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一凡主編《日本學者中國法制史論著選》全四卷出版（附前言）
【日本學者中國法制史論著選·先秦秦漢卷】
叢書名：日本學者中國法制史論著選
書 號：ISBN 978-7-101-11371-6
出版時間：2016-4
定 價：156元
開 本：16開
裝 幀：平裝
字 數：460千
頁 碼：546頁
【日本學者中國法制史論著選·魏晉隋唐卷】
叢書名：日本學者中國法制史論著選
書 號：ISBN 978-7-101-11372-3
出版時間：2016-4
定 價：175元
開 本： 16開
裝 幀：平裝
字 數：559千
頁 碼：617頁
【日本學者中國法制史論著選·宋遼金元卷】
叢書名：日本學者中國法制史論著選
書 號：ISBN 978-7-101-09817-4
出版時間：2016-4
定 價：138元
開 本： 16開
裝 幀：平裝
字 數：448千
頁 碼：479頁
【日本學者中國法制史論著選·明清卷】
叢書名：日本學者中國法制史論著選
書 號：ISBN 978-7-101-09818-1
出版時間：2016-4
定 價：142元
開 本： 16開
裝 幀：平裝
字 數：470千
頁 碼：496頁
內容簡介
本套書選譯日本學者關於中國法制史的重要成果共59篇，所收均為領域內大家名文，其他均為國內首次譯介，既有經典研究成果，亦包括了學界較新的研究成果，學術價值頗高。
編者簡介
楊一凡，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教授、博導。著有《明初重典考》、《明大誥研究》、《洪武法律典籍考證》、《中國法學新思維》、《中國的法律與道德》、《中國法律思想通史·明代卷》、《中國古代匭函制度考略》。
寺田浩明，京都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法制史研究，著有《權利與冤抑：寺田浩明中國法史論集》，發表論文二十餘篇。
目 錄
【日本學者中國法制史論著選·先秦秦漢卷】
中國買賣法的沿革（仁井田陞）
刑法的歷史——東方（滋賀秀三）
律令法（池田溫）
西周後期社會所反映的變革萌芽——曶鼎銘解釋問題的初步解決（松丸道雄）
中國上古刑罰考——以盟誓為線索（滋賀秀三）
法家以前——春秋時期的刑與秩序（籾山明）
戰國秦漢時期的集團之“約”（增淵龍夫）
秦律的“夏”與“臣邦”（渡邊英幸）
秦漢時期的審判制度——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所見（宮宅潔）
圍繞族刑的幾個問題（小倉芳彥）
漢律中的“不道”概念（大庭脩）
漢代的復仇（牧野巽）
王杖十簡（冨谷至）
收制廢止所見西漢文帝刑制改革之發端——從爵制的混亂到刑罰的破綻（石岡浩）
心意的偏重——關於行為的評價（日原利國）
【日本學者中國法制史論著選·魏晉隋唐卷】
《故唐律疏議》製作年代考（上）（仁井田陞、牧野巽）
《故唐律疏議》製作年代考（下）（仁井田陞、牧野巽）
關於曹魏新律十八篇篇目（滋賀秀三）
再論魏律篇目——答內田智雄教授的質疑（滋賀秀三）
梁律編纂的背景——兼論南齊永明律（兼田信一郎）
《故唐律疏議》研究（八重津洋平）
《大唐六典》研究（奧村郁三）
關於《唐六典》的施行（內藤乾吉）
唐代“守法”一例——關於《衛禁律》闌入非禦在所條（岡野誠）
敦煌發現唐律斷簡（P.3608、P.3252）和大寶律——關於《戶婚律》放部曲為良條續岡野誠之新說（阪上康俊）
論敦煌本唐《戶婚律》放部曲為良條——P.3608和P.3252再探（岡野誠）
敦煌發現的唐《水部式》研究（仁井田陞）
關於唐代橋樑和渡津的管理法規——以敦煌發現的唐《水部式》殘卷為線索（愛宕元）
敦煌本判集三種（池田溫）
開元《戶部格》斷簡（仁井田陞）
唐代貶官考（辻正博）
【日本學者中國法制史論著選·宋遼金元卷】
宋元時期的法制與審判機構——《元典章》的時代背景及社會背景（宮崎市定）
《金玉新書》與《淳祐新書》考（仁井田陞、今堀誠二）
《大元通制》解說——兼介紹新刊本《通制條格》（安部健夫）
元初法制一考——與金制的關係（植松正）
遼代北面中央官制的特色與世官制的意義 （島田正郎）
《作邑自箴》研究——對該書基礎結構的再思考（佐竹邦彥）
論南宋時期家產分割中的“女承分”（柳田節子）
“父母已亡”女兒的家產地位——論南宋時期的所謂女子財產權（高橋芳郎）
宋代折杖法初考 （川村康）
宋代的流刑與配役（辻正博）
《清明集》的“法意”與“人情”——由訴訟當事人進行法律解釋的痕跡（佐立治人）
《清明集·戶婚門》研究（仁井田陞）
土地市場與“找價回贖”問題——宋代至清代的長期動向（岸本美緒）
【日本學者中國法制史論著選·明清卷】
明代成化、弘治的律與例——依律照例發落考（加藤雄三）
明代後期徽州鄉村社會的糾紛處理（中島樂章）
督捕則例的出現——清初的官僚制與社會（谷井俊仁）
清代則例省例考（谷井陽子）
刑案所見宗族私刑審判造成的命案——兼論國家法律的對策（滋賀秀三）
比附的功能（中村茂夫）
清代中國刑事審判中成案的法源性（小口彥太）
清律誤殺初考（中村正人）
田面田底慣例的法律性——以概念分析為主（寺田浩明）
明清時代的“找價回贖”問題（岸本美緒）
訟師秘本《蕭曹遺筆》的出現（夫馬進）
清朝的蒙古例——《蒙古律例》《理藩院則例》及其他（萩原守）
清代就地正法考（鈴木秀光）
清代地方秋審的程式和人犯管理——關於乾隆年代的提犯、巡歷、留禁問題（高遠拓兒）
序 言
中日法文化交流歷史久遠。古代日本律令制是在學習、借鑒隋唐律令制的基礎上建立和逐步完善起來的。而近代中國法律的革新和改造，則深受“脫亞入歐”、繼受歐陸法系的日本法的影響。兩國如此密切的法文化關係，形成了日本學界在研究本國法制史的同時也很注重研究中國法制史的傳統。
日本學者以現代法學觀點和科學的方法研究中國法制史始于19世紀末葉。一個多世紀以來，經過幾代學者的不懈探索，他們在法制史研究領域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學術成果豐碩而富有創見，做出卓越貢獻的學者代有人出，成為中國法制史研究的重鎮。
中國自清末起百餘年來，也有諸如沈家本等多位前輩學者熱衷於用現代法學觀點研究中國法制史，並創造了令人敬慕的學術業績。然而，在中國未進入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時期之前，囿於當時的社會條件，這門學科一直缺乏充分發展的學術環境。中國法律史學的興盛，應該說是從20世紀80年代才真正開始的。相對于日本法史學界而言，在此之前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大陸的法史研究處於滯後狀態。
在中國大陸法律史學振興之初，我於1989年、1991年和1995年三次赴日學術訪問，有機會查閱大量的日本學者研究中國法制史的論著目錄，並與日本同仁進行了廣泛的學術交流。近四個月的東瀛之行，收穫頗豐，其感受之深，片言難盡。儘快讓國內同仁瞭解日本學者已有的學術成果和見解，擴大學術視野，是我當時最深切的感受之一。
1997年5月，我主持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科研專案《中國法制史考證》（15冊，分為甲、乙、丙編）立項不久，便致函寺田浩明教授，提議從日本學者已發表的考證中國法制史的成果中，精選若干篇代表性論文收入《考證》丙編出版。寺田浩明教授欣然允諾，他約請岡野誠、籾山明、川村康三位教授一起，歷時半年之久，閱讀比較，從2200餘篇已發表的論文中精選出50篇。我們把這些論文分為“通代先秦秦漢卷”、“魏晉南北朝隋唐卷”、“宋遼西夏元卷”、“明清卷”4冊編輯，中國學者徐世虹、程維榮、姚榮濤、鄭民欽四位教授熱情地承擔起各負責翻譯1冊的重任。2003年，該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編出版後，受到國內外學界的關注。這50篇論文作為日本學者考證中國法制史的精華，其富有理據的扎實考證，令人耳目一新的學術見解，不僅為研究中國法制史的學者所重視，也引起了很多讀者的閱讀興趣。因《中國法制史考證》甲、乙、丙三編合編為一套叢書出版，定價頗高，不少學者寫信給我，建議以《考證》丙編為基礎，再增收一些日本學者近期發表的考證類論文，單獨成書出版。
得益于各論文作者、各冊編者和譯者的通力合作，也承蒙中華書局的大力支持，《日本學者考證中國法制史論著選》得以問世。收入本書的59篇論文，有50篇曾收入《考證》丙編，這次出版時對譯文作了較大的修訂。新收入的9篇，除1篇是已故的法史巨擘仁井田陞教授的舊作外，其他8篇均系日本學者近年新作。另外，根據各分冊所收論文的內容，把全書4冊的原卷名依次調整為“先秦秦漢卷”、“魏晉隋唐卷”、“宋遼金元卷”和“明清卷”。
在審校書稿過程中，我有幸反復拜讀了收入本書的日本學者的論文。從論文的選題看，涉及中國法制史的諸多研究領域，包括律、令、格、式、例等形式表述的法律和法典編纂史、法律思想、律學、刑罰制度、審判制度、案例判牘、職官制度、土地及其他經濟制度、婚姻家庭制度等；就史料的運用而言，日本學者不僅重視傳統法律原典的精細解讀，而且很重視金文、簡牘、敦煌和吐魯番法律文書、契約及實地調查資料的搜集和研究；就研究方法和學術風格而論，注重微觀研究，注重基礎史料，注重考證，論證縝密，善於見微知著、以小見大，是日本學者論文的基本特色。這些論文都是作者在力圖窮盡史料、反復鑽研推敲的基礎上寫成的，其嚴謹求實的學風值得稱道。
值《日本學者考證中國法制史論著選》付梓之際，謹向為本書付出艱辛勞動的各位同仁表示致謝。寺田浩明和岡野誠、籾山明、川村康教授，從精選論文到聯繫作者校對譯稿，花費了大量精力。這次在增收日本學者新作時，得到辻正博、青木敦、鈴木秀光三位教授和石岡浩先生（2014年逝世）的熱情幫助。寺田浩明教授作為本書的主編，不僅承擔了組織工作和編譯的很多繁瑣事務。徐世虹、程維榮、姚榮濤、鄭民欽教授教學和科研工作繁忙，他們擠出時間翻譯文稿，反復修改，這次又重新修訂，力求做到譯文忠實原著，準確無誤。所有這些，都令我感念難忘。
加強國際學術交流，及時瞭解各國學者的學術建樹，並在此基礎上克難攻關，是攀登新的科學高峰的必由之路。中國法律史學前進路徑亦是如此。在中國大陸，法律史學經過三十多年持續繁榮發展，無論是學術成果的數量，還是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較前有了巨大的進展。然而，隨著出土法律資料的增多和大批法律古籍整理成果的出版，開拓新的研究領域，重新認識和闡述中國法律發展史，仍是當代中外法律史學者面臨的重大課題。我們期盼本書的問世，能夠為推動法律史學進一步走向科學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楊一凡
二○一五年八月二日
於北京
（感謝胡珂女史提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