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KI双语汇 | “一带一路”三年征程 为沿线国家和我国带来哪些改变和成果？
“一带一路”是中国在近200年来首次提出以中国为主导的洲际开发合作框架，地区覆盖总人口约46亿（超过世界人口60%），GDP总量达20万亿美元（约占全球1/3）。“一带一路”是新一届中国政府制定的对外关系顶层设计，将有望构筑全球经济贸易新的大循环，成为继大西洋、太平洋之后的第三大经济发展空间。
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已在“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建设56个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了近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
依据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在5月12日的表述，今后五年中国的对外投资将达到每年1200亿至1300亿以上，总额达到6000亿美元至8000亿美元左右，其中将会有相当多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三年来，从顶层设计到项目落实，“一带一路”在建设中前进、在发展中完善、在合作中成长。为更好的认识、理解“一带一路”实施三年来对沿线国家带来的改变及给我国带来的成果，中国知网国际出版与发行公司组织、策划“前沿学术沙龙——‘一带一路’：智力先行”活动，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薛力研究员，和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查道炯教授参与讨论。
1.“一带一路”给沿线国家带来了什么改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薛力认为，“一带一路”将会成为自1949年以来，中国提出的对全球影响最大的一个外交政策。他指出，在智力扶贫方面，很多国家想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中国在当地建设经贸园区的过程中，既可以给当地提供示范经验，也可以推动当地的相关立法。典型案例如，埃塞俄比亚政府在见证中国公司运作的东方工业园区的发展过程后，推出了一批自己的开发区，土地分割出租制度也在中国企业的推动下落实。红豆集团推动了柬埔寨政府对进口商品的分类制度建设。
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查道炯教授认为，响应“一带一路”愿景的国家和社会，就像四十年前的中国一样，面对的是一个全球经济发展的大势，有望利用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体提供的投资和贸易机会，成为把握全球经济增长态势的国家。
2. “一带一路”实施三年，给我国带来了哪些成果？
薛力认为，政治上，在国际组织层面，“一带一路”已经进入联合国的一些决议，增加了其国际合法性。目前有100多个国家与国际组织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40多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双边协议。
经济上，一大批项目建成或者开工建设，典型如吉亚铁路、蒙内铁路的通车，雅万铁路建设协议的签署。目前，已经在海外建设了56个经贸合作区。建设园区的好处是可以较好地利用中国的整体比较优势，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小环境。当然，这些园区并不仅仅对中资企业开放，其他国家的企业也可以进入，比如苏伊士运河经贸区二期，就已经有很多其他国家的公司入园，这是整体趋势。
文化上，开展了大量的人员培训，设立奖学金。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一带一路”培训班，有不少大学都办了这种学习班，目的是让这些国家充分了解“一带一路”政策，推进“一带一路”在当地的落实。
薛力说：“不了解情况的国家会猜测，中国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又给项目又贷款，后面有什么阴谋？我们需要告诉他们，没有阴谋！”中国的人均GDP到了8000以上，对外投资是普遍规律。“一带一路”第一对中国有利，第二对沿线国家发展有利，所以我们要合作。合作项目对中国来说，不是做慈善，是要赚钱，至少要保本微利，如果普遍亏本，这样的合作是不可持续的。
“一带一路”目前主要以双边驱动为主，沿线国家的支持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落实非常重要。进展比较好的国家，政府的态度非常积极，如巴基斯坦甚至专门为“一带一路”项目设立保护部队，人数达1.5万。
3. 中方智库为“一带一路”提供了哪些智力支持？
薛力指出，与一个国家开展合作，首先需要知道这个国家的情况，需要培养懂得沿线国家语言、文化，熟悉其政治、经济的人才。目前我国缺少这样对当地政治经济有系统研究的人才。解决人才问题是个长期的过程，政府已经开始为沿线国家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国内一些高校也开始订单式培养符合沿线国家需要的人才。
如何培养中短期内能用得上的人才，薛力认为有两种方式，一是把当地人送到中国进行短期的技能培训，如红豆集团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中非泰达投资公司的苏伊士运河经贸区；二是派中国的专家到当地进行人才培训，如中国派专家到埃塞俄比亚的农学院。
在研究层面，中国社科院数据中心统计表明，关于“一带一路”的文章、专著、研究报告等总数已接近两万。书籍方面，编著比较多，如中央党校的赵磊、人民大学的王义桅、清华大学的赵可金、香港丝路智库研究院院长梁海明等。其中王义桅的专著《“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已经翻译成阿拉伯文、英文等出版。期刊方面，《丝路瞭望》既出中文版，也出外文版，这是我国第一本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外文期刊，由《人民画报社》主办。
学者研究“一带一路”的侧重点不同。中央党校的赵磊侧重文化经济学，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将带来中国的文明型崛起；黄日涵研究“一带一路”大数据和舆情；薛力侧重外交、战略层面的分析与判断，主编的《“一带一路”：中外学者的剖析》收集了十几位中外学者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分析；王义桅对政策的阐述比较透彻，且视野宏大；赵可金进行分省调研并写出相应的区域研究报告；梁海明侧重经济学视野的分析，最近还提出了“遍在经济学”（omnipresent economics）的概念；还有学者从饮食的视野探讨在“一带一路”沿线建设孔子食堂；海外学者也开始重视“一带一路”的研究，甚至有专门研究中巴经济走廊的欧洲学者。
针对“一带一路”的研究，查道炯教授认为，学术研究必须转向具体项目，包括如何建成，如何为所在地（包括中国的具体省份、县市）的可持续发展服务，如何成为全球经济链条上有活力的点。中方的智库只有在具体项目、具体国别的研究中提供知识贡献，才会得到国内外的认可。在这个过程中，需联合外方智库一起努力。
4. 如何与沿线国家开展能源方面的合作？
查道炯教授认为，我国在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领域与国际市场的互动，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1979年实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缺少开发国内油气资源的资金和技术，急需从国外引进资源。
自1993年开始的第二阶段，着眼点在油田、天然气田和矿石，有一种饥不择食的急迫。中国的油气公司发现，在海外购买的资源不一定要运输回国内。
第三阶段，中国在海外投资油气项目注重与其他国家的公司开展联合投资，发挥中国在资本、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
第四阶段，对外能源投资必须要着眼于盈利，必须要有利于企业在全球能源商品和服务价值链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他指出，在与“一带一路”框架国家合作的过程中，促进境外投资地、投资国的能源自我供应水平，必须是中资企业在境外从事能源投资的基础性逻辑。由于众多资源国自身依然面临不同程度的能源贫困，中资企业应将能源合作的基本目标锁定为缓解其能源贫矿状况，这样才能让这些国家相信，中国政府所说的“共享”原则不是空话。
5. 如何在“一带一路”中讲好中国故事？
查道炯教授认为，“中国故事”不应、也不可能是中国智库或政府机构独享的专利。应联合外方机构，从所要沟通的受众对象的知识需求出发，设计“中国故事”，关注当地习惯，用当地人认可的方式传播，才是最有效的途径。
编辑：刘亢 金鸽 张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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