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勁《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知識階層》出版（附：作者/代序）

書名: 中國古代的知識階層

定價: 108.00元

出版社: 蘭州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17年10月

作者: 樓勁

開本: 16開

書名: 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知識階層

ISBN編號: 9787311052485

跟隨聶校長研究中國歷史上的知識份子

（代序）

1996年夏，我在蘭州大學歷史系任教的第十年，有兩位一直關心我的老師張代經先生（時任蘭大紀委書記）、劉光華先生先後找我，說咱們蘭大原校長、中宣部的聶大江副部長要在歷史系找一位老師，協助他研究中國歷史上的知識份子，他倆認為我可能合適這一工作。經再三考慮，我應允了此事。約一個多月後，聶校長來蘭州公幹，專門抽空召見了我。這次召見，自是他老人家對我的面試，當時我就知識份子史所談內容大概應屬乏善可陳，但想來張、劉二先生的推薦十分有力，考察基本上算是通過了。從此揭開了我跟隨聶校長從事這部《中國古代知識階層》寫作的經歷。

聶校長對知識份子史的關注由來已久。他曾談到自己長期在教育和文化口工作，點點滴滴的業餘空暇中，如果有一樣持續不斷的興趣愛好，那就是知識份子史的研習，一直都在注意收集資料，考慮相關問題。知識份子是歷史上的一個大問題，新中國在知識份子問題的認識上有一個過程，中央高層曾屢次加以討論。他舉例說，吳冷西同志曾抱著一大摞書，去向毛主席彙報關於知識份子的各種觀點，以供瞭解參考；胡喬木同志幾近無書不讀，也曾感慨這方面還有不少問題很難定論。而越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就越是感覺到知識份子問題的重要和複雜，亟有必要深入認識，其中，對知識份子史的研究不足，則是一個明顯的短板。可以說，聶校長心中是把本書寫作視為他退休後要了的一個心願，看成他此生的最後一項工作的。因此，從全書內容體例之推敲、到寫作大綱之修訂，作者之選擇邀請，各捲進度之督促等等，他皆親為籌度擘畫，更獨自承擔並完成了先秦卷的撰寫，直至暮年坐起艱危，仍兀自執筆案前，改稿不輟。凡此嘔心瀝血諸端，皆我親眼目睹，可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至今追憶，猶如昨日。

關於本書主旨，在聶校長親手寫定的課題規劃上有清晰的表述：“在中國歷史上，知識份子作為一個特殊的階層群體，始終都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學術界至今還沒有一部專門以中國歷史上的知識份子為對象，以研究他們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社會中的具體構成、生存狀態，他們與當時統治集團的關係，及其社會地位、作用等為主要內容的通史著作。長期以來，我國的相關研究對“知識份子”概念理解過窄，經常將之與“士人”等同起來，而把更大數量的技術、藝術者及文吏、教師等知識群體排除在外。一些通論性的著作，多從某個特定模式出發，以事實遷就和推演有關概念，而不是從事實出發，揭示社會現象間全面真實的聯繫。表現為：只圍繞知識份子在政治、思想、文化領域的活動做文章，而忽視他們在更廣泛的社會領域所做的貢獻；只集中於某些上層人物，而忽視數量龐大類型多端的中下層人士；只著眼於其入仕登進、宦海沉浮以及隱逸、耕讀之況，而忽視社會發展為知識份子提供的諸多職業出路；只重視其社會守護或批判功能，而忽視其最為基本的知識創造、傳播、服務活動及基此發揮的各種社會作用；如此等等。目前我們之所以仍在知識份子群體歷史的許多基本面上缺乏認識和瞭解，便與諸如此類的局限有關。因而本課題的任務，就是要較為系統地整理中國歷史上知識份子存在和發展的史實，由此入手來克服前人的局限，爭取寫出一部比較完整的中國知識份子通史，把研究切實向前推進一步。”

二十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中國大陸興起的知識份子史研究，除現實的觸動外，在觀點上曾深受部分海外學者的影響。當時所流行的“知識份子”定義，具體說法雖不盡一致，大略仍從“近代的自由知識份子”出發，借用了卡爾·曼海姆等早期知識社會學代表人物將之看作特定信念的承擔者、貫徹者的觀點。但問題在於，無論是“社會的良心”，“基本價值的維護者”，還是超越個人的公共關懷或具有某種人文擔當，其實都可歸為一種精神或思想現象。若僅據此來作界定，所謂“知識份子”，顯然就不是一種可以據客觀條件來定其範圍，並且穩定地存在於各歷史時期的社會群體或階層，對此的研究也就不能不主要是一種“精神現象學”，一種特殊的思想史。

這類研究固然也有一定的意義和價值，卻大大收窄了“知識份子”作為特定社會階層或群體的應有內涵，直接導致了循此研究的種種缺陷，使其所獲認識與歷史上知識份子的實際狀態並不相稱。事實上，歐美學界在以“知識”和“思想”兩大要素來標識“知識份子”時，一直存在著不少糾葛，當代的知識社會學則多側重於從“知識”（knowledge）的一面來詮釋知識群體或階層，甚至有鑒於“intellectual”（英語“知識份子”的一般表述）、“intelligentsia”（俄語“知識份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的英譯，《不列顛百科全書》用此）及“intellectual stratum”（知識份子階層）過多染上了特定意識形態的氣息，不太再就此展開討論，而是更多地在“man of knowledge”（知識者）、“knowledge worker”（知識工作者）、“knowledge stratum”（知識階層）名下，對各種職業化的知識活動主體展開多重研究。無論相關糾葛和趨勢的背景、緣由如何，其中無疑都貫注了對以往“知識份子”概念的反思。在我的印象中，聶校長幾乎沒有正面談論過“知識份子”的定義，但在課題組成員為之爭執時，也曾點明過自己的結論：特定信念或觀念形態雖很重要，卻須進一步探究思想現象背後的社會存在，關注人們在一定歷史條件下表現出來的社會群體屬性，才能確立“知識份子群體”或“知識階層”的客觀內涵，使之成為一種分際確切的階層群體研究，也才能真正明確知識份子史的研究物件，更好地瞭解其特有的思想觀念。因此，面對“知識份子”定義的眾多說法，聶校長堅持認為，以“具有較高的文化知識水準”來界定知識份子，對現階段研究來說已是一個合適的出發點。他的這個看法顯屬思慮已久，經過反復推敲，同時也從善若流地作過調整。如在討論是否要以“腦力勞力者”來界定“知識份子”時，有課題組成員認為，截然區分腦力和體力勞動的思路過於絕對，事實上兩者多交匯于知識份子一身，大量學者的知識活動，特別是技術、藝術性較強的工作更是如此，應表述為“具有較高文化知識水準的社會成員”，他欣然接受了這個意見。

這樣來確定知識份子史的物件、範圍，當可涵蓋以守護社會價值、表達人文關懷自任的少數知識精英，又包括了在這方面表現不夠明顯甚或相當平淡，而是一般地以知識創造、傳播和服務活動為其生計並貢獻於社會的絕大多數知識者，同時也解釋了在總體上基於“較高文化知識水準”而發生的各種思想現象，因而其足可相容有關“知識份子”的各家說法。本書正是由此出發來討論中國歷史上的知識份子的，就我個人體會而言，這個出發點對本書寫作來說，確實有著重大的意義和根本的影響。

一是在定義莫衷一是，知識份子史研究多少有些徘徊不前之際，由此出發可以較為全面、系統地整理有關知識者的各種資料，而不致於從一開始就因概念之爭，把大量有價值的問題和線索排除在外。歸根到底，要解決研究過程存在的問題，克服各種可能的局限，還是要基於事實，清理事實，實事求是地梳理各時期知識份子的諸多表現。這才有助於弄清其具體的構成類型和分層，補足那些以往關注不夠的方面，特別是為揭示這個複雜階層群體的生存狀態奠定基本的資料序列，從而切實推進研究向前發展。在此過程中，當然亦可繼續深化認識，審視、修正和完善關於“知識份子”的概念和研究方

二是在任何時期和社會，“具有較高的文化知識水準”都有一定的客觀標準，需要一定的客觀條件，知識份子即有其他特點，卻首先是以此有別于其他社會成員的，因而是社會上的一個客觀存在、分際清晰的特定階層群體。這不僅解決了以往知識份子研究偏于精神現象，難以界定其群體範圍的問題；也避免了以近現代“自由知識份子”這根特殊的尺子來丈量不同時期、不同社會知識份子狀態的鑿枘不合；更可把知識份子史的重心，真正轉到對特定階層群體的研究上來，從而更為切實地研究其形成、發展的過程，揭示其生存狀態和思想傾向等各個方面的演變。

三是明確了這樣一個出發點，也就突出了從知識的角度來研究知識份子群體的必要性。知識份子的基本特點和作用、地位，顯然都須以知識存在的歷史形態及其發展過程來說明，這正是介於社會基礎和知識份子狀態之間的一個認識紐結。要之，正是在一定社會條件下形成的知識體系，包括高、低端公共知識和專門技術、藝術等各種知識的特定結構關係及其各自賦有的社會屬性，構成了說明知識份子群體狀態的一個關鍵，無論是知識份子的具體構成和生存狀態，還是其知識活動和由此而來的社會作用和地位，實際上都與知識體系的這種結構態勢內在相關。而以往的知識份子研究，或直接基於社會狀態來討論某些思想現象和精神傳統，前已強調其實質上並不是一種階層群體的研究；或一般地以經濟基礎、階級關係來說明其依附屬性，但兼跨了各階級又不同於其他階層的知識份子卻自有其特點和發展的脈絡。其局限都是拋開了知識體系來討論知識份子，這是其在知識份子問題上的說服力都顯得有限的一個要因，因而是今人研究亟待補上的一課。

四是“知識份子”的內涵被如此擴大後，研究的困難也就隨之擴大了。在由此出發需要展開研究的眾多問題上，現有知識份子史研究成果可資參考的不多，有關知識體系和知識份子生存狀態的研究，更是以往討論的薄弱環節，即便在教育史、學校史等成果相對較富的領域，也還都留有不少空白。這就使得整個課題從資料的收集到相關現象、事態的梳理，幾乎都需要重起爐灶加以清理和籌畫，工作量之大自然遠遠超出了預料，課題計畫不能不一再變動增改。為之，課題組成員也曾試圖在“具有較高知識文化水準”的前提下，通過增加限定詞來約束研究範圍，如以前面所說的“腦力勞動者”，或以“知識創造、傳播和服務活動者”，來取代內容寬泛的“社會成員”一詞，但都能未達成一致意見，這對本書寫作的影響同樣是根本性的。不過在我看來，確定這樣一個出發點所帶來的工作量和困難雖多，卻總還有望通過持續不斷的努力來逐漸接近準確的認識，即便是留下若干錯誤、教訓，亦足啟迪來者，有益學界。比之於一開始就收縮戰線，丟三拉四，甚至南轅北轍，愈趨而愈遠的出發點，這應當也可說是現階段的一種取法乎上的考量吧。

以上這些，基本上就決定了本書內容、體例和方法上的特點。需要在此說明的是，課題的準備工作，是在聶校長從中宣部任上轉至全國人大常委會教科文衛委員會任副主任後啟動的，到1998年底，經他聯繫，調我至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從此得以與任教於中國傳媒大學，一直都在協助聶校長從事相關研究，制訂課題規劃的李宏學長一樣，隨時前往萬壽路聶家求教請益，做一些查找、核對資料和修撰課題寫作大綱的工作。到2004年，因課題經費得到落實，才確定了課題組其他成員，正式開始了本書的寫作。

在聶校長最初設想的工作計畫中，整個課題主體部分的研究，應該從原始末期通到近現代，也就是從中國歷史上知識份子群體最初的萌芽和形成，歷經秦漢至明清的發展演變，直到傳統的知識份子是如何向現代知識份子過渡轉型的。故本書原定的先秦卷和近代卷，著重要解決中國古代知識份子的源與流，其研究和寫作當圍繞這個群體形成和流變的一些關鍵問題來展開。在這兩端之間各時期知識份子群體的狀態，則分為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和明清四卷來依次討論和闡述，由於這些時期知識份子群體的形態相對明確，其各個方面先後演化的銜接性較為明顯，因而原則上都要求包括“群體構成”，“養成體制”、“職業出路”、“收入生計”、“階層地位”五個主要部分，至於具體章節的安排，則由各卷據本時期的實際狀況隨宜調節。除這樣一套中國歷史上知識份子的多卷本通史外，為更切實際、更為深入地考察和展示某些知識群體的狀態，聶校長又設想對教師、文吏、醫師、方術士、工匠、伎樂者及女性和少數民族知識份子展開專題研究，以與通史相輔相成，更為系統、全面地刻畫中國古代知識份子的總體面貌，並且先期安排了“中國歷史上的醫師”和“中國歷史上的女性知識份子”兩部著作的撰寫。

這個計畫無疑是宏大的，是便於並足以對中國歷史上的知識份子群體作全面、系統研究的，但其顯然需要各卷作者有較為扎實的斷代史功底，有深入研究各時期知識體系和知識群體狀況的必要素質和充分準備，同時也對課題展開的組織、協調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課題的實際推進和各卷寫作過程，也正是在這些方面遇到了一系列問題。即就各卷作者的情況而言，除一開始所定先秦卷由聶校長自任，魏晉至隋唐卷由我擔任外，聶校長原定由蘭大劉光華先生負責秦漢卷，李蔚先生負責宋元卷，王勁先生負責近代卷，高偉先生負責醫師卷，由西北師大的田澍先生負責明清卷，由中國傳媒大學的李宏先生負責女性卷。但在具體落實之時，李蔚先生因身體多病難任寫作，改由中央黨校文史部的張軍先生負責宋元卷；繼而劉光華先生因年高體衰，改由蘭大雷紫翰先生負責秦漢卷；王勁先生則因常年出國在外，改由西北師大的鄭鋒先生負責近代卷。這些調整均經歷次課題組會議確認，並由新定作者彙報工作計畫，共同討論相關問題，各卷寫作預計在2014年全部完成。在後來的實施過程中，各卷研究和寫作的艱巨性不斷凸顯，作者們都不同程度地面臨著研究上的短板需要努力補足，資料的收集整理和具體撰寫進度很不順利，又陸續遇到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困難。自2010年以來，高偉先生因眼疾嚴重，自訴幾近失明，已無法完成醫師卷的寫作；繼而李宏先生不幸因病去世，女性卷寫作亦告中輟；分別負責秦漢卷和近代卷的雷紫翰、鄭鋒先生，則因種種變故，現仍不知能否完成任務。眾所周知，作者是完成課題的第一條件和保障，上述這些情況，當可說明本書寫作何以曠日持久而形成現在這個模樣的基本背景。回想這個不得已而陸續收縮課題目標任務的艱難過程，由於當時聶校長所患帕金森等病已甚嚴重，每次跌跤骨折後身體狀況即明顯下降一大截，以致有蘭大學生隔年前來探望，見其衰老之態而痛哭失聲，因而課題的組織、協調工作，至此已均由我承擔，上面所述問題的出現，以致課題研究和本書寫作拖遝至今而留下不少缺憾，我實不能辭處理失當、督責不力、協調無方之大咎。每思及此，即深為自己有負聶校長重托而慚愧無地。

2014年5月12日，聶校長在北京病逝，除他的家人外，我是唯一在場的蘭大學生。目睹遺容，悲慟之餘，不禁想起96年聶校長來蘭州時，與我談論知識份子史研究時的情景，當年他尚步履生風而顏若壯歲；04年以來我曾數次陪他前往蘭州佈置課題有關事宜，他體力尚好，有空時常步行到蘭大家屬區探訪當年的同事和老師，言談間提到其左眼近盲而右眼僅餘0.2的視力，而每日所好仍在於讀書；最後5年他已諸病纏身，卻還在案頭孜孜矻矻地修改他的先秦卷稿子。這二十多年中，聶校長從身輕體健逐漸衰朽老弱的過程，是與課題的展開和本書寫作相伴隨的，是與他點點滴滴的心血傾注于知識份子史的研究相伴隨的。直至他辭世前一周，我去友誼醫院病房探望時，他還執意下床，勉力坐於輪椅，鄭重握著我手，託付了課題的各項工作，囑我代他校讀先秦卷清樣，抓緊催督完成其他各卷的寫作，並讓我代向一直以來支持課題工作的蘭大領導、蘭大出版社尤其是具體負責本書編輯的施援平先生致以謝意。他老人家對於本書寫作，對於課題和整個知識份子史研究的關心和努力，可以說一直堅持到了他生命的最後一刻。

值此《中國古代的知識階層》出版之際，謹書此代為本書序言，以紀念敬愛的聶校長。

樓勁於2017年5月

附記：本信息轉載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公眾號，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