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雙懷、梁克敏、田乙《〈帝範〉〈臣軌〉校釋》出版（附：王雙懷/前言）
王雙懷、梁克敏、田乙/編撰
出版社：陝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7
定價：40.00
裝幀：精裝
ISBN：978-7-224-11884-1
目 錄
【上篇帝範】
序 3
卷一
君體第一 16
建親第二 23
求賢第三 37
卷二
審官第四 48
納諫第五 59
去讒第六 70
卷三
誡盈第七 80
崇儉第八 86
賞罰第九 93
卷四
務農第十 99
閱武第十一108
崇文第十二114
跋 122
【下篇臣軌】
序 135
卷上
同體章第一 146
至忠章第二 158
守道章第三 172
公正章第四 184
匡諫章第五 198
卷下
誠信章第六 214
慎密章第七 226
廉潔章第八 238
良將章第九 248
利人章第十 263
跋 277
主要參考文獻 285
前 言
在唐代，曾出現過一部《帝範》，還出現過一部《臣軌》。《帝範》是講述為君之道的，《臣軌》則是講述為臣之道的。這兩部著作在歷史時上都曾產生過一定的影響，至今仍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理論意義,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和研究。
一
在中國古代帝王中，唐太宗既是一位成功的實踐家，也是一位成功的理論家，因而被稱為一代明君。他在當皇帝期間，對“君道”進行了系統探索，用人納諫，勵精圖治，促成了著名的“貞觀之治”。不僅如此，他在聽政之餘，還經常與大臣探討治國之道，發表了許多精闢的見解，並寫出了專論為君之道的《帝範》。這部著作“從歷史與現實結合，理論與實踐結合，對君主現象作綜合的分析，提出了在那個時代具有普遍意義的認識，成為中國古代歷史理論和政治思想上的一篇宏文。”（瞿林東《一代明君的君主論——唐太宗和帝範》，《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05年第6期）。
《帝範》是唐太宗的大手筆。關於唐太宗撰寫《帝範》的情況，文獻中有明確的記載。《冊府元龜》卷四十云：貞觀“二十二年正月，帝撰《帝範》十二篇賜皇太子。”《唐會要》、《資治通鑒》等書所載略同。唐太宗在《帝範》序對太子李治具體講述了他撰寫《帝範》的原因。他說：“汝以幼年，偏鍾慈愛，義方多闕，庭訓有乖。擢自維城之居，屬以少年之位，未辨君臣之禮節，不知稼穡之艱難。余每思此為憂，未嘗不廢寢忘食。今自軒昊以降，迄于周隋，經天緯地之君，纂業承基之主，興亡治亂，其道煥然。所以披鏡前蹤，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為近誡云爾”。（《文苑英華》卷七百三十五）。顯然，《帝範》是唐太宗在貞觀二十二年（648）為太子李治撰寫的。唐太宗在經歷了廢易太子事件之後，十分重視對太子的教育。除了選擇有名望的學者當老師之外，還注意隨時隨地啟發太子的思想認識。據說他同太子一起吃飯時，就問：“你知道飯的來歷嗎？”太子說：“不知道。”唐太宗就說：“這是農民辛勤勞動種值出來的，只有不誤農時，讓老百姓高高興興種好地，你們才會永遠有飯吃。”看見太子練騎馬，就問：“對馬瞭解嗎？”太子們說：“不瞭解”。唐太宗就說：“馬是代人出力的牲口，不要讓馬太累，這樣才可以永遠有馬騎。”看見太子划船，就問：“瞭解船嗎？”太子說：“不瞭解”。唐太宗就說：“船啊，好比國君，水啊，好比百姓。水能載船，也能覆船。你將來當國君，要牢記這個道理呀！”看見太子在一棵大樹下乘涼，就問：“瞭解樹嗎？”太子說：“不瞭解。”唐太宗就說：“這棵樹雖然彎曲，如果認真矯正它，就能長直了。做國君的，雖然會犯錯誤，只要虛心接受意見，就會心明眼亮起來。你都要牢記在心啊！”他覺得這樣做還不夠，於是親自撰寫了《帝範》賜給太子。同時對太子講：“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說：“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居位已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游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八）由此可見，《帝範》實際上是唐太宗晚年為太子李治撰寫的帝王教科書。
《帝範》的內容相當豐富，包括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誡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等十二篇，涉及帝王治國從政的若干重要問題。“君體”講帝王應具有的品質及治理天下時應遵循的基本原則。指出帝王代表天來統治人民，應當胸懷大志，平正其心，威德致遠，寬厚懷民，仁待九族，禮接大臣，奉行德義，勵精圖治。“建親”講分封親族對鞏固帝位的重要意義。他認為不搞分封，會使帝王孤立；侯王權力過大，又會反叛中央。因此要防止這兩種傾向，合理分權，相互制衡，明察秋毫，撫之以德。“求賢”講求賢任賢對治國平天下的重要性。賢德之才，是事業成功的保證。帝王治國，需要賢才輔佐。求才要不論出身，納才應鍥而不捨。這樣才能得到人才。“審官”論選官用人與治國安邦的關係。小才不可以大用，大才也不宜小用。只有做到量才而用，各取其長，才能使人盡其才。“納諫”講聽取意見的重要性。國君能否聽取不同意見，是國家盛衰的關鍵問題之一。帝王應廣開言路，虛心聽取不同意見，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去讒”論佞臣的危害。親小人，遠賢臣，會導致事業失敗。帝王應遠離佞臣，杜絕讒言。“誡盈”論奢侈的危害。前代帝王，多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玩物喪志，驕奢擾民，會導致傾危之患。故統治者必須誡盈。“崇儉”講節儉對治國安邦的重要性。聲色犬馬是自我墮落的開端。帝王應約束自己，反對浪費，提倡節儉，做崇儉的典範。“賞罰”論賞罰的基本法則。賞罰是帝王手中的“二柄”。帝王應當運用此二柄來治理國家，但賞善罰惡，必須公正，必須得當。“務農”論重農的必要性。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故農業是國家的根本，應當重農而抑末。“閱武”論軍備的重要性。武備是和平的基石，只有居安思危，加強武備，才能確保國家安全。“崇文”講文治的重要性。文化是社會發展的階梯。帝王以和平時期應通過教育提升民智，促進社會的和諧與發展。顯然，這些問題都是治國平天下時會遇到的重要問題。雖然所論不長，但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反映了唐太宗的政治謀略和遠見卓識。正因為如此，《帝範》問世以後，曾受到一些學者的高度評價。宋人周必大認為《帝範》是“政治之大端，安危之明戒”（（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作者說認為：“御制之書，惟唐之《帝範》敷陳得失為最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四)。日本學者市川匡也認為：“《帝範》十二條，規模宏遠，嘉言孔彰。自典謨而降，有裨益於袞職者，亦唯斯編之為優。”（市川鶴鳴：《帝範國字解》，早稻田大學出版部，昭和二年（1926）五月出版，第1頁。）
唐太宗去世後，其子高宗繼承了他的事業，並很好地貫徹了《帝範》的精神。史載：“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高宗死後，經過武則天的統治，到唐玄宗時期最終出現了“開元盛世”。盛唐以後，《帝範》仍在社會上流行。《舊唐書》卷十七載，寶曆二年（826），秘書省著作郎韋公肅注太宗所撰《帝範》十二篇以進，特賜錦彩百匹。《冊府元龜》卷六〇一載：“韋公肅為秘書著作郎，注太宗《帝範》一十二篇上獻。徳宗有詔付集賢，仍令別寫一本進內，賜公肅錦彩一百疋”。《新唐書》卷五十九載：“太宗序志一卷，又帝範四卷，賈行注。”據此，則賈行亦曾為《帝範》作注。唐憲宗“毎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又讀貞觀、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玄宗撰《開元訓誡》，帝遂采《尚書》、《春秋後傳》、《史記》、《漢書》、《三國志》、《晉書》、《晏子春秋》、《新序》、《說苑》等書君臣行事可為龜鏡者，集成十四篇：一曰君臣道合，二曰辨邪正，三曰戒權幸，四曰戒微行，五曰任賢臣，六曰納忠諫，七曰慎征伐，八曰慎刑法，九曰去奢泰，十曰崇節儉，十一曰獎忠直，十二曰修徳政，十三曰諫畋獵，十四曰錄勳賢，分為上下卷目，曰《前代君臣事蹟》。”（《帝學》卷二）。唐代以後，宋元明清的統治者對《帝範》也相當重視。如北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詔輔臣於崇政殿西廡觀侍讀學士宋綬等讀《唐書》。“綬兼勾當三班院，因請解所兼，專事勸講。皇太后命擇前代文字可資孝養、補政治者以備帝覽，遂錄進唐謝偃《惟皇誡徳賦》，又錄《孝經》、《論語》要言及唐太宗所撰《帝範》二巻、明皇朝臣僚所獻《聖典》三卷、《君臣政理論》三卷上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四）。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春正月，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請開經筵及擇師傅，令太子及諸王大臣子孫受學。“遂命平章政事張珪、翰林學士承旨和塔拉都哩黙色、學士吳澄、集賢直學士鄧文原以《帝範》、《資治通鑒》、《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進講。”（《欽定續通志》卷六十六）此外，元代還曾將《帝範》等書譯成蒙古文字。史載，“察罕嘗譯《貞觀政要》以獻，帝大悅，詔繕寫啟遍賜左右，且詔譯《帝範》，又命譯《脫卜赤延》，名曰《聖武開天紀》及《紀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書，俱付史館”（《元史》卷一百三十七）。明太祖朱元璋曾以《帝範》賜皇太子學習（《滎陽外史集》卷六十）。明成祖朱棣也曾讀過《帝範》，認為此書“要皆切實著明，可以為治。”（《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卷九）。這說明，《帝範》在宋元明清時期確實曾經產生過一定的影響。
由於歷代統治者對《帝範》比較重視，因而此書經宋元以至明清，被傳承下來。但在傳承的過程中，形成了幾種不同的版本。據《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此書本系四卷。北宋時，有所亡佚。《崇文總目》載“《帝範》一卷”，南宋的《中興館閣書目》載“《帝範》二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九稱“《帝範》一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載“《帝範》一卷”。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引用了晁公武的說法。而鄭樵在《通志》中則說“《帝範》四卷”。元人吳萊說：“五代喪亂，書有錄而遂闕，暨今上征雲南，僰夷始出以獻，而舊十有二篇復完。”（《淵穎集》卷十）。而元人脫脫在《宋史·藝文志》則又說“《帝範》二卷”。明初編纂《永樂大典》，錄入《帝範》四卷。清代編纂《四庫全書》時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帝範》四卷，並以“武英殿聚珍版”刊行。此外，明清之際的《世善堂書目》、《也是堂書目》及《讀書敏求記》中還著錄有一卷本《帝範》。由此可知，唐代以後，《帝範》在我國即有三種版本，即一卷本、二卷本及四卷本。乾隆四十八年（1783），四庫館臣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說：“謹按《帝範》十二篇，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撰以賜太子。新舊《唐書》皆雲四卷。晁公武《讀書志》僅載六篇。陳振孫《書錄解題》亦題曰一卷。元吳萊謂征雲南僰夷時，始得完書。考其事在泰定二年，蓋此書宋佚其半，元乃復完也。《唐書》藝文志載有賈行注，而《舊唐書·敬宗本紀》稱寶曆二年秘書省著作郎韋公肅注是書以進。是唐時已有二注，今本注無姓名，觀其體裁似唐人注經之式，而其中時稱楊萬里、呂祖謙之言，疑元人因舊注而補之。其援引頗詳洽而詞不免於煩贅等。謹為參考其誤附列注文之下，仍依舊史厘為四卷，以復其舊云。”顯然，所論是比較符合歷史實際的。
值得注意的是，《帝範》在唐代以後，也曾傳到國外，並受到鄰國的關注。其中日本人對此書表現出極大的熱情。早在平安時代，日本遣唐使來華時，就將《帝範》帶回日本，藤原佐世在《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中對《帝範》二卷即有著錄。從日本現存古代《帝範》抄本來看，此書在日本君主時代發揮過一定的作用。據寬文八年（1668）年刊本所載，江戶時代，儒臣曾於長寬二年（1164）、承安元年（1171）、建久三年（1192）、元仁元年（1224）先後在京都為二條、高倉、後鳥羽諸天皇講解此書。經過鐮倉室町時代，到德川將軍執政的江戶時代，對中國的儒家思想更為重視，常為將軍或地方的藩主講解《帝範》及《貞觀政要》等。由此可見，《帝範》對鄰國也產生過一定的影響。在日本，《帝範》也有多種版本。寬文八年（1668）年，京都書肆白林泉以當時的舊抄本為底本，印行此書。天明八年（1787），市川鶴鳴又撰寫了《帝範國字解》。所謂“國字解”就是用日文對漢籍進行解釋說明。至文政十三年（1830），又將清朝的武英殿聚珍版《帝範》作為幕府的官版進行了覆刻。大正四年（1914），寬文版《帝範》經細川潤次郎博士校訂，由宮內省翻刻出版。而市川鶴鳴的《帝範國字解》亦於昭和二年（1927）由早稻田大學活字印刷出版。該書作為《漢籍國字解全書》之一部，受到歡迎。二十世紀以來，日本學者比較重視對《帝範》的研究。昭和十四年（1939），大塚伴鹿發表的《關於帝範的傳本及其注者》一文，曾引起學者的關注。昭和四十四年（1969）阿部隆一又發表了《帝範臣軌源流考附校勘記》，利用日本及臺灣地區所藏古籍對該書進行了精心研究。此外，小林芳規在《平安鐮倉時代漢籍訓讀的國語學歷史研究》一文中，對《帝範》亦有所涉及。這說明，日本學者確實對《帝範》是比較重視的。
二
武則天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也是一位帶有傳奇色彩的歷史人物。她從唐太宗的才人，成為唐高宗的皇后，又從唐高宗的皇后，成為“大周”王朝的皇帝，在唐代的歷史舞臺上活躍了45年。作為一位元政治家，她充分認識到人才的重要性，不僅採取多種措施選拔人才，而且非常重視對官員的管理。為此，她專門撰寫了一部講述為臣之道的著作，那就是《臣軌》。
據《舊唐書•經籍志》記載，《臣軌》是武則天撰寫的。但《新唐書•藝文志》卻說《臣軌》的作者是元萬頃、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賓、衛業等。《資治通鑒》卷二〇二說：“天后多引文學之士著作郎元萬頃、左史劉禕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臣軌》”。《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後本紀》亦云：“太后嘗召文學之士周思茂、范履冰、衛敬業、令撰《玄覽》及《古今內範》各百卷，《臣軌》兩卷”。從這些記載來看，《臣軌》的作者似乎是劉禕之、周思茂、范履冰等人。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在署名為武氏撰的二十多部書籍中，確有“北門學士”的手筆。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書都是他們撰寫的。史載，武則天聰明智慧，兼通文史。早在當皇后之前，就曾著《內訓》一篇。當上皇后不久，還曾“制《外戚誡》獻諸朝”（《舊唐書》卷四《高宗本紀》）。此時元萬頃等人還沒見過武則天，更談不上代筆了。武則天既然能寫出《內訓》和《外戚誡》，當然不是不會寫書的人。《臣軌》是作為“臣下之繩准”而撰寫的（《全唐文》卷九七《臣軌序》），必然要完全體現“君上”武則天的旨意。這樣的書，也許只有涉文史，且有幾十年統治經驗的武則天才能寫出來。《通鑒》載：《臣軌》，太后（則天）所造（《資治通鑒》卷二〇五長壽二年一月）。《唐會要》云：“則天自製《臣範》二卷。”（《唐會要》卷七五《貢舉上•明經》）《通典》云：“太后自製《臣軌》兩篇。”（《通典》卷一五《選取舉三》）《臣軌序》也說：“朕以庸昧，忝位坤元近以暇辰，游心文府，聊因煒管，用寫虛襟。故綴敘所聞，以為《臣軌》一部。”看來，還是《舊唐書•經籍志》說得對，《臣軌》是武則天的作品。
關於《臣軌》的成書年代，學術界也存在著很大的分歧。兩《唐書•劉禕之傳》概言上元中（674—675）。《資治通鑒》系之於上元二年。《唐會要》載在長壽二年（693）。日本寬文八年柳谷山人校刊本有“垂拱二年撰”字樣。佚存叢書本則題“垂拱元年撰”五字（《佚存叢書》第一佚）。按紀傳之體，重事件而輕年月，往往使人不知詳序；編年體以日月見稱，然亦有概述之弊。兩《唐書•劉禕之傳》及《通鑒》言則天著述，即屬此類，故尚須具體分析。《臣軌序》言：“比者太子及王，已撰修身之訓；群公列辟，未敷忠告之規”。武后所撰書中有關太子及王者，有《少陽正範》、《維城典訓》等等。《少陽正範》最初是賜給太子李賢的。《唐會要》卷四《儲君•章懷太子賢》載：“上元二年六月三日冊為皇太子。令監國，處分明審，為時所稱。儀鳳中，手敕褒美。時正議大夫（明）崇儼，以符劾之術為則天任使，密稱英王狀類太宗。又宮人潛議云，賢是後姊韓國夫人所生。賢亦自疑懼。則天又常（嘗）撰《少陽政範》及《孝子傳》以賜之，仍數作書以責讓。及崇儼為盜所殺，則天疑賢所為，又使人發其陰事，乃廢為庶人。”《通鑒》等所載略同。從行文來看，《少陽正範》當作於儀鳳末（678或679）。《維城典訓》理宜後之。如此，則《臣軌》之作不會早于永隆元年（680）。又，《序》言：“朕以愚昧，忝位坤元。”則《臣軌》之作，必在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則天臨朝之後。《唐會要》卷三六《修撰》載：“垂拱二年四月七日，太后撰《百僚新誡》及《兆人本業記》。頒朝集使。”所謂“新誡”者，必是相對“舊誡”而言。“舊誡”為何？查武氏所撰，除《臣軌》處，無有關於百僚者。據此，則《臣軌》之作，又當在垂拱二年（686）之前。弘道元年之後，垂拱二年之前，中間只有兩年，即光宅元年（684），垂拱元年（685）。光宅元年，屬高宗宴駕不久，則天臨朝之初，千頭萬緒，日理萬機，恐無“暇辰”著書。清末民初歷史地理學家楊守敬在《日本訪書志》中寫道：“余案日本楓山官藏本及向山黃村所藏天正年間（1573—1591）鈔本。皆有垂拱元年撰五字，筆跡亦相同，絕非此邦人（日本人）所臆增。”觀此言，益信《臣軌》必成于垂拱元年。
《臣軌》有什麼價值？學術界迄今尚無定論。我個人認為，《臣軌》雖非鴻篇巨制，但史學價值很高。首先，它是關於武則天思想狀況尤其是用人思想的第一手資料。武則天的思想屬於“法家”？“儒家”？還是“雜家？武則天的用人是惟賢？惟親？還是典型的實用主義？武則天的思想與唐太宗究竟有多大差距？是對唐太宗思想的背叛？還是發展？這些都是史學界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問題。這些問題之所以至今仍然沒有得出令人滿意的答案，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們忽視了像《臣軌》這樣直接反映武則天思想的著作。《臣軌》引書多達數十種。其中有《詩經》、《論語》，也有《老子》、《文子》、《孫子兵法》等等。如果我們把這些材料和武氏發揮的情況加以研究，就不難看出武則天的思想是哪一家。《臣軌》從十個方面提出了臣下的準則：（一）同體。同心同德，做君主的手足耳目；愛國恤人，盡職盡責。（二）至忠。以慈惠為本，多其功而不言；推善於君，引過在己。（三）守道。以“道”清心正身，佐時匡主；名不動心，利不動志。（四）公正，理官事則不營私家，當公法則不阿親黨，舉賢才則不避仇讎；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五）匡諫。除君之過，矯君之失；以諫為忠；不避斧鉞。（六）誠信。以信忠君，以信懷下；上下通誠，信而不疑。（七）慎密。保守朝廷機密，不漏禁中之語；非所言勿言，非所為勿為。（八）廉潔。奉法以利人，不枉法以侵人；以廉平為德，不求非其所有。（九）良將。有五材四藝，懂攻守之法，有先見之明。（十）利人。禁末作，興農功，省徭輕賦，不奪農時，務使家給人足。其中心思想，是要求每個臣僚都成為德才兼備、忠君愛民的人物，從而建立強有力的統治秩序。假若我們把這些準則認真考察一下，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看出武則天用人的主導思想。此外，如果我們把《臣軌》一書所反映的武則天的思想與《帝範》所反映的唐太宗的思想加以比較，也會發現其中的異同。武氏撰述散失殆盡，《臣軌》顯得尤為珍貴。
其次，它是瞭解武周吏治和社會風貌的一個門戶。垂拱元年《臣軌》成書之後，武則天把它作為臣下的“繩准”“普錫具僚”（《臣軌序》）。長壽二年，又把它作為教科書（可能一度改名《臣範》下發給貢舉人（《唐會要》卷七五）。於是乎朝野官吏、白衣仕子幾乎人手一冊。江都人孫祥嘗記《臣軌》後云：“《臣軌》既是御撰，妙極！稽古垂範，作鏡百僚，既為臣之令模，乃事君之要道。宜誦登於口，誠藏於心。束髮盍簪，庶多宏益。”（《日本訪書志》）。由此可見，當時人對它是何等的重視。這樣，它必然會作用于武周吏治，乃至武周社會。
再者，它在武周以後仍起過一定作用。神龍元年（705）中宗復位，下令“貢舉人停習《臣軌》，依舊習《老子》”（《舊唐書》卷七《中宗本紀》），因此《臣軌》的影響受到限制，但它還散佈於社會。中宗一度行“武后之政”。可以想見，《臣軌》的地位有所恢復。安史之亂，使唐代典籍遭受了一場浩劫。唐末戰亂，為禍更慘，“百王之書，蕩然散失”（（宋）王應麟《玉海·宮室》）。然而《臣軌》並沒有在兵燹中“斷種”。《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王堯臣《崇文總目》、鄭樵《通志•藝文略》、尤袤《遂初堂書目》都曾著錄，說明它在南宋初期仍在社會上流傳。不過，到了南宋末期，傳本已不多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不載。趙希弁《昭德先生郡齋讀後志》云：“本十篇，今闕其下五篇”。其後《宋史•藝文志》不載。全祖望云，《永樂大典》所引書，皆出文淵閣儲藏本（《鮚亭集外編》卷一七）。而正統六年（1441）楊士奇編的《文淵閣書目》中沒有此書。故《永樂大典》似乎未曾涉及。葉盛《菉竹堂書目》、晁墂《晁氏寶文堂書目》、徐（火勃）《徐氏紅雨樓書目》、高儒《百川書志》、毛扆《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焦閎《國史經籍志》亦不著錄。看樣子從元代就失傳了。但明末音韻學家陳第在他的《世善堂藏書目錄》中寫道：“《臣軌》二卷”。可見，直到明朝末期，《臣軌》還有足本流傳。不過，清初錢謙益《絳雲樓書目》、錢曾《述古堂書目》、季振宜《季淪葦藏書目》中沒有它。乾隆初的《各省呈進書目》中沒有它。《四庫全書》中也沒有它。大概是明清之際，它最終匿跡了。清朝中葉以後，一些學者致力於佚書的搜集工作。阮元（1764—1849）始得日本活字本《臣軌》，光緒六年（1880）楊守敬作為駐日公使何如璋的隨員赴日，得《臣軌》寬文八年（1668）刊本。其後羅振玉又在日本得弘安十一年古寫卷子本。《臣軌》的冷落、失傳與戰亂、天災有關，恐怕與宋明理學也不無關係。無論如何，它曾經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流傳在社會上，對歷代政治思想或多或少發生過作用；而它的遭遇，同樣有助於我們對武周以後歷代政治思想的研究。
第四，它對日本封建社會的歷史有一定影響。日本人服部宇之吉在《佚存書目》中、池田四郎在《諸子要目》中均載有《臣軌》，說明《臣軌》飄洋過海，傳到了日本。《臣軌》何時傳入日本？史書上沒有明確記載。埜子苞父云：“鐮倉將軍家皆讀之。”（《粵雅堂叢書》第二十六集所載柳穀散人埜子苞父《〈帝範〉〈臣軌〉二書跋》）此所謂鐮倉者，系指日本早期幕府。其統治時間是公元1192年至1334年。羅振玉在日本嘗得弘安十一年古寫卷子本（《松翁近稿•〈臣軌〉跋》）。弘安是日本後宇多天皇年號。十一年，適我國至元二十五年，即公元1288年。如此，則《臣軌》之東傳，當在元朝以前。查《日本國見在書目》，其中有《臣軌》二卷。《見在書目》是藤原佐世奉宇多天皇之命于寬平年間（889-897）寫成的（《日本現在書目證注稿•解題》）。看來，《臣軌》在唐末已傳到了日本。此外，傳本中往往雜有武則天所制文字，則其東傳當在武周時期。武周時期日本使者曾經來華。《舊唐書》卷一九九《日本傳》載：“長安三年（703），其大臣朝臣真人來貢方物。真人好讀經史，解屬文，容止溫雅。則天宴之於麟德殿，授司膳卿，放還本國。”《續日本紀》卷三《天之真宗豐祖父天皇》載：慶[景]雲元年（704），“秋七月，甲申朔，正四位下粟田朝臣真人自唐國至。初至唐時，有人來問曰：‘何處使人？’答曰：‘日本國使。’我使反問曰：‘此是何州界？’答曰：‘是大周楚州鹽城縣界也。’更問‘先是大唐，今稱大周，國號緣何改稱？’答曰：‘永淳二年，天皇太帝崩，皇太后登位，稱號聖神皇帝，國號大周。’”由此來看，長安三年以前，日本人對高宗去世，則天臨朝，乃至改朝換代還不知道，自然沒有見到《臣軌》。粟田真人此次來華，名為朝貢，實則求書（《宋史》卷四九一《日本傳》）。當時正是《臣軌》流行的時候，肯定為日本人所得。開元初，日本使者復入唐朝，“所得錫賚，盡市文籍”（《舊唐書》卷一九九《日本傳》），說不定其中還有《臣軌》。《臣軌》傳入日本後，人們輾轉抄錄，頗為重視。上自幕府將軍，朝廷博士，下至官吏、學者，皆有研讀者（《佚存叢書》第一帙《題〈臣軌〉後》、《粵雅堂叢書》第二十六集《〈帝範〉〈臣軌〉二書跋》）。後來，有人把它付梓刊印，流傳得更廣泛了。市川鶴鳴（1740—1795）還著有《〈臣軌〉國字解》一卷。細川潤次郎（1844—1923）著有《〈臣軌〉校》四卷（參小川貫道《漢學者傳記及其著述集覽》）。麓保孝亦曾對《臣軌》進行過校注和翻譯（麓保孝《帝範·臣軌》，明德出版社，昭和五十九年版）。可見，《臣軌》在日本也發揮過一定作用。
因此，無論是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還是研究中國封建社會政治史，都應當看一看《臣軌》。至於研究武周吏治，不讀《臣軌》是不行的。研究武則天的用人思想，《臣軌》應當是必讀的書籍。
三
唐太宗和武則天都是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重大影響的帝王，《帝範》、《臣軌》則是研究其統治思想的重要依據。二十世紀以來，海內外學者曾對唐太宗和武則天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在這個過程中，對唐太宗的《帝範》和武則天的《臣軌》也有所涉及。但遺憾的是，相關論文太少，僅十數篇而已，且多淺嘗輒止，未能很好地發掘這兩部著作的價值。究其原因，主要是近百年來學術界對《帝範》和《臣軌》缺乏應有的認識。目前國內已有多家出版社出版過《帝範》、《臣軌》，但很少對此二書進行認真地校刊和整理。因此，我們在系統整理《帝範》、《臣軌》的基礎上，編寫了這本《帝範臣軌校釋》，希望對廣大讀者學習研究《帝範》和《臣軌》有所裨益。
整理《帝範》、《臣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做好此項工作不僅要對唐太宗和武則天有所研究，對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有所瞭解，還要弄清《帝範》、《臣軌》的傳播情況及版本源流。《帝範》、《臣軌》在唐宋時期流傳較廣，但唐宋時期的版本已蕩然無存。現在我們所能看到的大都是明代以後的版本。《帝範》在國內主要有四庫全書本、武英殿聚珍本、粵雅堂叢書本、東方學會叢書本、四庫全書薈要本等。在日本，則主要有寬文八年（1668）年與《臣軌》合刻本，天明九年（1789）帝範國字解本，弘化三年（1846）小野保證抄本、1915年宮內省印本，及1916年和譯纂注本等。《臣軌》在我國見於佚存叢書（影印日本本、光緒八年重刊本）第一帙、宛委別藏、粵雅堂叢書三編、叢書集成初編、東方學會叢書初集、傳望樓金帚編、續修四庫全書等。在日本，則主要有弘安十一年鈔本、寬文八年柳谷山人校刊本（與《帝範》合刊）、佚存叢書本、成簣堂叢書本、細川潤次郎校大正四年十一月宮內省刊本等。這些版本，實際分屬於兩個系列：一是中國本土傳承系列，一是日本傳承系列。《帝範》國內諸本均出自《永樂大典》，系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者。日本諸本則多出自寬文八年刻本。相比之下，四庫本較為精良，故本書以四庫全書本作為底本。《臣軌》在國內久已失傳，諸本均源自日本。日本諸本多以弘安十一年抄本為宗，以寬文八年刻本為主，而以《佚存叢書》為良。故本書《臣軌》以《佚存叢書》為底本。在整理的過程中，參閱了目前所能看到的全部版本，包括日譯本所附原文。我們所做的工作，除對《帝範》、《臣軌》的正文進行校注之外，還對各篇進行了翻譯和解讀。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深化對《帝範》和《臣軌》的理解。
需要說明的是，本書是集體勞動的成果。我的研究生許美惠、夏冰冰、王昊斐、焦旭愛、申麗平、和田英、李玉婷、馬春雨、王柳寧和包明豔也參加了本書的部分工作。正是由於他們的參與，本書才得以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本書的出版得到陝西省出版基金的資助。陝西人民出版社編審梁彩虹女士也為本書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此，一併表示感謝！由於時間倉促，加之我們水準有限，書中肯定還有不少錯誤和缺點，歡迎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王雙懷
2015.9.28
（感謝克敏兄提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