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师：慢三步的法学之路

李想，法学博士，上海理工大学讲师

蓝老师常把冠希哥的歌词放在嘴边：“第一步，已经比我快三步。”事实上，蓝老师才是时常走在前面的那个。而回想自己的法学之路，却是慢三步的。

对于我而言，法律并不陌生，因为我的父亲就是从事的相关职业，但真正学习法学我是半路出家。

高考不理想使得自己没有选上心仪的学校，同时也缺乏对未来的专业的思考，浑浑噩噩的从高中进入了大学。赶上国家基建浪潮的那几年，土木工程成了热门的专业，但由于文科出生，于是选择了与之沾边的工程管理。

接触之后才发现，自己也确实不是那块料，数理化的基础课程随时可以让我的大脑死机，从测量到画图，也总觉得非常生硬。（由于专业水平不好，小组测量时，总是负责立塔尺的那一个）硬着头皮熬到了大三，最终决定考研换一个方向。

而之所以选择法学专业，还得感谢我的高中好友郭检察官（现在株洲市检察院任职），郭检本科就选择了法学专业，也非常善于营销，给我列举了读法律的好处123点，使得我本在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与法学专业摇摆时坚定的选择了后者，当然，前者的就业前景也是劝退的重要因素，何况考古与土木相比，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也是从一个土坑跳到了另一个土坑。

研究生有幸来到了南昌大学，法律硕士（非法学）实际上需要重走一遍法学本科的路，因为我们本科都来自于其他的专业，比如我的寝室就有来自管理专业、数学专业，体育专业的，这就需要重新学习各种部门法以及法律方法。但不同的地方在于，研究生教学更强调发掘问题与解决问题，这实际上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我们在更短的时间里去消化基础的法律知识，并培养自己运用法律逻辑思考问题的能力。

那时，我们这些初学者皆热衷于用法律自我包装，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都想蹦出两句法言法语以彰显专业色彩。现在想想，其实对于一种技能或知识一知半解的时候，也是最勇于去尝试它的时候，而尝试就是最好的开始。

之后便是横亘在所有法学学生前面的难题—司考，2015年我回到湖南长沙报了培训班，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培训，地点在岳麓山脚下的湖南师范大学。每天早上八点开始学习到晚上十点结束再回到出租房里，在公交车上戴着耳机也会继续听真题讲解的音频。长沙的夏天很是炎热，夜晚的江风并不凉爽，吹在身上满身黏腻，但那时的心也更是炙热。

想必也是风水宝地的加持，最终以391分的成绩通过，难以忘怀的是查到分数时的喜极而泣。因为似乎只有通过了这个考试，才能证明自己选择这条路没有错。

然而在之后的考博中也证明这条路没有那么好走。

因为自己基础知识不够扎实，也没有像样的文章发表，在第一年考取南昌大学和湘潭大学的法学博士时，纷纷落榜。而这一年也是非常失意的一年，到了二十六岁的年纪，仍然因为求学而啃老，看着身边的朋友同学工作皆已小有所成，心中越是充满焦虑和怀疑。

那时读到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未选之路》，给了我很大的慰藉，“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把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了人迹罕至的那一条，因此改变了我的一生。”

重新备战一年后，终于如愿进入华东政法大学读博，传说中的五院四系，是每个法学学子向往的法学殿堂。在这认识了蓝老师，蓝老师专业功底扎实，为人风趣，总能以幽默的态度化解严肃的问题，在学习与人生中给了我很多的指引。

我们那一届的知识产权法学博士，有近半已经参加了工作，他们是有着丰富的阅历的法官、律师以及金融大咖。这使得我既崇拜也自卑；另外两位与我同龄的博士也十分优秀，尤其是我的室友杨凯旋（现为大连海洋大学文法学院讲师），是学民法出生的，很多专业上的问题向他请教都能茅塞顿开，包括后来的毕业论文，也是在和他的反复探讨中才得以成型。

左一这位，就是帅气的李老师

读博并不容易，考验学术能力亦考验抗压能力，需要在论文一次次被拒稿之后重拾斗志。当然，博士对于一个普通家庭而言也是一份荣誉。自身的坚持，在很大一部分上，也是不想让父母建立起来的社会自信崩塌。

事实证明，杰出的同行者也会铸就杰出的自己，既是引领也是鞭策。三年的时间里，我拿到了国家奖学金，也成为了优秀毕业生，算是给自己，给父母，给导师，交了一个较为满意的答卷。

至此，我已从一个半路出家的法律生成为了一名老师、律师。相比很多履历光鲜、出身正宗的同行而言，我的这点经历实在不足为道。但庆幸的是，我也能在这条法学之路上继续前进。

所以，半路出家，并不要紧，重要的是迈出步子；慢三步，也不要紧，压压腿拉拉筋，也能走得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