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文人“公知”是一群什么东西？
一．何谓文人“公知”？
有个学了文科又学理工的人告诉我他两样都学了之后的感受：学理工的和学文的好像来自两个世界，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都完全不同。理工科琢磨创造财富，文科琢磨分配财富；理工科重“干”，文科重“谈”；理工科讲究“实”，文科讲究“虚”；理工科靠事实服人，文科靠言词服人；理工科的是非有客观标准，同一个东西不管叫什么都一样，叫“食盐”也好叫“氯化钠”也好，意思都没区别。文科的是非没有客观标准，同一个东西换个名称意思就不一样，就可以算解决了问题：叫“婊子”不行就叫“性工作者”；叫“资本家”不行就叫“民营企业家”；叫“穷人”不行就叫“待富人”……对文科而言，“用言词让人相信”就是标准，“把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说成正确，没有就凭空捏造”，“能忽悠住人”就是标准——“需要即正确，利益即真理”。出了问题，学理工的一般急着找原因——解决问题所必需的客观原因；学文的一般急着找解释——对自己有利又能忽悠住人的主观解释。
乍一看，这种感受不无道理，但仔细分析就能明白真实情况没那么简单绝对——学工的未必搞工，学文的未必搞文。同样，搞文的也未必是学文的出身，学工的也可能改行搞文。所以每个人的品性跟所学专业并没有绝对的关系。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要改变客观世界就必须遵循客观规律。理工科是跟客观世界打交道的科学，是非标准不能不符合客观规律。脱离“改变世界”的解释世界只需要跟主观世界打交道，可以随心所欲。与“改变世界”无关的文科只需要满足主观世界的变化规律，是非标准离不开主观需要和主观意愿。
任何人，不管学没学专业、不管学文还是学工，只要从事“改变世界”的事业（如生产、科研、作战、救国、强国），就不能不遵循客观规律，不能不从“符合客观规律”的角度待人做事、判断是非。
任何人，不管学没学专业、不管学文还是学工，只要从事的行当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仅仅为了靠“解释世界”谋生，就不需要也不可能以客观规律为是非标准，而只能以主观夸张的结果为是非标准。
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生存不能靠压榨掠夺其他人来实现，而只能靠向自然索取、靠“劳动改变世界”创造财富来实现。这属于跟客观世界打交道，必须遵循客观规律，是非标准必须客观。这就是说，“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改变客观世界的事业。任何人只要把自己与“绝大多数人的生存”联系在一起，就等于“从事改变客观世界的事业”，其是非标准就不能不客观；与是否学文没关系。
毛泽东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即自己与“绝大多数人的生存”联系在一起，即从事改变世界的事业，因此是非标准不能不客观，不能不实事求是。
如果搞文而不为改变世界、不在乎绝大多数人的生存，那就只需要主观忽悠，就不可能有客观是非标准，“把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说成正确，没有就凭空捏造”、“能忽悠住人”就是是非标准，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换句话说就是流氓。
中国自古以来搞文的都是学文的，因此在老百姓眼里学文的即文人，而且是文人就都一个毛病：看不起老百姓，自以为比老百姓高贵。但是也有不同于此类具有民本观念致力于经时济世的文人，尤其是自出现毛泽东、鲁迅和许多文化人出身的共产党人之后，单纯用“文人”一词泛指一切学文、搞文的人就更不正确了，就必须把这两种人截然分开。毛泽东、鲁迅和共产党人与曲道诡行之文人最大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对老百姓的态度。毛泽东、鲁迅和共产党人是把自己与“绝大多数人的生存”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他们从不单纯学文搞文而是从事“改变世界”，第二，他们从来不允许瞧不起老百姓。而曲道诡行的文人从来自命不凡鄙视老百姓。自命不凡的一大特点就是到处指手划脚教训人，自命什么都懂，是“公共知识分子”。于是老百姓对这种学文搞文的人有了一个约定俗成的称呼：文人“公知”。
（有的文人“公知”声称：我也是为了“改变世界”，为了老百姓谋福利——虽然说得慷慨激昂满像那么回事，可惜一转身就露出了狐狸尾巴——鄙视老百姓。这是一切文人“公知”无法克服的致命死穴。《共产党宣言》对此早有辛辣讽刺：“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著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什么是“旧的封建纹章”？鄙视老百姓。这就决定文人“公知”对老百姓永远不可能有凝聚，永远休想让老百姓跟他们走。）
二．最敌视中国的中国人
中国文人“公知”的最大特色是什么？
据何新博客，原美国海军情报中心主任说，收买中国文人十分容易，只要帮他们在海外知名刊物上发表文章、多给点稿费就成。
美国人以为这笔买卖挺合算，其实还是亏了：即使一个子儿也不给，中国文人“公知”也照样会投怀送抱里应外合为搞垮中国不遗余力——如今人所共知：中国的文人“公知”最敌视中国，不但从不为中国着想、从不站在中国一边、从来时时处处事事对中国竭尽冷嘲热讽挖苦贬损之能事，而且从来积极吃里爬外帮中国的敌手支招帮腔冒坏水出馊主意坑中国，唯恐中国不上当、唯恐中国不吃亏——从国家主权到民族安全，从台湾、西藏、新疆、钓鱼岛、南海到高铁、航空、航天、国防、爱国主义……中国的文人“公知”没有一样不跟中国利益针锋相对：“中国在钓鱼岛可以对日本妥协”，“对日关系新思维”；“南海九段线非法”，“把南海问题交给一个有公信力国际裁判机构做出最后的判断”，“接受南海仲裁”，“到法庭上解决问题，別将国内的强权万能、目无法庭带到国际舞台，国际法院不吃那一套”；“东海可由国际法院裁决”；“即使菲海军旗舰向我舰开炮也可不回击”；“处理西藏问题中国不妨换个思路”；“不是所有暴力行为（乌鲁木齐暴力事件）都一定是分裂，也可能是因为地方政府不当行为所激发，容不得任何理性声音是我族近代以来之大患”；“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告别革命不如告别大一统”，“只有消除大一统思想才能消除对毛的崇拜”；“中国不该造太空战机应省钱发展经济”，“中国造大飞机没有市场优势”，“不要用我交的税造航空母舰”；“顺利实现和平崛起销毁核武对华有十大好处”，“祈祷天宫一号发射失败”；“外资能否进入是铁路改革的指标”，“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狂飙突进的中国高铁亟须反思”，“他妈的奇迹”；“涉国家核心安全的国企也可民营化”；“爱国是一个邪恶的字眼”，“爱国贼”，“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为汪精卫辩护”，“方正为日本开拓团立碑”，“我们不需要《惩治汉奸言论法》”，“假如日本统治中国中华民族将更壮大”，“三百年殖民地”；“带路党”，“人权高于主权”，“感谢美军飞行员”，“当兵要当美国兵”；“猎鹰计划”，“中国鹰派军人遭到网民群殴式围攻”，“一大批公共知识份子讨伐罗援”、“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今日对罗援和戴旭的揭露就是清除民族主义病灶的最好时机”……
电影《我的战争》反映了抗美援朝时志愿军攻占汉城这一历史事实，立刻让中国文人“公知”暴跳如雷歇斯底里大发作，将其类比为“日本军队攻占南京”，破口大骂“蠢货”、“恶心”、“外交白痴”、“无知无耻”，“毫无判断力，毫无底线”，“着实让人羞愧”，“这会酿成严重外交事件，也严重损害中国形象”，“不停播，民间也应该抵制绝不观看”……
日本军队攻占南京的战争是侵略战争，志愿军攻占汉城的抗美援朝是侵略战争吗？“日本军队攻占南京”后发生了南京大屠杀，志愿军攻占汉城后发生过“汉城大屠杀”吗？把“志愿军攻占汉城”与“日本军队攻占南京”相提并论等量齐观，就是诬蔑中国抗美援朝战争是“侵略”——要知道，法律上“侵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名。一个国家一旦被定性“侵略”，就要受到严厉惩处，可以被制裁、被封锁、被占领、被肢解、被消灭。中国文人“公知”用“日军占领南京”类比“志愿军攻占汉城”，就是蓄意诬蔑中国抗美援朝是“侵略”，蓄意把“侵略”的罪名强加给中国。这证明他们巴不得中国被制裁、被占领、被肢解、被消灭，铁了心要与中国为敌，用心极其歹毒。
连一部电影的一个情节都要如此不怀好意大做文章，可见中国文人“公知”对中国的敌视何等无孔不入，何等刻骨疯狂。
三．文人“公知”的生存之根不在国家民族而在“惟有读书高”的贵族特权体制
为什么？为什么身为中国人的中国文人“公知”却对中国如此仇恨？
道理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很简单——中国文人“公知”的根不在中国。
什么是“根”？赖以生存之本——树被砍掉枝叶还可能活，被砍掉根则断活不成。如果树有灵，则绝不会允许根被伤，更不会自伤其根。同样，如果中国文人“公知”的根在中国、没了中国就活不成，那他们岂能允许中国受到伤害？岂能对中国如此穷凶极恶？
那么中国文人“公知”的根在哪里？
答曰：中国文人“公知”没有根——更确切地说，中国文人“公知”的根不在中国，而在“毁灭中国”。
中国文人“公知”不靠为国家和社会服务而生存。不靠为国家和社会服务而生存，就不需要也不会在乎国家和社会的死活。
作为群体，中国文人“公知”自古以来的生存存在一直没变：不创造财富，也不为创造财富服务；在社会经济体系中没有确切的不可或缺的位置，没有确切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从孔老二开始，中国文人“公知”的铁律就是鄙夷、排斥一切创造财富的劳动劳务服务：做工掉份、务农掉份、当兵掉份、科研掉份、经商掉份……一切与社会等价交换服务的谋生之道都掉份：“等价交换”亵渎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出卖劳动服务换取钱财是“为利”，挑战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可忍，孰不可忍？结论：“焉用稼”，什么实事也不干。
别看中国文人“公知”如今整天大喊大叫“市场经济”、“市场竞争”，实际上最没本事靠市场生存的就是他们——没有哪个市场盛得下这帮大爷：不屑劳动、不屑生产、不屑做工，不屑务农、不敢打仗、不屑经商、不屑科研，好吃懒做、好逸恶劳、怕苦怕累怕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百无一用是书生……什么实事都干不了什么真才实学都没有还特别挑剔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出有车、食有鱼”……眼高手低胃口大，脾气更大：“自由”、“独立”、“人格”、“傲骨”、“骨气”、“清高”、“浩然之气”、“众皆醉兮我独醒”、“虽千万人吾往矣”、“社会的批评者”、“激浊扬清、匡正时弊”、“时时保持独立的质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士可杀不可辱”、“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浑身是刺，地上的老虎屁股摸不得，天上的文曲星惹不得，一言不合就唇枪舌剑上纲上线祖宗八代地没完没了，连“年相若也，道相似也”的贵族士大夫之间都文人相轻一个不尿一个：“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更不用说对普通老百姓了：下里巴人芸芸众生凡夫俗子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无知卑俗耻与为伍不屑一顾……（不过所有这些傲慢傲骨牛皮烘烘全是“耗子扛枪——窝里横”，只敢冲着中国人抖威风，碰上外敌外侮马上卑躬屈膝半点牛不起来）。臭架子十足好为人师到处指手划脚指挥一切，却又绝对不负任何责任——借“7．23动车事故”煽动反高铁舆论狂潮逼高铁下马，“下岗三千万”，“国有资产流失”，“腐败无害”，“利用腐败”，“改革代价”等等等等，造成了多大的破坏？负责了吗？如果真的按他们的鼓吹搞什么“南海仲裁”、“销毁核武”、“向美国买安全”、“颜色革命”、“休克疗法”……将会导致多严重的后果？他们会负责吗？不负责任不算，还整天文过饰非、无事生非、投机取巧、满嘴假话、指鹿为马、权术阴谋、两面三刀、懒、馋、贪、猾、刁、懦、狂、傲、阴、伪、毒、赖……你愿意这样的人成为自己的上司、下属、同僚或客户吗？你愿意跟这样的人长期共处持久合作命运与共吗？你愿意这样的人掌管和支配自己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吗？这样的人能靠市场生存吗？哪个市场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没完没了地高价收购他们无穷无尽的废纸废话、招摇撞骗？
不参与经济运转，不为经济运转服务，就没有来自经济体系的稳定收入——只进不出，坐享其成，只要别人伺候，绝不服务于人，在社会经济体系中没有确切位置，不参与社会财富的生产、流通、管理的任何环节，在社会经济的运作中不发挥任何作用，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没有任何贡献——这意味着不可能从社会经济运转本身获得正当稳定的经济收入。既然如此，那文人“公知”吃什么？靠什么生存？
答案只有一个字：抢——物质不灭。不创造财富，不屙金尿银，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天上又不会掉馅饼，不抢怎么活？土匪流氓诈骗团伙不务正业不事生产不创造财富，要生存就只有抢。文人“公知”不务正业不事生产不创造财富，要生存同样也只有抢。在“抢”这一点上，文人“公知”与土匪流氓诈骗团伙没有任何本质区别——都是损人利己，都是不劳而获，都是巧取豪夺把别人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都对社会的进步只有阻碍作用而没有推动作用，都是社会的负担，都是吸血鬼寄生虫：“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土匪流氓的抢劫很直观——赤裸裸明火执仗直截了当用硬刀子硬暴力非法抢劫。文人“公知”的抢劫则很隐蔽——把自己变成高人一等的贵族，用贵族特权这软刀子软暴力“合法”掠夺。
中国文人“公知”的种种行为特征只有用“贵族”才能解释：只有贵族才会如此待人接物——满脑子“上智下愚”，“上尊下卑”，“优胜劣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傲气性格”，“让最优秀的人来治国”，不劳而获、只要别人伺候自己，绝不为别人服务，觉得别人伺候自己、迎合自己、顺从自己天经地义理所应当，对别人只知道挑剔不知道尊重，只知道要别人为自己着想、不知道要为别人着想，更不用说平起平坐了。在贵族眼里，不存在“服务”，只有“役使”；不存在“等价交换”，只有“恩赐”或“贡奉”；不存在“合作”，只有“支配”，否则就是对自己“高人一等”特权地位的侮辱和亵渎。对贵族而言，“高人一等”比什么都重要，没了“高人一等”就没了特权，就没了一切。难怪贵族把“礼数”、“待遇”、“面子”、“排场”、“架子”等等涉及炫耀身份地位的一切看得比天大（也难怪中国人“面子文化”那么发达——文人“公知”的杰作）。由此可见中国文人“公知”跟贵族是一路货。
文人“公知”毫不掩饰他们就是要当贵族——“如果非要定义‘民国范儿’的话，我想，或许可以用‘贵族精神’来指称”。陈有西说：“律师气质中，最需要的正是中国传统知识阶层的‘士大夫情结’”。资中筠说：“在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就是贵族”，“现在的中国社会缺乏真正的贵族”，“我们的社会应当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公民意识和科学精神，来培养出真正的贵族，这也是对传统士大夫文化的一种继承”——这些说白了就是赤裸裸公然伸手要贵族地位。“存在决定意识”，贵族的存在决定贵族的意识，没有贵族的存在，哪儿来贵族的意识情结？叫嚷培养“贵族意识”、“士大夫情节”，明摆着就是要贵族士大夫的特权，更大更多的贵族士大夫的特权，只是玩弄文字游戏拐个弯子换个说法而已。有此孜孜不倦的“贵族梦”，自然就有种种沐猴而冠的“贵族闹剧”：“当代君子”、“中国绅士”、“东方淑女”、“无冕皇帝”、“杰出学者”、“著名精英”、“大牌律师”、“文明代表”、“人类良心”、“文明之所以是文明，就一小撮精英”……（再说一遍：这些贵族架子从来只敢在中国人面前摆）
不过文人“公知”这类贵族跟与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贵族表面上有所不同：经典贵族是“显贵”，文人“公知”是“隐贵”（或曰“阴诡”）；经典贵族的贵族地位来自枪杆子硬暴力，文人“公知”的贵族地位来自“惟有读书高”的笔杆子软暴力；经典贵族的贵族地位至少一开始是干出来、拼出来的，要出生入死玩命，文人“公知”的贵族地位永远是骗出来的、吹出来的，不会有任何生命危险；经典贵族的贵族地位通过承袭制度让子孙后代公然沾光，文人“公知”的贵族地位通过复杂的关系网以及精心设计的各种规则和潜规则让子孙后代暗中沾光；经典贵族一般一代不如一代，文人“公知”一般时间越久越盘根错节势力越膨胀。
人们往往只看得见经典贵族这种公开的贵族，看不见文人“公知”这号不叫贵族的贵族（或曰“软贵族”、“隐形贵族”、“蒙骗贵族”、“文痞贵族”）。尽管二者有种种不同，但贵族的本质相同：不劳而获，靠高人一等的特权吃饭，铁饭碗，一劳永逸，旱涝保收，对社会只有索取而没有任何对等交换作为回报。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贵族至少一开始得做点实事，而文人“公知”这类“软贵族”作为整体半点实事都不做，对社会的贡献为零——几千年来中国文人“公知”对中国社会做出过什么贡献？“文人治国”？几千年里治一朝垮一朝，一个都不例外；周期性动乱、周期性人口大灭杀一直都逃不掉。“推动社会发展”？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凝聚百姓组织社会”？中国人一盘散沙内斗不休。“兴办教育”？90%以上的人口成了文盲。“发展文化文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不是文人“公知”发明的；意味着“中国”这个词的瓷器不是文人“公知”发明的；闻名天下的中国丝绸、茶叶不是文人“公知”发明的；孙子兵法、中医中药、针灸、武术、算盘不是文人“公知”发明的；北京城、故宫、长城、十三陵、都江堰、郑国渠、灵渠、大运河、赵州桥、兵马俑、郑和宝船等不是文人“公知”设计建造的；大禹不是文人“公知”，鲁班不是文人“公知”，郑和不是文人“公知”，李春不是文人“公知”，李冰父子不是文人“公知”；黄道婆不是文人“公知”；蔡伦不是文人“公知”；毕升不是文人“公知”，祖冲之不是文人“公知”，李时珍不是文人“公知”……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占得住脚的东西没一样出自于文人“公知”之手。文人“公知”说：“从文化上看，最好的是民国时期”。实际呢？民国时期的中国仍然9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文化仍然是极少数人的奢侈品。不仅如此，面对日本侵略居然亡国论盛行、“绝对不抵抗”、“以文明对野蛮”、“寄希望于国际仲裁”、“曲线救国”、“汉奸人数比日本侵略军人数还多”——“文化最好的时期”就好出了这成果？文人“公知”、“民国范儿”对社会的贡献就这松样？文人“公知”使中国避免被侵略了吗？中国没有亡国没有投降坚持抗战胜利靠的是文人“公知”吗？中国扭转落后挨打的局面转弱为强跨入现代化轨道靠的是文人“公知”吗？……用这些历史性大是大非一衡量马上就能明白：作为整体，中国文人“公知”没有任何为社会服务的品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从来是社会的负担，从来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道理简单得很：文人“公知”生存靠的是贵族特权而不是服务社会。只要有贵族特权地位，什么贡献也没有照样滋润。既然如此，那他们整天关心的当然只能是自己的贵族特权而不是为社会做事，当然对社会毫无贡献——何谓“对社会的贡献”？改变客观世界的成就。而文人“公知”呢？学的是主观夸张的专业、干的是主观夸张的勾当（说白了就是“忽悠专业毕业、专事忽悠的人”）。这样的人跟改变客观世界毫无关系，要说“成就”，那只能是“忽悠了多少人”、“忽悠得有多惨”，岂能有“改变世界的成就”？指望文人“公知”有“对社会的贡献”，岂非缘木求鱼？
不具备靠为社会服务而生存的任何品质，不敢、不屑也没能力学土匪流氓诈骗集团直接掠夺——这就决定文人“公知”唯一能追求的“正道”只能是当贵族。只有成为贵族才能一劳永逸捧上铁饭碗，才能啥也不干光凭特权地位吃饭。当不上贵族、得不到高人一等的贵族特权，文人“公知”就不能生存——当上了贵族就是“范进中举”，当不上就是“孔乙己”。
四．靠软暴力“空手套白狼”的千年特种贵族
中国文人“公知”靠什么实现贵族梦？权力——没有权力，一张烂嘴天花乱坠能让谁买账？
中国文人“公知”靠什么获得权力？软暴力——话语权和信息权。
人的行为受思想支配。思想受话语和信息支配。人的行为属于硬暴力，思想属于软暴力，支配思想的话语和信息则是支配软暴力的超级软暴力。人类社会归根到底是硬暴力要受软暴力的支配——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维护政权也靠这两杆子。枪杆子是硬暴力，笔杆子是软暴力。“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同样，凡是要维持一个政权，也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掌握软暴力就休想掌握硬暴力硬权力。掌握了软暴力，掌握硬暴力硬权力就只是时间问题。
在文盲遍地、通信原始的时代和无条件盲目“尊重知识分子”的地方，文人“公知”轻而易举就能垄断话语权和信息权，轻而易举就能控制软暴力。有了软暴力就有了本钱，就可以将本求利——以手中的软暴力为砝码跟硬暴力做交易：用我的软暴力支持你的硬暴力、助你获得政权、维持政权，条件是你必须给我高人一等的贵族特权地位：第一，硬权力得交给我：学而优则仕——政权是你的，但构成政权的官员必须是我文人“公知”。第二，软权力得交给我：由文人“公知”代表“道统”——政权是你的，但决定政权合法性的真理解释权必须是文人“公知”的：过去是“尊孔”，如今是“普世价值”、“民主自由”。
只要成交，文人“公知”就不但有了铁饭碗，而且将拥有一切——“马上得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硬权力软权力全要由文人“公知”具体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国一代的自然死亡，全部硬权力软权力迟早都得落入文人“公知”之手——你的政权由我来掌管，管着管着就成了我的了。你的钱财由我来管理，理着理着就全进了我的腰包了。你打江山我来坐，你挣钱财我来用。不管你如何流血流汗出生入死，一切成果到头来都是我的——文人“公知”就这样不冒险不犯难、不费吹灰之力、不动声色就实现了“空手套白狼”，坐享其成白捞整个世界。这才是文人“公知”的生存之道、获得特权当贵族的独门诀窍。
如果不成交呢？文人“公知”就让你吃足他们软暴力的苦头——制造出倾向性舆论狂潮把你无孔不入妖魔化，让你臭不可闻，打天下平添障碍，坐天下危机四伏。在群雄争霸时代，这足以迅速左右力量的对比，让你夺取天下的美梦落空。如果是天下已定的时代呢？那也足以让你世世代代挨骂，死了都休得安生——秦始皇焚书坑儒，曹操杀孔融杨修，二者都被文人“公知”大肆妖魔化，骂了上千年还没完没了。这是文人“公知”树立的历史反面例子，为的就是杀鸡吓猴。
如果成交呢？文人“公知”就用软暴力化腐朽为神奇，把你神圣化，助你打天下传檄而定，坐天下一呼群应——宋太祖赵匡胤很清楚自己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的王朝合法性站不住脚，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需要依赖文人“公知”的软暴力来维持权力，于是特别优待文人“公知”：重文轻武、鼓励腐败、高官厚禄、不杀文人……结果：极度腐败、对外屡战屡败的“大送王朝”在文人“公知”笔下成了“如梦如幻的大宋王朝”，“外国妇女前来借种：宋朝无比诱惑力”，“宋朝小资的幸福日子”，“大宋对外战争常胜是历史谣言么？”“原来宋朝并不跟我们想象的那样差”……（不过问题还有另一面：文人“公知”乘机狠敲了一笔竹杠——用程朱理学规定“道统”高于皇权，从此反客为主骑到了皇帝头上。由此而来的几个历史后果：第一，宋后汉人建立的宋明两朝里，政权的实际主宰是文人“公知”，皇帝除了开国皇帝外实际都被文人“公知”牵着鼻子走、像猴一样被耍得团团转，实际成了为文人“公知”的打工仔还不自知。第二，科举制从此成为仕途的唯一正道，汉唐之风不再，偃武修文盛行。第三，“妇女裹小脚”、“女子无才便是德”、“三从四德”之类中国历史上最恶劣的陋习伴随着文人“公知”的“道统”大规模泛滥成灾。第四，“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
文人“公知”这一套说白了其实是用暴力抢劫敲诈。这跟土匪流氓打家劫舍没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一个是用硬暴力：不就范就用硬暴力收拾你；一个是用软暴力：不就范就用软暴力收拾你——当然，换了个好听点的词汇，名曰“批评”：“真知识分子应该敢于批评人民”，“知识分子一定是批判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批评的，如果他不批评他就不要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定义就是一群永远在批判现实的人”，“进行批评是知识分子的义务”，“知识分子就是以批评为己任”，“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批判”，“知识份子最大的贡献是保持异议”，“知识分子应该代表社会的良知，通过批评社会而传播着自己心底的理想与原则”，“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职能就是批判现实，通过批判现实推动社会的进步”，“知识分子是文化的创造者与传播者，是社会的批评者”，“知识分子对于他们时代和环境所公认的观念和假设，经常详加审查，是精神太平生活中的捣乱分子”，“知识分子倾向批判社会，与政治权威具有先天性的紧张关系”……三百六十行，有“骂人”（尽管改头换面叫“批评”）这一行吗？谁整天高价买“批评”？美其名曰“批评”，实际是用软暴力敲诈勒索。（难怪文人“公知”那么喜欢“批评”，一天到晚“批评”不离口——三句话不离老本行。）
另一个不同是作案对象；土匪流氓专找没有硬权力的人下手，目的是抢劫财物，双方的关系是简单的猎杀与猎物；文人“公知”专找有硬权力的人下手，目的是空手套白狼，双方的关系是既狼狈为奸又勾心斗角的强盗分赃。
对话语权、信息权和历史评述权的垄断使文人“公知”团伙拥有举足轻重的软暴力。这使一切为一己之私打天下的权势者无法拒绝跟文人“公知”做权力交易——如此庞大的软暴力如果被对手收编了去用来妖魔化自己就麻烦了，打天下就没戏了。这帮对外高度一致的有文化的泼皮无赖惹不起，沾上了能跟你世世代代死缠烂打没完没了，比“没毛大虫牛二”难缠多了；另一方面，既然反正是为私打天下，那只要自己能当老大，坐地分赃、让文人“公知”分得一杯羹总比什么也捞不着强。结论：成交。
五．文人“公知”的贵族特权地位高于一切
“存在决定意识”。生存存在决定生存意识。文人“公知”的生存存在是什么？以软暴力为本、跟硬暴力做权力交易获得贵族特权铁饭碗，不劳而获旱涝保收。这样的生存方式只跟权力有关——更确切地说，只跟肯给予文人“公知”贵族特权地位的权力有关，跟其他一切都无关。换句话说，文人“公知”的生存只需要权力和权力交易带来贵族特权地位，不需要在社会经济体系中有任何位置、不需要在经济体系的运转中发挥任何作用、不必为社会做任何贡献，跟经济运转、国家生存、民族兴亡、人民死活都没什么关系。
文人“公知”的这种生存存在决定的生存意识是什么？
第一，文人“公知”的贵族特权地位高于一切
高人一等的贵族特权地位是文人“公知”的生存之本。没有贵族特权地位，不事生产、不服务社会、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文人“公知”不可能生存。这就决定文人“公知”必须把自己的贵族特权地位看得高于一切，必须坚决永远“以文人‘公知’贵族特权地位为纲”，必须毫不犹豫地为确保自己的贵族特权地位牺牲一切、毁灭一切。
明白这就能明白为什么文人“公知”永远在那么积极、那么不知疲倦、那么不厌其烦地自吹自擂自我标榜——“社会精英”、“优等优秀”、“社会良心”、“社会楷模”、“社会中坚”、“民族脊梁”、“国家栋梁”、“意见领袖”、“良知代言人”，“社会和时代的眼睛”、“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人类希望”、“文明的守护者”、“历史的创造者”；“有理想、有激情、有耐心，想干大事”，“有思想、有知识、有责任心、能被委以重任”。“有科学批判精神、能理性思考问题、有能力引领社会往正确方向前进”，“知书达礼，能承担起传承人类文明传统重任”……神气活现神乎其神，神得仿佛离了文人“公知”地球就不转，至少转得不自然；神得仿佛一切成功必因“重视知识分子”，一切失败必因“轻视知识分子”，一切罪恶中最大最可恶的罪必定“迫害知识分子罪”（没有“迫害工人罪”，没有“迫害农民罪”，没有“迫害军人罪”，没有“迫害工程技术人员罪”，却独独弄出了个“迫害知识分子罪”。这说白了就是：迫害谁都可以，唯独不能碰文人“公知”。文人“公知”就这样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贵族特权——治外法权，现代版的“刑不上大夫”）。
所有这些“扣着屁眼上楼——自抬自”都是“皇帝的新衣”——空洞抽象华丽词藻的大会战，听上去天花乱坠，实际上一无所有。而谁敢说没有，谁就是“愚昧无知野蛮低劣反智反文明”。如此这般只为一条：自我神化——文人“公知”要确立自己高人一等的贵族特权地位，所以要把自己造成神。要把自己变成活神仙，所以要拼命忽悠，“把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说成正确，没有就凭空捏造”。要强迫人们接受自己的忽悠，所以要疲劳轰炸、无止无休无孔不入地反复重复自吹自擂，迫使人们的神经潜移默化从疲劳到麻木、从麻木到习惯，最终不知不觉把文人“公知”那些空空洞洞华丽抽象的肥皂泡当真；要用软暴力大棒横扫一切抵制怀疑。
除了文人“公知”，世界上没有哪个行业哪个阶级的人整天如此卖力地自吹自擂——人们见过多少工人、农民、军人、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一天到晚没完没了到处喋喋不休说自己多么重要、多么离不开？这不光是因为厚颜无耻，更是因为文人“公知”心虚：自己的存在价值是吹出来的，高人一等贵族地位的道义根据是吹出来的，要维持就得不断地吹。
第二，文人“公知”的软暴力高于一切。
文人“公知”的贵族特权地位归根结底来自软暴力。要确保这贵族特权地位就必须确保自己的软暴力——土匪流氓靠枪杆子刀把子等硬暴力逼人就范；文人“公知”靠话语权和信息权等软暴力迫人屈服。土匪流氓能存活只会感谢自己的硬暴力，决不会说那是受害者的恩赐——要不是怕被老子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谁肯甘心给钱？文人“公知”能存活也只会感谢自己的软暴力，决不会说那是受害者的善意——要不是怕被老子妖魔化，谁会乖乖听话？
没有软暴力，文人“公知”就如虎狼被拔了爪牙、土匪被缴了械，就没了敲诈勒索的工具，就一文不值，就无法生存。大观园贾宝玉的命根是脖子上的石头，文人“公知”的命根是话语权和信息权等软暴力。文人“公知”言必称“言论自由”、“批评自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批判”等等，完全是保住软暴力这吃饭的家伙、打家劫舍的武器的需要。
第三，只认特权体制，不认国家民族
文人“公知”的生存之根在特权体制而不在国家民族——只要是文人“公知”高人一等的特权体制，再烂再穷再四分五裂战火遍地的地方（如民国）也能让文人“公知”活得有滋有味；不是这体制，再富再强再和平再繁荣和谐的地方也无法让文人“公知”生存。对文人“公知”来说，国家和民族毫无意义，“文人‘公知’高人一等的贵族特权体制”才是一切。这就决定文人“公知”拼死追求的是特权体制，谁给自己高人一等的特权体制就追谁，不管是谁、在哪里，国不国无所谓，民族不民族也无所谓。
孔老二闹“克己复礼”。所谓“礼”，就是贵族特权体制——严格按地位高低尊卑排出顺序，像舞台设计一样把主角配角跑龙套的、位置、灯光、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规定得死死的。只要“复礼”了，贵族特权体制就落实了。“周游列国”证明孔老二认“礼”不认国，只要“克己复礼”，不管哪国都行；中原没人买账就奔海外——“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大概是“只认特权体制不认国家民族”的原始版权。
过去的文人“公知”闹“尊孔”。所谓“尊孔”实际就是尊自己——“尊孔”了，就“学而优则仕”了，就“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了，就“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了，就“惟上智下愚不移”了。软权力硬权力都有了，文人“公知”高人一等的贵族特权地位就有保障了。只要“尊孔”，谁统治中国都无所谓，都能解释为“天意”。“只认特权体制不认国家民族”的传统就这样被文人“公知”发扬光大了几千年。
如今的文人“公知”闹“普世价值”。所谓“普世价值”就是赋予文人“公知”实际上高人一等的贵族特权——“言论自由”了，文人“公知”的软暴力就横行无忌了，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随心所欲制造倾向性舆论狂潮了，就可以确保文人“公知”在“一人一票”、“民主选举”的名义下肆意玩弄选举掌握硬权力了。软权力硬权力都有了，文人“公知”高人一等的贵族特权地位就有保障了。只要“普世价值”，谁统治中国都无所谓，中国国不国都无所谓，都能解释为“民意”。“只认特权体制不认国家民族”的老传统就这样推陈出新。
文人“公知”的生存方式决定他们只需要贵族特权体制，不需要国家；只在乎贵族特权体制，不在乎国家。对他们来说，体制唯一，国家可有可无，国家生存服从体制需要——这国家那国家，实行确保文人“公知”高人一等的贵族特权体制的国家才是好国家。如不实行确保文人“公知”高人一等的贵族特权体制，国家再强大再繁荣也不可容忍，也要不得，也应该被颠覆、被牺牲、被消灭、被肢解、被出卖、被赠送。（文人“公知”为此而发明创造出了种种“根据”：“人权高于主权”，“爱国是一个邪恶的字眼”，“爱国不等于爱政府”，“国家不可爱，何必要爱国”，“文怀沙：假如日本当年真的统治了中国，最终的结果也不过使中国的民族从56个变为57个”……文人“公知”说中国人“自古以来没有国家概念”，“只认朝廷不认国家”，这其实是他们的自我写照，是他们“只认特权体制不认国家民族”利益需要的产物。）
对靠改变世界创造财富而生存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国家是生产资料的实际载体，是创造财富的物质基础。国家受损即创造财富的物质基础受损；国家灭亡即创造财富的物质基础丧失，就无法继续创造财富，就无法继续谋生。生存之道与国家密切相关，这就决定靠改变世界创造财富而生存的绝大多数人必然认同爱国，必然认同“国家第一、体制第二、体制服从国家”：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体制那体制，能救国强国就是好体制，哪种体制能救国强国就赞成哪种体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大前提只有一个：救国强国。只要能救国强国，不管什么体制都不拘一试；只要被证明不能救国强国，不管什么体制都予以抛弃，没有前提，没有“必须确保文人‘公知’高人一等的贵族特权”之类禁区：封建主义不灵就尝试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不灵就尝试西方民主主义，西方民主主义不灵就尝试马列主义，生搬硬套外国马列主义不灵就诞生了毛泽东思想……结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
国家是硬件，体制是软件。对文人“公知”来说，硬件可变，软件不可变，硬件要适应软件，国家要适应体制，脚要适应鞋——体制不可牺牲，国家可牺牲。不能确保文人“公知”高人一等的贵族特权体制，就改变国家乃至牺牲国家，削足适履。对靠改变世界创造财富而生存的绝大多数人来说，硬件不可变，软件可变，软件要适应硬件，体制要适应国家，鞋要适应脚——国家不可牺牲，体制可牺牲。不能救国强国，就改变体制乃至牺牲体制，修改鞋以适应脚。
这就决定文人“公知”与绝大多数人的是非判断标准截然不同：一个以“文人‘公知’的贵族特权地位”为是非判断标准：有利于文人“公知”贵族特权地位的就是“好”，不好也“好”，不利于贵族特权地位的就是“坏”，不坏也“坏”；一个以“救国强国”为是非判断标准——有利于救国强国的就是好，“不好”也好；有损于救国强国的就是坏，“不坏”也坏。
既然是非标准截然不同，那对事物的评价当然针锋相对。
六．文人“公知”的贵族特权利益容不得中国强大，容不得救国爱国
文人“公知”为什么对“民国”赞不绝口？因为他们在“民国”享有高人一等的贵族特权——“在民国年间，大学教授是一个非常体面的职业。大学教授们的工资水平远高于社会的平均工资，过着非常优越的物质生活。北洋政府的那些军阀们，虽然外表看起来颇为粗野鲁莽，彼此之间总是打来杀去的，但对知识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气。哪怕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也从来不曾亏欠这些专家学者们的薪水。而这些教授们的职位通常又很稳当，既不像商人那样可能因为投资失败而破产，也不像官员那样随时可能因为政权更迭而被无故罢免，还居住在治安相对良好的大城市里，不像乡下地主们那样要担心农民抗租、土匪劫掠、军阀勒索，堪称是铁饭碗中的铁饭碗。教授的大洋一般来说每个月都能按时发放”。“知识分子说话好使”，“知识分子的力量大，《大公报》一篇社论就是能左右国内舆论”……
注意：只有拥有软暴力的文人“公知”才能享受这种贵族特权待遇。普通老百姓没门，理工专业的也不行：“在民国前期，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中国各所大学里，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极度不平衡——学习文法艺术的文科生独占鳌头，竟然达到了学生总数的90%以上！”“除了医学和外语之外，如果你还要想学一点实用的先进技术，就只能到国外去留学了。而且在学成之后，也很难归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谋生——旧中国的工业实在是太落后，海归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除非是自己办厂创业，否则简直是毫无用武之地。”“在民国前期的大学里，理科的情况真是叫做一个悲剧！据说就连学家政的女孩子都要比学工程技术的人更多！哪怕是在日后以‘理科第一’而闻名全国的清华大学，当时的教学内容居然也还是以政法、文学和神学为主，每年的理科毕业生从来都不曾超过100人！”“抗战前夕，国难当头的时候，全中国还是有70%的大学生在读文科。而剩下的30%大学生当中，大部分读的又是医科或商科。真正在现代战争中最能够发挥用途，指导工人搞兵工厂、维修厂和建设战备公路的专业工程师，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几个……”
为什么彼此打来杀去的军阀对文人“公知”如此优待”？硬暴力与软暴力的交易。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要打天下就必须既有硬暴力又有软暴力，既抓枪杆子又抓笔杆子，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越是天下大乱军阀混战群雄争霸，越需要实现硬暴力与软暴力的权力交易，需要尽快收编文人“公知”，至少整体上轻易得罪不得——惹翻了这帮软暴力大爷招来笔杆子的妖魔化围剿足以打破军阀之间的力量平衡，使自己一败涂地。军阀并非只养军，而是既养枪杆子又养笔杆子——对文人“公知”的“客气”实则养笔杆子。这是文人“公知”靠软暴力威慑讹诈的产物，是软暴力与硬暴力之间强盗分赃的交易，并非军阀们发善心——他们可曾给没有软暴力的普通人如此特权待遇？
“存在决定意识”。如何评价民国完全取决于从谁的利益角度出发看问题：
——从文人“公知”的利益角度看，民国好，好得不得了——文人“公知”高人一等的贵族特权体制畅通无阻无人挑战，文人“公知”的日子优哉游哉滋润美妙之极。
——从救国强国、绝大多数人生存的角度看，民国糟，糟得一塌糊涂——在主权沦丧、积贫积弱、岁月动荡、灾祸不断、饿殍遍地、军阀混战、列强横行、遍地文盲、民族工业一片空白的危难情况下，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一点资源不用于搞建设、搞工业化、扫盲、培养理工人才，却用于养一帮只会风花雪月的笔杆子，让文人“公知”们心安理得地挥霍着仅有的一点儿教育经费，悠然自得地研究着历史、哲学、书画艺术之类缺乏实际意义的“传统国学”或翻译一些西方文学名著……
抗日战争给中国人狠狠上了一课：要抵抗侵略救国救民，只能靠实实在在干实事的人，不能靠只会舞文弄墨、专长搬嘴弄舌的文人“公知”之类“民国范儿”——“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靠物质来摧毁”。“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我们何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过潜水艇呢？”“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在自然界里也这样，鹰的捕雀，不声不响的是鹰，吱吱叫喊的是雀；猫的捕鼠，不声不响的是猫，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结果，还是只会开口的被不开口的吃掉。文学家弄得好，做几篇文章，也许能够称誉于当时，或者得到多少年的虚名罢，——譬如一个烈士的追悼会开过之后，烈士的事情早已不提了，大家倒传诵着谁的挽联做得好：这实在是一件很稳当的买卖”。“老鼠虽然吱吱地叫，尽管叫出很好的文学，而猫儿吃起它来，还是不客气。”
历史的教训：维持文人“公知”高人一等的贵族特权地位要付代价，代价就是中国落后挨打，代价就是南京大屠杀——已经落后那么多还不急起直追，大战在即还不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加强国家物质实力，却把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那点资源浪费在只会风花雪月的文人“公知”身上，这岂不是存心坐等挨打？凭这就可以说，南京大屠杀是维持文人“公知”高人一等贵族特权地位的代价；文人“公知”、“民国范儿”们的享受是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生命来买单的。
明白这历史的教训，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当年的所做所为了。
如果以“救国强国”为是非判断标准，那该不该在1949年成立新中国后像民国的各路军阀那样，维持文人“公知”高人一等的贵族特权地位，把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那点资源浪费在只会风花雪月的文人“公知”身上？
绝对不该。百年挨打的教训，尤其是抗日战争的教训证明，救国强国当务之急是彻底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彻底扭转被动挨打局面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国家物质实力、尽快工业化。这指望不上外援，只能主要靠中国人自己。然而1949年中国的状况是什么？农业古国。落后于人几百年。工业毫无基础。刚刚经历八年抗战加三年国内解放战争的破坏，实实在在满目疮痍遍体鳞伤，一穷二白窘困之极。而中国要搞工业化却必须几乎从零开始打一切基础：大规模扫盲，大规模普及中小学教育、大规模培养理工科技人才，大规模建设最基础的设施。与此同时，还必须应对国内外敌人的破坏、大规模救助大量在贫困死亡线上挣扎的无业人口……战争还没结束，百废待兴，急需做的事那么多，而可供支配的资源那么少，岂能不好钢用在刀刃上、先生产后生活、集中力量先办大事急事、优先培养工业化最急需的理工科技人才？那么困难条件下要完成那么困难的事业，岂能不靠动员团结全国老百姓一起艰苦奋斗、上下一心同甘共苦平等一致、“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把普通老百姓的活命粮、工业化必须的紧缺资源扣下来，以保障只会整天耍笔杆子风花雪月发空论泛酸玩小资情调的文人“公知”吃特等饭、坐特等车、高高在上、悠然自得卖弄他们的“民国范儿”？只要出发点是救国强国，那就绝不可能如此，不管谁决策都一样。
既然毛泽东的出发点是救国强国，既然要救国强国就不可能像民国军阀那样，牺牲其他，倾举国之力来确保文人“公知”的贵族特权待遇，那结果自然就是要动文人“公知”们的奶酪——文人“公知”的工资在北洋军阀时代可达普通职工的50倍以上，1953年工资改革后改为最高10倍——仍然比普通职工的工资高得多，只是高得不再像以前那么悬殊而已。
这就让文人“公知”们抓狂了——“百岁学者”周有光义愤填膺破口大骂：“民国年代脑力劳动者的待遇都高于今天……工资改革的第二天，人人眼睛朝下，见面不打招呼了！晴天霹雳，中产阶级贫穷化！……从一开始就不承认中产阶级，把中产阶级归入资产阶级。后来还掀起‘反右’运动，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否认中产阶级……”
还不仅于此。
——新中国大规模工业化，“向科学进军”，教育重点向理工科倾斜，科学家工程师成了青少年学生们“追”的“星”。
——毛泽东在中国大陆扫除了文盲，普及了教育，老百姓再用不着看封信写封信都求爷爷告奶奶了。鲁迅说：“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文人）也跟着不尊严了”——老百姓自己能读书看报，有了自己的文字信息来源渠道，自然也就有了自己的判断，不再迷信文人“公知”们“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星宿下凡”之类神话。
——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靠的是人民群众而不是跟文人“公知”的权力交易。既然没有权力交易，自然不会给文人“公知”高人一等的贵族特权：硬权力——“学而优则仕”；软权力——“真理解释权”。硬权力软权力全没了，文人“公知”几千年来历朝历代的优渥之根——高人一等的贵族特权地位也就没了。
——文人“公知”不能容忍“救国强国高于文人‘公知’特权”，1957年赤膊上阵大举夺权，自以为可以“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结果事与愿违，遭到坚持“救国强国高于一切”的共产党的反击，不但一败涂地，而且原形毕露——老百姓看透了：原来文人“公知”没什么了不起，除了虚张声势搬嘴弄舌之外什么事也干不了，并非“天上的文曲星惹不得，地上的老虎屁股摸不得”，更不是离不开。没了他们地球照样转，老百姓日子照样过，新中国照样前进。
如果以“救国强国”为是非判断标准，那上述这些，从大方向上说一样也没做错。但如果以“文人‘公知’的贵族特权地位高于一切”为是非判断标准，那所有这些件件罪大恶极。
文人“公知”对毛泽东恨之入骨、无孔不入妖魔化，说到底是冲着“救国强国”来的——只要救国强国就不能不那样做，而那样做就不能不伤及文人“公知”的特权。不管当年谁当头，不管是毛泽东还是李泽东，只要出发点是救国强国，就会这样做，就会得罪文人“公知”：
——要救国强国，就必然挑战“文人‘公知’的贵族特权地位高于一切”的根本原则。
——救国强国属于“改变世界”。要救国强国就必然确立“以改变世界的实际成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就必然打破靠主观夸张维持的“文人‘公知’是高人一等的‘精英’”之类神话，就摧毁了文人“公知”高人一等的贵族特权的伦理基础，就威胁了文人“公知”的特权地位。
——人要图强健体就容不得寄生虫，国家要富强就容不得寄生虫阶级。不劳而获的寄生虫最不愿意被寄生的人图强健体。不劳而获的文人“公知”最不愿意被寄生的国家富强。
由此可见文人“公知”的特权利益与救国强国水火不相容。
这一规律被文人“公知”的“民国范儿”、“民国热”、“民国粉”等闹剧揭示得淋漓尽致——当年的民国和军阀还可以说是没看到、没想到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的战争真的会来、会来得那么快，所以才敢悍然在国弱民贫民生一片凋零的情况下把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一点资源拿来养只会风花雪月的文人“公知”而不用于加速国防工业建设。而今天的文人“公知”已经明明知道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知道当时离日本侵华战争已经没几年了，知道当时中国最急需做的是集中一切资源发展工业和国防而决不应该把有限的资源浪费在对抵抗侵略毫无用处的文人“公知”身上，知道实力差距巨大落后挨打导致的南京大屠杀和一系列屠杀的惨状——明明知道这一切还大赞“民国范儿”、大捧不计后果给文人“公知”特权地位特殊待遇的民国和军阀，这就公然宣示了一个极其鲜明而坚定的政治立场：文人“公知”的特权地位必须高于一切，即使中国面临挨打被侵略、面临南京大屠杀，也必须把国家资源用于确保文人“公知”的养尊处优而不准用于救国强国。文人“公知”就这样向中国人划下了道儿：为了确保文人“公知”的贵族特权地位，不允许救国强国，必须使中国处于落后分裂挨打。
（文人“公知”不用语言直接这么说，而用行动间接这么说——不说“不许救国强国”、“不许牺牲文人‘公知’的特权待遇而把资源用于增强国家物质力量、即使遭受侵略、遭受南京大屠杀也不得例外”，却大肆赞扬这样做了的民国和军阀、大骂没有这样做的毛泽东，这就等效这么说了。“能做不能说”——不说“不许爱国”，实际谁爱国就打击谁；不说“给我特权”，实际谁给特权就吹捧谁；不说“使中国分裂落后挨打”，实际谁做的事有利于中国分裂落后挨打就赞扬谁、谁做的事有利于中国摆脱分裂落后挨打就诽谤谁……既用行动告诉你要你怎么做，又不留把柄不担责任——阴险、狡猾、歹毒、懦弱、无赖的本性淋漓尽致。）
七．文人“公知”的特权利益需要用内乱恢复军阀混战局面消灭普及了文化的一代中国人
八．文人“公知” 必须对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负责
九．对软暴力没有抵抗力反击力是国家机器的死穴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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