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历史：您在文革前见过毛泽东本人吗？
韩爱晶：见过，当时到北京念书的大学生有很特殊的政治待遇，可以去参加天安门广场的重大活动。我是1964年9月入学北航的，到北京一个月，就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国庆活动，远远地能看到毛主席。1965年、1966年，每逢国庆、五一，在几百万群众的活动中，都可以远远看到天安门上毛主席的身影。1966年毛泽东主席接见红卫兵，我也去广场几次，如818。
1966年的国庆节，我作为北航“红旗”战斗队的代表，在中南海住了几天，接着国庆节就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活动，在天安门上近距离见到毛主席。那天领导说好了，大家排队从毛主席面前走过，不准伸手握手，以免毛主席太累。我们从主席站着的栏杆前面经过，在主席面前看毛主席，距离相差只有一米，有的胆大的小孩就伸手跟主席握了一下。我没有，我服从纪律。白天在天安门上，也看到了刘少奇、邓小平。
当天晚上看烟火，就在中南海里面的湖旁边。1967年4月20号，北京成立革委会了，我成为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在天安门参加活动时，可以站到比较重要的位置。比如1967年五一，我们和毛主席握手，照相，晚上活动的时候，在天安门上中央领导人坐在桌子旁观看烟火，有工作人员要我们去，陪领导人坐一块儿，活跃气氛。我们去的那桌有江青、罗舜初、关锋，这些当时的领导人。
从那以后，我每逢国庆、逢五一都上天安门。毛主席到天安门以后，跟一些将军、中央领导握手，尤其和民主人士，他会热情一些，会停下来，他握手以后会停下来，询问两句。他对一些老的、有影响的，像宋庆龄、李德全、这样的，对共产党团结的那些民主人士，他会停下来，有时候说一说话。
凤凰历史：看样子他是有选择的？
韩爱晶：他怎么想的咱们不知道。因为在天安门上共产党的官员数量多，毛主席没法一个个握手说话，有次我看到他停下和一个不是太显眼的军队领导人也说了几句，我就问别人，主席怎么跟他说话呢？别人说那个人是刘福，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主席长征的时候给主席牵马，他熟悉。他跟熟悉的，或者是觉得政治上有所不一样的人，多说一点。不可能跟每个人都说，时间不够。这种情况下，我们见到也只能握手，最多说一句：“毛主席您好，”或者旁边人介绍时，主席说一句，“你就是韩爱晶啊”。也就这一句，他就过去了。
后面一次见毛主席就是1968年7月28日。因为7月27日清华出事，是个悲剧。（编者注：7月27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制止武斗，遭到蒯大富手下的抵抗。）28日凌晨2点钟左右，卫戍区的军代表刘丰打来电话，说“韩爱晶，中央首长要接见”，而且必须自己来，不能请人代替，我就去了。去了人民大会堂，在西侧大门口，在外面的柱子底下走廊的台阶上预先摆放的椅子上坐着等接见。有受冷落的感觉，平常老去大会堂开会，直接就走进去，也没有人问你是谁。
但那天的见面不一样，不让进门，只能坐外面等。我、王大宾、谭厚兰、聂元梓，议论清华出的事儿。这个时候谢富治就出来问“蒯大富来了没有”，“到齐了没有”？我们说“没到齐”，他说算了，不等了，进去吧。当时北京正是热的时候，我穿着一条单裤子，裤腿卷到膝盖上面。进去一直走，快拐弯了，谢富治忽然说“身上有小刀没有？”，我说没小刀，然后谢富治就弯腰帮我把裤腿抹下来，说“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呢”。
这句话和刚才那个受冷落的情况反差太大了。人整个就懵了。说实在话，当时整个意念、精神状态就已经若云若雾，若梦若醒的了，就像一个人生活中出现了一个特别大的意想不到的事情，人有点不能像平常一样地平静，有点懵了。
因为我在他们里面最年轻，我走的时候离谢富治最近。那个时候小啊，不懂事，在市委开会的时候，比如说谢富治坐在正面，我常常就坐在他九十度一侧的旁边，所以我跟他走路也最近。我一听这个，三步两步就跟的到湖南厅了，当时不知道是湖南厅，事后才知道主席在那偶尔临时住的。开会的地方--118厅。
等我们快到的时候，主席已经站在门口外了，陪同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叶群、汪东兴、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
然后就握手进去了。主席说都是年轻人，无事不登三宝殿，然后就坐下来谈了。那是跟主席见面时间最长，看得最清楚的一次，直接对话、交流，处理重大问题。谈话五个半小时。
凤凰历史：毛泽东作为一个领袖，你对他总体的印象怎么样？
韩爱晶：原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坐下来对话，以前见毛主席的时候，心中带着那种宣传的形象，伟大领袖，英明的、伟大的，是有神话的感觉。记得我们在国防科工委门口静坐的时候，晚上没地方住，就在北海的桥上散步，可以看到中南海那一片灯光。同学们就议论，毛主席就在里面，他知不知道我们在这儿？很多同学对毛主席有超越“人”的看法，觉得毛主席那么伟大，肯定知道，天下的事哪有不知道的。
但是，当我在毛主席那里五个半小时之后，当天晚上回来，我跟别人讲，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毛主席是个“人”，我完全像是回家，见到最慈祥的亲人一样。比如说我们一个家庭，一般家里岁数大的那个爷爷，或者老大伯，一般是最宽容的。别的人有时候会批评，说你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指东指西的，只有毛泽东主席最慈祥，而且他的慈祥不是一种姿态，不是做出样子来的。
我就感觉跟他在一块儿最亲，想说什么都可以。一个是因为我年龄小，不太有顾忌，再一个从情感上，心眼里就觉得见到了自己最亲的人，自己最可信的人，也最好对话的人，而且还不光是最亲、最可信，最可信任的也是最能对话的。还觉得跟毛主席说话他最平等，他最听得进去，他真的听，而且你说的话他理解。
凤凰历史：他能听懂？
韩爱晶：他完全能听明白，而且他对你的意思是清楚的。不像别人，你说着说着，马上就骂你了、批你了，像我跟姚文元、康生，见面的5个半小时里头有过争论。说难听点，有的人有点讨嫌，比如说我跟毛主席讲话是正常的，是把我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不管是谁，比如说遇到事儿，见到自己最亲的人的时候，是最愿意讲心里话的。恨不得把心里话掏出来跟主席说，这个时候我也是最真诚的。
主席是很亲切地在听的，而且他听的和你表达的是一致的。没有说他听了，你觉得你讲的话，他听了以后不明白，你讲的时候他是完全听懂的。不叫懂，是完全理解的，你想的是什么，你表达的是什么。可是旁边的人就不行了，像康生、姚文元，他就好像跟你过不去，找茬儿一样的就。我对毛主席，好像在家里面和最亲的人讲话一样，可旁边有一个什么姨或者叔，总指责说“别胡说，说的是什么”。我就觉得他们讨嫌，尤其是康生、姚文元。我向毛主席讲我心里话，我没有任何恶意，讲的是真情真意，而且诉说的对象是接受的，我讲给主席听呢，毛主席怎么对待我是毛主席的态度，别人干涉什么呢。
五个半小时，我当时看到谈了几个小时略有冷场，我决定向毛主席请教一个问题，我认为这是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如果不问，什么时候再有机会问呢？我说：“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的局面那我们怎么办？”我实际就是不敢说，主席你不在了怎么办，这是大不礼貌，只敢用一个词儿叫五十年、一百年以后。这是犯忌的话，我话音一落，在座的中央领导人神情都变得很严肃。我明白，谁也想不到我会想毛主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气氛有些紧张。
毛主席很平静地回答说，“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朝打二十年，跟蒋介石不也是打了几十年嘛，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凤凰历史：你看到的主席形象是什么？
韩爱晶：是红光满面，但是这个红光满面不是电视里看到的那种细嫩，而是一种很健康的感觉。亲眼见到主席才感受到他经过游泳、晒太阳，这是一种风雨阳光，锻炼之后的健康。他说话的声音很清楚，很洪亮，底气很足。
凤凰历史：他是不断地抽，不停？
韩爱晶：不是不停地抽，是很自然的，抽一两口，放下说话，很自然、很正常，抽一抽，说一说，经常就灭了，或者偶尔的咳嗽一声，声音显得很清脆。
韩爱晶：夏天坐大藤椅，茶几上放一杯茶，下面有一个痰盂，他有的时候说说，拿起杯子来喝一下。偶尔会有一些女服务员进来倒水.
凤凰历史：五个半小时接见吃东西了没有？
韩爱晶：没有。
凤凰历史：就一直说话？
韩爱晶：对，等蒯大富就等了三个多小时，中间就问蒯大富来了没有。
凤凰历史：你觉得他像不像一个70多岁的老人？
韩爱晶：没有70多岁的感觉。很健康，精力充沛。
凤凰历史：在那之后你还见过毛泽东吗？
韩爱晶：后来还上过天安门。
凤凰历史：就是七二八以后还上过？
韩爱晶：1968年国庆节还上天安门了，但是我们所站的位置就不如以前了。
凤凰历史：你能感到？
韩爱晶：当然感到了，天安门上，毛主席站在这儿，离毛主席远近是不同的。当然离毛主席近才好，1967年的时候，我站在毛主席后面一两公尺远，可以跟周总理说上话。
凤凰历史：离得近就越重要？
韩爱晶：对，后来离得位置越偏，明显就感觉到自己被安排的位置不一样了。当时年轻，不知天高地厚。
凤凰历史：你上中学、上大学的时代是毛泽东时代，你对那个时代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蒯大富：那肯定是好，我家是贫农，毛泽东让我们穷人翻身了。
凤凰历史：你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有没有经济上的压力，上不起学？
蒯大富：当时还行，我舅是解放军中校，我亲姑妈是老党员，他们就供我上大学。我到清华，给我发的就是一等助学金，每个月18块5，一个月吃饭15块5。
凤凰历史：吃饭15块5就行啦？就在食堂吃？
蒯大富：食堂吃，吃得饱也吃得好。我上中学时很瘦，110多斤，后来到大学以后吃得好嘛，一年就胖起来了。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是一米六八，上大学一年以后，还长了五公分，长到一米七三。
凤凰历史：你班上的同学里拿这种助学金的多吗？
蒯大富：比较多。因为我们是工程化学系放射化工专业，就是提炼铀235，给核电站提供燃料、给原子弹提供爆炸原料。是所谓绝密专业，对我们的政治成分要求很高，家里历史上有一点问题的都不行。所以说我穷还是比较好，我们班上有两个同学拿特等助学金：19块5，好多人拿18块5。
凤凰历史：18块5的助学金吃完饭以后还剩下3块钱，一个月够花吗？
蒯大富：不够花。我姑妈和舅舅，每年给我一百块钱，当时一百块钱很厉害。所以我被工作组关起来以后，我当时就给舅舅写信。我不敢说我在学校怎么了，只说我可能要出趟远门，跟舅舅借钱。舅舅给我借了30块钱。那已经很厉害了。我当时估计自己的下场和57年右派下场是一样的。后来毛主席回来了，他们就不敢逮捕我了，毛主席回来就立刻把我放了。
凤凰历史：你上大学的时候一个屋住几个人？
蒯大富：六个人。
凤凰历史：上下铺？
蒯大富：对。很挤的，我住在上铺。
凤凰历史：大家相处的关系还不错吧？
蒯大富：还不错。我们班30个人。
凤凰历史：聚会过？
蒯大富：现在还聚会。关系都不错，但是现在已经走了三个人。
凤凰历史：你们班的同学有谈恋爱的没有？
蒯大富：我们班没有女生。
凤凰历史：那时候大学生让不让谈恋爱？
蒯大富：不提倡谈恋爱。但是也有谈的。
凤凰历史：你没有谈过？
蒯大富：我没谈过。没有机会和女同学接触。而且当时我对清华女生不感兴趣，清华女生长得都很丑。给你讲个笑话，文化革命以前，清华有首诗，叫“清华姑娘good，但是不能look，你想和她talk，她只知道book”--清华姑娘很好，但是你没法瞅，你想和她说说话，她也只知道读书。后来到90年代，我们的孩子上清华的时候，有一次，我一个同学的儿子进清华，我就给他讲这首诗。他说，蒯叔你落后了，我们现在有新的啦，“自古清华少娇娘，残花败柳排成行，偶有鸳鸯两三对，也是野鸡配色狼”。所以清华女生谈恋爱的少。清华80%以上是男的，只有百分之十几是女的。
凤凰历史：纯粹工科学校。
蒯大富：漂亮的女同学考不上清华，因为自以为长得漂亮，就不肯学习。拼命学习的人还不一定考得上，不学习怎么可能？还有一点，你想学习啊，周围的环境也不允许，周围的老师同学都追求她，她也没有心学习了。所以女孩子考清华，尤其是漂亮女孩考上清华，太难太难，一个比一个难。
凤凰历史：在文化大革命中，你见过毛主席几次？
蒯大富：远远地见过，或者拉一下手那种，加起来一共见过14次。坐下来谈话就一次，7.28那一次，空前绝后。以前没有过，以后也没有过了。
凤凰历史：毛泽东作为领袖，你对他整体的感觉是什么？
蒯大富：只要当时你走到他面前，他就像是一座高山，就是一座神，我们当时就是那个感觉。我当时22岁，还在读大三。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和工作组斗的情况，毛主席都知道，他对我比较欣赏，所以才接见了我。1966年7月29号，北京市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召开。主席头一天还提到我：“明天召开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这可是毛主席的话，这一句话顶一万句，不然那时候我哪有参加的可能呢？
后来我就参加了大会。会议上开始是李雪峰讲话，然后是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讲话，后来就是毛泽东出来。我当时还没平反，还带着反革命帽子呢，可是我见到毛主席了，我高兴得跳啊，喊啊，就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进来，走一圈，招招手就下去了。散会以后，我回到清华大概是六七点钟的样子，我就跟同学们说，我见到毛主席了！我现在连毛主席都见了，你还敢说我反革命。
凤凰历史：文化革命初期，你和工作组斗的时候，想过见毛泽东吗？
蒯大富：想过，毛泽东成为我的精神支柱。当时工作组那么斗我，我特别不理解。我说，我对毛主席这么忠心，还这么整我，我这么忠于主席你还不知道？我写的大字报看不出来？我讲理，而且我讲的理都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凤凰历史：67年国庆的时候，你和谭厚兰、韩爱晶在天安门城楼见到毛泽东，那时候觉得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走路，他的举止灵活吗？像不像一个老人？
蒯大富：当时他已经74了，是老人，但是还是很健康的老人。我们说：“主席，祝你万寿无疆”，毛主席说：“谢谢你们”，就走了，没机会多说话了。
蒯大富：我们都站在第一排。当时我们特别受宠，站在第一排正中间。我们在天安门的上面嘛，底下还有一个领导人走路的过道。他们肯定从我们跟前过来，那我们就是喊毛主席，他过来点点头，握手，说一声你好。
凤凰历史：你在城楼上一直看着他，他是不是站一会就到后面休息去啦？
蒯大富：天安门城楼上有个休息的地方，毛主席在国庆的时候一般都坚持站完，接见红卫兵的时候，坚持几个小时，感到累了，他就到后面的大厅休息。
凤凰历史：接见红卫兵的时候你陪过吗？
蒯大富：我陪过啊。
凤凰历史：你看出来他累了吗？
蒯大富：那个时候看不出疲劳来。有好多人围着，跟他讲话。其实也很正常嘛，他年纪大了，累了就去休息，休息一会儿又出来。当时有很多红卫兵，站在天安门广场前面就不走，想看主席，主席不在就不走啊。
凤凰历史：毛泽东说话声音洪亮吗？
蒯大富：洪亮。
凤凰历史：口音很重是吗？
蒯大富：口音很重，也能听懂。
凤凰历史：旁边没有人翻译？
蒯大富：没有，他那个湖南话口音很重，但是基本上讲的是湖南普通话，所以都能听懂。当然不敢说100%能听懂，但是基本上都能听懂。
凤凰历史：我看到韩爱晶整理的文章说，7.28那次你见到毛泽东，是哭着过去的？
蒯大富：那可不。
凤凰历史：当时你是什么心情啊？
蒯大富：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能见主席，我被工宣队打得落花流水。一边哭，一边跟着谢富治走到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门大开着，一屋子人，全站着。当时我也不知道谁在里面。进门后，韩爱晶在我右边，他说：老蒯，主席在呢。我泪眼朦胧，听到主席叫我站近点，我一头扑到主席怀里，号啕大哭，哭了有几分钟。有一种遇到灭顶之灾，见到救星的感觉。我说，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江青就在旁边说，蒯大富，别激动。主席流泪了，江青都抽泣了。因为当时一个男人在那种情况下，发自内心的痛苦很能感染气氛。
后来江青旁边一个服务员给我搬了一个夏天坐的藤椅，端来一杯水，一把铅笔。江青说，蒯大富你说说吧。我就恶人先告状，当时我们打死五个人，打伤七百人。我说我在清华好好的，就有10万工人，把清华四个门都包围下来，后来又包围各个楼。我们学生出去和他们讲理，他们根本就不讲理，几个人上来，出来一个学生就拉走一个。我们学生后来就和他们打起来，我们打不过，全部流落街头，清华给工人占领了。
毛主席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的。我说，不可能，主席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派兵隔开，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工人进来就分割包围，我们出去一个人，就抓一个人，抓了一百多。毛主席就冲着谢富治（北京革委会主任）和温玉成（北京卫戍区司令）说，谁让你们抓人的，谁让你们打人的？抓起来的人通通放了，把鲍长康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来，让蒯大富看见。谢富治马上打电话说，马上放人。后来确实放了，我出去的时候，鲍长康真在门口，衣服上全是血，鼻子被打破了，流了很多血。
凤凰历史：你那时候见毛泽东是像一种亲人的感觉呢？还是觉得你政治上有了依靠？
蒯大富：当时心里还是怕得很。毛泽东在我们面前就是神，他不可能犯错误，他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毛泽东是高山，高得不得了的高山，你在他面前立刻感觉到自己的渺小。
毛泽东是不怒自威啊，你都不敢乱说乱动。我们在谈话中说到，谁的文化高，谁的文化低。毛泽东突然就问，黄永胜（解放军总参谋长）你念过几年书？当时是夏天，他把帽子放在旁边。听到毛主席问，他立刻把帽子戴上，“啪”的一个立正，敬礼，报告主席，我读过两年书。谁在他面前都不敢乱说乱动，要百般小心。
凤凰历史：你7.28在人民大会堂见的时候，他烟抽得厉害吗？
蒯大富：他抽烟抽得很厉害，雪茄基本上不断，一边说话一边抽雪茄。说话时间长，雪茄灭了，自己就又拿个火点。人民大会堂的火柴特别长，自己擦着点火，又说话，也没人给他点烟。
凤凰历史：也没人劝他不让他抽？
蒯大富：没有，没人敢劝。
凤凰历史：7月28号接见以后，你还见过毛泽东吗？
蒯大富：没见过。当时是有机会，但是没赶上。就是69年，我9月份回家探亲，10月回来经过北京。谢富治接我，说你来晚了，你要早来，我带你去见主席。但是就那么说，以后再也没有任何机会见。
凤凰历史：咱们今天下午说毛泽东的话题，最后能不能给概括一下，你对毛泽东，包括现在大家对毛泽东各种议论，你怎么看？
蒯大富：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没有一个人超过毛泽东。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人和我争论，说如果共产党打不过国民党，蒋介石统一中国，生活要好得多。我说不见得，即使好得多的话，那中国也是美国的附庸，中国人就不可能站起来。中国人像现在这样和美国人平起平坐，在世界上有发言权，全是毛泽东打下来的。
有一种说法说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搞到经济崩溃的边缘，那纯粹是胡说。中国经济有现在的发展，也都是毛泽东打下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二十几年，到1976年基本建成了工业化的体系，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大体完成。还有两弹一星、人工合成胰岛素，这是世界见证的科技水平，都是那个时候打下来的基础。农业在文化大革命中，十年丰收，而且农田基本水利建设，搞得非常好。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加入联合国，基本上把美国封住了，敌人打不过来，中国聪明。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里崩溃了，还想改革开放？没有可能啊。
毛泽东还有让人敬佩的地方，第一个是不怕邪、不怕恶。美国人厉害，但是我不管付出多大牺牲，我都和你干，非把你打疼了不可。一般人简直不可想象，中国刚建国，什么都没有呢，立马就和美国人打仗。美国人有多厉害，我们都死多少人了？不怕，我们也和你干，最后和美国基本上打了平手。抗美援越中国也是和美国人打。中国真派了部队，我表弟就派去了。直打到美国没办法，尼克松想撤军，要看中国人答应不答应，所以他到北京和毛主席谈，后来中国虽然同意美国撤军，但是美国打败了，把美国打疼了。所以说，中国没有毛主席作领袖不行。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毛泽东同情弱者。他始终同情工农、同情被压迫者、同情妇女、同情草根阶层。谁受欺负了，他就支持谁。外国很远的地方，美国欺负谁了，我们中国都会支持。这一点我觉得不简单，能够让你觉得毛泽东太伟大。所以，毛泽东在整个20世纪，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足迹。要想在中国人民中清除毛泽东的思想，清除毛泽东的影响，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凤凰历史：比如延安的学生在读毛主席著作的时候，会不会提出不同意见，觉得毛主席哪句话说得不一定对？
聂元梓：不知道，我不知道别人感到毛主席的著作哪个地方是错的，或者有什么不对，不知道。我也没有那个感觉，我也没有遇到。读毛主席的著作就像读党的文件一样，主要是领会精神，没有那么多怀疑的思想。
凤凰历史：您对八届十一中全会给刘少奇扣的几顶帽子，也感到非常困惑。而且您当时也不是青年学生，可以说是比较有经验的“老干部”了，但是为什么想来想去，最后还是觉得要相信毛主席的话？
聂元梓：因为毛主席他考虑问题总是比较慎重，另外就是他有一些意见的时候，也都是在中央他们事先讨论过。所以对毛主席，他的讲什么没有什么怀疑。
凤凰历史：您文革中再次见到毛主席的时候，当时心里是特别激动，还是说跟延安的时候差不多？
聂元梓：没有，我没有像小青年看到毛主席那么激动，没有。所以我几次见到他都是觉得，能和毛主席在一起谈一些问题，是很好的事情，没有感到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凤凰历史：您会不会像年轻人那样请他签个名？或者是跟毛主席握过手以后，几天舍不得不洗手？
聂元梓：没有。这都是你们这些小孩子有的思想。
凤凰历史：您曾经提到，在1967的夏天，您对毛主席的有些做法，也开始产生看法了。这些看法，动摇了您对他的信任吗？
聂元梓：没有，从来没有动摇过。
凤凰历史：您对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任？
聂元梓：基本上是毛主席说的，我都是信任的。
凤凰历史：您在88岁高龄的时候，还顶着寒风，主动去参加一个纪念毛主席的讲座。但是在文革当中，您的遭遇也比较坎坷，为什么现在还这样怀念毛主席？
聂元梓：我对毛主席一直都是、一贯如此，直到现在也是，对他是拥护、爱戴的。
凤凰历史：但是您没有觉得，就是因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让您自己后来的日子也过得比较坎坷？
聂元梓：因为基本上，他都是比较正确的。他有些地方做得不太妥当，或者怎么样，那没有什么，只是日常工作中的一些情况。
凤凰历史：那现在网上有些人从个人生活这方面批评毛主席，您怎么看？
聂元梓：对个人生活的攻击，反正我不是赞同，我觉得这样做不合适，不好。工作上有什么意见你可以提出来，可以发表自己不同的见解，对个人采取这种攻击的态度，我不太同意，我也不会做。
凤凰历史：有些人说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为了权力斗争，是为了他个人的私利，您同意吗？
聂元梓：我不同意，他就是哪些做得不妥当的话，那他也不是为着个人什么私利，他也是从革命工作考虑，那些考虑得妥当与不妥当。
凤凰历史：有些人认为文革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反思这个错误。您觉得有必要吗？
聂元梓：这是他们个人的意见，我不是这个态度，各人有各人的意见。没必要。
凤凰历史：那您觉得文革到底算不算一个错误呢？
聂元梓：算不算这由大家来评说吧。
凤凰历史：在您心中，毛主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聂元梓：党的一个伟大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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