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贾宇的法治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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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宇的法治人生
来源：法学学术前沿首发
引 言
2023年1月15日下午，上海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贾宇当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这是贾宇自2017年5月任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 2018年1月任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之后，担任的第三个司法实务部门领导职务。同事们对他所任职务的称呼，将从“检察长”改为“院长”，而在赴任陕西省检察长之前的三十八载春秋里，贾宇本人最为熟悉也最感亲切的称呼，是“贾老师”和“贾校长”。
为师作范：亲和恳切，业师更为人师
1979年，16岁的贾宇从青海贵德来到古城西安，经过四年法律本科专业的刻苦训练后，师从周柏森教授攻读刑法专业硕士研究生。成为西北政法获批法学硕士学位授权（1984年）后最早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1986年研究生毕业后留刑法教研室任教，从此开始教师职业生涯，“贾老师”这一亲切称呼自此开始。随着学科成长、学院升格，贾老师与学校共同进步，历任法学一系副主任、主任、西北政法学院副院长、西北政法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从16岁到54岁，贾老师将38年光阴挥洒在三秦大地，厚植于西北政法这片热土，在中国西北这所法学重镇，投身于无上光辉的教育事业。
在西北政法校园里，贾老师无疑是教师团队中的“顶流”。学生们纷纷以听到他的课堂、讲座为荣。在讲授基础课程时，他娓娓道来，引导学生构建起刑法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基础框架，形成对刑事法治的本质认知；在讲授学术专题时，则循循善诱，深入浅出，对各家之论旁征博引，帮助学生拓宽思维。无论授课主题、方向为何，他的语言总是平实直白、却又饱蕴深意，发人深思。众多政法学子，正是由于聆听他的授课，对刑法、对法律产生了浓厚兴趣，坚定立志向学，并以此为终身事业，踏上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之路。
从教近四十年来，贾老师孜孜不倦地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其学生中有人积极投身司法实务，在公、检、法、司等各条战线上奋斗，成长为不同业务部门的办案高手、中流砥柱；有人留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其中不少已在学界崭露头角，获评教授、博导，承续贾老师的法学教育事业。
贾老师之所以能成为校园“顶流”，不仅以其高超的授课水平、生动的讲授风格为根本，以桃李天下、著作等身的硕果为表征，更与其为人师者的行事风范息息相关。时至今日，即使贾老师已经离校数年，但学生中依然口口相传着他的事迹。虽然职位越来越高、事务愈发繁忙，但贾老师从未以“一校之长”自居自傲，从未脱离与广大学子的亲切接触。迎接新生入学时，贾老师直接公布自己的手机号码，并欢迎同学们和他交流沟通、反映困难。他曾坦诚地说：学校自身有难处，我的能力也有限，但是只要同学们有需要，我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帮助解决。一个实例便是：有一年酷暑难忍，校内住宿条件欠缺，没有安装空调。同学们在毕业前呼吁“装空调，贾校长。”贾老师在毕业典礼上向同学们致歉，并要求后勤保障电力供应。第二年，经过大规模的电路改造，学生宿舍都安装了空调。在政法，只要是合理的诉求，“有困难，找校长”，这种学生“豪横”的底气，实则源于贾老师直接面对学生的气量、致力解决问题的决心。
贾老师的为人哲学，同样以一种朴实凝练的表达方式，教化塑造着学生们。笔者本科时，有一次与刑事法学院副院长、副书记侯红梅老师聊天。谈话间，侯老师语重心长地教育道：“你要向校长学习为人做事之道，简单地说，就是三句话——看人长处、记人好处、帮人难处。这是一辈子的大智慧。”当年只道寻常，但随着年岁渐长、经事渐深，终于体会到朴素言语中的宽和、忠恕、厚道，确是安身立命的应有之义，诚哉斯言！
还有一件小事，笔者至今记得。当时我在本校读研，担任本级刑法学研究生的负责学生。有一次需要联系贾老师，请他安排讲座时间。由于深知他的工作之繁忙、时间之紧张，加上自己只是个学生，不免心中忐忑，担心消息得不到答复。不料想，贾老师很快便回复告知了有空的时段，并表示，他的安排应以同学们的时间方便为宜。这种谦逊实在、以教学为重、优先考虑学生的师风，令人每每忆起，心间仍有暖流潆洄。
治学著论：求真研深，尽述家国情怀
贾老师的求学之路，总体是安稳平顺的。1979年，西北政法学院恢复高考招生，时年16岁的少年贾宇被法律系录取。他虽生于青海的闭塞乡村，但是敏而好学、聪明早慧，成为班上年纪最小的大学生。
由于“起步早”的年龄优势，在同辈学生甚至尚未本科毕业的时候，他已经获得硕士学位，在母校执掌教鞭，年纪比他大的学生并不罕有。1992年，29岁的贾老师破格晋升副教授，同年进入武汉大学法学院攻读刑法学博士学位，师从享有“北高南马”之盛名的我国刑法学泰斗马克昌先生。贾老师得马先生青睐，加上武大刑法学科师资力量不足，于是读博中的贾老师开始为武大的本科生、硕士生教授中国刑法学和国际刑法学。其后多年，武汉大学法学院长期延聘其为刑法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凡此种种，为贾老师的学术身份增添了深厚的“珞珈学人”印记。
贾老师是马克昌先生的得意门生。他天资聪颖、勤奋刻苦，因而著述颇丰，学术观点在学界乃至社会上深具影响力。他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及教育部、司法部、陕西省等省部级研究课题共16项，其中有14项分别获得国家教委、司法部、陕西省等的优秀学术成果奖；著有《国际刑法学》《犯罪故意研究》《罪与刑的思辨》《死刑研究》《中国反恐怖主义法教程》等书，在《国际刑法评论》《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国内外知名学术刊物发表专业论文100余篇。
贾老师是我国西北地区首位法学博士研究生导师。由于他在教学、科研领域的突出贡献，2007年获得第五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荣誉称号。2017年，他入选“影响中国法治进程的百位法学家”，获评“有突出贡献的法学家”。2010年，经过层层遴选、反复斟酌，贾老师被选任为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第三批重点教材——《刑法学》课题组首席专家，负责统筹、规划全国高等院校法学通用教材《刑法学》的编著工作。这一任命，不仅是对他专业水平、协调能力的高度信任，也是对其政治站位、红色思想的高度认可。
虽然已经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但贾老师不曾停止汲取知识，而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学习一点点，进步一点点”。他和学生座谈时聊到，自己小时候教育资源极度匮乏，几乎没学过外语。工作以后深感外语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于是奋力赶上，最直接的成果，就是那本需要深度掌握外语才能著成的《国际刑法学》。
治校领航：锐意进取，敢倡天下之先
早在1997年，贾老师担任法律系主任，上任伊始，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法律系如何发展？”经过群策群力，他和系领导们用了数月时间参访十余所法学院所，请教各个法学学科领域的专家，听取指导和建议。随后制定了建设“一流法律系”的发展目标和配套举措。求真务实、直击要害、不空想不干耗的工作作风，从其早年的管系经历中可见一斑。
2006年担任西北政法学院院长后，贾老师以更加迫切的责任感，夙兴夜寐，不懈求索建设学校、壮大学科的实际路径。他明确指出，西北政法大学的办学理念应当是“回归大学本位”。为什么办大学、大学的职能为何？这是办好学校的根本问题。他曾说：法学研究固然重要，但是千千万万家庭里的孩子来到政法大学学习，大多数不是去当法学家、去写论文、去搞研究，而是实实在在地学会职业本领，从事法律实际工作。他针对政法大学设立的本意初衷，提出不能把政法大学的办学目标，盲目地定位在虚幻的985、211，不能盲从，那样不仅会丧失我们的优势，失去存在的价值，而且不会找到发展的前途和方向。
2008年起，他一开高校法学院改革先河，在西北政法大学推进高校与实务机关互聘机制，让年轻教师到法院、检察院的业务部门锻炼、挂职，请司法一线工作的专家骨干进入学堂为学生授课，推动理论与实践的融合，解决“学术不接地气”“实务不懂理论”的问题。这一改革举措受到中央高度评价，2013年，由中央政法委主办，教育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和30余所知名法学院校参加的法律人才互聘“双千计划”现场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
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王健教授曾说，贾校长在长期治校过程中，显现出强烈的实务导向、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的办学思路和办学目标。正因为这样的办学理念，他提出要打“西北牌”和“法律牌”，早在二十年前就开始了西北地区国家重大战略需要为导向的法律实证研究，这个努力方向，得到中央政法委的高度认可，并在中央政法委主持下，发展为应用型法律博士人才培养计划。这个努力方向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就是成立了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国家安全学院）。
2012年，西北政法大学成功申报获批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贾校长力主将“西北地区发展稳定与国家安全法律问题”作为重点研究方向。西北政法大学汪世荣教授介绍，贾校长带领学术团队，亲自走遍天山南北，深入民族地方乡村，与民族干群交流谈心，从实地调研中丰富研究方向、深化学术体认。针对当时全球恐怖犯罪活动日益猖獗、国内“三股势力”遥相呼应、民族边疆地区安定团结局面易遭破坏的状况，贾校长以其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指出应当服务国家战略、响应国家布局、满足国家需要，成立专门性的反恐研究机构。2016年，在《反恐怖主义法》实施之际，全国首家反恐法学院——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法学院正式成立，贾校长亲自担任首任院长。由此，西北政法大学为国家安全与反恐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和专业人才，获得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赞誉。
西法大的学子们耳熟能详的，除了“严谨求实，文明公正”的校训，还有贾老师提出的“十六字育人理念”，即“法治信仰、中国立场、国际视野、平民情怀”。“法治信仰”是成为合格法律人的思想前提；“中国立场”要求中国法律人立足本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国际视野”要求放眼世界、取精去糟、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平民情怀”要求法律人心系群众，虚怀若谷，植根于民。2020年底，任职浙江省检察长三年后，贾老师回到母校做讲座，并对“十六字”作出了更深刻的诠释：在历史脉络中坚定法治信仰，在实践语境中站稳中国立场，在变革发展中开阔国际视野，在德法兼修中培育平民情怀。
履职浙江：勇探新路，全力守护公平正义
2018年初，贾老师正式调任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面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和诉讼制度改革叠加的历史性变革，鲜明提出“深化法律监督、彰显司法权威、维护公平正义”工作主线，主动顺应变革，锚定新时代检察工作发展方向。贾老师在浙江履职期间，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自觉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对检察工作“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于开展自我监督”的重要指示精神，努力为浙江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作出更多检察贡献，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展现更大检察作为。
贾老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化民生司法保障。在贾老师任职的五年间，浙江检察机关依法办理多起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21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落实公平正义理念。如“取快递女子被造谣案”，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将该案“自诉转公诉”，在全国率先开展检察机关公诉网络诽谤犯罪实践，案件处置获得人民群众高度评价，并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2020年度十大法律监督案例、2022年发布的第三十四批指导性案例（网络时代人格权刑事保护主题）。再如“盛春平正当防卫案”，有力维护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理精神，该案成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配套发布的7个典型案例之一。又如，五年来，浙江检察机关在刑事检察领域，依法追诉周利武故意杀人案等案发十年以上的命案316件，对侦查机关监督立案5870件、监督撤案3298件，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抗诉1730件，监督纠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3492人；在民事检察领域，办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61162件，提出监督意见42336件；在行政检察领域，办理行政生效裁判监督案件3266件，提出抗诉、再审检察建议52件，就审判程序及执行违法问题发出检察建议13465件。在新兴的公益诉讼领域，浙江检察机关同样积极有为，在全国率先成立三级检察院公益损害与诉讼违法举报中心，拓展深化法定新领域办案成效，有77件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典型案例，浙江公益诉讼检察实践获评“法治浙江建设十五周年十大最佳实践”。
贾老师坚持守正创新，以数字化改革创新驱动新时代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在浙江期间，贾老师一如既往践行锐意进取、推陈出新、立足实际、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他认为，浙江检察机关要积极回应该省为全国改革探路的要求，全力推进“数字检察”改革，在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中强化担当作为。贾老师牢牢把握浙江省委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的重大机遇，在省委政法委统筹领导下，牵头建设政法一体化办案应用，浙江成为全国首个省域范围内实现数字化单轨制协同办案的省份；着眼破解监督线索发现难等最现实、最紧迫难题，构建大数据法律监督体系，推进法律监督模式从个案办理向类案监督、系统治理转变，最高人民检察院张军检察长高度肯定浙江大数据法律监督探索实践，评价“这无异于执法司法领域一场深刻的数字革命”。上述2个应用均获评全省数字化改革“最佳应用”，被中央政法委纳入全国政法系统顽瘴痼疾常治长效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设检察大数据法律监督和“检察+”协同共治两大平台，在实践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监督，监督促进治理”的法律监督模式变革，形成了“个案办理—类案监督—系统治理”的数字检察路径，一体推进医保基金诈骗、空壳公司治理等25个领域200余项数字监督全省专项，协同有关单位开展常态化治理。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浙江召开全国数字检察工作会议，推广浙江经验，“数字检察”成为浙江检察改革最鲜明底色。
贾老师秉持学者的开放心态，深入推进检校合作。他强调，推进检校合作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政法大学“五三”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他指出，政法院校的专家学者是检察理论研究和检察工作创新的高级智库，优秀大学毕业生是高素质检察队伍建设的源头活水；检察实践及生动案例能够为专家学者提供研究平台和丰富素材，是政法院校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的源头活水。五年来，浙江省检察机关全面开展互聘互派、理论研究、教育培训、实践教学“四大平台”检校合作建设，有3批次22名专家在浙江各地检察机关脱产挂职，65名专家设立专家教授工作室，39名专家以带课题进驻等方式柔性挂职，191名专家学者被聘任为专家咨询委员，形成了重点课题合作研究、专家互动挂职体系、“双百”行动进高校等十项具有全国影响力和浙江辨识度的标志性检校合作成果。
荣任会长：凝聚智识，促进学术繁荣
2021年12月，贾老师在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任上，又当选为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他表示，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与同仁一道努力，将中国刑法学研究会这个“刑法学人士共同的家园”建设好。他指出，研究会是以刑法研究为合力点的组织，促进理论争鸣、推动学术繁荣是研究会的服务要旨。研究会应当引领研究风尚、关心学界动向、关怀成员发展。对此，多年来受其关照的同仁，尤其是年轻的刑法学人感怀颇深。贾老师和蔼可亲，对于年轻学者，强调要甘为人梯，多把讲台、学术平台、发展机会留给年轻人；要创新学术评价标准、健全评价激励体系，常态化开展优秀成果、优秀人才评选，让更多的年轻人在刑法学研究中脱颖而出。贾老师不仅关心年轻学者的学术进步，也体谅他们的现实困难，在艰难时期“拉一把，帮一下”。这样的处世风格当然不是贾老师在担任会长后才形成的——在他多年的教学、治校过程中，受其帮助的同事、后学比比皆是。然而，毋庸置疑，随着他得到学界最广泛的支持和认可、获得了“刑法学人士共同的家园”的“大家长”或“大管家”的身份，能够直接和他增加接触、体会其人风范的同仁，将会越来越多。
贾老师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和奉献意识，坚信“在其位者必谋其政”。过去，作为著名学者，只需要深耕精研自己的学术志趣所在、形成具有本人鲜明观点的学说体系，就已足矣。如今，身负诸多同仁的期许，他在深感荣幸的同时也倍感压力，决意担起求大同存小异、形塑学界共识的重大使命。他认为，当代刑法学术共同体的使命，即我们要回答的时代命题，核心在于“推动刑法理论的中国化”。在刑法学术研究领域，学者们应当强化主体意识，夯实理论基础，借鉴中外有益成果，研究中国实践问题，不断推进刑法理论中国化，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话语体系。这一系统化的工程，功不限当代，利不止千秋，有赖于全体同仁勠力同心，协作共建。
贾老师求学时亲炙周柏森、解士彬、马克昌等诸位先生，更曾求教于高铭暄、王作富、储槐植等老一辈刑法学家，可谓师出名门，但他始终反对门户之见、宗派之别，尤其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要抓住真问题，展开真研究。刑法学是实用型很强的专业，中国刑法学的任务，就是要解决中国的犯罪问题，没必要把词汇造得云里雾里，把理论说得玄妙空洞。他发出谆谆教诲，希望年轻的学子们不要急于认什么宗、入什么派，搞研究要能深入浅出，拨开理论的迷雾，找见实在的问题，然后孜孜矻矻地去探讨管用的解决方案。
2022年11月23日，在中国刑法学研究会2022年全国年会暨数字法治大会上，贾老师作了主题为“推进刑法学研究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发言。在研究会自身建设方面，他指出研究会要努力开展学术研究，担当起高素质刑法学人才培养的重大责任；积极开展内外交流，推动涉外刑事法治和刑事一体化研究；紧扣时代脉搏，保证刑法学研究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沿。为了答好中国特色刑法学研究的时代命题，必须聚焦完善中国式现代化刑事治理方案、聚焦数字时代的刑事法治保障。以上观点，集中体现了贾老师的大局意识和敏锐洞见。
溯源望远：身份纵变，永怀法治初心
正如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王健教授所言，贾校长从16岁考入西北政法学习法律，到后来教法律，再到用法律为人民服务，至今没有离开过一个“法”字。从教育学角度讲，所学专业与从事职业匹配度高，实现了教育的目的。从所从事的职业领域看，他不仅做法学教师，教书育人，娴熟于备课、写讲稿、系统讲授、命题阅卷等一系列教师岗位工作任务，还管理政法大学，在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模式、科研工作方向、师资队伍建设、知识服务社会、办学资源调配等办学治校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办学经验，提炼出特色鲜明、符合实际的一整套办学理念，为西北政法最近二十多年的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其实，除了广为人知的大学校长、刑法学研究会会长、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的身份，在其他的法律及相关职业中，贾老师也担任过执业律师、参与代理过不少案件，并曾任律师协会副会长。此外，其余社会兼职还包括国家司法考试命题委员会委员（即俗称的“司考命题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刑法学》课题组首席专家、主编，检察机关咨询专家、公安机关特邀监督员等等。应当说，以学者身份进入司法部门工作者，并不罕见。但是，早年以学者身份成名成家，长期在个人研究领域执牛耳，而后不断成长为政法大学的校长，随后分别主政两省市的检察、审判工作的，可谓绝无仅有。若借用体育术语，可以称其在典型的法律职业范畴中取得了身份更迭的“大满贯”。尤为可贵的是，无论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具体身份如何转变，他始终坚持着推动中国法治进步、培养国家法治人才的初心，仔细想来，这便是一位师者不可磨灭的终生情怀，必将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从西北政法到武汉大学，贾老师负笈求学的足迹遍留三秦大地与珞珈名山。从16岁的青涩少年，到54岁的政法校长，三十八年岁月，他的“青春都在西北政法”，他的学识素养、苦心教诲，也留在一届届政法学生的心中。今又欣闻贾老师将履新职，西法大人衷心祝愿老校长在新的岗位上勖行法治、守正创新，为国为民再立功勋！
作者：徐桢清（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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