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看看这些中国“公知”的丑恶嘴脸！
中国“公知”最恨中国
今日中国最大特色是“中国‘公知’最恨中国”——从没见过哪个“公知”说过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半句好话，也从没见过哪个“公知”提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时不破口大骂或冷嘲热讽——连“草泥马，祖国”都成了“行为艺术”。整天叫嚷“普世价值”、“爱”不离口的“公知”却最恨“爱国”，甚至发明了“爱国贼”这一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罪名”。
世界上还有谁比中国的“公知”更恨中国？他们能拿什么证明自己不是中国的敌人、不希望中国灭亡？——你不承认要毁灭中国，拿出事实来证明呀：你肯定过中国什么？你为中国的生存发展繁荣强大做过什么？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用什么行为捍卫过中国的利益？证据何在？
当年连汪精卫都不敢说要卖国，只敢说“曲线救国”，至少还不敢否定“救国”、还不敢肯定“卖国”。如今中国“公知”用“普世价值”一下子就彻底颠倒了一切——根本不存在侵略，只存在“先进文明扩展”，根本不存在卖国救国问题，只存在“接受先进文明”与“用野蛮抗拒先进文明”的问题。如此一来，卖国一下子变成了正义，爱国一下子变成了罪行，汉奸卖国贼一下子变成了“先进文明代表”，爱国者一下子变成了“爱国贼”，是非曲直一下子就倒了个个儿。相形之下汪精卫“曲线救国”的那种掩耳盗铃的羞答答简直太土太原始太笨拙，差得太远了。
象中国“公知”这样自觉仇恨自己祖国恨到骨头缝里的例子，当今世界绝对找不到第二家。
毁灭中国是中国“公知”的私利需要
有些人简单以为“公知”如此这般是因为被外国收买了。这些人心太善，小看了“公知”。人家要毁灭中国并不是简单地被收买，而是利益需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主动行为。
为什么说毁灭中国是中国“公知”的私利需要？
第一，“公知”不创造财富，在社会经济体系里没有位置，完全靠“学而优则仕”玩弄规矩生存（详见本人所著《“遵循规律的”与“玩弄规矩的”》）。
玩弄规矩意味着腐败，腐败意味着毁灭规矩，毁灭规矩意味着毁灭社会。“公知”对社会的作用等效于白蚂蚁对建筑的作用——蛀空一切，毁灭一切（用贾宝玉的话说，是“禄蠹”；用纪晓岚的话说，是“生死书丛似蠹鱼”；用鲁迅的话说，是“我看中国有许多智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总之“公知”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制造“公知”的“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社会周期性动乱的根源。“公知”存在的本身就意味着破坏，意味着毁灭社会，意味着毁灭中国。
第二，“公知”的私利跟中国的国家利益针锋相对——中国统一强盛对“公知”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中国分裂毁灭对“公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公知”靠“解释世界”玩弄规矩生存，靠卖嘴扯蛋生存，在需要“改变世界”、遵循规律、动手实干的大环境中无法生存。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公知”只能允许“解释世界”，不能允许“改变世界”。这就意味着：
——不能允许追求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因为这属于“改变世界”；
——不能允许追求国家强大民族振兴，因为这属于“改变世界”；
——不能允许追求独立自主的经济繁荣，因为这属于“改变世界”；
——不能允许追求国家安全，因为这属于“改变世界”；
——不能允许反侵略，因为这属于“改变世界”。
只有殖民地的傀儡政权能满足所有这些条件——给毁灭中国、奴役中国的外国当傀儡，不需要维护中国主权领土完整，不需要维护中国统一，不需要侵略，不需要搞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不需要做任何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实事，只需要整天替外国侵略者卖嘴扯蛋维护统治，绝对只“解释世界”不“改变世界”；只“玩弄规矩”不“遵循规律”，绝对满足“公知”的利益。
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公知”巴不得中国四分五裂天下大乱甚至毁灭，最不能容忍中国统一富强。
越是天下大乱，“公知”的日子越好过：天下大乱意味着军阀割据。军阀割据意味着“公知”处于卖方市场，不管哪个军阀想得天下都得打出“学而优则仕”的旗帜拉拢“公知”。天下大乱才兴“三顾茅庐”，才兴“礼贤下士”，才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仕”，才兴“识时务者为俊杰”，才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才兴“朝秦暮楚”，才兴“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受害的是老百姓，受益的是“公知”。
要是中国亡了国成了殖民地呢？“公知”的地位更有保障——不管哪国统治中国都得通过中国奴才，而还有谁比中国的“公知”更精通奴役中国老百姓呢？鲁讯说：“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所谓‘文艺家’的许多人，是一向在尽‘宠犬’的职分的。”“公知”公然叫嚣“三百年殖民地”，这是他们整体的心里话，经过深思熟虑，绝非一时失言，也绝非个别人的一时冲动。
中国越贫穷越落后，老百姓日子越难过，“公知”的日子就越好过——越落后，生产技术越简单，就越不需要文化知识，老百姓中文盲就越多。当中国文盲充斥的时候，老百姓写封信读封信都得求“公知”赏脸。“公知”在老百姓面前神气得很：“识文断字”、“有学问”、“有本事”、“能干大事”、“文曲星冒犯不得”……天下大事他们说什么老百姓就得信什么，即便土匪山大王也往往得对“读书人”另眼相看。“公知”的日子要多舒服有多舒服。
一旦中国统一了，强盛了，实现现代化了，“公知”的日子就就不好过了——中国要现代化首先就得普及文化，而普及文化就等于要了“公知”的命——鲁迅说：“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文人）也跟着不尊严了。”毛泽东在中国大陆普及了教育，扫除了文盲，读书识字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不再神秘，不再是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老百姓再也不是睁眼瞎了，用不着看封信都求爷爷告奶奶了，人人都有文化，自己也能读书看报了。老百姓有了自己的文字信息来源渠道，自然也就有了相应的判断而不再一切全由别人说了算。一贯垄断读书识字和文字信息来源、在老百姓面前趾高气扬摆臭架子的“公知”们“星宿下凡”之类神话一下子就破灭了，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神气活现一手遮天了。高人一等的架子掉下来一大截，当然极其失落。就凭这，“公知”也对毛泽东憋足了满腔怒火一肚皮鸟气。
中国落后挨打，胡适、季羡林之类“公知”吃香，中国搞现代化，钱学森、邓稼先、屠守锷、罗阳等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吃香。中国越强盛、越发展、越现代化，“公知”越混不下去——大规模工业化现代化是扎扎实实的进程，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的实干，“公知”卖嘴扯蛋吃不开。
亡国受欺负倒霉的是“劣等人”，不是“公知”，因此对“公知”无所谓，而强国救国需要全体人民共同努力，反而需要“公知”付出代价，因此对“公知”来说，救国不如亡国。
第三，中国“公知”玩弄“改革”横征暴敛巧取豪夺获得了惊人的不义之财。只有消灭共产党和新中国，这些赃款才算“无主之财”，才能不被追究，自己才能安心。
第四，中国“公知”几十年来玩弄规矩祸国殃民的后果越来越明显，再也无法掩盖下去。只有消灭共产党和新中国才能避免承担责任，逃避被清算的下场。
第五，中国“公知”靠用软暴力抢劫老百姓生存。要用软暴力抢劫老百姓就必须把老百姓踩在脚下，就必须通过“证明”老百姓“低劣”来“证明”自己高人一等。如果中国统一强盛，就无法证明中国老百姓“低劣”。为了“公知”利益，必须使中国落后挨打四分五裂。
所有这些利害关系决定“公知”自觉自愿全力以赴要毁灭中国。不管有没有外国势力收买，不管给钱不给钱，中国“公知”都要主动地跟外国反华势力结盟、里应外合共同毁灭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