讣告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法学家，杰出法学教育家，新中国侦查学的奠基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周惠博教授，因病于2021年9月1日19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遵照亲属意愿，周惠博教授丧事从简，不举行告别仪式。
周惠博教授千古！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2021年9月4日
人大侦查学与我的六十载教师人生
周惠博
1927年，我出生在辽宁省海城市。我最初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医生，但在苦难的旧中国，时局的动荡使我不能实现自己治病救人的梦想。由于战争的原因，我被迫放弃了在东方医学院的学习，徒步回到沈阳，后来又辗转来到北平。新中国成立之前，我来到北平，在著名的朝阳大学学习法律。1949年朝阳大学改建为中国政法大学，1950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这也就成为我所读过的第一所正规大学。
1950年3月，我来到人大，从此就与人大结下了不解之缘。人大建校伊始，西郊校区仅有法律系、外交系、俄文系三个系。解放初期中苏关系密切，很多苏联专家到中国来传授知识，法律系的教学计划也是按照苏联的教学大纲进行的。为弥补师资力量的不足，法律系有很多学生被抽调出来，一边向苏联专家学习，一边给中国学生讲课，也教也学，教学相长。
1953年2月，就在我毕业的时候，法律系新开设了“犯罪对策学”这门全新的课程，但是缺少这方面的教师。那时，因为我的成绩还算不错，系领导就找我谈话，让我来承担创建这门课程的任务。
面对新设立的课程，没有教材，没有参考书，没有实践经验，我感到一片茫然。在这样的困难局面下，我向系领导提出了申请，到北京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去实习，向侦查实务部门的同志学习。在那段实习的时间里，我和他们同吃同住同活动，一边学习一边备课，再将实践中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刑警大队的正副大队长都曾经从事过地下工作，有丰富的侦查经验，在他们的指导下，我在公安局里学到了指纹、刑事摄影、痕迹、文检以及破案、讯问等技能和知识，也深刻地认识到实践才是真正的老师。有一年暑假，我用两个月的时间到上海市公安局刑侦处学习。局里同志安排我住在宾馆，但我还是要坚持和侦查一线的同志们吃住在一起，因为我想只有能和公安局的同志们一道在第一时间赶到案发现场，我才能体验真实的侦查环境。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还不稳定，刑事案件频发。案发现场有的距离市区遥远，我们接到任务后就要连夜赶往远郊，勘查现场。有时案件已经发生很久，尸体已经腐烂，我就得在恶臭中观察侦查人员如何进行尸检。从案发现场回来后已经是深夜，侦查人员经常吃夜宵，可是刚刚接触过高度腐烂的尸体，我根本吃不下，胃里一直恶心。当时的困难确实是超出预料的，但是我也没有放弃的打算。时间久了，我便适应了侦查员的生活，深夜勘查现场已是常事，对夜宵也就慢慢地来者不拒了。
在公安局学习的这段时间里，我不仅仅学习侦查方法和策略，还学到了刑事技术。当时的侦查设备十分有限，我所能学到的也只是传统的侦查方法，比如痕迹检验、指纹检验、枪弹检验等，但是当时这在国内也算是较先进的技术了。每一次学习都先由侦查人员亲自向我示范，然后我再自己操作，最后进行总结。在那段时间里，我学会了如何提取指纹并进行显示和比对，学会了如何提取笔迹并且比较检验，我还拆卸过枪支，了解枪械结构。通过充分的实践，我终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识，为后来的教学工作打下了基础。
1954年上半年，在北京市公安局实习了一年后，我回到了人民大学，走上了一直向往的教学岗位。在当时，我是全国高等法律院校犯罪侦查学的第一任教师。
由于还是学生，和其他很多青年老师一样，我一边讲课，一边学习自己尚未修完的课程。新的课程没有教材，课程开始并不顺利。幸亏在苏联专家到来之前，著名的翻译家王之相将《犯罪对策学》的俄文本翻译成中文，我们才勉强度过了难关。一学期之后，前苏联著名的刑事法律专家柯尔金到人民大学授课，并且带来了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教材，教学僵局才终于被打破。我的第一届学生是曾经和自己一起上过课的本班同学。我在第一节课的时候就谦虚地告诉同学，自己对课程的有关内容也十分陌生。因此，说是教授课程，实际上我和他们是亦师亦友，一同探讨侦查学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相互学习。
犯罪对策学课程的实践性很强，很多内容都是不断更新的，所以我只能用一个学期上课，下学期就得外出调研。我曾到过全国2/3以上省市自治区，每到一个地方都听取当地公安机关侦破案件的经验，并收集典型案例。如果有条件的话，我还会到一些偏远地区考察。记得我曾经在苏北的一个县实地考察，那里在当时还是全国有名的土匪聚集地区。
侦查学实验室的建设是必不可少的。1953年上半年，法律系的侦查学实验室终于建成，这是我国高等法律院系中最早建立的实验室。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实验室最初的起步是很快的。但在当时，虽然人民大学的教学经费非常充足，经验和设备却都很缺乏。为给实验室添置设备，我们都首先向苏联专家咨询，在他们列出清单之后，由我们自己去购买，有些化学药剂还要我们自己调配。苏联专家撤走以后，人民大学法律系开始了艰苦的探索历程，受苏联专家帮助很大的侦查学也不例外。苏联专家走后，我们只能到公安部门咨询该购买哪些仪器设备和化学药剂，因为实验室人手不够，所以买设备的事情都由我们教师亲历亲为。在那段时间里，我常常背起书包，到王府井文化用品服务部，买照相机、放大镜、显微镜等设备。为了保证实验效果，我们买的设备都是最好的，放大镜是东德的，第一台显微镜是日本产的，洗照片所需要的暗室也是在公安部的指导下一手建造起来的。就是在这样艰辛的努力下，侦查学的实验室终于成型。
1966年开始的“文革”给中国人民大学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各级党政组织陷于瘫痪，教学、科研工作被迫停止。1970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停办，侦查学实验室也被迫停止了工作。随着形势的恶化，为了保证公安部门提供的教学用枪支的安全，我和徐立根老师把它们都退还给了公安部。
70年代末期以来，国内外物证技术发展迅速，1985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开始招收物证技术硕士研究生。同年，国家教委决定在高校法律院校中设立物证技术学课程。为适应物证技术学教学和科研的需要，1986年经校长批准，将实验室更名为物证技术实验室。历经十多年的建设，特别是1990年在原国家教委的支持下，物证技术实验室得到世界银行贷款的帮助，补充和更新了部分仪器设备，不仅使本科生学习物证技术学及研究生学习物证技术学、物证仪器分析、物证显微镜学的实验教学环节得以保证，而且为物证技术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了科学实验基地。在今后学校“985”三期、“211工程”项目建设中，学校将对实验室投入大量的资金，对部分使用年限较长的仪器设备进行更新换代。
（八十年代初期，徐立根、周惠博教授指导学生实验）
1989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批准，法学院建立了中国人民大学物证技术服务中心（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物证鉴定中心），依托物证技术实验室的设备、技术力量，鉴定中心面向国开展司法鉴定和咨询服务，同时也为学生的实践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我这一生与“三”字有着奇妙的关系。教书育人六十载，我站在三尺讲台，手握三寸粉笔，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来向学生们传授知识。面对六十载的教学生涯，我的感悟就像朱自清先生的一句名言那样“一切都平平常常地过去了，要说是福，这就是福。” 刘禹锡的诗说道：“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作为一名物证技术学教师，我从内心能为从事这么伟大的事业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周惠博教授（右一）作为点评人参加活动。
1985年在深圳大学与香港树人学院建立联系时合影。右一是周惠博老师。
2005年10月4日，证据法教研室为徐立根和周惠博两位教授举办了生日聚会。
2005年10月5日，徐立根教授和周惠博教授联袂执教半个世纪庆贺大会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两位教授培养出来的历届毕业生和在读的研究生、博士生近百人。
2008年11月20日，周惠博教授应邀主讲“80后犯罪心理分析”专题讲座。
2016年教师节，法学院证据法教研室老师们去家里看望周惠博教授。
2019年教师节，法学院证据法教研室老师们去家里看望周惠博教授。
周惠博老师寄语后辈人大法律人
“首先，所谓活到老，学到老，每个人都要不断地追求和学习新的科学知识，不断地获取新的信息，树立新的理念。其次读书人要把书读透，哪怕一生只读懂几本书，切忌好读书而不求甚解。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每个人都要有事业心，事业心是人的精神支柱，它能让人忘却生命中的烦忧，即使鹤发也会童颜。学校的教育要以学生为本，教学相长，弟子不必不如师，只是闻道有先后而已。青出于蓝是客观规律，学生不要以老师为范本，而要以老师为对手，这样学生才能发展得更好，科学、知识才能得以传承，一代才能更比一代强。希望大家利用大好时光，成就一番事业，祝福每个人不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心存一份美好的情感，与人为善，助人为乐，更好地享受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