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崎市定《宮崎市定解讀〈史記〉》（馬雲超譯）出版（附：吉川忠夫/解說）

書名：《宮崎市定解讀<史記>》(京都學派史學泰斗宮崎市定研讀《史記》六十年經驗結晶)

定價：48.00元

書號： ISBN978-7-5086-7993-8

作者：[日] 宮崎市定著；馬雲超譯

開本：1/32（147*210）

頁數：192

字數：135千字

包裝：精裝

出版時間：2017年8月

編輯推薦：

★正確解讀《史記》就是正確解讀中國歷史，讀懂《史記》從本書開始。

★“漢學諾貝爾”儒蓮獎得主、京都學派史學泰斗宮崎市定研讀《史記》六十年經驗結晶，借大師之眼讀懂《史記》。

★問世38年長銷不墜，文庫本加印20次，暢銷10余萬冊，日本人靠它讀懂《史記》。

★僅有的分體例全面解讀《史記》的著作，本紀、世家、表、書、列傳逐一解讀，閱讀《史記》的絕佳入門書。

★清華大學教授何兆武、復旦大學教授錢文忠、南京大學教授張學鋒連袂推薦。

內容簡介：

司馬遷撰寫的《史記》是中國第一部正史，它生動地描繪了古代中國的社會與人。《史記》誕生後，中國幾乎沒有能夠超越它的史書，評論《史記》幾乎與評論中國的整個歷史有著同等的價值。《史記》不僅在中國影響深遠，它在日本也隨著遣唐使傳入後廣為流傳。經過六十年的鑽研，宮崎市定從《史記》的成書到結構全面解讀這部偉大的名著，著成這部絕佳的《史記》入門經典。

在本書中，宮崎市定展現了他獨特的《史記》解讀法。他對於司馬遷在體例上的變通讚賞有加，認為“體例的設立應當是為了記述的便利，如果因為體例的存在而受到束縛，無法從心所欲地下筆，那就是世界上最傻的事了。”對於《史記》的敘事手法，作者發現其中文學價值較高的篇目，都遵循著中國古代詩歌一般“起承轉結”的結構，並且推測可能受到了古代戲劇形式“偶語”的影響。此外，本書中時常夾雜著作者對司馬遷的簡評，雖是隻言片語，卻生動風趣，盡顯智慧。

在充分瞭解作者司馬遷的人格與經歷、《史記》的結構與風格之後，宮崎市定讀出了《史記》中展現的真實的古代中國。那是一個如同古希臘、古羅馬一般的古代市民社會。民眾的主體，是居住在城郭裡的自由民。他們每天早早地走出城門，在自家農田裡辛勤勞作，日落時分回到城裡休息。在這裡，他們不再被一個詞語或者幾行文字所概括，他們是真正鮮活地存在過的人。

作者簡介：

宮崎市定（1901—1995）

日本歷史學家、漢學家，京都學派史學集大成者，公認的京都學派第二代領軍人物。1922年進入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史學科學習，師從內藤湖南、桑原騭藏等人專攻東洋史，1936年赴法留學。1944年任京大教授，先後任巴黎大學、哈佛大學、漢堡大學等客座教授。曾榮獲有“漢學諾貝爾獎”之稱的儒蓮獎、日本學士院獎和文化功勞者獎章。在日本和國際漢學界，他的著述被廣為閱讀和引用，司馬遼太郎、松本清張等都是他的書迷。代表作有《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科舉》《東洋的近世》等。

名人推薦：

宮崎市定作為懷有六十年經驗的先賢，本書正是要向一般讀者展示說明《史記》的世界。我們甚至能夠感受到，宮崎將《史記》作為談笑的素材而悠然自得。

——吉川忠夫（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原所長）

也只有宮崎，才能突破20世紀中國史研究的樊籠，得出如此奇妙的觀點。這不僅是出於其一生都在踐行“中國史研究必須是世界史研究的一環”這一堅定信念，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研究者，宮崎始終都是“自由人”。也只有他這樣的“自由人”，才能夠理解同是“自由人”的司馬遷及其筆下的中國上古社會。

——張學鋒（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目錄

序言

第一章  《史記》的讀法——我們曾經怎樣讀《史記》

第二章  正史之祖——紀傳體的創立

第三章  本紀——中國的辯證法

第四章  世家——政權割據的力學

第五章  年表——歷史可以追溯到多遠

第六章  列傳——古代市民社會的人們

作者《史記》相關論文一覽

《史記》簡要年表

《史記》中的女性

解說（吉川忠夫）

書摘與插圖：

序言

我與《史記》的交往，大約已經有六十個年頭了。最早是在舊制高中的時候，我曾讀過一本名為《史記通鑑抄》的教科書。進入大學後，雖說硬著頭皮一睹《史記》的真貌，但也沒有到每天都要翻閱《史記》的程度。不過，在思考中國古代歷史的時候，必定會時常感覺到有參照《史記》的必要。

司馬遷在創作《史記》的時候，是打算將其寫成一本包括當代在內的中國通史的。但在兩千多年後的今天看來，它也不過是作為中國通史一部分的古代史而已。他獨特的史觀，今天也無法直接運用。但《史記》作為中國古代史上重要的根本史料，這一點是不變的。可以說，正確解讀《史記》就是正確理解中國古代史。

大約是剛從大學畢業的時候，友人從中國歸來後向我詢問道：日本有哪些研究《史記》的學者呢？我被他的問題難住了，日本很少有這樣的文獻學者，即便說研究《史記》，也多半是站在歷史學的立場上運用《史記》。這不如說是理解《史記》的捷徑，所以日本的研究方法與中國有著各自特色。

關於《史記》，我至今寫過相當數量的論文，而且可以自豪地說，我不止一兩次地發現了以往研究方法所沒能讀懂的問題。此次在岩波新書中解讀《史記》，我心裡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方案，正在為選擇哪一種而苦惱。

一種是基於我已經發表的論文加以銜接，以簡單易讀的面貌呈現給讀者。我們無法指望學術論文能有太多人去閱讀，所以迎合著新書做一些改寫也絕不是沒有意義的。

另一種是索性重新構思，以盡可能不使用已發表的論文作為方針，從完全不同的角度重新起稿。新書就像一個新的容器，如果盛放的不是原本就為此準備的材料，就無法保證每一個角落都能嚴絲合縫。不過是否能夠趕上時間的限制，這也是一種冒險。

但實際動筆後才發現，這樣的猶豫是沒有必要的。因為自己所寫的內容，最終自然就傾向了沒有使用過的材料。與此同時，我也不得不意識到新書要便於讀者閱讀，記述上自然無法與學術論文相比，到處都會有不充分的地方。閱讀本書的讀者們如果也有同樣的感覺，請進一步閱讀書後刊載了標題的我的相關論文，希望能夠幫助大家形成獨立的關於《史記》的看法。

昭和五十四年（1979）二月

宮崎市定

文摘

史學的獨立

司馬遷創作了中國第一部歷史、位列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記》，他生於公元前2世紀，生活在漢王朝最鼎盛的時代，比起公元前5世紀的西洋歷史學家之祖希羅多德，大約晚了三個世紀。這也清楚地表明，中國文化的起步要晚於西方，因為歷史學的發達是計算文化進步的一個重要指標。

《史記》是以中國人為主體的民族史，而不是世界史。儘管《史記》的記述涉及了當時中國人所能知曉的地域極限，北到外蒙古，西到地中海，南到印度，東到海上的仙山，但這並不意味著《史記》是站在將異民族與中國平行，保留其獨有傳統而與之共存的綜合性立場上書寫的。只有在他們恰好與中國發生關聯的時候，司馬遷才會對這一關聯表現出興趣，而對於他們國民的過去以及將來的發展，則絲毫沒有關注。

司馬遷不具備今天所說的哲學，但他是以一種價值觀寫成了《史記》。他認為歷史並不存在必然性，因此也沒有必然性背後隱藏著的理論。在他看來，所有類似於思想乃至哲學的東西，都不過是人類創造出來的，所以理應包含在綜合記述人類行為的歷史之中。

但是，他的思想和價值觀並不是從他身上突然出現的。他的史學有著淵源和背景，這在今天依然可以做出某種歷史性的追蹤。

司馬遷的史學明顯來源於孔子，但他並不是所謂的儒家。如果是儒家，就應該埋頭于孔子教授的儒學，致力於闡明孔子的教條，而他雖接受了孔子的影響，卻沒有與之合流，而是創立了作為新學問的歷史學。這樣的態度在當時絕不罕見，所謂諸子百家都是不被以往的學問束縛，自立門派而成一家。因此，被視作與儒家對立的一群家學而統稱為諸子，他們自己一定是很不滿意的。但作為實力競爭的結果，只有儒家不斷繁榮，成為學問的主流，與其不符的全都被斥為支流，不分青紅皂白地視為一體。這是時勢所然，由不得抱怨。如果不是儒家而是墨子的學派得勢的話，墨家就會被視為歷代學問的正統，儒家就只是諸子百家之一，只能面臨龜縮一隅的命運了。

因此，司馬遷的史學如果沒有後繼者的話，也不過是儒家的一個支流，如同《呂氏春秋》般名列諸子中的一家而已。但是，後世中史學的必要性不斷增加，其後繼者也絡繹不絕，最終史學的獨立地位得到了承認，甚至能夠和孔子的儒家經學相對抗，司馬遷作為史學祖先的名聲得以確立。

中國在傳統上將所有書籍分為經、史、子、集四類，經是儒家的經書，史是以《史記》為開端的史籍，子是諸子百家之書，集是以文學為主的文集。使經書成為經典的編纂者自然是孔子，史學的創始人是司馬遷，子部和集部是集合名詞，所以沒有創立者。由此可見，從學問上而言，司馬遷可以說擁有著與孔子相比肩的地位。

史學與儒學

在儒家經典中，與史學關係最深的是《書經》和《春秋》。《書經》也稱《尚書》，記錄了古代帝王諸侯下達教諭命令時的話語，也就是一種語錄。《春秋》本來是魯國的年代記，只是筆記程度的簡單記錄，後來經過儒家的解釋，形成了《公羊》《榖梁》《左氏》三傳。三傳從各自的立場給《春秋》的正文賦予深奧的含義並加以解釋，從而使《春秋》成為儒學的教科書。傳是對經書正文的第一次解釋，在後世受到了不亞于正文的崇敬。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書經》和《春秋》都只是單純的記錄，雖然可以稱為史料，但很難說就是歷史。至於對此加以儒家形式解說的尚書學和春秋學，它們相比於弄清歷史事實，更著重於闡發儒家的宗旨，所以是儒學而不是史學。

司馬遷可能一度修習儒學，著述《史記》時自然會將《書經》和《春秋》作為史料。與此同時，承認經書的儒學性解釋並加以記述也是順理成章之事。不僅如此，司馬遷在價值觀上也深受儒學，特別是春秋公羊學思想的影響。

《史記》的體裁

司馬遷的《史記》共計一百三十卷，內容由本紀十二卷，表十卷，書八卷，世家三十卷，列傳七十卷組成。本紀是帝王的記錄，始于以黃帝為首的五帝，下接夏商周三代，經過秦朝而到達當時的漢代，記錄了主權者交替的年代順序，因此是編年體的歷史，可以說沿用了《春秋》的體裁。不過，本紀既然是帝王的記錄，必然會轉載帝王下達的教令話語，也就是《書經》中的內容，這也沒什麼可奇怪的。

本紀之後是表，表將歷史事實盡可能地簡單化，使其能夠一目了然。這是司馬遷的創造，《史記》以前並沒有這樣的體例。接著是書，從《禮書》到《平准書》共計八書，在每個特定的政治話題下整理相關內容，這些內容如果分散記錄在本紀中，就可能切斷其他事件的連續性，造成主題鬆散、前後缺乏邏輯等問題。因此，有必要將這些記事獨立成為一書。八書中有關於經濟統治政策的《平准書》，司馬遷的這一創見值得高度評價。“平准”就是水準的意思，也就是在物價沸騰的時候，將其穩定到一定水準的政策。只不過通常情況下能否達到預期目的就是另一回事了，有時候反而帶來大的弊害，這也正是司馬遷所要警告的。

接下來的世家是作為割據政權的封建諸侯的記錄，記載了從帝王處獲得領地、委任統治當地的世襲大夫們的興衰榮辱。由於中國土地廣大、人口眾多，指掌中央統一政權的帝王與一般民眾之間必然會產生仲介性質的統治機構。由於諸侯都是世襲的，因此稱為“世家”。

世家之後就是列傳，主要是平民的記錄。當下動輒將古代中國放在奴隸制時代的框架下理解，很容易把它想像成一個毫無自由的停滯社會。但《史記》列傳的記述完全顛覆了這種預想，那裡所描繪的中國如同西洋的希臘和羅馬一樣，是古典市民生活的社會。雖然不能否定奴隸的存在，但人民的主體是居住在有城牆環繞的農業都市里的自由市民。他們通常每天早早地走出城門，到城外的自家農田裡勞動，日落時分回到城內休息，閒暇時候聚集在城內被稱為市的交易場所，從中獲得一定的娛樂。這裡的市，正可以和希臘、羅馬的市場（Agora）、廣場（Forum）相媲美。

解說

［日］吉川忠夫

現今收錄於《宮崎市定全集》第五卷中的《解讀〈史記〉》，是先師宮崎市定（1901—1995）於1979年作為“岩波新書（黃版）”的一冊而創作的。這一年宮崎已經七十八周歲，但筆力絲毫沒有減退，講解時條理清晰。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之後十多年中，宮崎依然揮舞著他的大筆。

中國的第一部歷史《史記》由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計一百三十篇組成。“《史記》誕生後，中國幾乎沒有能夠超過它的歷史。……評論《史記》幾乎與評論中國的整個歷史有著同等地位的價值。”如此盛讚《史記》的正是宮崎的先師內藤湖南的《中國史學史》。

對於宮崎來說，《史記》也是駕輕就熟的書物。內藤的《中國史學史》是內藤去世後整理他在京都帝國大學的講義而成，當時宮崎也是筆記提供者之一。不過宮崎將他和《史記》的相遇追溯到京大入學前的松本高中的時候，此後在“正確解讀《史記》就是正確理解中國古代史”這一信念下，開始了和《史記》的深入交往。

以《史記》為直接題材的各篇論考自不待言，宮崎獨創和發明的中國古代史體系，也正是在正確閱讀《史記》的基礎上構建起來的。甚至可以這樣說，正確解讀《史記》才有了中國古代史體系的構築，從這一體系的視角出發重新解讀《史記》，這樣的迴圈在不斷重複。儘管如此，對於宮崎而言的正確閱讀《史記》未必是一字一句的穿鑿和拘泥於一字一句的含義。正如本書《列傳》一章所說，“一字一句的考證，細緻入微的穿鑿，這不是理解《史記》的方法。”相反，我們需要在有頭緒的地方嘗試深度的鑽探。宮崎終究是史學家，他作為懷有六十年經驗的先賢，本書正是要向一般讀者展示說明《史記》的世界。我們甚至能夠感受到，宮崎將《史記》作為談笑的素材而悠然自得。

在本書第一章的《〈史記〉的讀法》中，分裂《史記》文本的正文而在中間夾雜冗長的注釋，這會“阻礙文章原有的節奏而難以閱讀”；但完全去除注釋就無法讀懂《史記》，因此似乎對中華書局版《史記》在每段最後統一插入注釋的方法表示贊成。作者基於《史記》文本體裁的變遷這一極為具體的問題，闡明副標題中提出的問題“我們曾經怎樣讀《史記》”，這完全是宮崎的風格，面貌如在眼前。

第二章《正史之祖》中，我們首先將賦予《史記》作者司馬遷“史學創始者”地位之事放在一邊，而是著眼於這樣一段話：“站在司馬遷的立場上，歷史書寫者必須超越一切存在，這也是理所當然的權利。即便是帝王，在歷史學家面前也只能失去他的光芒，也正因為如此，歷史學家才能完成他們的使命。”“歷史學家可以通過史筆的力量來代行帝王的大權，甚至連帝王都無法免于裁判，因而必須是超越帝王的絕對性的存在。”換言之，歷史學家是裁判歷史的不可侵犯的權威存在。之所以注意這段發言，因為其中指出的情況不僅僅是司馬遷，也是歷史學家中廣為流傳的傳統。

以下各章大致依據《史記》的篇目進行敘述，《史記》本來是依據本紀、表、書、世家、列傳的順序排列的，但宮崎在《本紀》一章之後接著設立《世家》一章，後面安排《年表》，這是基於《史記》的十表與世家關係密切，比起本紀來，閱讀世家時更有必要的看法。司馬遷將不是帝王的項羽和呂後寫入本紀，將不是封建諸侯的孔子和陳涉列入世家。關於這一點，宮崎這樣說道：“在司馬遷看來，無論本紀、世家還是列傳，都是他自己設立的體例，如何運用完全是他的自由。體例的設立應當是為了記述的便利，如果因為體例的存在而受到束縛，無法從心所欲的下筆，這真是世界上最傻的事了。”

宮崎也和司馬遷一樣，依據自己的信念而自由揮毫。在最後的《列傳》一章中，宮崎說“列傳七十卷是《史記》中司馬遷最嘔心瀝血寫成的部分”。這是所有讀《史記》之人眾口一詞的定論，本來無須特別說明。但是，列傳的背景是怎樣的社會？列傳中描繪的又是怎樣的人們？這些才是作者要展現的精髓。在宮崎看來，列傳的背景是都市中自由市民的生活，那裡所描繪的正如副標題所說，是“古代市民社會的人們”。在第二章中已經說到，“世家之後就是列傳，主要是平民的記錄。……那裡所描繪的中國就如同西洋的希臘和羅馬一樣，是古典市民生活的社會。”但他又這樣強調道：“無視都市中自由市民的生態，就無法理解中國古代史。即便上流階層被封建制束縛是無可奈何的命運，但還有無視這一壓力、在都市中自由生活的市民。都市的市民在任何世界中都是將自由作為信條的。”並且，中國古代也是都市國家的時代，自由市民圍繞著相當於希臘羅馬的市場（Agora）、廣場（Forum）的“市”展開他們的生活，這是將“中國史必須作為全體世界史的一環來看待”作為信念的宮崎一直以來的觀點。《史記》的列傳之所以光怪陸離，理由就在於它描繪了以都市國家為基礎的古代市民社會中交錯複雜的人際關係。“封建制本身就容易將人們改造成整齊劃一的類型，司馬遷所描繪的就是處在這樣的體制下，仍然不喪失作為都市國家傳統的自由精神，追求著具有個性的生活方式的各種人物形象。漢代以後，中國社會中的貴族制度和官僚制度日益貫徹，多樣性則逐漸遠去。《史記》的列傳之所以比後世史書精彩得多，人物描寫更加生動，其原因正在於此。”

作者還指出，《論語》中出現的“仁”有時翻譯成“自由”意思最通順，因此在列傳第一的《伯夷列傳》中也引用了《論語》的話，也就是孔子評論伯夷叔齊行為的“求仁得仁，有何怨也”，將它翻譯為“追求自由而得到自由，這是基於信念才做到的，有什麼迷惑的呢？”此外，列傳七十篇中到處可見自由人的傳記。主張“從世俗世界的一切桎梏從解脫出來，站在完全自由的立場上享受真正的人間生活”的老子，號稱“我要以自由的身份去找尋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拒絕擔任楚國宰相的莊子，“不願犧牲自身的自由而從事憋屈至極的宮廷生活”的閔子騫，立志“即便生活貧窮、沒有地位也不向世間諂媚，喜歡有什麼話就直接說出來”的魯仲連等等。

本書的《列傳》一章中，宮崎獨有的觀點俯拾即是。比如認為《伍子胥列傳》、信陵君傳記的《魏公子列傳》、《刺客列傳》中的《荊軻傳》都由起、承、轉、結四段構成就是一例。用漢詩方法的起承轉結來思考歷史的發展，不僅《本紀》一章中提到過“四段辯證法”，宮崎早在《東風西雅》（全集第二十卷）中就收錄了題為《起承轉結》的文章，此外還將其應用於《史記》列傳的解讀，著有《讀〈史記·李斯列傳〉》的論文（全集第五卷）。順帶一提，《伍子胥列傳》中作為“承”的專諸刺殺吳王的場面其實不見於《伍子胥列傳》，而是基於《刺客列傳》寫成的。這樣的情況在無須逐一核對原典，憑藉記憶即可撰文的大家中反而常見，也是無可非議的。

宮崎認為，這些由起承轉結構成的列傳，都是從故事中演變來的，而演繹這些故事的場所正是都市國家的市場。古代的市場不只是用於商業交易的場所，也是市民憩息和有閑階層打發時間的娛樂場所。宮崎稱為“偶語”登場的史料，一般在宮廷和市場中公演，以兩人為一組，通過對話和舞蹈時而表演劇情，時而進行議論。他還說明，《滑稽列傳》中優孟和優旃的故事都是來源於“偶語”。司馬遷“常常將偶語劇作為史料運用到《史記》的敘述中”，這也是宮崎對《史記》的一種讀法。故事和偶語劇是《史記》的重要材料，從中而來的部分在結構和文章上都十分優秀，這一點除《讀〈史記·李斯列傳〉》外，在《肢體語言與文學》（全集第五卷）中有更為詳細且具有說服力的解說。

在中國古代，古代資本主義有過一定的發展，“資本家的財力從都市國家的市民中成長起來，某種意義上具有與政治權力相對抗的性質，可以說是作為自由主義的旗手而出現的。”基於這一立場，宮崎關於《貨殖列傳》的創見也令人矚目。在作為基礎的《史記貨殖傳物價考證》（全集第五卷）中，宮崎充滿自信地說道“下麵請欣賞魔法般的技藝”。事實正是這樣，“牛蹄角千”的解謎就是他最得意的作品吧。《貨殖列傳》後是同樣有關經濟的《平准書》，這是自由的筆法使然吧。本書中雖沒有特別設立關於《史記》八書的章節，但在《列傳》一章中出於便利講述了《平准書》，也曾反復提及《天官書》和《封禪書》。

閱讀本書的作者一定會注意到，“這是我的個人意見”“這裡如果允許我闡述個人意見的話”，這樣的話語如同旋律般不斷出現。以這樣話語開頭的段落，通常會披露宮崎獨有的奇特而大膽的想法。“周滅商的武王傳說和放棄陝西、都城東遷的平王傳說，其實是將同一歷史事件分割成兩次的結果，於是才形成了今天所說的西周的歷史。”“周王室東遷雖然是歷史事實……平王遷都洛邑應當和武王伐紂一樣，視為周民族向東入侵、建立殖民地時所形成的眾多傳說之一。”這就是所謂的“西周抹殺論”，此外還有認為學界稱為殷墟的地方其實不是殷商都城的都市遺址，真正的殷墟在別處的推論；恪守周公定立的封建五等爵制度的黃金時代不過是癡人說夢，等等。

本書中時常夾雜著對司馬遷的簡評，有時還帶有調侃。“司馬遷是優秀的歷史學家，但他記述國家時比起政治更喜愛戰爭，記述人物時比起事業更喜愛軼事。”“司馬遷或許因為自己也是太史，對這樣不可思議的故事情有獨鍾。”“司馬遷是一個喜歡拒絕的人。”其中最精闢的恐怕要數這句話：“司馬遷其實是一個看到文字記載之後就很容易上當的學者。”於是宮崎說道：“我既然嘲笑一看到文字就馬上相信的司馬遷的態度，自然對於司馬遷所寫的內容也不能囫圇吞棗地全盤接受。”對於《史記》完好地保存了史料這一“純粹的史學基本工作的業績”，宮崎是充滿無限感激之情的，但對於史實的可信性也屢屢投去懷疑的目光，這樣的內容在書中隨處可見。

此外，宮崎雖然常常調侃地評價司馬遷，但在作為自由人的立場上卻鄭重地夾著一枚影本作為我感謝信的答覆。那是昭和五十四年，也就是《解讀〈史記〉》刊行當年的五月十九日《信濃日報》刊載的先師文章的影本。影本上寫著如下的問候：

拜復。承蒙賜讀拙作，感激不盡。寫作中還有一部分內容無法納入新書，正好故鄉《信濃日報》約稿，上面展示的就是寄過去的短文。其實，那裡隱藏著解讀《史記》奧秘的終極鑰匙，我深感不讀此文就無法迫近真相。或許有人會笑道：什麼啊，這不是西默農《布下梅古雷陷阱》的翻版嗎？如果是那樣也無妨。

昭和五十四年六月二日

宮崎市定敬上

先師寄給《信濃日報》的文章題為《〈史記〉中的女性》（全集地二十四卷），此次附載於本書之中。

1996年2月

（感謝曹楊女史提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