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南阳山区人民革命斗争史略（二）
第四篇 南阳山区人民革命斗争史略
普宁县南阳山区革命史编写组
余树之 执笔
《普宁党史资料》编者按：1988年以来，我们根据中共汕头市委党史办的部署和老同志的建议，抓紧对南阳山区人民革命斗争史料的征集和整理。1988年下半年，原中共南阳山工委书记詹泽平同志极为重视，在汕头市召开了多次有关老同志小型座谈会，并撰写了《南阳山革命根据地斗争史(发言稿)》。 12月底，由我办在流沙主持召开有21人参加的南阳山区人民革命斗争史座谈会。与会同志围绕詹泽平同志主导发言和我办整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南阳山根据地斗争大事记》等10多篇材料展开讨论，提供了较广泛翔实的宝贵意见。在此基础上，聘请余树之同志执笔，撰写了这篇“史略”，并经詹泽平、郑建猷等同志审定。敬请有关老同志和知情者提出补充、核正意见，以便切实把南阳山区人民革命斗争史立准立好。
二、南阳山区人民在第一次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和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第一次东征的胜利，最先唤起南阳山区人民的觉醒。1925年3月间，海陆丰党组织在东征胜利到达粤东以后，派出何原达秘密来到宝樟乡樟树仔村（今属船埔镇）开展工作。他在当地山寮隐蔽，与该村革命青年温达初、温光等联系，宣传、串连、组织农民起来革命；同时，陈德平（陆丰南塘区人）、魏炳邻、黄超如、马红奎、彭龙运等也先后到龙坑、船埔等乡村开展工作。他们在山上搭寮，白天隐伏，夜间下村串连发动，在农民间点燃革命火种。经过半年的努力工作，至1925年8月上旬，在船埔头墟召开了有樟树仔、大塘坑、庵头仔、坑尾、大湖里等村农民参加的大会，宣布成立船埔区农民协会，温达初任主席，张宝强（河婆人）为副主席，委员有温光、温田、温天送等人。会上颁发了农协会会员证，上面印着“不劳动、不得食；宜同心、宜协力”的字样。同时组织起了一支20余人的农民自卫军，由温达初任队长，温光为副队长。当天早晨，农协会还拘捕了当地土匪头子陈剑山（绰号陈的禾）的狗腿吴桂然，在大会上当众揭露了陈、吴匪帮常在当地到处抢劫民财、横行作恶的罪状，当即枪决了吴桂然，农民为之振奋。从此，原常在当地骚扰作恶的匪徒也较收敛。这一事实使农民初步觉醒，认识到团结组织起来开展对敌斗争的力量。在此影响下，邻近各村农民也相继组织起来。不久，大坪、龙坑村也于桂坑渡口山上隆重召开了农协成立大会，主席魏宛，委员有魏其南、魏庆旺、魏奕周等。这就是南阳山区人民早期革命运动的兴起。尔后，温达初等农协骨干大力宣传发动农民，他们以“陆丰县农民自卫队模范队成立宣言”作为具体教材，结合揭露广东军阀陈炯明盘踞在南阳山区一带各反动踞点的余孽，如先后揭露驻葵潭警察所、区公所的罗日东，驻梅林警察所的杨作梅及驻大坪、南阳一带的钟晓东等反动军警，勾结土匪地霸，在当地掳劫商旅、抢夺民财的罪恶行径，并号召农民组织自卫军拿起武器与其斗争。在这些农民革命力量的影响下，葵潭区农会也得到很快的发展。1925年9月，葵潭区农协委员彭惠轩把农会组织发展至边界农村，委任温祥云为深水一楼乡的农会组长。农民运动初步形成热潮。
1927年4月以后，陈炯明余孽罗日东、杨作梅、钟晓东等军阀官僚与封建地霸互相勾结，大肆破坏农民运动，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被迫解散，农民运动至此暂趋沉寂。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彭湃发动海陆丰农民起来武装反抗。同年10月，在“八一”南昌起义南下部队南撤海丰的推动下，这里的革命运动复呈高涨。同年冬，彭湃指派中共陆丰县委委员魏荫亭（大坪塘唇村人）回到家乡开辟南阳山区工作。魏与樟树仔村革命骨干温达初等取得联系，指导他们恢复区、乡农会，并先后建立起了赤卫队、尖串队、运输队、救伤队、劳动童子团等群众组织。
1927年11月，彭桂率领的海陆丰农民武装300余人到达南阳山，与各乡赤卫队配合，先后出征南阳山外围的敌人据点，如陆丰、碣石、紫金、高潭、惠来、隆江、葵潭等墟镇，打击土豪，连战皆捷，缴获不少枪械武装了农军。南阳山区的农民在这一段的武装行动中经历了锻炼，士气高涨。他们提出“要捉拿钟晓东，杀绝杨作梅”、“光复惠来县，夺回葵潭区”等口号，迫使各地官僚地主交粮、交枪、交款，分给农民和赤卫队。农民赤卫队的活动引起了敌方的注意，钟晓东、杨作梅等也在密谋要消灭农会。中共陆丰县委委员魏荫亭遂决定先发制敌，于农历除夕之夜（1928年1月22日）率领赤卫队100余人攻打大坪钟晓东的巢穴，本拟活捉钟晓东，但被他逃脱，赤卫队没收了他的浮财和春节物品，分给穷苦群众欢度新年，群情高涨。这是一次较大规模的斗争。但因当时尚缺乏经验，赤卫队没有警戒放哨，招致钟晓东勾结杨作梅出动了反动武装100余人于1月24日反扑大坪，包围和捕捉尚留驻该处的同志，魏荫亭在是役被捕，惨遭分肢而死；赤卫队员钟名瑶、钟亚眉、钟亚作等3人同时被捕牺牲。
2月4日，驻敌岱鸣辉又勾结杨作梅部，共集300余人围攻革命据点樟树仔村、龙坑村一带。赤卫队奋起抗击，是役毙敌中队长张廷中等官兵多人，赤卫队副队长温光和队员等3人在激战中牺牲。 1928年2月至3月初，驻梅林之敌杨作梅纠集了各据点之敌，多次武装进犯革命村庄，其规模较大的有3次浩劫。其中一次敌集中了武装2000余人，分4路进犯。南阳乡的杨姓地方武装从黄沙方面开下，永兰乡的赖姓地方武装从牛栏肚方面进犯，驻后溪的罗日东部经大坪方向攻来，梅田乡方面也有一支地方武装夹击。赤卫队四面受敌，备受摧残。船埔、樟树仔、古坑、龙坑、大洋田、稔田、深水等40多个乡村被洗劫，其中受摧残抢劫先后共达23次的有樟树仔村，全村被烧房屋100多间，农民被杀害及散失达200多人；龙坑村也被焚烧达16次以上。遭此浩劫，农民无家可归，只好逃避山上，搭寮或露宿山野；农会骨干只好分散各处隐蔽。
1928年2月29日，国民党军陈济棠、余汉谋部占了陆丰县城，全县处于白色恐怖之中。至4月中旬，彭湃等领导红四师第十一团攻打惠来县葵潭等敌人据点以后，农民赤卫队损失很大，革命转入低潮，温达初等被迫撤离外地，留下来的农会骨干也都隐蔽，日间化装下田，夜间栖宿山野。
3月，中共陆丰县委东南特委指派陆丰县河口区区委组织委员朱荣，带领一批外地骨干重来开辟南阳山区。与朱同来的有五华县黄能、张石，海陆丰县张坤、张其、李才等人。他们到达南阳山区时，这里正是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时刻，朱荣以行医卖药为掩护，广泛地接触本地区革命群众，又常化装卖药到白色乡村的船埔天青湖、梅田、大坪的新竹等乡村去侦查敌情。当朱荣知道温达初被迫于揭属河婆一带隐蔽谋生时，即设法与他联系。温达初回到家乡樟树仔后，与朱荣一起活动，并肩战斗。11月，在他们坚苦的串连发动下，在南阳山的革命乡村又重新组建起一支50多人的农民武装，分成2个班，任温文献为一班班长，李招为二班班长，均配有枪支弹药。这支农民武装组建后，在船埔的梅田、斋公寮、深水、玉兔洋和大坪的石境美等乡村打击土豪劣绅，没收其浮财。如某乡长杨树椿父子曾杀害革命同志，农民赤卫队将其父子斗争，并镇压了杨树椿。从而震慑了敌人，鼓舞了群众。
经过朱荣、温达初等的培养教育，南阳山区于1929年2月有一批进步青年加入共产党，成为革命的骨干。这时入党的有温福、温晒、温千、温杉、温文光、古求等人。同年5月，又发展一批党员，先后建立了各村的党支部。如樟树仔党支部（书记温泉），大湖里党支部（书记温千），深水党支部（书记温杉），梅树党支部（书记温晒），龙坑党支部（书记魏宛）等。至此，革命运动又蓬勃发展起来。
1929年5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指示陆丰县委要迁驻到南阳山区。因此，中共陆丰县委机关于6月迁到龙坑、深坑等村。同时中共陆丰南塘区委也在这里建立。至此，陆丰县委书记吴克绵，南塘区委书记陈德平以及县、区领导成员陈允厘、马作仁、陈荫南、陈云里、钟妈宁、吴祖荣、刘国良、魏云萨等都先后来到这一带领导群众斗争，使这一带成为指导陆丰县革命的中枢。不久，在龙坑老寨村建立了陆丰县南塘区苏维埃政府，升起了斧头镰刀为志的红旗.苏区主席魏瑞如，委员有魏其南、曾萧钦、钟妈宁、魏云萨等。
在激烈的斗争中，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害怕农民革命力量的发展，进行了疯狂的破坏。其突出事例是中共梅田支部的集体叛变和“石壁庵事件”。
中共梅田支部是1929年3月建立起来的，先后发展了16名党员，书记吴子丰，副书记吴子凡。支部成立后曾组织了农民协会和赤卫队，开展了打土豪、斗地主等斗争，党组织曾发给该支部12支枪（后来收回11条，留在吴子丰手中1条）。7月，吴子丰因在土地革命时，家中多余好田被调出分给农民，便对革命产生抵触和动摇，勾结梅林豪绅代表人物、国民党惠来县参议员、梅林保警队长吴建庵，带头出卖梅田党支部。他先是串连了副书记吴子凡和部分党员与国民党半溪乡长吴俊玉接头，继又按照吴建庵的指使，带同所有支部成员到国民党梅林区政府登记自新。此后，这一伙人在吴俊玉乡长指使下，转而组建起为国民党所控制使用的联防队，对革命人民进行报复。
同年9月，南阳山区农民武装仍继续发展。在船埔南泗坑又建立起一支12人的武装队伍，队长林基夏，副队长曾海滨，活动于各个革命村庄。同月，县委书记吴克绵与马兴、李录、黄亚怀等到石下村、高磜坑村一带活动，27日晚住宿于梅田村附近的石壁庵，被叛徒吴子丰等发觉后，叛徒们一面以要出卖子弹给同志为借口，把同志们吸引住，一面迅速向国民党葵潭区政府密报，葵潭区政府即连夜出动了武装50余人，由叛徒吴秀宰、吴用传2人分别带路，从石下村和高磜坑村分头包围石壁庵。在敌众我寡之下，马兴和李录两人当场被打死，并砍下头颅，连同被捕的吴克绵、黄亚怀两人一起捕押至葵潭区向其上司“报功领奖”（叛徒们各得赏金200元）。吴、黄两被捕后坚贞不屈，于翌日就义于葵潭墟。这就是南阳山区骇人听闻的“石壁庵事件”。
事件发生后，朱荣和温福、温宗等秘密到船埔梅田调查。他们白天隐蔽于西溪村的石砻石洞中，夜间深入调查叛徒叛变及出卖同志的情况，并以这个事件作为教育发动群众、为烈士报仇的动力，号召农民拿起武器与敌作斗争，保卫苏维埃，保卫胜利果实。
12月15日，在船埔的柏仔社村，召开有1000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布成立惠来县第六区（船埔头区）苏维埃政府，选举朱荣为主席，委员有温泉、温千、温及、温接、古求、温斗、温其生、温文头等。区苏机关先后设于船埔的樟树仔、大湖里、岭下、横径，水背岗等村。赤卫队也有很大的发展，惠来六区与陆丰六区的苏维埃政府互相联系，斗争的范围已扩大至陆属的博美、龙潭溪一带，进行打土豪劣绅，开辟经济，收缴武器等。斗争多在夜间进行，日间下田生产。是年冬，在南塘区蓝坑村成立了陆丰县南塘区苏维埃政府，选出主席陈荫南（陆丰东海人），区苏委员有王与笼、陈允厘、范伯荣、钟马宁等。
在此前后，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第十七师四十九团团长彭桂经常率领红军开至南阳山区活动，曾在一次战斗中失利，第八连伤亡较大。彭桂号召青年参加红军，当时各乡赤卫队报名入伍达80余人，即编入补充原有的第八连，连长林基夏，副连长温达初，指导员曾海滨。1930年1月下旬，红军第四十九团第八连在樟树仔充实完整，全连下辖3个排，并转移到大坪雷公嶂集训。南阳山人民长期受到国民党官僚军阀、封建豪绅、土匪等欺压，至此看到自己有了红军武装，备受鼓舞，更积极拥军支前。他们说：“我们有好吃的，红军就有好吃”；“我们吃到什么，红军也能吃什么”；“红军打到哪里，我们支援到哪里”。至2月下旬，红军四十九团全团共发展至9个连，共有战士800余人，四十九团团部先后从樟树仔迁到雷公嶂，在顶仔坳山上开辟了练兵场，设立了红军医疗所，医生有罗蝶、陈兰、余子其等。中共陆丰县委机关此时也迁到雷公嶂，把这一带变为指导全县斗争的中心。县委书记吴克绵牺牲后，由黄超如继任。
继县、区苏成立之后，部分乡村也成立了苏维埃政权。1930年6月24日，高埔乡亦召开了约有500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成立高埔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温达初，委员温其禁、温利顺、黄汉章、黄汉申等；同时成立了高埔乡赤卫大队，由张其、张坤、李才等担任正副大队长。
1929年至1930年初，区、乡苏维埃政府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六大”决议精神及中共东江特委有关的批示，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宣传贯彻了“耕地农有，调整耕地，按人分配，多退少补”的原则。区苏指派委员温其生负责领导分田运动，迅速开展土地革命。经过二三个月的工作，全区在十四五个村中实行了分田，受益农民7000余人。
苏区土地革命分田运动的做法是：
(1)组织好领导分田的机构：全区设船埔约和振声约农协2个片，具体领导各村。各村则由群众选出分田委员（或称为村执委）3至5人，具体负责本村分田的工作。如樟树仔村分田委员由温演龙，大湖里为温演邻，水背岗村为林田，梅树村为温晒，水井头村为温永升和温老嗜，杨杞岭村为赖舜，石井头村为吴娘娇，石下村为吴林记，坑尾村为温习和，灰寨村为吴浓，埔仔村为吴康记，龙坑村由魏宛负责。
(2)召开群众大会，大力宣传发动，结合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大小会议宣传，使分田的政策做法深入人心。提出“铲除封建势力，实行土地革命”、“焚烧田契及债约，没收土地和岭岗，不交租、不纳粮”、“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等口号；向群众宣传《土地法令》和讲解分田运动的原则、方法、步骤。农会还编写歌曲、民歌民谣、配合宣传发动。据南阳山群众魏华吟、温永标等回忆：当时苏维埃政府主席朱荣很善于运用编教民谣的形式去启发群众的觉悟，发动群众保卫苏维埃政权。例如下列3首民谣，就是朱荣所编并在当时苏区广为传唱的革命教材，通俗易懂形象，深受农民喜爱。
其一
一生烧香无米粮， 加入农会不烧香。
建立政权苏维埃， 自己当家正久长。
其二
南阳山路曲弯弯， 直直通到大南山。
彭湃在那闹革命， 要为穷人把身翻。
其 三
擎起犁旗喜连连， 郎拿刀枪妹支前。
铁打心肠来革命，打尽白狗就分田。
他们还把大革命时代的革命军歌加以改编，填入新词来发动群众，唱出了农民的呼声：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杀尽敌人；
我们团结，我们前进，我们暴动，我们是星辰。
勇敢向前，阶级斗争，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
资本家地主们一律扫干净……”
(3)公布各村分田的数量和范围、调整耕地的方案。先是根据各村总人口、耕地，计出每人平均可占有的数目，再逐户计出应分得的耕地面积，对照全村平均分田数和各户应得面积之后，让村民自己按照“原耕基础，抽多补少”的原则，自报调整耕地和分田方案。按南阳山苏区乡村人口面积分田结果，多数村分田平均数，每人约有1.2亩左右，各村不等。
以土地革命分田工作较好的船埔大湖里村为例，1930年，全村15户，76人，耕地85亩，其中有5户合计自耕田20亩，其余租耕田65亩，都是笔石村地主的出租地；每年每斗种田（约0.5亩）要付出租谷1石，全村每年要付出租谷100余担。在分田中，农民林耀一家5人，原租耕地8亩，以本村平均每人可分得1.2亩的平均数统计，该户应分得耕地6亩。他主动将所超耕的2亩地抽出，转分给需要补人耕地的农民温亚锡耕种，问题很顺利就通过解决。对于果树则暂未及分配，只把已逃荒、绝户的果树收归集体，出标管理，收益作为集体公益事业。如温文清一户逃荒去南洋，存有3株橄榄，将其出价标出，所得之款作为集体购买公共图书报刊之用。又以岭下村为例，共有20户，85人，耕地54亩，其中租耕的土地占44亩，原来每亩要交租谷200斤左右，全村每年要交租谷100多担，经分田后，没收了外村租耕地，废除了地租，全村自耕自收，群众欢天喜地。
各区、乡苏维护农民利益。如分田运动中，大坪新竹村乡长房某曾明目张胆向老实农民收租谷，该村分田委员发现后，立即组织群众开展对房某的斗争，打击其嚣张气焰，保护了农民应得权益。
此时，南阳山区在分田运动中出现了几种情况：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乡村，因条件未具备，还来不及实行土地革命；已分田的乡村，对山地果林等问题还来不及妥善分配处理，土地革命的成果未能巩固；有些村庄较先行的，分田后免交租的时间长达一年余，较慢进行的村庄也有享受一造免交租；分田后农民积极性提高，精耕细作。生产关系的改变使生产力有所发展，苏区乡村开始呈现经济繁荣的景象，农民热爱党、热爱红军。但至1932年下半年，国民党第二军独立二师张瑞贵部又进行大规模“进剿”大南山、南阳山苏区，革命形势逆转，苏区农民刚刚得到的土地又被地主豪绅反攻夺回去，人民又重陷入受压迫剥削之中。但是，苏维埃政权领导农民分田运动的政治影响，却深刻地留在革命群众心中。
正当南阳山区革命斗争高潮之际，当地封建反动势力更为不安，于1930年6月又发生了“洋道隆事件”。国民党地方头子吴建庵、温广寿等蓄意密谋，诱杀我党政领导人温达初等。他们先利用坪上村叛徒温继周出面向正在召开会议的温达初送假情报，伪称葵潭武装大队来攻高埔苏区。温达初听后信以为真，派出部分赤卫队员到外围警戒，又派人通知各村赤卫队戒备。赤卫队员都被调遣分散出动后，温继周又以高埔坪上村东面的洋道隆村温氏宗祠比较安全为理由，把当时到高埔乡苏联系工作、参加会议的刘甲、李妙守、刘乾坤、温昌便、温演录、温森、温炎、温孟、黄毡和赤卫队员温淡，加上温达初等12位党政领导人诱骗到温氏宗祠住宿。
当天深夜，敌出动武装60多人前来围捕他们。因敌众我寡，12位同志在激战中全部牺牲。这批区、乡主要骨干被叛徒出卖暗杀，引起了全区人民的公愤。朱荣接到事件情况后，即在樟树仔村召集苏区的赤卫队，组织动员全区农民武装为烈士报仇。7月8日，朱荣率领农民赤卫队和革命群众1000余人攻打坪上村敌据点，叛徒温继周率反动武装顽抗，双方战斗激烈。后因敌林子南部300多人来援，在船埔头、大坪各地大肆烧杀抢掠，农民武装被迫撤回，地主豪绅起而反攻，重新向农民催租迫债。至秋天，叛徒温继周又勾引敌军黄少枝、黄旭初部等共600余人向船埔樟树仔、大湖里一带几十个革命乡村再次进犯。此次共被烧毁房屋300余间，大批耕牛牲畜被抢，被杀害农民11人，无家可归栖宿山头198人。至此，反共势力更为嚣张，在笔石、古坑等地，纠集组起所谓“七社联队”，由反动分子温登初、温捷保出任联防主任，配合温继周继续摧残苏区，革命人民处境极为恶劣。
▲ 高埔革命烈士墓，摘自《普宁党史资料》
▲ 高埔革命烈士墓（填色）
注：高埔烈士墓碑文中写烈士牺牲日期是“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但是上述文中党史资料记载是1930年6月，年份不一致。请各位知情人士留言告知正确的牺牲日期。
1931年1月1日，红军第四十九团又转战南阳山，配合各村的赤卫队，于2日攻打敌据点天青湖村，俘捕地主、反动分子共30名，没收白银700余元。之后，红军回驻梅田。4日，坪上、天青湖等反动民团勾结黄其启部反攻，双方在梅田、大湖里一带激战多日后，红军又转移到大南山去。此后，革命乡村更是屡遭摧残。朱荣也于同年3月奉调到陆丰金碣区去。朱荣的革命伴侣，原为崩坎仔小学教师蔡宝英为躲避敌人搜捕，曾在人民掩护下躲在庵头仔的一个石洞中，产下了一婴儿，因敌又来搜捕，她只好将婴儿托养在大坪雷公嶂村农妇温二妹家中。蔡宝英与其他同志多人在转移中遭敌拘捕，形势十分恶化（蔡宝英被捕后获救脱险）。
早在1930年11月，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委为适应形势的转变，和沟通大南山与海陆惠紫两个苏区的联系，决定以南阳山区为依托，以陆丰、惠来两县边界地区成立陆惠县，下辖4个区：原属陆丰的金厢、碣石合为金碣区；甲子、湖东合为湖甲区；南塘、博美合为南博区；加上惠属的船埔头区（又称环中区）。党指示朱荣负责筹建陆惠县委的机构。至1931年6月，中共陆惠县委成立，首任书记陈醒光，县委委员陈允厘、马作仁。朱荣则调任中共金碣区委书记。与陆惠县委成立同时，组成了一支100余人的游击大队。这时，大坪雷公嶂村一带仍成为红一团主要的活动点之一。
1931年8月以后，在东江军委主席袁策夷（袁仲贤）的“左”倾冒险主义指导下，大规模开展反“AB”团斗争，在军内、党内开展了过火的斗争，错伤错杀了大批各级干部和革命群众（注：据1985年调查，由普宁县人民政府予以平反昭雪的被错杀干群在南阳山区就达44人）。甚至连红十一军军长古大存也被他撤职并软禁起来，古大存据理争辩，又给他加上留党察看的处分。
1931年9月，古大存从大南山转到南阳山的深水坑一带工作。1932年春，袁策夷撤去对古的处分，调任古大存为第二任的中共陆惠县委书记。古大存又回到南阳山热爱他的革命群众中来，苏区人民热烈拥护古大存。在他担任陆惠县委书记不满2年的短时间内，南阳山区的革命武装又迅速恢复壮大起来。 1932年1月7日，在船埔头区，举行过一次武装大检阅，群众热烈参加，共有400余红军武装参加了检阅。各村农民纷纷制作粿品慰劳红军，气氛十分融洽。这时的南阳山区又呈现革命复苏的景象。正如中共东江特委1932年1月10日向两广省委的报告中所说的：“陆惠县在一个月来，工作是有了多少进展，……这的确是陆惠工作中开始转变的成绩。”也是古大存在南阳山区取得革命群众热诚拥护的明证。
但是，距此不够2个月，整个形势又逆转。1932年3月，敌张瑞贵部开始向大南山、南阳山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敌以张达的一个团和黄任寰的一个团，进攻海陆紫和陆惠苏区，约有白军五六千人，警卫队4000人左右，进驻苏区。敌采用“包围搜索”的策略，进攻的手段比以前更加凶残；他们把苏区村庄人民捕杀，把村落烧成一片焦土，连果木树林也烧光。1933年6月28日，张瑞贵部配合地方警卫队共1000余人的兵力向船埔头苏区进犯，群众转徙流离，无家可归，使红军和赤卫队因而失去了革命群众的掩护，不能立足。船埔头苏区在7月以后是基本上失败了（以上情况摘自中共东江特委书记徐国声向上级的报告）。1932年8月13日中共东江特委给省委和中央的报告又称：随着这个地区的被摧残，船埔头苏区失败，东江特委与大北山河婆地方的广大山地的联系也被断绝了，敌人从四面八方向陆惠苏区进攻，中共金碣区负责人刘义等被杀害，陆惠苏区已陷于“风声鹤唳”……（以上一段是摘自报告内容的大意）。在这险恶形势下，整个东江苏区革命受挫。1932年10月14日至29日，东江军委和特委机关曾一度鉴于西北苏区的失败，把领导机关迁到陆惠县属湖甲区来，但是正迁移之日，张瑞贵部又来进犯，红军与赤卫队是日正配合起来与敌军进行鏖战。东江特委和军委在湖甲区逗留了半个月，工作没有大的进展，只好又被迫把机关迁回（大南山）原地去，局势处于非常不利之中。
1932年下半年，地方党刘国良等领导一批同志到普揭边界的鹧鸪岭一带（现属普宁石牌）开辟新区群众工作。同年11月28日，红二团团长古宜权率领一支100多人的队伍，转移到揭属的石内和普属的鹧鸪岭、汤头一带，配合当地工作，当晚住宿于汤头，遭张瑞贵部1000多敌人围困，双方激战中，古宜权团长和甘必新排长阵亡，红军损失很大。
在强敌进犯下，陆惠苏区丧失殆尽，全县游击大队最后只存下20余人。1933年1月，古大存率领的红二团第五连剩余战士在艰难的环境下坚持斗争，曾撤至大坪的石盘坑山洞中渡过了7个日夜，以后历尽艰险，才转移到丰梅埔一带的八乡山区去。南阳山区至此只留下李才带领的赤卫队，人数已经很少，他们坚持斗争至1933年8月。此后，南阳山区的党组织活动和武装斗争被迫停止。
▲ 2017年4月1日，社会各界到船埔樟树村红色革命老区开展纪念革命烈士活动
（未完待续）
说明：本文选自余树之所著《负轭奋耕》（中共普宁市委党史研究室编，2000年）一书中“上卷 史海探珠”“第四篇 南阳山区人民革命斗争史略”。更多内容，欢迎继续关注本平台将陆续连载。
作者简介：
余树之，女，1926年生于普宁县马栅乡（其父余清华原籍惠来县天青湖乡窖田村，即现普宁市船埔镇告田村，三相注），学名余素珠，曾用名素兹、彭之、贝斗、亚彭等。1945年毕业于省立韩师高师部，1948年夏参加潮汕人民抗争队，1949年9月在华南分局机关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进驻广州后再华南分局秘书处工作。1950年10月调省土改工作团参加揭阳县土改。1951年至1980年先后在潮汕地委、粤东区党委、专署农业局、汕头戏校、揭西县文化馆工作。1981年至1983年任汕头地委党史办公室副主任，1983年夏离休后曾受聘为汕头市党史、妇运史领导小组成员，1991年至1993年参加《潮汕百科全书》编委后被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室特约编辑。1989年所编著《南侨中学》分册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获省党史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1993年受聘《广州潮讯》特约撰稿员。晚年参加省市老干部书画研究会和市人大杏园诗社。（简介摘自《负轭奋耕》）
整理：三相。文中表述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照片：温武助、高埔家园、吴良花
来源：吴氏種德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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