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本文经俞梅荪先生授权转自十点公社蔡定剑在个人著作集《黑白圆方》的扉页上，援引顾城的诗作为题记，“上帝给我黑色的眼睛，我以它来寻求光明！”蔡先生已经仙去，有着黑色眼珠的人们，依然将追寻着光明而前行。
（1953年生，1984-1994年在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从事立法工作十年，其中后六年担任领导同志的秘书。）2020年11月22日，蔡定剑的十周年忌日，我在群里不断看到中青年学者纪念他的文章，深为感动，有感而发地写一点。
蔡定剑是晚我两年毕业的北大法律系校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工作，与我多有交往。
1988年12月，中国法学会举行“中国法治建设十年改革研讨会”，由全国人大研究室主任郭道晖先生主持学术论文的评选，我的《我国经济法治系统工程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和《经济立法的超前性探索》两篇论文入选，应邀到会作大会发言。
数天的会议结束了，晚饭后，大家乘大巴车回城，我和蔡定剑坐在最后一排，在夜色中聊起来，1986年他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在全国人大研究室工作，作为会议主办方之一，他协助郭道晖先生操办会务。当时我刚开始担任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顾明同志的秘书，开始与全国人大研究室等部门打交道。他出生在江西省新建县农村，1970年代我在江西省南城县农村插队七年为第二故乡，与他成了同乡好友。
2009年夏，蔡定剑分别担任负责人的北京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两校的行政与宪政研究单位联合召开修改《保密法》座谈会，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的立法人员及专家、学者、记者和律师参与讨论。
我在网上看到，蔡定剑在第一次座谈会的开场白，介绍我被上海文汇报社法人团伙盗印机要文件，又被栽赃陷害，江平律师为我作无罪辩护，冤狱三年的典型案例。他说，下次座谈会要请我去谈《保密法》的修改问题。这使我深为感动，立即去信表示同意前往，现身说法，谈修改法律问题。
我在信中告知：1985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议（草案)》的讨论，由总理召集各部门上百位专家学者到会，我受命执笔起草与之配套的《“七五”立法规划（草案)》。在国家保密局局长沈鸿英的反复要求下，我把《保密法》列入立法规划，后来参与立法工作。1988年9月，该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实施，至今21年，需要修订。借此机会，可以推进信息公开，以及我在狱中对《保密法》的思考，等等。
没想到，我给他的信，竟然没有回音。
后来得知，他病了。
更没想到，54岁的他竟然英年早逝，使人扼腕长叹。
在十年前的今天，小我三岁的蔡定剑去世了。四天后，我前往送别。在那个寒风凛冽的早上，一千多人前来，有从深圳、哈尔滨、郑州、天津、上海、四川的山乡赶来，有底层百姓和企业家，有江平先生和法律界人士，等等，人头攒动，群情鼎沸，悲痛不已，极尽哀荣。
在八宝山殡仪馆的东大厅前，我排在长长的送别队伍里，看到这位乙肝病毒携带者举着这张纸：“感谢蔡老师为消除乙肝歧视所作的贡献”。2010年11月28日，在送别大厅外，记者采访江平（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
前来送别蔡定剑的各界人士，多数得益于他所推动的宪法研究与实践，有受益于反歧视行动，在求职就业上渡过难关的年轻人；有为子女讨回了公道，看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宣示，得以实现的老人。2010年11月28日，在八宝山殡仪馆东大厅送别蔡定剑的人们捧着蔡定剑生平。
他努力推进反歧视、劳工权利保障、选举权等方面的宪法问题研究和实践，功德无量。蔡定剑的墓，在北京昌平区天寿陵园。2020年1月，蔡定剑去世刚到十年，我前往扫墓。
今日我读《蔡定剑逝世十周年：接过先生手中的启蒙火炬》深为感动，想起与蔡定剑兄的往事，匆笔写成本文。我将继续撰文回忆：1987年，蔡定剑参与制定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后来积极倡导用宪政民主法治的方法来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2002年起，我为多起失地农民依法维权取得成效，其中为四万失地农民讨回了五亿元补偿款，成为在体制内化解社会矛盾，良性循环的先例之往事。“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谨录蔡定剑教授遗言，赠宪法学教育基金。87岁叟郭道晖书，2015年10月北京。
法学家郭道晖先生在八九十年代，长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学术成果颇丰，是蔡定剑和我的良师益友忘年交。蔡定剑（1956-2010)，毕业于北大法律系法理学专业，1986至2003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秘书局工作，曾任秘书局副局长。俞梅荪（1953-)，毕业于北大法律系经济法学专业，1984至1994年，在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从事立法工作十年，其中后六年担任领导同志的秘书。
1956年10月9日，蔡定剑生于江西省南昌新建县的农村家庭，祖父是私塾先生，父亲是基层干部。家中子女六人（五男一女），他排行老二。家庭上有祖母共九口人吃饭，生活较为困难。农家子弟出身的蔡定剑，自小就开始劳动。在母亲因手工伤不能做家务后，兄弟几人还要承担家里砍柴、挑水、菜地等体力劳动。正是从小就经历过这些艰辛的生活，使他深深懂得处于底层广大劳苦大众生活的不易。蔡定剑最早的坎坷经历来自小学升初中时，他以本乡名列前茅的成绩考上本学区的公办初中。其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实行贫下中农专政。本村贫农委员将自已考入农业中学的儿子顶替他进入全日制中学的名额。蔡定剑只能上当时属于半农半读、每天只上半天课的农业中学。虽平白遭此劫，他并不因此而颓废，后来仍以优秀成绩考入大塘中学读书。当然，蔡定剑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上初中的时候，冥冥之中，改变自己人生曲线的老人——邓小平，1969年秋被疏散到距离大塘不远的新建拖拉机修配厂劳动。寒来暑往，这位老人，在南昌陆军学院通往新建拖拉机修配厂的那条杂草丛生的小路，漫步遐想达三年之久，文化大革命，破坏法制、践踏人权，这位老人，有着切肤之痛。由于文革期间废除高考。高中毕业的蔡定剑虽学习成绩再好也只有回乡务农。对那个年代的农村青年而言，当兵是他们离开农村可能的出路，因此当兵指标是抢手的香饽饽。1974年10月，他报名参军，虽初检身体合格，但由于家中已有长兄入伍，且村中民兵连长希望侄子被征召，大队干部不给他参加复检，入伍机会渺茫。蔡定剑不甘心，给接兵部队指导员写信、表决心，终于打动了接兵部队指导员成功入伍。入伍后，蔡定剑驻守福建连江海防前线。在部队中，由于他文化素质较高，文笔又好，成为连队文书，并且很快成为团里文艺骨干，工作内容包括板报、绘画、文艺节目自编自演。本来他很有希望提干，但所在的连队却因为编制调整被裁撤。1979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这时政策开始准许部队士兵参加高考。蔡定剑已是入伍4年、即将退伍的老兵，家人劝他返乡务农，但他心有不甘，希望能够搏一搏高考。可惜部队规定22岁以下的战士才有资格从部队参加高考，而蔡定剑已经23岁，他所在的师不给他报名。但他作为一个优秀士兵，在团部领导那里无人不晓，团里分管领导副政委亲自向师部机关反映情况，为他争取到了全营仅有的两个高考指标之一。当时部队战备十分紧张，一个士兵没有多少时间准备高考复习，虽然如此，蔡定剑仍以较高分成绩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早年坎坷的经历使蔡定剑明白一个人因并非自己能够左右的条件而遭受不公平待遇的痛苦。比如，他此后走上反歧视的道路并非来自他的阅读，而是对现实的关注，当他看到优秀的年轻人从农村考入大学、成功地通过教师考试，却因为乙肝“小三阳”而不能入职时，他对这种痛苦感同身受。他生命旅途中每迈出一步，都有着重重阻力，因为“破格”才接近目标。这种“破格”不是上天的垂青，而是与他坚毅的性格与勤奋努力分不开。1979年的北京政法学院里，海防战士蔡定剑成为复校之后的“黄埔一期”。学院路41号，狭小、破败的校园，激荡着一代人独有的书生意气，江平先生曾经称赞蔡定剑属于1979级佼佼者中的佼佼者。读大学的时候，蔡定剑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曾利用暑假去社会调查，写出两篇调查报告，其中一篇《当前大学生思想状况》调查报告获“全国青年社会调查征文”一等奖。1983年6月，蔡定剑从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毕业，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担任干事（至1986年10月）。在此期间（1983-1986），蔡定剑在北京大学法律系攻读研究生，师从陈守一先生。蔡定剑虽有很强的创新思维能力，但英语却总学不好，第一次考研究生时，虽然花费了很大的努力，英语只得了7分。苦读了一年后，也只考到30几分，他是被北大陈守一教授破格录取才上的研究生。1986年研究生毕业后，蔡定剑被分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工作，从此与中国的民主宪政之路结缘。在此期间，蔡定剑的学术志趣更多转为实证研究。不久，他被抽调到十三大报告起草组下面的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组，负责部分十三大报告的起草。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回忆，当时正好是彭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法学专业毕业的学生也比较少，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他是想去为人大制度的发展做点事情，很快成了学者型官员，也发表了不少文章”。长期在全国人大担任秘书的蔡定剑，不满足于机关工作的办会、办事、办文，焚膏继晷、废寝忘食地钻研法学，成为独具风格的体制内少有的思想者。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在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和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进行了三次审议，因不少常委和代表提出质疑，彭真委员长专门指示对该法的可行性和代表们提出的主要问题进行深入调研。这是最强调民主法制的中央领导人彭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将立法调研工作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研究室则将这项工作交由蔡定剑带队负责。这部至今依然引起诸多讨论中国民主未来的法律，就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村民自治是中国选举领域一直未跨过去的小岗村，一个最实际的争论，从彼时起到今日依然存在：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如何共存，如何保持农村稳定，要不要给农民自治权，在农村能不能实行民主。彭真要求对该法案进行立法调研，也因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官员为主体组成的全国人大代表强烈反对村民自治和村级民主，这些官员已经习惯于党和政府对农民长期采用的行政强迫命令的领导方法。蔡定剑率一个小组调研《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的可行性。根据经济发展的状况和地理分布，蔡定剑选择黑龙江、江苏和四川3个省作为调研点。他从政府实际需求出发，将政府需要完成的各项工作任务进行分类分析，设置的一般调查科目大至办企业、农业税、交提留款、计划生育、土地管理；小到移风易俗、买国债、献血、灭鼠等。在田间地头他来往地奔波着。1987年11月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上，蔡定剑等人的调查报告引起了很大反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终于顺利通过，为中国广袤而荒芜的民主大地上撒下了种子。1998年11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通过了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二字被去掉。多年后，蔡定剑深情地回忆到：这意味着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这颗民主的种子开始在乡土中国生根发芽，意味着代表文明发展方向的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已经不可逆转。1992年，蔡定剑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借鉴西方代议制思想，著成《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书，提出了很多在今天依然值得关注的见解，比如在人大代表选举中实行竞选、逐步扩大直选范围等等。本书此后不断的修订和再版，在国外也有着重大影响。1999年，蔡定剑系统总结和反思建国后法制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之后，推出专著《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一书。在书中，蔡定剑提出了要正视司法腐败问题，并呼吁进行司法改革。同一年，法制画上句号，法治载入宪法，法律在中国，不再是统治的工具，而是社会公认的规则。从此，民间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权的热情一路高涨，而全面建设法治社会的探讨也越来越多进入公共视野，社会规则的变化悄然入夜。年复一年，蔡定剑在体制内的职位也不断上升。2002年底，就在蔡定剑担任副局长之时，他作为课题负责人调查撰写了《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一书。这份报告，扎实有力的回击了有关中国选举的若干流行谬论。这份报告写到，公民的文化素质并不能决定他的政治参与能力，只有利益才是决定选举的动力；民主选举不但没有把社会搞乱，相反很多地方都是通过选举实现了由“乱”到“治”。2003年，没有法治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最坏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恶果已经明显，法治的话语替代了市场的话语，成为了社会公共话题的主流；以孙志刚被打死为契机，全民间的参与和官方的互动，废除了横行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基层民主大选中，全国范围内大批独立候选人涌现，竞选风起云涌；无论是农村税费还是城市拆迁，用法律维权，民间高涨的维权热潮，让人们给2003年冠以维权元年的称号。中国改革日益进入深水区，利益格局呈现错综复杂的生态。比起学院派学者，蔡定剑更能深切体察体制的运行机理和逻辑；比起体制内的官僚，蔡定剑更有一份深切的变革体制的激情。但是，蔡定剑的著述，也存在一份深深的无奈。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官员和学者两种角色，是有不小的冲突的，蔡先生坦承：官职越高，越难表达自己的观点。他的妻子刘星红说，上世纪末蔡定剑就有到高校去的想法了。正是在2003年，官员和学者两种角色的冲突在蔡定剑心中实在难以弥合，仕途本被看好的他，选择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处秘书组副局长一职上离开前往高校任教。蔡定剑最初是申请去北京大学任教，但因某种原因未能成行，最终到中国政法大学成为一名全职教授，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主任。2008年，改革已经三十年。三十而立，围绕着“中国经济的奇迹”，反思改革、推进改革，已经没有办法“不争论”了。改革做对了哪些，又做错了什么？如何批改中国三十年改革所交的这份独特的“作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早在2006年，学术界已经围绕这些问题开始进行反思。经过激烈的碰撞和交锋，大体上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取得的成就，是坚持“特色”的结果；第二种观点则相反，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就，是不断“普世化”的结果；第三种观点属于骑墙派，改革成就是由“特色”和“普世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蔡定剑认为，如果依然坚持“特色论”和“国情论”，那么丛生的社会矛盾将难以解决，这将难以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改革的成果，则有可能化为乌有。吊诡的现实，使得不少人心存疑惑：既然体制内改革的自动力已经殆尽，改革的后备动力在哪里？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曾经的体制内官员，对于中国的改革，具有理性的乐观。根据全国人大工作期间深入和丰富的社会调查，蔡定剑得出一个判断：中国改革的后续动力，已经从民间产生。蔡定剑认为，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多元化，每个人都是改革的缔造者：“基层民众的维权行动推动着社会变革。摆脱了某种生存困境而有了更加自主独立的条件，一批敢于为公共利益说话的知识分子从而产生。他们通过言论和行动影响并推动着制度的变革。独立律师的出现和草根NGO的生长正成为推动中国社会改变的力量。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也是政改的动力。媒体和公众舆论是改革的重要力量。”蔡定剑直面社会矛盾，从公民社会培育到透明政府建设，从官员财产申报到城市拆迁之痛，从网络反腐到反就业歧视，他持续地写、反复地谈。同时，他还推动参与四川罗江和雅安、上海闵行区等多处地方政改。作为一名独立学者，蔡定剑不惟史书、不惟法条，更注重来自现实的观察与分析。蔡定剑是一位走出书斋的宪政专家，他认为中国宪政之路的精髓在于保护公众权利。在他看来，民权是有温度有表情的，它关乎普通民众的一喜一哀、一粥一饭、一屋一宇。与越来越功利的学者教授相比，与远离政治和现实的知识分子相比，蔡定剑有着更大的担当。他敢言他人不敢言，敢做他人不敢做。为此，蔡定剑被贴上了“特立独行”的标签。蔡定剑曾说，我的目标可能比较具体，努力地去推动它实现，可能只是一小步，但却要走出非常扎实的、真正能留下历史的印痕。学生朱国锋回忆起蔡定剑的宪法课时称，他和别的教授风格很不同，宪法课理论性很强，研究生们大多热衷于讨论西方政治制度，但蔡老师并不从外国宪政史讲起，他上来就讲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且会结合许多基层的案例。“他很注意研究中国的基层民主事件，并鼓励同学们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当时我们很多农村同学都参与了他的一个关于农村社会法制建设调查的项目。”朱国锋说。之后，蔡定剑多年理论研究、实地调研和游学世界的积淀充分释放，迎来创作的井喷。2004年一年，蔡定剑在《南方周末》《法制日报》《人大研究》等公共媒体和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关于人大与选举制度的实现、预算审计与监督政府等等事关民主与权利议题的文章。转为公共知识分子之后，蔡定剑依然持续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和高超的实操能力。蔡定剑一方面在公共场合不断的言说，宣传法治、呼吁废除拆迁条例等等，另一方面又积极在实践领域努力的往前推进每一小步，主持反就业歧视的研究和行动，为中国协调委员会选举设计规则。然而历史只留给了蔡定剑七年的时间来释放自己无比的激情。这七年里，中国的法治建设起起伏伏，民间对法治、宪政的热诚忽高忽地，而蔡定剑一直坚韧的前行着，推进法治。只可叹出师未捷身先死，留下生者面对英年早逝的蔡先生“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的遗言。蔡定剑在个人著作集《黑白圆方》的扉页上，援引顾城的诗作为题记，“上帝给我黑色的眼睛，我以它来寻求光明！”蔡先生已经仙去，有着黑色眼珠的人们，依然将追寻着光明而前行。蔡定剑辞官从教后，时不我待投入到工作中。据亲人回忆，“别人可能最多做一个项目，他一下就是4个项目，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凌晨3点才睡觉成了常态。”2009年6月，蔡定剑在南昌大学讲学期间回家乡，感觉胃不舒服，在医院检查时被确定为癌症晚期。他没有向外界透露病情，每天仍工作到深夜，以至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亲人也不清楚。“我曾是一名战士，我现在还要像战士一样来战胜它。”蔡定剑开始与时间赛跑、与病魔抗争，加快了一切工作的进度，以空前的激情研讨学术、接受访谈、撰文著书。蔡定剑的弟子说，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想为民主事业做更多事，影响更多人。蔡定剑的儿子蔡克蒙说：“父亲看重人世，留恋他的工作和生活。因此，父亲积极地配合治疗，以前发烧感冒从不吃药的他一年中不知喝了多少中药汤。我曾想让父亲在治疗时散散心，送了几本闲书给他看，希望能够减轻患病给他造成的郁闷。可父亲在病榻前从没翻过这些书，而是依旧去看与他研究的民主制度有关的亨廷顿、熊彼特和达尔。我在父亲做化疗陪护时，曾经无意中听到父亲叹息自己的病，‘这都是命’。我知道父亲是一个不信命的人……”得知父亲生病后，蔡克蒙北大法学院毕业后曾打算放弃赴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留学的机会在身边陪他，可被父亲拒绝。2009年9月6日，蔡克蒙飞往巴黎留学前一日，蔡定剑去上海闵行参加公共预算改革的会议，7日飞回北京直接从机场送儿子。他在机场对儿子说：“克蒙，你要记得，知识分子要有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你要有毅力，要细心。”去世前一个月中，这位癌症病人还组织了三场研讨会，议题分别是反就业歧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修订和拆迁条例废旧立新。他的学生说，“老师像陀螺一样连轴转。”2010年10月底，蔡定剑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北京西郊香山饭店会场，这是他最后一次在法学圈公开露面。最后一次失败的化疗，令他胀痛难忍。由北大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和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促进《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废旧立新学术研讨会在这里举行，蔡定剑以病重之身主持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是由他发起的，资金也来自于他的学术课题。与会者不能忘怀的是，当时蔡定剑“仿佛说话的劲儿都没有了”，简短的开场白后，身子就歪在椅子上，会议期间3次返回房间休息，且多次到休息室服药。11月12日，蔡定剑因病情恶化被送入北京北海边的解放军305医院。他喜欢医院周围的环境，但最终未能踏出病房一步。据刘星红回忆，蔡定剑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很多次做完化疗后，他都痛得无法吃饭，可他就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忍着，装得没事一样。天妒英才。11月22日凌晨3时30分，蔡定剑在家人的目光中合上了双眼。这一天，距离他54岁生日还有5天的时间。刘星红说：“他一直抱着生的希望。对于工作和家庭的事，没有特别交代。”蔡定剑宪法学教育基金是由蔡定剑教授的家人与好友及认定依宪治国是国家发达、人民安康、社会和谐之制度保障的朋友们捐资，于2011年5月设立于中国政法大学教育基金会下的独立子基金。资金来源于蔡定剑先生的亲人与好友捐赠的人民币60万元原始基金，是蔡定剑宪法学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向蔡定剑先生的学界、法律实务界和媒体朋友、学生、其他支持蔡定剑先生精神的各界朋友募捐取得的资金。蔡定剑宪法学教育基金现阶段下设两个奖项：蔡定剑宪法学优秀学生奖和蔡定剑宪法学优秀论文奖。旨在鼓励学生刻苦学习宪法学及其相关公法学科，培养学生的公益精神，推动蔡定剑教授毕生奋斗的民主法治事业的发展。“蔡定剑宪法学优秀论文奖”，面向40岁以下的青年学人，旨在鼓励青年学子学习宪法、研究宪法问题，推动中国宪治民主法治的发展。“蔡定剑宪法学优秀学生奖”采取“直接申请制”，定向从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的全日制本科生和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人权法学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中选取。对待家人宽厚仁爱、孝敬父母是蔡定剑的另一个侧面。还在总政时，住房只有一间，他就邀请父母兄弟都来北京游玩。后来到人大工作在亚运村分了一套房，他就将母亲接来北京。蔡定剑的工作特别忙而且老人也乐于家务，但他与别人不一样，他说妈妈年轻时吃过太多苦，应该让妈妈享享福，不让妈妈做太多的家务，而是等他下班后自己和夫人一同做饭。妈妈在他这里住久了，总是被保养得白胖胖，甚至回老家都不太会做饭了。他长年资助贫困的学生，见不得世间的不平之事。在人大工作时，凡有群众给他来信、弱势群体求助，他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有求必应，这使他一度成为人大机关收到求助信最多的一个。有人说，人大机关个人的来信中，除了给委员长的信最多外，另一个就是蔡定剑了。在亚运村他的家中，也长期地住着——有时是好几个来北京打工而没有租房的困难者。父亲住院时，尽管他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他也是日夜守候在病床边一个月。回到谷村老家，他也总是先去看望留守的老人，凡60岁以上的见人发100元钱。正因为有这种心系民生的宽厚博爱，所以，每当见到社会上的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就业歧视、弱势群体的小贩被城管管得没有生活来源、“孙志刚事件”等，他都不能释怀，深度地参与，为此广泛地做社会调查，向法律呼吁、向媒体呼吁。他的生命就燃烧在这些地方。蔡定剑在江西新建老家是个有名的孝子。2002年，蔡定剑的父亲生病时，他特意回家陪伴在父亲身边，直到父亲去世。之后，为了让母亲过上更好的日子，他又在新建县县城买下一套房子给母亲居住。年近八旬的蔡母尚不知蔡定剑离去的消息，家人担心她接受不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实。（后记：在蔡定剑学兄十周年忌日，我读《蔡定剑逝世十周年：接过先生手中的启蒙火炬》深为感动，促使我回忆与蔡定剑的往事，产出本文；我将继续撰文回忆蔡定剑，留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