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美国的战略思维差别在哪里？
作者：王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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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读书，对自然选择与社会演化有些朦胧的体会：自然界的各种现象，表面上看有目的，其实是随机的。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其实有目的，但表面上是随机的。看到复旦大学教授唐世平横跨自然演化和社会演化两界的研究，找了他的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来看，这书获得了国际研究协会（ISA）2014年度最佳著作奖，应该是至少在大陆治学的中国政治学者中的第一次。唐教授以进化论来解国际关系史，批判既有的多种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一石二鸟，格局极大。
《心流》（Flow）的作者米哈里·希斯赞特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曾说，是否理解进化论，两者之间有一道鸿沟，好比智商低的要被收智商税，那不理解进化论的，会被收进化论税。从进化论视角看，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不论是当初的已经终结还是今天的理应终结于自由民主体制。
唐世平不是简单将生物进化论复制于社会演化分析，而是建构自己的社会演化范式SEP（Social Evolutionary Paradigm）。他称这是寄生于超级拉马克主义的达尔文主义，简而言之，SEP主张社会演化是有意识的，群择的，对环境变化应激的，获得性特征是可“遗传”的，选择不再是简单的自然选择而是受自然限制的人择；最后，与现代达尔文主义一样，SEP认为社会演化没有方向，历史没有目的。
唐世平援引考古学研究，认为战争不是从来就有，而有其起源，大体在公元前8000年出现。这个时间与农业和定居生活出现相近。此前的狩猎采集时代，虽然存在群体内部的暴力，但群体之间的战争很少几乎没有，因为人口压力很小而资源相对充裕。他把这称为天堂时代。既使到了农业和定居时代，战争大量出现也要到公元前6000年到4000年左右。但战争一旦兴起，基于恐惧和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成为群体间争端解决的最主要的最终机制，并重组人类社会，创造国家。人类社会就此走出天堂时代，无可避免地滑向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也就是群体之间暴力解决惟力是视的时代。
我不大同意狩猎采集时代人口压力小资源充裕这种说法。人口数量与资源的压力，从古至今是相似的。人的能力决定对人来说可用的资源。以今视古，认为在人口数量极小的史前时代资源相对充裕，可能是犯了后视镜错误。如果不是资源匮乏所迫，智人有何必要很快就扩散到全世界每个角落？我很怀疑这个天堂时代存在过。
要么征服要么被征服，这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中心机制，却也埋下了进攻性现实主义自我颠覆的种子。当代新自由主义认为战争减少有三个主要原因：民主化，相互依存，多边机构与规则出现，唐世平认为均误，战争才是战争减少的理由。
征服的必然结果是国家数量越来越少而规模越大，所以征服越有效，接下来就越失效。加上三个辅助机制：战争不能实现征服之为现实，战争不能实现征服作为一种观念广为传播并与现实印证；民族国家和主权兴起与征服失效相互加强。
自1648年威斯特法尼亚公约以来，所有建立霸权的努力全告失败（除了美国），已启动防守性现实主义的潮流，在二战结束时已成主流蔚为大观。而在二战结束以来，接受长期和平共处现实的国家们，在重复博弈中趋向长期合作，并催生多边规则，走向基于规则的国际关系。
进攻性现实主义来自并适用于前大国政治时代，防守性现实主义来自于并适用于大国政治时代（1648-1945），新自由主义来自于并适用于二战结束以来的时代。国际体系处于永远的演化当中，没有一个单一理论能跨时通吃，而错配理论与时代，轻则殒身，重则亡国。
天堂时代-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防守性现实主义时代-基于规则的时代，唐世平描绘的国际关系演化确实很有鹰鸽博弈色彩。在当下这个时代，唐世平建议国家间的正确策略是尽量合作并尽量将合作制度化，如果无法合作，尽量避免战争。
当下，中国与美国的战略思维差别在哪里？最近见到唐世平，向他当面请教。我说，美国大体已接受基于规则的国际关系观，还存有防守性现实主义的因素；中国大体还在防守性现实主义阶段，还存有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残留。两国之间经常误解时有理解，难以避免。
历史在永远的演化之中，既无周期也不会重返过去，更不会结束于基于规则的状态之中，下一变是什么？唐世平没有试图做答。演化无目的无方向充满偶然，下一步不可预测。
唐教授格局恢宏。期待他今年将出的关于SEP（social evolutionary paradigm）的力作。点击文末“阅读全文”可进入他的个人学术主页，有大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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