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西先生千古

梁西，我国著名的国际法学家、国际组织法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学术之路特转载3篇文章深切缅怀之。

独有珞珈桂花香——梁西教授访谈录

来源：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今年是我国著名国际法专家梁西教授的80寿诞。怀着崇敬的心情，我特地到珞珈山上拜访。梁先生是中国国际组织法学的开拓者，但与这位心怀天下、研究新学的老先生接触，却让我感受到了一股浓浓的传统文人气息——笃行乐道、谦逊自省。

牛的故事

梁先生出生于湖南安化县一个古老的农村。5岁开始入乡间私塾读书，但3年后由于家境清寒，便和旧社会许许多多的农村小孩一样成了放牛娃。田埂上打个赤脚放牛吃草，小河里光着身子捉鱼，倒也悠悠然，在梁先生的记忆中，童年的故乡是一幅“小桥流水”、“鱼翔浅底”的三湘山水画。所以梁先生一直热爱大自然，清静幽美才是心灵停泊之所。

9岁时发生的一件事情却打断了他的放牛娃生活。一天中午，邻村的牛贩子来到梁西家，气势汹汹地把他心爱的黄牛牵走了！原来，因为他父亲不识字，将一张卖牛字据误以为借款抵押字据，并在上面按了指印，所以牛就这样被骗走了。梁西深受伤害，暗下决心：不管家里多么困难，也要去上学！没隔多久，父亲咬紧牙关把他送进了离村不太远的一所新式学校。

他的中学时代是在抗日烽火中度过的。在学习条件极差、生活异常艰苦、敌机日夜威胁的环境下，父母通过辛辛苦苦地耕种和高利借款，勉强供他读完了６年中学。国难与家贫，铸造了他发愤图强、坚韧不拔的品格，也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他投身到救亡运动的伟大洪流中，发表《樊城风雨》、《蛙声》、《文明与野蛮》、《两地蔷薇》等多篇作品，宣传抗日。

1946年，梁西以一篇热血满腔的作文《多难兴邦》和各科优异成绩考入抗战胜利后从四川乐山迁回武昌珞珈山的武汉大学。第二年，曾任“中国赴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代表团”顾问的周鲠生校长，开设“国际法”课程。梁西深情地回忆道：“周老师关于《对华不平等条约》一节的讲解，使同学们心情激昂，深感‘弱国无外交’，务必创建一个民富国强的新中国！”在周先生的影响和鼓励下，梁西毕业后选定国际法作为自己终生的研究任务。

1953年，他应聘参加北京大学法律系的重建工作，并成为50年代中国法律院校最早的一批兼职律师之一。当年被人骗走一头牛的梁西，此时是多次出席重大涉外案件庭审的大律师，为公正而奋斗。1955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卡麦隆驾驶美机侵入中国领空进行骚扰挑衅危害中国安全”一案，他接受委托担任被告律师。此案在中美关系史上意义重大，举世瞩目。

从旧社会的放牛娃到新中国最高学府的教师，他开始了在北京大学30年的教学生涯。不过，他与牛的缘分却并未了却。文革初，在江西鄱阳湖畔的北大“五七分校”，他凑巧又有机会喂起了四条水牛，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与牛相依的生活。两年以后分校解散回北大时，他怀着颇为复杂的心情，光着膀子，同公牛合拍了一张照片。这张老照片至今仍置于梁先生的案头。照片上的梁西，肌肉发达，微笑着，丝毫没有沮丧的情绪。

梁西教授喜欢牛，因为牛是默默耕耘者，“朴实无华，淡泊明志，人生才是美丽的！”

“防空洞”里的意外收获

在北大，梁西是一心一意读书教课的“夫子”，下决心做个“传道、授业、解惑”的好教员。不过，有人却批评他不关心国家大事，走白专道路，“小资”情调。梁先生笑着说：“这可是误解，我当时其实很热心的，是新中国第一个国际法班的教师和班主任，与学生说笑弹唱，打成一片，还“强迫”他们每天早上和我一起沿未名湖练长跑、习口语。”这些当年跟着梁老师上课、锻炼身体的学生现有许多已是外交部的司长、美国的大律师，还有人是中国驻日内瓦人权委员会的外交官。“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他喜欢用毛主席的这句话教导学生。

一向内敛低调的梁西也未能逃脱时代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厄运。不过，谈到自己作为“臭老九”被派往江西“改造”的经历时，梁先生却叮嘱说，“最好不要用“坎坷”二字来形容我的这段经历。”在梁先生看来，遭遇厄运的这几年戏剧般地成为他人生道路的新起点。他数着手指，介绍了其中的三个“原因”：

“首先，我参加劳动锻炼，思想认识方面有提高，再也不是文弱的‘书呆子’，身体更结实，健康可是让人受益终生啦。”

“第二，去江西，也就没有卷入北大内部的两派争斗，避免了受惩。”

“最幸运的一点是，我躲进了一个‘防空洞’……”

原来，林彪坠机事件后，在周总理安排下，北大外出劳动锻炼的教师们大都返校了。为了做好尼克松访华的准备，周总理还委托外交部搜集有关尼克松的资料，最后，外交部又把一部分任务交给了北大法律系。梁西与王铁崖、芮沐、沈宗灵等著名学者一起，成了编译组成员，参与翻译了《联合国与裁军》、《联合国手册》、《尼克松：六次危机》、《希思外交报告：旧世界与新前景》等６部书和大量有关联合国的文件。这些书和文件对于我国的学术研究和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的外事工作，极具参考价值，曾获国内外和联合国秘书处的赞赏。在此期间，梁先生专门搜集和摘译了一批有关国际关系等国际组织方面的文献，积累了200多万字的资料。

“参加编译组的７年，不仅使我躲进了一个远离动荡与纷争的‘防空洞’，对自身语言的提高和研究素材的积累，比再读几个大学的收获还要大！”他庆幸自己于动荡之年，还能有这样的学术经历。

就这样，当一些人卷入种种风波，或飞扬一时，或受尽折磨时，他却在“防空洞”的庇护下默默地积蓄能量。他从各种信息资料中敏锐地觉察到，国际组织在未来的世界将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中国在联合国也将起到日益突出的作用，他决心研究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组织，夜以继日地钻研，不辞辛劳。功夫不负有心人，“文革”甫一结束，他就基本构建出研究国际组织的新体系，并终于在我国率先开创了“国际组织法”这门新课程。

“冷与热”的辩证法

图书馆—教室—家，自1950年以来，梁西教授一直过的是这种三点一线的生活。梁先生说：“教书匠，是过去对教师的一种蔑视的称呼。但我是地地道道当了一辈子教书匠，吃了粉笔灰，但我无怨无悔，我以此为乐，以此为荣！”梁先生接着说，做学问要有所成就，须甘于寂寞，力戒浮躁，“冷”与“热”要辩证地看。多年来，他就是跟着这“冷热辩证法”走过来的。

在“政治热情”高涨的年代，他始终不爆不火，在未名湖畔钻研着被人冷落的学问；在“淘金岁月”，他依旧心静似水，在珞珈山上守着一屋书香……

80年代初，海洋法是国际法的热门，著名法学家王铁崖先生有意让他来主持北大的海洋法研究，而他却执着于被人认为是冷门的国际组织法。正当他在北大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时，他却于1982年回到阔别30余年的母校，回到山青水秀的珞珈山。有人认为他回武大是要弄个领导做，而他却辞绝任何职务，一心做个普通教员。“母校有我最难忘的时光，最美好的回忆，最尊敬的师长，最宜人的治学之所……”梁先生对珞珈山满怀深情。

回武汉大学任教，梁先生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激情，可谓硕果累累，桃李芬芳。

1984年，梁西教授准备多年的学术专著《现代国际组织》出版，是国内首次全面系统阐述国际组织法的一本专著，博采中西，见解独到，他的《国际组织法》经过五次修订，被教育部指定为全国高校通用教材，1996年曾获国家教委一等奖。如今，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欧盟等为代表的国际组织法学已成为热点中的热点；他协助韩德培先生创办的国际法研究所已成长为该领域惟一的国家文科重点研究基地。此外，他还主编了《国际法》，并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在海内外产生学术影响。

对于学术上的热点，梁先生也主张冷静观之。早在求学阶段，他就形成了“注意积累材料，讲求据实分析，不爱人云亦云，勤于个人思考”的学风。80年代曾有人对周鲠生先生著作的观点有所贬低，而他却认为那是周先生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独特贡献。

对于如何看待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梁先生说“二者结合得好，事半功倍，若是‘两张皮’，则费力不讨好。”所以，他对于培养学生十分倾心。自1986年起，梁西教授开始招收博士生，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国际法高级人才。经其指导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已有许多人被评为教授、博士生导师、“杰出中青年法学家”，还有多人担任了外交部驻外使领馆或司法部门的重要职务和高等院校的负责人。现虽年届八旬，梁先生还每天坚持锻炼、打门球、读书写作，有时还经常深入学生，做讲座，介绍学术心得和学科前沿领域。

初唐诗人卢照邻曾经留下“寂寂廖廖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的名句，这用来刻画梁先生宁静致远的为人品格和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或许是最合适不过了。

梁西：中国国际组织法的开拓者（法治人生）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本报记者田豆豆

人物简介

梁西：1924年生，别名梁宋云，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和武汉大学法学院，是中国国际组织法的开拓者，是新中国上世纪50年代大学教师中最早的兼职律师之一，曾多次参与最高人民法院重大涉外案件的审理。

4月14日，记者走进绿树成荫、春花烂漫的武汉大学。“樱花这几天都谢了，只有几株晚樱还开着！欢迎你来呀！”92岁的梁西先生，十分平易近人地和记者聊起来。

梁先生诙谐地说：“我做了一辈子‘教书匠’，就专心种我那‘一亩三分地’，精耕细作，终身不怠，但我无怨无悔。”

1983年，梁先生从北京大学重返母校武汉大学任教，培养了包括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在内的大批国际法专门人才，并出版了《国际组织法》等重要专著。他的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与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的作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从读私塾到聆听校长讲解《不平等条约十讲》

梁西生于湖南安化县大桥乡董家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5岁时入私塾读书，3年后因家境清寒而辍学，和旧社会很多小孩一样，成了个“放牛娃”。但9岁那年，因为父亲不识字，把一张卖牛契约误认为是抵押契约，在上面按了手印。一头黄牛，就硬生生被人牵走了。此事对他的刺激很大很大，他下定决心“一定要继续上学！”后来，父母亲也终于勉强答应，咬紧牙关供儿子读小学。

在日本侵略者的轰炸声中，梁西走进了他的中学时代。一寸山河一寸血，哪里还安放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但他仍坚持继续发奋苦读。同时他还十分欣赏鲁迅、巴金等进步作家的作品。高中二年级时就创作发表了《两地蔷薇》《樊城风雨》《文明与野蛮》等多篇抗日题材的短篇小说和小品文。

1946年，他以一篇热血沸腾的作文《多难兴邦》和各科优异成绩考入武汉大学，并选择法律作为自己毕生的专业。

聊到此时，梁先生抬起头来，看着法学院会客室墙壁上周鲠生校长生前书写的刚劲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名言，陷入了深沉的回忆。

大二那年，曾任“中国赴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代表团”顾问的周鲠生校长，为法学院开设了国际法课程，详细讲解了历次不平等条约对我国的束缚、压力、影响和危害。他深情地说：“周老师其人其名都拥有非凡的感召力，讲课有学者的大家风度，平实而不假于辞色。周校长讲课时旁征博引和严谨的论证分析，令人着迷。尤其是关于对华不平等条约的讲述，使我深深地感到中国在国际社会‘弱国无外交’的屈辱地位，并勾起了我对日本法西斯在华暴行的痛苦记忆，进一步坚定了我学习国际法的念头。老校长博大的爱国情怀和他高尚的人格及无比非凡的魅力，让我仰慕不已，决定追随老师的脚步，走上了国际法的研究道路！”

武大毕业后，梁西曾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苏联法学，此后即长期主攻国际法，并从事国际法的教学。

从为美国人当“辩护律师”到编译联合国资料

1953年，梁西经组织分配并应马寅初校长之聘到北京大学教书，参与了法律系的恢复重建工作。1955年，他开始走上讲台。也是在那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卡麦隆(L.W.Cameron)驾驶美机侵入中国领空”一案，他接受委托，担任被告辩护律师。“在当时那个环境下接受这个任务，我曾有很多顾虑。为入侵我国领空的美国人辩护，为什么？”但是，思来想去，最后他还是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他说：“担任辩护律师，不是为那个美国人辩护，而是为了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尊严！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

“文革”中期，梁西被下放到鄱阳湖畔“北大五七分校”，又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放牛生活。他风趣地说：“幸运的是，没多久我就躲进了一个‘防空洞’。”

原来，为做好尼克松访华的准备，周总理要外交部准备资料，外交部又将一部分任务转交给了北大法律系。梁先生与王铁崖、芮沐、赵理海、沈宗灵等7位组成了一个编译组。连续多年分工合作，翻译出版了《联合国与裁军》《联合国手册》《尼克松：六次危机》《希思外交报告：旧世界和新前景》等6部书，并编译了大量有关国际关系的文件，对我国1971年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后的初期工作有重要参考价值，获得了国内外和联合国秘书处的赞赏。借这个“防空洞”，他本人还专门就联合国编译了200多万字的相关资料和文献。“后来，凡是与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相关的文稿，最终都由我统一再译校一次。他们几位都知道我对这个很感兴趣。”

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他已敏锐地感受到，国际组织在未来世界中必将愈来愈重要，而中国在联合国也将起到日益突出的作用。厚积而薄发，“文革”一结束，他就构建出了研究国际组织法的基本体系，并在北大率先创设了我国有史以来的“国际组织法”这门崭新课程。

五次修订并再版《国际组织法》

“送你一本书。”梁先生将一本新书赠送给我，书名是《梁著国际组织法（第六版）》。封面上方印着两行字：“研究生教学用书”“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这本书的第一版，发行于1984年，原先只有20多万字。30多年来，历经5次修订，现在已经拓展到四五十万字。

有人总结说，“梁西的研究方法就是不断地修订。”先生笑着说，“确实，修订版就是升级版，就是不断地加深自己对这一领域的认识，不断地反思自己过去的理念、思想，使之与时俱进。”

1984年，《现代国际组织》出版，这是国内首部较全面系统论述“国际组织法”的一本专著。此后，《国际组织法》的第四版获国家教委优秀著作一等奖，第五版被国家教育部推荐为高等学校研究生教学用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学术精品。此外，他主编的《国际法》，已印刷30多万册，是全国发行最多的国际法教科书之一。其独著《国际组织法》（第三版）和主编的《国际法》（1993年版）两书，均以繁体字竖行本在台湾地区出版发行，具有学术影响。

梁先生发表过不少观点新颖的论文，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特别是他提出的有关国际法的“社会基础论”与“结构平衡论”，高屋建瓴，对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存在基础与发展规律，分别作了高度概括，深化了国际法学与国际组织法学的原理。两者，在法理学上一脉相承，彼此充实，从总体上揭示了现代国际法律秩序的社会学特征及基本性质。两者，正是他用以建构其国际法与国际组织法教学及科研体系的学术出发点，也是他始终贯穿于其各种著述及学术报告中的理论前提。

教书育人，是先生最看重的工作。从1986年起，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选批准，梁先生开始招收博士生。如今，先生虽已年过九十高龄，仍然每天读书看报，密切关注着国际局势和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的发展变化。他说：“在人类社会日益组织化、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时代，我们的国际法教育与科研工作，必须立足现实，面向世界和未来，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中国梦而努力不懈！”

《人民日报》（2016年04月20日18版）

先生图书

梁西，我国著名的国际法学家、国际组织法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全书分为五讲，前四讲精选自作者毕生从事国际法与国际组织法研究的著作、文章及历次重要讲座的文稿，是这部书的核心部分，堪称“梁西的理论代表作”。*后一讲，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人生小结，可视为本书的结论部分。这个小节，从人生与社会角度，提出了不少广泛而深邃的观念和若干值得深思的问题，颇具启发性。

梁西：中国国际组织法学的奠基人

光明日报记者 陈恒

已经95岁的梁西，被视为中国国际组织法学的开拓者和重要奠基人。他在1984年出版的《现代国际组织》一书，是国内首部较全面系统论述国际组织的专著，对国际组织法研究具有创新性的贡献。

忆及往日，老人感慨：“我的人生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兴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儿”。

1924年，梁西出生在湖南省安化县大桥乡董家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少年时代的梁西，目睹的是一个贫弱的中国，四分五裂，战火纷飞。贫寒的家境、国家的磨难，让他越发珍惜学习的机会。他喜欢鲁迅、巴金等进步作家的作品，立志要为社会做点事情，做个“教书先生”。

1946年，满腔热血的梁西来到武汉，他凭借作文《多难兴邦》和各科的优异成绩，考入国立武汉大学法律系，开启了他至今已70余年的法学人生。彼时，武汉大学法律系名师会集。“韩德培先生主讲国际私法和西洋法律思想史，刘经旺先生主讲公司法，姚梅镇先生主讲民法，燕树棠先生主讲亲属继承法和婚姻法……”时至今日，梁西先生仍对诸多师长铭记心间，如数家珍。

大二那年，曾任“中国赴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代表团”顾问的周鲠生校长，为法律系开设国际法课程，并专题讲解了他的著作《不平等条约十讲》。“周先生是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国际法学家，他的讲解对我的影响很大。”梁西说，周先生从自己参加过的联合国的实际活动，联系到近代中国历次的不平等条约，深刻地论述了这些条约的危害以及它们对中国的长远影响。“这使我深深地感受到近代中国在国际社会‘弱国无外交’的屈辱地位。”从那时起，梁西决定，要重点学习和研究国际法。

1950年，梁西从武汉大学毕业，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后来，他曾到中国人民大学兼修苏联法学。1953年，经组织分配并应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的聘约，梁西赴北大参加新法律系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在北大校园，梁西终于实现了当“教书先生”的梦想，曾先后主讲苏联法学、欧美刑法，以及后来的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法等多门课程。

“文革”期间，梁西一度被下放，住进了牛棚。20世纪70年代初，在得知尼克松有意访华时，外交部就委托北京大学法律系成立了一个编译小组，专门编译一些与国际法有关的文献和资料。正在下放的梁西被调回北京，成为7人编译小组的一员。

此后连续7年，梁西与芮沐、王铁崖、赵理海等老一辈法学家分工合作翻译出版了《联合国与裁军》《联合国手册》《尼克松：六次危机》等多部著作，并搜集了大量有关国际关系的资料，对我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后的初期工作有重要意义。

在翻译过程中，他更进一步察觉到，国际组织在未来世界中必将越来越重要，而中国在联合国也将起到日益突出的作用。“这是我学术思维上的一次飞跃，它开启了我更加紧学习与研究国际组织法的新航程。”

当时，国内对国际组织鲜有系统研究，在大学中也从未专门开过国际组织法的课程，梁西下决心补上这样一个“大缺口”。“就是在这个想法的驱动下，我除了完成日常的工作任务外，还专门积累了200多万字的中外文资料。这些资料，在帮我赶上改革开放的东风并迅速创设国际组织法课程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77年底，梁西在北京大学率先开设了国内有史以来的第一门国际组织法课程，并构建出了研究国际组织法的基本体系。

1983年，梁西调回母校武汉大学任教。在过去多年翻译、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专著《现代国际组织》。此后，这部著作先后修订五次，从第一版的20多万字拓展到第六版的近50万字，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学习国际组织法的学生。

几十年来，梁西对国际组织法学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涉及这一学科的各个方面，他创建了具有特色的国际组织法学科体系，构建了国际组织的法理学，并提出和阐述了一系列创新的学术观点，无疑提高了国际组织法学的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

如今，即使到了近百岁的高龄，梁西先生的著述仍未停歇。就在今年，45万字的新书《梁西论国际法与国际组织五讲》通过审批，即将付梓。“希望这本书能在今年农历八月前出版，以此纪念我的生日。”先生说。

在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梁西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国际法高级专门人才。曾有学生对他的人生经历与学术思想作过评价：“先生一生是以两种身份生活着的：一是学者，二是师者。作为学者，他是我国国际组织法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公认的当代法学名家。作为师者，他一生育人无数，桃李满天下。”如今，那些当年跟着梁西上课的学生，有许多人成了中国的高级外交官、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官员、大学校长、著名学者……

“现在老了，不讲课了，可人们常说‘活到老、学到老’，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大的空间去提高自己。”这位一生都在与国家命运共振的老人，仍在时刻关注着世界的变局和国家的前途。面对当前欧盟的裂变、中东的战争、错综复杂的大国间关系，甚至网络空间的国际法等问题，他仍忍不住要思考，要学习。他说，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日益组织化、数字化的巨大变革，我们在国际法教育与科研工作中，必须立足现实、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光明日报》（2019年05月29日 04版）

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