心不泯，依然对世界充满好奇的“老顽童”。
聊天期间，方老师突然说，“你下过煤窑，是在大同吧？”我答道，对，工作过八年。方老师说，“你也不简单。旧事熟悉的人不多，一般人搞不成，你居然搞成了。好书不在多，扎实些，一本就成。”对我而言，方老师就是一位理解、鼓励、支持晚辈的和蔼可亲的长辈！
我提议给方老师拍张照片，方老师费力地坐起来，配合我拍摄了如下的照片。
方老师用力和我握手告别后，方大姐一直把我送出大门很远、很远……回家的路上，我的心中充溢着暖意，默默地祝方老师健康、长寿！
（文章有删减）
落地为兄弟 何必骨肉亲
焦洪昌
祥滨发来信息，说方彦老师走了，享年96岁，家属表示，不搞任何告别仪式。
方老师是好玩的人，有点像黄永玉。83年我留校任教，分在国家法教研室，讲中国宪法，他讲行政法，我们是同事。老人家年长我38岁，每次都喊我洪昌兄，我喊他方老，一直这么叫，彼此习惯了。
方老师说，你是我和吴薇招进来的，79年政法学院在顺义县招两个人，另一个叫单云涛。你家成份比较高，好像是上中农，但个人表现和成绩还不错，所以就招了。
方老师是山西人，报人出身，好奇心强，什么事总喜欢刨根问底，等你回答完，他跟相声大师刘宝瑞一样，总喜欢说一句口头禅：有点意思。
方老师办事效率高，不管到哪个部门，见哪位领导，总留一封信，把要办的事写清楚。后来直接把信塞进人家办公室，连面都不用见了。信封都是自制的，把别人给他的信封翻过来，用订书机一订就好了，落款为方乙。开始我不解其意，后反复琢磨，是否跟水浒传中的燕青有关。因为浪子燕青，人称小乙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
方老师的书法很养眼，软、硬笔法都好，有晋人王羲之的味道，只是字型更圆润些。我请方老师赐幅字，他写好用信封交我，展开后有两行字映入眼帘：敬录周敦颐《爱莲说》，请洪昌兄雅正。方乙。然后是用圆珠笔写就的内文。
方老师是法大行政法学科奠基人，我的业师朱维究教授就是他从密云给接回来的，据说王名扬、应松年、张树义、张锋教授等来法大或留行政法教研室，也与他有直接关系。
方老师离休后，跟他接触少了，最近读了白晟兄专访方彦老师的长文一一耄耋书生不寻常，有了更深的印象。方老师幽默、达观、博学，乐于助人，又从不整人，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
陶渊明说，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敬爱的方老师，我们永远怀念您。
2019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