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华：我的第一本书

来源：四两法律

写在前面：

本文为小编的收藏文章，原来在北大法宝跟中国民商法网这样的网站有所转载，如今早已无法寻觅。今日重温，读来仍觉得陈老师能有今日的学术成就，除开天分以外，无不跟认真二字有关。

199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刑事审判原理论》。这本书出版后，在法学界引起不小的反响。根据苏力教授2004年就中国1997年以来法学著作引用率的实证分析，该书被列为引用率最高的前15部中国法学著作之一，也是惟一一部进入这一排名的诉讼法学类著作。2004年，《刑事审判原理论》的第二版出版。

如今，《刑事审判原理论》的初次出版已经过去8年了。在这8年时间里，我先后又出版了四部个人学术专著，并从一名法学博士后研究员成长为北大教授。经过多年的学术生涯，我已经没有了那种出版著作的欣喜和兴奋，而更多了些接受裁判般的惶恐。然而，每当想起当年我在北大出版社出版第一本书前后的情景，就不由感慨万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95年6月，我在中国政法大学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顺利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同时被当时的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录取为第一位法学博士后研究员。论文在答辩过程中受到了一致的好评，被认为在刑事审判的性质、价值标准、程序正义理论、诉讼原则、诉讼构造分类等方面的研究上取得了较大的突破。答辩后的我不仅自视甚高，而且觉得前途一片光明。但没有想到的是，在后来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在联系该书的出版问题上竟然连连遭遇挫折，以至于一度产生了放弃出版的想法！

起初，我找到的是一家出版社。一位法律编辑接待了我，跟我大谈特谈法律中的一些前沿理论课题，最后让我把博士论文留下，回去等候消息。两个星期过去了，在我即将前往北大报到的前夕，法律编辑打来电话，说稿件未能满足出版要求，而且缺少名家推荐。

后来，我又与几家出版社的编辑联系过出书事宜。但他们要么声称会收取多达几万元的出版赞助费，要么以选题不适或者经济效益不乐观为由，婉言拒绝了。博士论文又一次遭遇到了“退稿”。

幸运的是，在1996年底，我经过修改的博士论文终于被北京大学出版社所接纳。当责任编辑杨立范先生通读完稿子并答应列入出版计划的时候，我简直快欣喜若狂了。出版有了眉目，我反而不着急将论文稿子送出去，而是潜下心来开始了近乎苛刻的修改工作。由于当时电脑并不普及，我的博士论文是用手工在稿子上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在答辩之前，论文就前后写过两遍：第一遍(初稿)写了近8个月，总字数多达40万；时隔一个月后，我在原稿的基础上，又写出了第二稿(修改稿)，将总字数精简为20万。在北大出版社答应出版之后，我仍然是以手工操作方式对论文进行了增、删、改、补。能在原稿上修改的，尽量保持原稿的样式；实在改动太大的，就将修改后的稿子重新抄写一遍。

在修改博士论文的同时，我还在当时的北大法律学系开设了来北大后的第一学期课程———为一个研究生班讲授“刑事诉讼法专题”。听课的学员都是在职人员，来自公、检、法、司以及其他政府部门，其中还有几位科班出身的律师和法学教师。在讲课过程中，我有意无意地将博士论文中的不少观点教授给了学员们，并得到了他们的热情反馈。对博士论文的出版给予了真诚的期待和祝愿。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激励。

在1995年底对博士论文的修改工作几近结束之际，刑事诉讼法的修订课题和修订方向也已经尘埃落定。第二年3月，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了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该项法律对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做出了多处重大而影响深远的改革。作为一部新出版的法学著作，不可能不对这部法律的相关内容做出适当的评述，否则，就属于对读者的不负责任。于是，我再一次延长了出版周期，对书稿进行了最后一次修改。

1997年2月，包含着本人大量心血的《刑事审判原理论》一书终于面世了。抚摸着新书的封面，闻着新书散发的淡淡幽香，我一连几天都沉醉其中。甚至就连睡觉时都会放一本在枕前，就那么漫无目的地翻一翻，仿佛就像爱抚自己的新生儿……可惜的是，出版第一本书时的这种奇妙感觉，在以后出书过程中再也没有出现过。

在当时的中国法学界，像样一些的法学著作并不多见。尤其是在诉讼法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著作仍然是一部部法学教科书，以及一些带有教科书体例的“专著”。而真正具有世界眼光而又问题意识强烈的理论著作则甚为少见。

《刑事审判原理论》不见得对中国问题做出了多少深入的分析，也不见得就站在世界法学理论的最前沿，但它的理论视角和创新意识却是明显的，资料的整理也是全面的，观点的表述也是全新的。根据后来的了解，青年学生对这本书表现出很高的兴趣，一些北京以外的法官和法学教师也对它表现出了偏爱。这里顺便介绍两个小插曲：上海当时的一位中级法院的院长读过这本书后，就邀请素昧平生的我前去该法院讲学，讲授“程序正义理论”，并担任该院“审判方式改革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后来整理出来的讲稿甚至成为年轻法官培训上岗的教材；一位地方综合大学的法学院院长，直接给素不相识的我打电话，邀请我为该法学院全体师生教授刑事诉讼法学前沿讲座……

《刑事审判原理论》在给我带来荣誉的同时，也激发了我进一步的学术思路。从1997年以来，我先后在程序正义理论、司法权的性质、刑事审判的司法审查、刑事诉讼的纵向构造、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等课题的研究上下过不少的功夫。这些课题显然都是《刑事审判原理论》研究的继续和深化；近期以来，我所研究过的未决羁押的法律分析、法院变更罪名、对被告人重复追诉、刑事证据规则、公法的第三领域等问题，也深受我第一本书的影响。

甚至我刚刚出版的《程序性制裁理论》以及其中所提出的程序性违法、程序性制裁、程序性裁判、程序性辩护、程序性上诉、宪法性救济等崭新的概念以及相关理论，简直也可以说是《刑事审判原理论》的理论延伸……可以说，正是通过第一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我才可能持续不断地在一块学术沃土上长期地耕耘和思索，不仅保持对法学学术的持续热情，而且发现了过去所没有见识过的丰富研究课题。爱因斯坦说过，我们掌握的知识就好比一个圆圈，知识越多，圆圈越大，未知的领域也就越大。深入地就一个题目钻研下去，并从中发现更多的未知领域，拓展自己的学术空间。这或许是我未来拓展学术视野的必由之路。

当然，从今日的眼光来看，《刑事审判原理论》中的一些观点已经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其中所运用的法学方法也似乎有些幼稚；这部带有浓重“思辨”色彩的“学生期作品”也缺乏笔者近期所强调的“问题意识”。但是，作为我的第一本书，《刑事审判原理论》的出版过程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创业之艰难。尤其是对于那些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而言，假如没有心胸豁达人士的发现和提携，要想做出一些成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本书可能不属于我的巅峰之作，甚至就连代表作都算不上，但它却奠定了我一生的学术基础，培养了我的学术兴趣和热情，使我树立了以学术为业的信念。

我的第一本书只是我学术生涯的开始，却已经深深影响了我的学术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