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西南政法大学原校长田平安教授
田平安：误入法途后的法学之路
来源：我爱法学
记得一位伟人说过：历史往往是捉弄人的，你想走进这个房间，而它却引你进了另一个房间。本人经历可以佐证：斯言有理。
一
和许多青年朋友一样，我的中学时代的梦想是：长大啦当一个作家或者做一个能言善辨的哲学家。为此，我披星戴月、勤学苦练。可以说，三年的高中生活是全班最清苦的而学习成绩尤其是文科成绩却名列全班前茅。那时，语文老师经常把我的作文拿到课堂上宣读讲评。所以，在临近高考填写志愿时，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中文专业和哲学专业。地处天府之国的我，第一志愿填的是全川当时的最高学府——四川大学。一天下午，正当我聚精会神坐在教室外的山坡地槐花树下复习功课的时候，有人稍来口信：班主任找我。一阵小跑来到了班主任的办公室：“报告！”“进来！”面对老师，我笔直地站着，一对乌黑的眼睛嘀溜溜直视对方，心想：这个时候找我做啥？！老师毕竟是老师，只见他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地说：最近学习怎样？要注意劳逸结合哟。说到这里，话锋一转，问：志愿表交了？“交了”。虽然我明知老师已经知道，但还是答道。“是这样的，全校毕业同学的志愿表差不多都交上来了，但你们填的志愿都太低，填全国重点大学的不多，不好嘛。我们学校还是一个重点呢。”说到此处，老师故意停顿了一会儿，看看我，又随手翻了翻表格，继续说道：“学校经过研究，决定平衡一下志愿，让你们几个平时成绩较好的同学报几个全国名牌学校，你就报北京大学。怎么样？”还有什么说的呢？在那个一切听从组织安排的年代，我只默默地点了一下头，算是答应了。走出老师的办公室，我长舒了一口气，整个人如坠云雾，说不清是高兴还是迷茫。当看到北京大学的招生简章之后，我的心更加忑忐不安，对遥远而声名远播的北京大学，说句老实话，心里是又羡慕又胆怯，有时在想：要是考上了北京大学那是多么好哇！随之，另一个声音马上响起：北大，有哪么容易？！可是，刚才，班主任不是很明确地告诉了我，必须报嘛。报什么？冥思苦想一阵之后，终于下了决心：不管报哪个学校，学文的志向不能动摇，当作家或哲学家的愿望不能放弃。于是乎，拿起笔来，在相关的表格栏内慎重地写下：第一志愿：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二志愿：北京大学哲学系；第三志愿：？填个啥呢？图书馆系？——我才不愿一辈子与书籍报纸打交道呢，经济系？枯燥的数字！历史？不喜欢。筛来选去，最后随便填了个法律系。须知，我内心深处是不愿与法律打交道的，那时，我的逻辑是，法律是管坏人的，学法律就意味着一辈子要与坏人打交道。内心深处不愿不想的事，在发录取通知书时，却偏偏事与愿违！全县最早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是我。当我头顶烈日沿着汤溪河步行三十里来到县城的母校时，内心是高兴与担心相交织。高兴地是我终于要当大学生啦，担心地是到底读什么专业？拆开通知书一看：录取学校，北京大学，录取专业，法学。一个朝气蓬勃的年青人的梦想就被这无情的一张纸搅灭了。本想迈进神圣的哲学（或文学）殿堂大门的我，却一不小心滑进了法律学的房间。
二
带着亲人的祝福，手提装满全部家当的一支红漆木箱，我缓缓地踏进了法学的殿堂。跟着老师的引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我开始喜欢上了法学。可是，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迫使我们不得不中断学业，带着遗憾，在70年代初，被工宣队发配到了贵州。在黔西北一个偏远高寒的县城整整工作了十年。从形式上，组织还是遵循专业对口的逻辑的，先是将我分至县公安局，后转至县法院。综观在贵州工作十年历程，基本上是与刑事犯罪打交道。实践令人深深地感到，自己的法学知识尤其是刑事方面的知识少得是多么地可怜！于是在工作之余，我四处找寻所有能找到的法律书籍，边看边记贪婪地吮吸着与罪犯作斗争的营养。内心是何等地渴望有再次读书的机会呀！
十一届三中全中象春风吹醒了大江南北，迈着春天的步伐，政法院校陆续开始复办招生。基于知识的渴求加之其他种种因素的考虑，我报考了法律专业研究生。志愿表白纸黑字地写着：西南政法学院刑法专业。想不到，命运又和我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一心一意想搞刑法学却走进了佰生的民事诉讼法学领地。
70年代末考研是一件非常艰苦的选择，没有书没有资料没有人指导，而且单位不准假。无奈，只有利用星期天和晚上的休息时间复习原本就不太丰富的法学知识和英语。正值白天干活晚上学习的大忙季节，院长又命令我出差落实几个在押犯人的政策。时间的冲突，任务的艰巨，考期的逼近，三合一的压力弄得我透不过气来。曾记得，在颠簸的车箱里还在绞尽脑汁地背ENGLISH；守在昏暗的煤油灯前还在苦思“犯罪构成”、“罪”与“刑罚”……..。面对有限的资料用了有限的时间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准备。通知来了：鉴于你的成绩和报考专业，刑法专业已满员，若愿意，我们可将你调剂到民事诉讼法专业。天啦！民事诉讼，这是我做梦也从未想过的专业呀。怎么办？读，还是不读？在几经家人商议之后，最后敲定：先读。处理完家事安顿好幼子，我走进了歌乐山下烈士墓旁的西南政法学院。
当年的西南政法学院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批复办的高校。文革中，校舍被占、图书被抢，教室挂满蜘蛛，操场长遍杂草。放眼望去依旧是遮不住的满目苍凉。真是百废待兴。报到后，在200多亩高低不平的土地上我看不见一栋新房，低矮的牛毛毡房子那是教师的宿舍，陈旧破裂的一、二、三、四教室算是全校师生唯一的课堂；操场就是走道。晴天遍地扬灰，雨天四处泥浆；白天机器轰呜，夜晚四处叮当，“半壁江山” 整个就是一个大工地。就是在这么一种恶劣的环境里迎来了四面八方求学心切的一大批学子。我便是几百分之一。但我们是值得庆幸的，因为是首届研究生————西南政法学院过去从来都没有招过研究生——所以显得格外宝贝！两人一间卧室（兼学习室），后来又配有电扇。应得着中国一句老活：物以稀为贵。领导、老师经常前来看望、指点、关心。78、79级的同学象看“国宝”般的目光不时投向办公大楼开水房旁的研究生宿舍。学习的条件是艰苦的，记得1980年夏天，天旱缺水，清晨，我们不得不端着洗脸盆走到旧车库的对门滴答接上半盆水（注：那里地势低洼一些，水管不时还可流一点水出来），从早到晚，就全靠这半盆水：洗脸、擦汗、洗脚、泼地。真可谓物尽其用！可以说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在老师钟情于法学教育事业精神的感召下，上课、讨论、查资料、记卡片；白天、夜晚、节假日；真有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法学书”的样子，苦苦地读着、读着……。一读就是1095个日日夜夜。不知不觉之中渐渐地我喜欢上了民事诉讼法学专业。
三
原本想，以读研为跳板跳出贵州，回到四川老家工作。结果再一次事与愿违，毕业时，学校决定：第一届九个毕业生全部留校教书。有什么办法呢？服从罢。从此，我掉进了教师先列。
老老实实教书，踏踏实实作人。我心底暗下决心。殊不知，命运第三次和我开了一个玩笑。1984年的干部“四化”劲风，将我卷入到了行政序列，经群众举荐、组织考察、最后党委任命我为研究生处副处长（主持工作）。天啦，从到校的第一天始，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要当官，求学的目的是为了充实自己知识的不足，求学的目的是为了跳出“黔驴技穷”的高寒山区，求学的目的是为了找一个平静的港湾??????可从来没有梦想求学后当个什么官谋个什么职！！又是“服从”二字主宰着命运，组织来人谈话后，怀着满腔的不情愿，缓缓地跨上了处长的“宝座”。尽管内心不快，但还是本着国人的基本准则——在其位谋其政；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工作整体还是不错的。可谁曾想，一年后，又被司法部擢升为校党委副书记。而且在校级岗位上一干就是17年！其间，先后任过副书记、纪委书记、教代会主任、副校长、书记、校长。1985年至此2002年，整整17个年头，我直接参与领导了西南政法学院的建设、改革和发展事业，我亲眼目诸了西南政法学院的巨大变化。用“天翻地覆”一词来形容它仅管有套话之嫌但我从心底认为是一点也不为过的。17年，她由学院更名为大学；17年，她由人们戏称‘稀烂’政法学院化为绿树成荫风景如画鸟语花香的高等学府；学校规模发展达万人之巨；教授副教授由十余人而达250多人；单一的法学院建设成以法学为主兼有侦察、经济、管理、新闻、外语、国际贸易等多学科综合大学；校园面积由200亩扩至420亩再扩至为1500亩；破旧的1、2、3、4教室让位于可同时容纳6000人上课的壮观的教学大楼；电教中心、鉴定中心、图书馆、学生宿舍、体育馆雄居东山；五个硕士点变为12个硕士点31个研究方向，博士点实现了零的突破而今已达4个，雄居西部13个省市之首；科研著作由85年的百十来篇（部）一跃而至2002年的一千余篇（部）；教职工的年收入由百而千千而万……。啊，变化真是太快了！太多了！凭什么？凭西政大人的精神！凭西政大人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凭正确处理好稳定、发展与改革的关系；凭融洽的师生关系；凭始终以教学科研为叫中心的政策一以贯之；当然，重要的还有一条即始终坚持党的正确领导。
四
追寻大半生的发展轨迹，可以无愧地说：学业有成、事业有成、仕途有成。用一句通俗的话讲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说“学业有成”是指我从一个不谙世事的穷学生经过艰辛的努力，终于获得法学硕士学位，而且是建国以来的第一个民事诉讼法法学硕士。
说“仕途有成”是指从一介书生起步，入了团、进了党，从一个普通的侦察员到刑事审判庭副庭长；从一个普通的高校老师到副处长、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书记，以后又出任一所全国重点大学的校长。
说“事业有成”，是指在行政岗位近20年，从当中学学生干部时积累的一点点组织能力和指挥能力得到了超常地发挥与展示，从对高校的一孔之见逐渐演化为对高等法学教育的一些观点与见解并能将之付诸实践，为西南政法大学的稳定、改革与发展尽了绵簿之力。此乃一方面。另一方面，20多年来，我目诸了民事诉讼法学的冷落、起步、发展到相对繁荣的全过程。值得庆幸的是，我并未游离于民事诉讼法学之外，相反，在她艰难的蹒跚行程中，利用各种讲坛凭三寸不烂之舌不断地传播着民事诉讼法学的知识；培养了硕士、博士生近百名；在紧张的行政工作之余牺牲宝贵的休息时间拿起手中之笔不时写文、著述，抒发着不成熟的意见，近20年来，出版《中国民事诉讼》《民事诉讼证据初论》《程序正义初论》三本专著，在《法学研究》《现代法学》《中外法学》等法学刊物上发表论文半百之多，主编、参编大学、专科、自考教科书20余本，主持出版了第一套外国民事诉讼法学名著的翻译；主持出版了我国第一套比较民事诉讼法论丛丛书。
在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中，对程序正义、纠纷解决机制、诉讼法律关系、当事人、第三人、诉与反诉、诉讼证据、强制措施、审判制度改革、执行理论、民诉法修改等方面均阐发了自己的见解；在WTO理论的阐释、入世的法律准备、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的法制建设、行政诉讼和仲裁公证等领域也提出了一孔之见。在研究与探索中，力求突出“新”字紧密联系一个“实”字。即时刻站在理论研究的前沿，紧密关注实践联系实际。
以上，勾勒了我学业、事业和研究民事诉讼法学的点滴心得以及对中国法学教育的一孔之见。当然，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没有自己的拚搏，没有几十年的辛酸与汗水，我不会取得今天的学术地位。但是，更重要的是，拚搏离不开导师的指点，辛酸离不开同事的支持，汗水全凭渝州的艳阳。今日之田某绝对离不开西南政法大学这块肥沃的土壤，离不开歌乐山下的这片风水宝地。
田平安，男，汉族，硕士，教授。现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市诉讼法重点学科带头人。长期以来，以民事诉讼法学为业，一面教书育人一面科学研究，即使在身负繁重的行政工作之际仍耕耘不止。至今培养了近百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