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書局傅璇琮（1933-2016.1.23）先生逝世，哀悼！（附傅璇琮先生訪談錄·上）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卓越的出版家，著名學者，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第八、九、十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華書局原總編輯傅璇琮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16年1月23日15時1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

傅璇琮同志1933年11月出生於浙江寧波，1951年考入清華大學中文系，1952年10月轉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年畢業，留校任助教。1958年2月被錯劃為“右派”（1978年12月改正），同年3月至商務印書館任編輯，7月調入中華書局工作，先後任編輯、編輯室主任、副總編輯、總編輯。1983年被評為編審。1991年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08年受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傅璇琮同志曾擔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兼秘書長，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中國韻文學會副會長，清華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安徽師範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西南大學重慶國學院名譽院長，蘇州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名譽所長，中國樂府學會顧問，中國宋代文學學會顧問，中國出版集團出版工作顧問，《文史》、《文學遺產》、《文獻》、《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等顧問。

傅璇琮同志一生致力於古籍整理出版事業，參與制訂《中國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規劃和“八五”計畫》、《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點規劃》，在古代文史研究領域著述精深宏富，扶持和培養了一大批古代文史研究的中青年學者，在海內外學術界、出版界享有崇高的聲譽。

傅璇琮同志主要著作有《唐代詩人叢考》、《唐代科舉與文學》、《李德裕年譜》、《唐翰林學士傳論》、《唐詩論學叢稿》、《書林清話》、《濡沫集》、《河岳英靈集研究》（合著）等，主要古籍整理作品有《楊萬里范成大資料彙編》、《黃庭堅和江西詩派資料彙編》、《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合著）、《李德裕文集校箋》（合著）、《唐人選唐詩新編》（合著）等。曾參加點校本“二十四史”的編輯工作，曾參與主編《中國古籍總目》、《續修四庫全書》、《全宋詩》、《全宋筆記》、《全唐五代詩》、《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唐才子傳校箋》、《宋才子傳校箋》、《宋登科記考》、《寧波通史》等古籍整理圖書和學術著作。

傅璇琮同志遺體告別儀式定於2016年1月27日（星期三）10時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梅廳舉行。

    傅璇琮同志千古！

中華書局

傅璇琮同志治喪辦公室

2016年1月23日

傅璇琮同志治喪辦公室聯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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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箱：[e-mail]

“精思劬學，能發千古之覆”

——傅璇琮先生訪談錄（上）

傅璇琮/曾廣開

一、年少才俊，負笈京華苦追尋

曾廣開：傅先生，您好！我受《中國文化研究》編輯部的委託，就有關學術問題向您請教。據我所知，您是新中國成立後在高等院校接受教育，繼而走上學術研究道路的，您在青少年時期，是否就有獻身學術研究的志向呢？

傅璇琮：說起來話長，從我1951年離開家鄉寧波來北京求學，轉眼已經57年了。我出生在浙江省寧波市。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寧波因為是“五口通商”的城市之一，與海外的交往日益增多，是舊中國最早接受西方文化的地方之一。我父親年輕時曾在當地教會學校接受過一些基礎教育，為養家糊口，後來到南京一家營造公司做小職員。依靠父親微薄的收入，母親帶著我和三個妹妹，勉強可以度日。

抗日戰爭勝利後，寧波中學才得以從浙江東陽遷回寧波。由於剛經過戰爭，校舍破爛不堪，經費嚴重不足。學校於1946年春季開始恢復招生，我恰好前一年小學畢業，就報考了寧波中學。當時寧波中學是浙江省立中學，具有非常好的教育傳統，加上公立學校費用較低，吸引了寧波與周邊幾縣的考生，競爭相當激烈。我有幸考進寧波中學，對我今後的發展至關重要。我的國文老師呂漠野（1912-1999）很有才華，會寫新詩，課也教得好；還有校長錢念文（1918-2004）先生，講授近代歷史課，他思想開明，視野廣闊，學生深受啟發。特別是呂漠野先生常常根據夏丐尊（1886-1946）、葉聖陶（1894-1988）等主編的《開明少年》雜誌的徵文活動來安排作文訓練，使我的作文提高很快，好幾次參加徵文投稿，都被採用，發表在《開明少年》上。那時刊物稀少，作為一個初中一、二年級的學生，能夠公開發表文章，自然非常興奮，愈來愈增強了對文學的興趣。

曾廣開：您少年時期才思敏捷，天分極高。我讀過您在中學階段寫的文章，覺得比現在很多高考文科狀元要好得多。如果您從事文學創作，一定會成為優秀的作家，可您後來卻專注於學術研究。您早年在寧波中學的學習經歷，對這一選擇有什麼影響嗎？

傅璇琮：我那時性格內向，喜歡讀書，喜歡歷史、國文，受當時風氣影響，喜歡讀翻譯小說，特別是高爾基（МаксимГорький，1868-1936）的短篇小說，自己有時也學著寫些小說。當時的開明書店有個規定，就是學生的稿件採用後，不用現金付稿酬，而是寄贈開明書店的購書券。我當時攢了些購書券，去書店購書。看到復旦大學朱東潤（1896-1988）先生寫的《張居正大傳》，一下子被吸引住了，我立即買下這本400多頁的書，一口氣讀了一遍。儘管我當時未必能夠完全理解這部書的內容，但書中優美的敘述、精彩的對話，特別是張居正（1525-1582）那“一個受時代陶鎔而同時又想陶鎔時代底人物”的形象，使我深深感動，從此我又對史傳文學產生了興趣，一發現朱東潤先生所做的人物傳記，就千方百計找來閱讀。這對日後從事學術研究也許是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尤其是對我上大學時選擇報考中文專業有著直接的影響。

曾廣開：我現在重讀您二十多歲時所做的文章，仍深為您深厚的學術功底所折服。您在清華、北大讀書期間接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尤其是傳統國學研究的學術訓練，這對您後來的研究工作一定有很大幫助。您的經歷和體會，對我們這些後學應該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請您談談這方面的情況好嗎？

傅璇琮：我是1951年9月考入清華大學中文系的。眾所周知，民國以來，清華研究院相繼有梁啟超（1873-1929）、王國維（1877-1927）、陳寅恪（1890-1969）等大師執教，開創了現代學術研究的新風氣。當時的清華，是每一個學子嚮往的地方。我在清華中文系讀了一年，由詩人陳夢家（1911-1966）先生教語言文字概論，李廣田（1906-1968）先生教文藝學引論，王瑤（1914-1989）先生教國文，幾位先生的風采至今還時常在腦海中浮現。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大調整，清華變成單一的工科大學，北大為文理科綜合大學。這樣一來，我在大學二年級時又轉到北大學習。當時的北大中文系，彙集了國內眾多一流的學者，成為學術研究的中心。如從清華來的吳組緗（1908-1994）、浦江清（1904-1957）、王瑤、馮鍾芸（1919-2005）、郭良夫（1916-2010）等先生，從燕京大學來的高名凱（1911-1965）、林庚（1910-2006）、林燾（1921-2006）等先生，從中山大學來的王力（1900-1986）、岑麒祥（1903-1989）、袁家驊（1903-1980）等先生，加上原來北大的楊晦（1899-1983）、魏建功（1901-1980）、游國恩（1899-1978）、周祖謨（1914-1995）等先生，一時間名家薈萃，幾乎每一門基礎課都由國內頂尖的學者執教。特別是中國文學史，由游國恩先生講授先秦兩漢文學，林庚先生講授魏晉南北朝隋唐文學，浦江清先生講授宋金元明清文學，王瑤先生講授“五四”至1949年的現代文學。與現在的本科教學相比，那時的課程比較少，但“中國文學史”分量很重，每週六節課，整整上四年。那時的高年級學生，常常在老師的帶領下從事一些學術課題的研究，尤其是參加一些有關文獻資料的整理工作，耳濡目染地受到大師們學術的沾溉，開始進行科研的訓練，打下了堅實的學術研究的基礎。

曾廣開：傅先生，您後來在北大留校做助教，主要是協助浦江清先生從事宋元明清文學史的教學輔導工作，雖說您跟隨浦先生僅有兩年多的時間，但您對古典文學的認識，以及您的治學方法，尤其是您後來對文學史的看法，似乎都受到浦先生和其他幾位前輩學者的影響，您能談談這方面的感受嗎？

傅璇琮：清華、北大有著良好的學術氛圍，有許多卓有成就的國學大家。而且大多沒有門戶之見，希望學生能夠兼收並蓄，取眾家之所長。但由於每個人經歷、知識結構、性情、趣味、志向不同，會對某一位大師情有獨鍾，在學術研究中更多地接受其影響。比較而言，我在治學上偏重文史互證的路子，一直強調從整體出發來進行研究，從遠祧陳寅恪、聞一多（1899-1946）的學術傳統的角度來看，我更多地接受了浦先生影響。但由於浦先生性格灑脫，頗有魏晉之際的名士風範，我卻比較內向，沉默寡語，與浦先生的不拘小節、任性自然有所不同，很難亦步亦趨地規模浦先生行事的風格。記得我剛留校時，去請教浦先生：“當年您在清華給陳寅恪先生當助教時是如何向他學習的？”不料浦先生說：“陳先生學問太高，我們不敢學，那時還是我們一些年輕助教一起談學問，其實也就是談談最近讀了什麼書，這部書寫得怎麼樣，看過了就互相議論，沒有看過就回頭趕快找來補上。”這番話我當時印象深刻，覺得應該完全照著做，於是就和教研室的幾個年輕助教、研究生經常在一起探討學問。如今回想起來，自己沒有完全理解浦先生的話中深意，如果自己勤奮努力，向老師請教真正的學術問題，老師怎麼會吝於賜教呢？當然，我那時也認識到自己的性格特點，除了努力向浦先生學習外，儘量吸收幾位授業師長的長處。

游先生是楚辭研究的權威，他二十幾歲時做的《楚辭概論》，就被魯迅（1881-1936）先生《漢文學史綱要》一書列入參考書目中。無論是他的楚辭研究，還是他對漢魏六朝樂府、白居易（772-846）和清代戲曲家洪昇（1645-1704）的研究，都具有實證的嚴謹之風。他的《離騷纂義》、《天問纂義》所體現的對研究資料的廣搜博采，以及通過探幽發微的考證彰顯出透闢的見解，這一直是我努力達到的一種學術境界。林庚先生具有深厚的家學淵源，又是名著一時的詩人，他的學術研究既有頗見功力的文史考辯，又有充滿詩人氣質的情感的自然流露，尤其善於從宏觀的角度考察一代詩風。林先生在唐詩研究方面提出的最著名的論點是“盛唐氣象”。他的楚辭研究也頗有心得。我一直主張從歷史文化的層面來研究文學，強調從整體出發進行“群體”研究，特別是我認為學術論文的寫作不僅僅是一個旁觀者平靜的描述，而是要體現作者內在的情感與強烈的人文關懷，這樣才能達到陳寅恪先生提倡的對研究對象的“瞭解之同情”。所有這些，都可以說我自覺地接受了林庚先生的影響。浦江清先生是吳宓（1894-1978）先生的弟子，畢業於東南大學西洋文學系，同時精通國學與哲學，曾在清華研究院擔任陳寅恪先生的助教。他受王國維、陳寅恪等大師的影響，致力於文史考證，主張在一般學者忽略之處深入鑽研，發前人所未發。如《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問題》、《八仙考》、《花蕊夫人宮詞考證》等，多有創見。其後又受聞一多、朱自清（1898-1948）先生的影響，主張精讀原著，結合前人的成就，融會貫通。王瑤先生是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奠基人之一，在古典文學領域也是成績卓著。從他的《中古文學史論集》、《陶淵明集》和有關魏晉文學的論述中，不僅可以看到他深厚的文獻功底，而且可以感受到他視野的廣闊，注重歷史文化與文學互動聯繫，這也是聞一多、朱自清等先生有意倡導的新的研究思想的體現。

從1951年秋季進入清華學習，到1958年春季離開北大，這七年半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懷念的日子。如果沒有前輩學者的教導，很難想像我會走上學術研究的道路。

二、采銅於山，千辛萬苦唯自知

曾廣開：傅先生，您從大學讀書期間，就受到政治運動的衝擊。1958年初，您被迫離開北京大學，來到商務印書館，隨即轉入中華書局，從事編輯工作。請問您是如何轉型的？

傅璇琮：1955年上半年，文藝界開始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據說上海新文藝出版社是一個重要據點。因為我有本譯著《蘇聯文學史教學提綱》想在那裡出，曾與上海新文藝出版社聯繫過，於是就莫名其妙地受到牽連。北大黨委立刻派人找我進行嚴肅的談話，并對我進行了嚴格的政治審查。大概最後發現我僅僅是個普通學生，與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成員沒有任何往來，就不了了之。

1957年，在所謂“反右”運動開始前，北大的幾個青年教師籌畫創辦一個《當代英雄》的刊物，主持人是樂黛雲（1931-），她當時雖然只有26歲，但由於她是中文系教師黨支部書記，又是北大副校長湯用彤（1893-1964）的兒媳，著名學者湯一介（1927-2014）的夫人，所以頗有號召力。加上參加者多是中文系的青年教師和研究生，如裴斐（1933-1997）、褚斌傑（1933-2006）、金開誠（1932-2008）、沈玉成（1932-1995）、施于力和譚令仰等，大家平時在一起談論學問，關係融洽，我自然樂於參加。哪裡知道，“反右”運動一開始，許多平時喜歡提意見的人就在劫難逃。我平時不愛講話，是典型的書呆子，從沒有得罪過人，按當時的政策，頂多也就是“白專”典型，有點“右傾”。可能是學校要完成上面定的“右派”指標，就四處搜尋可以定為“右派”的目標。所以，儘管我們的刊物還沒有出版，由於籌辦“同人刊物”犯了大忌，一個現成的“反革命小集團”很快浮出水面，於是在1958年元月，8個人同時被帶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曾廣開：這次運動，波及面很大，那麼多的知識份子遭受迫害，國家因此傷了元氣。當時絕大多數“右派”分子被關押或遣返原籍監督勞動改造，象您這樣僅僅是被逐出北大，還安排工作，大概就是為了體現“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政策吧。

傅璇琮：我屬於那種外表溫和、骨子裡倔強的人，由於平時言語不多，不喜歡隨便議論時政，批評他人，因而才得以從輕發落，被安排到商務印書館，這也是不幸中的萬幸。

1958年2月，我離開北大來到商務印書館古籍編輯室，吳澤炎（1913-1995）先生當時是編輯室主任，讓我根據由雲龍（1877-1961）舊編重新編輯清代學者李慈銘（1830-1894）的《越縵堂日記》。我當時年僅26歲，被帶上“右派”帽子，政治上再沒有任何前途，因而情緒失落、憂鬱是難免的。吳澤炎先生讓我整理《越縵堂日記》，本意是讓我收收心，不要一直沉陷在痛苦失望之中。我開始也是借古籍的閱讀整理排遣憂愁，漸漸地沉迷其中，忘卻了自己的“罪人”身份。我記得當時住在集體宿舍，一下班有家的人都走了，我就搬出一張藤椅，坐在廊下，面對滿院的牡丹花、月季花，手執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線裝本《越縵堂日記》，一面流覽李慈銘在京中的行蹤，一面細覽其所讀的包括經史子集各類雜書，並在關鍵處夾入字條，預備第二天上班時抄錄。真有陶淵明“時還讀我書”的韻味。

曾廣開：政治上的不幸，讓您較早成熟起來，把獻身學術作為實現人生價值的途徑。您此時遭受的磨難，以及後來在“十年動亂”中遭受重重打擊，都沒有把您壓垮，反而更堅定了您獻身學術的志向。不由讓人想起韓愈（768-824）在《柳子厚墓誌銘》中的感歎：“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辯之者。”

傅璇琮：我在商務印書館工作了半年，隨即調入中華書局古代史編輯部工作，一邊從事歷史文獻的校勘整理，一邊進行古代文學的研究。

曾廣開：進入中華書局工作後，您的學術研究有了長足的進展。從您早期的學術實踐來看，偏重於文獻整理和文史考據，這是您為避開現實政治的影響有意為之，還是因編輯工作影響所致？

傅璇琮：兩方面的因素都有。我在北大讀書、工作時，學習過一些新的文藝理論，我還翻譯過前蘇聯的《蘇聯文學史教學提綱》，也關注一些學者運用階級鬥爭學說來研究古代文學的現狀。但由於當時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特別是文藝界歷來是運動的重點，“民無所措手足”，只能離得遠一些。我一直仰慕陳寅恪、岑仲勉（1886-1961）、聞一多這些對中國文化做出巨大貢獻的大師，自然不會跟著潮流走，簡單地去給一些古代的作家、作品貼上現實主義的或反現實主義的標籤，而是比較自覺地選擇走實證的路子來做學問。另外，我在中華書局主要是編輯古代文史類的典籍，在古籍的校勘、整理方面，傳統的考據是其他方法無法替代的，仍舊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儘管我已經意識到傳統的浙東學派實學的方法必須有所突破，但浙派實學的基本精神還是應該繼承發揚。

曾廣開：1964年，您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楊萬里范成大卷》出版，同時還完成了《黃庭堅與江西詩派卷》，您能談談當時的構想和選題的原委嗎？

傅璇琮：1959年，中華書局古典文學編輯室相繼接到兩部書稿，一是陳友琴（1902-1996）先生的《白居易詩評述彙編》，一是孔凡禮（1923-2010）、齊治平先生的《陸遊評述資料彙編》，當時的編輯室主任徐調孚（1901-1982）先生讓我負責這兩部書的編輯。我因此受到啟發，覺得應該編一套《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的叢書，每一種書，凡作家生平事蹟的記述，作品的評論，作品本事的考證，版本流傳的著錄，文字、典故的詮釋，包括各種不同甚至互有爭議的意見，都盡可能加以輯集。這樣做，一方面可以省卻研究者翻檢之勞；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為作家作品研究提供系統的材料。這是一種高水準的古籍整理，也是文學研究的基礎性工程。我的想法得到了編輯部的肯定，於是按照我的設想，將陳友琴先生的著作編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白居易卷》，孔凡禮、齊治平先生的著作為《陸遊卷》。編輯部又編著《李白卷》、《杜甫卷》，同時約請人編《陶淵明卷》、《柳宗元卷》；我自己一直對宋詩感興趣，就編了《楊萬里范成大卷》和《黃庭堅與江西詩派卷》。

曾廣開：這是您對《唐詩紀事》、《宋詩紀事》等典籍體例的繼承與創新，針對某個作家或某個課題，採用一網打盡的方式彙集所有的文獻資料，的確達到了一編在手，縱覽無餘的效果。我注意到這樣的情況：由於這套叢書的影響，以後別集的整理，開始盡可能附錄有關作家生平事蹟的記述、作品的評論、作品本事的考證、版本流傳的著錄等內容。古籍整理的整體水準也隨即得到了提高。我們這些20世紀80年代後開始從事學術活動的人，從中受益匪淺。如同門學長莫礪鋒（1949-）教授的博士論文《江西詩派研究》，依照《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中《楊萬里范成大卷》、《黃庭堅與江西詩派卷》提供的線索，不僅節約了時間，從中也得到許多啟示，深化了研究。

傅璇琮：建國以後，受前蘇聯文藝理論的影響，以論代史，很多人不注意材料的收集整。實際上，從事一個專題研究，必須從收集材料開始，而對材料的種種考辯，就是重要的基礎研究工作。這種“采銅於山”的原創性工作，在當時的條件下，只能用手工的方式從浩如煙海的文獻資料中去收集，十分辛苦。如今，隨著電腦的普遍使用，這樣的資料整理工作已經方便了許多，但由於受現實社會中經濟利益考量的影響，許多人急功近利，不願意做艱苦的資料收集和整理工作，所以今天類似這樣有份量的研究著作也還是不多。

曾廣開：您的看法，對消除經濟大潮衝擊造成的浮躁學風的確是一劑良藥。

三、“精審密察”，踵武前賢成果碩

曾廣開：“十年動亂”期間，許多正直的知識份子受到衝擊。一大批學有專長的學者，被逐出科研機構或高等院校，放逐到“五七”幹校進行勞動改造。您當時也遭受了那麼多的磨難，是什麼信念支撐您繼續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呢？

傅璇琮：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那時我雖已免除“右派”的帽子，但仍受到衝擊。後來我被安置到湖北咸寧“五七”幹校勞動改造，其間種種非人折磨，至今憶及仍心有餘悸。但對一個讀書人來說，最大的痛苦還不是身體的折磨、生活的困頓，而是剝奪了你讀書的權利，讓你對人生甚至對生命失去信心，精神上遭受更大的折磨。好不容易等到1974年，我才離開湖北咸寧“五七”幹校，回到北京參加二十四史的出版工作，當時負責《宋史》點校本的編輯。七年多的時間，就在動亂中被耗掉了。說實在話，當時的局勢，普通百姓一時難以看明白。但人們一直保持著一個信念：那就是相信共產黨。所以，我也堅信，共產黨不會割斷歷史，思想文化的發展離不開傳統文化，總要有人來做古籍整理的工作。所以，儘管環境是如此的險惡，我還是找機會讀讀書，將自己的思路理清楚，等待時局的好轉。

作為《宋史》的責任編輯，我細緻地通讀了《宋史》。這對我日後主編《全宋詩》，應該說有很大幫助。特別是閱讀歷史文獻，使我加深了對傳統的文史互證的治學方法的理解，認為文學研究也應該是歷史文化的綜合研究，或文化史的批評。

曾廣開：1978年底，您完成了《唐代詩人叢考》，這是您的第一部專著，它體現了您對唐代文學什麼樣的認識？

傅璇琮：“文化大革命”前，我曾為王仲聞（1901-1969）先生點校的《全唐詩》寫過一個《點校說明》，這是我涉足唐詩研究領域的開始。通過閱讀《全唐詩》，參照文學史的有關論述，我發現通行的幾種文學史著作缺乏史的敘述，而是像一個個作家評傳、作品介紹的彙編。受西方文藝理論家丹納（HippolyteAdolphe Taine，1828-1893）《藝術哲學》（Philosophie del'art）的影響，我覺得應該從文學的整體出發來研究唐代詩歌，要研究在社會生活和社會思潮影響下產生的不同流派的作家群。具體地說，應該以某一發展階段為單元，敘述這一時期的政治和經濟，這一時期的群眾生活和風俗特色。為什麼我們不能這樣來敘述，在哪幾年中，有哪些作家離開了人世，或離開了文壇，而又有哪些年輕的作家興起？在哪幾年中，這一作家在做什麼，那一作家又在做什麼，他們有哪些交往，這些交往對當時及後來的文學具有哪些影響？在哪一年或哪幾年中，文學創作的收穫特別豐碩？而在另一些年中，文學創作又是那樣的枯槁和停滯，這些又都是因為什麼？

我當時設想通過編年體的形式來研究和敘述文學史，但要實現這種構想，必須從積累材料著手，先編唐代文學的編年資料，同時為每一個有成就的作家撰寫比較信實可靠的傳記。所以，從上世紀60年代初，我就開始積極準備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在閱讀《舊唐書·文苑傳》、《新唐書·文藝傳》、《唐詩紀事》、《唐才子傳》等文獻記載時，不斷地發現其中存在不少缺漏和錯誤。這些錯誤，卻一直為一些文學史著作和唐詩選本所沿襲。這種情況，使我對作家事蹟考辨的工作發生了興趣，並由此搜集了有關的資料，重點考證了肅宗（756-762）、代宗（762-779）時期作家的事蹟，間或論其創作。我認為，過去對大曆（766-779）時期的研究是不夠的，簡單地給大曆詩風貼上形式主義的標籤更是武斷的。大體上說，大曆詩人可以從地域上劃為南北兩個風格不同的群體，許多詩人都存有反映現實的詩歌作品，其創作直接開啟元和時期的韓孟、元白兩大詩派和眾多的元和（806-820）詩人。

1974年回到北京後，我就集中精力進行這一課題的研究。1978年底完成這部著作，等到中華書局出版發行時，已經是1980年元月了。

曾廣開：近來許多評論者從文化學的角度給予這部書極高的評價。我認為，儘管您自己也主張“歷史文化的綜合研究”，這部書也體現了您對唐代文學研究的整體思考，您提出要注意研究中小作家、注意從地域和群體的角度來理清唐代文學發展的基本脈絡，均為創見。但這些都不必與文化學攀扯關係。這部書應該說是一部比較純粹的文獻學專著，書中資料豐富，不僅有許多細密的考訂，還詳細論述了這批中小詩人在詩歌發展史上的地位，正如錢鍾書（1910-1998）先生稱讚的那樣：“其精審密察，功力更勝於《江西詩派》之僅以淵博出人頭地者。”也就是說，您對考據方法的運用已經達到浙派“通貫”的境界，能夠用通識的眼光統攝考據。一般說來，學術研究的目的，要盡可能地還原歷史真實，或者揭示歷史演進的成因。文獻學研究重在還原歷史真實，其本身就具有歷史文化的品格。不知道您是否認可我這種理解。另外，從學術演進的歷程看，我認為這部書具有引領學術風氣的作用，其示範作用遠遠超過了論著本身的研究價值。誠如同門學長蔣寅（1959-）教授所說，您應該屬於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二代學者，“文化大革命”剛結束時，第一代學者早已凋零大半，殘存者也是劫後餘生，心衰力竭，尚未恢復學術元氣。第二代學者大多剛剛起步。這部專著的問世，猶如空谷足音，不僅預示著一個新的學術局面的到來，更以其上乘的學術品位成為第三、第四代學者效法的典範。

傅璇琮：我非常欽佩聞一多先生對唐代詩歌所做的藝術分析，希望在繼承乾嘉學派考據傳統的同時，能夠具有陳寅恪、聞一多先生等的通識，把考證與作家思想、創作道路、作品分析、時代背景等方面的研究結合起來。也就是說，對傳統的治學方法不僅要繼承，還要有所突破，才能適應新時期學術研究的需要。

曾廣開：1984年，您出版了《李德裕年譜》，後來又出版了《李德裕文集校箋》，這兩部著作，都是文獻學的典範之作。您有意識地通過文獻的梳理，逐步解決唐詩研究的一些重大問題，選擇研究李德裕（787-850），表達了您對中晚唐文學的基本觀念。請您談談這方面的情況好嗎？

傅璇琮：我在研究中唐詩人的同時，認識到唐朝中後期對時局影響產生重大影響的“牛李黨爭”應該給予高度重視。中晚唐文學的複雜情況，需要從“牛李黨爭”的角度加以說明，而要研究“牛李黨爭”，最直接的方法則是研究黨爭的核心人物李德裕。

唐代的“牛李黨爭”發生在九世紀的前半葉，也就是唐朝的中後期。牛党的首領是牛僧孺（779-847）和李宗閔（？-843），李党的首領是李德裕。牛僧孺、李宗閔、李德裕三人都曾任過宰相。兩黨的一些重要成員，也有的作過宰相，有的擔任過中央和地方上的要職。因此，他們之間的鬥爭，必然會對當時的政治產生重大影響。怎樣來區分牛党和李黨？用什麼標準來評判這兩黨的功過是非？過去，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提出過一種說法，說牛党重進士科，李党反對進士科而重門第；李黨代表兩晉、北朝以來的山東士族，牛黨代表唐高宗（649-683）、武則天（684-705）之後由進士詞科進用的新興階級（《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治革命及黨派分野》）。這一說法過去在史學界很有影響。但這種僅僅以對進士科舉的態度來作為劃分兩種不同政治集團的標誌，在理論上是難以說通的，在實際上也不符合客觀材料。進士科唐初就開始實行，到這時已經經歷了200年，為什麼到這時偏偏發生了牛李兩黨的爭論呢？李德裕固然不是進士出身，但李黨的其他重要成員很多是進士出身的。牛僧孺是隋朝貴族大官僚宰相牛弘（545-610）之後，李宗閔是唐朝的宗室，論門第都要比李德裕顯赫。所謂牛党重進士，李党重門第，這種傳統說法看來是不能成立的，現在有些歷史學家已不主張此說。

牛李黨爭並不是什麼偶然事件，它是當時歷史條件的產物；它也不是單純的個人權力之爭，而是兩種不同政治集團、不同政見的原則分歧。唐代中後期政治生活中一個突出的問題是藩鎮割據。藩鎮與中央政權的矛盾，是當時統治階級中的主要矛盾。李德裕是反對藩鎮割據，維護中央集權的。會昌（841-846）年間他當政時，力排眾議，堅決主張對擁兵擅命、盤據澤潞的劉稹（？-844）進行軍事討伐，就是明顯的例子。與此相對立，大和五年（831）牛僧孺為相時，盧龍節度使李載義（788-837）被部將楊志誠（？-834）所驅逐，楊志誠擁兵自立，牛僧孺卻是姑息偷安，承認這一既成事實。宦官專權是唐代中後期政治腐敗的又一表現。宦官主持了好幾個皇帝的廢立，操縱朝政，並且直接與一些朝臣勾結。李德裕是主張抑制宦官的權力的，他在抗擊回紇、平定劉稹的戰爭中，不許宦官干預軍政，加強了將帥的權力，使得指揮統一，保證了戰爭的勝利。他在會昌時的一些舉措，都可看出是主張抑制和削奪宦官干政的。而李宗閔等人，就是由於依靠宦官的幫助，才得以排擠掉李德裕而做上宰相的。唐朝中後期，西北和西南邊防相當緊張，經常受到回紇、吐蕃和南詔的侵擾。李德裕在文宗（826-840）大和（827-835）年間任劍南西川節度使，整頓巴蜀的兵力，成績斐然，並使得淪陷已久的西川入吐蕃的門戶維州歸附唐朝；而這時牛僧孺為相，卻執意放棄維州，結果是平白丟掉重要的邊防重地，並使得降人受到吐蕃奴隸主貴族殘酷的報復性殺戮。在對回紇的戰爭中，李德裕主張積極鞏固國防，保護邊疆地區的正常生產，在此基礎上與一些有關的少數民族政權保持和好關係；而牛僧孺則一味主張退讓，所執行的完全是一種民族投降政策。佛教在唐中期以後大為發展，使得“中外臣民承流相比，皆廢人事而奉佛，刑政日紊”（《通鑒》卷223）。李德裕明確指出，釋氏之教“殫竭財力，蠹耗生靈”（《祈祭西嶽文》）。他贊助武宗（840-846）禁佛。當時還俗僧尼四十一萬多人，充作國家的兩稅戶，收寺院良田數千萬頃，有的分給“寺家奴婢丁壯”耕種，有助於農村生產的發展。但宣宗（846-859）即位，牛党白敏中（792-861）等人執政，馬上宣佈興佛，恢復佛教勢力。由此可見，李德裕的一些在重大政策問題上的主張和行動，在歷史上是進步的，他是一個要求改革、要求有所作為的政治家。

牛李黨爭對於當時的文學也有很大影響，尤其與當時一些作家的政治態度和身世遭遇直接有關。中晚唐文學上的幾位大家，除了韓愈、柳宗元（773-819）因去世較早以外，其他如白居易、元稹（779-831）、李紳（772-846）、李商隱、杜牧（803-852），都牽涉到黨爭。另外如李翱（772-836）、皇甫湜（777-835）、孫樵等，也都在作品中涉及到這一鬥爭。以白居易和元稹為例，元稹的某些方面是被人忽略的。他由江陵召回不久，在起草貶令狐楚（766-837）為衡州刺史的制詞中，指責令狐楚在元和時“密隳討伐之謀，潛附奸邪之黨”。這兩句是說令狐楚附和李逢吉（758-835），阻撓對淮西的用兵，又巴結權臣皇甫鎛，排斥裴度（765-839）等賢臣。李逢吉正是李宗閔、牛僧孺等人早期的庇護者。元稹後來又直接與李宗閔發生衝突，指斥李宗閔等人利用科場弊端，為貴要子弟考取進士而奔走說情。據說元稹為此事起草的詔令，使李宗閔等朋黨之徒切齒痛恨。正因如此，牛黨人物把元稹視為李德裕一黨，屢加排斥。白居易的妻子是牛党骨幹楊汝士從父之妹，正因為他與楊家有姻親關係，就在文宗一朝牛李鬥爭激烈之際，他主動請求出居洛陽，過著安閒不問世事的生活。白居易後期之所以未能寫出如前期《新樂府》、《秦中吟》那樣的詩篇，與他的這種不問是非、消極逃避的政治態度極有關係。我們當然不能簡單地說元稹是李黨，白居易是牛黨，但如果脫離牛李党爭的現實，元、白政治態度的變化也就得不到合理的解釋。

因此，在《李德裕年譜》中，我緊緊圍繞“牛李黨爭”這條主線展開，希望通過李德裕一生事蹟的考訂和歷史功過的評述，讓讀者可以瞭解到當時的社會矛盾、政局變動，並折射出當時知識份子的精神生活和文學創作的基本風貌。而對牛李黨爭性質的正確評價，將有助於對當時一些作家政治態度和作品思想內容的研究。

曾廣開：這部書的出版，立即得到學術界的好評。您對“牛李黨爭”的看法，深化了這一課題的研究。但我也看到許多人讀了您的書，沒有進一步思考，把您的結論教條化，簡單劃線，一味地褒揚李党，貶低牛黨。古來黨爭，情況複雜，有君子間的政見之爭和意氣之爭，也有君子與小人之爭，更有小人之間的互相爭鬥。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在程千帆（1913-2000）、周勳初（1929-）先生指導下研究元和時期的詩歌，也頗為重視您的《李德裕年譜》。我曾系統地研究過這一時期的歷史文獻，發現以前被劃入牛黨的也不全是保守昏庸之輩，其中頗有些才俊之士，牛僧孺就是謙謙君子，頗為時人敬重。我的同門學長程奇立（1955-）教授（筆名丁鼎）後來出版了《牛僧孺年譜》，對於“牛李黨爭”提出過一些耐人尋味的看法，對牛僧孺的政績也有許多肯定之處。另外，誠如業師卞孝萱（1924-2009）先生所言，“牛李黨爭”應該是“二李黨爭”（詳見1993年第3期《“牛李党爭”正名》一文），牛僧孺並非黨魁。我認為：牛李黨爭開始應該是由政見之爭摻雜上意氣之爭，最後才演變成不問青紅皂白的派系傾軋。然而，所謂“牛李黨爭”，其影響主要是集中在武宗、宣宗兩朝，并與君主更替、皇權移易、時局變化有著密切關聯。元稹、白居易、韓愈、李紳等在憲宗元和至敬宗（824-826）寶歷（825-827）年間儘管也遭遇黨爭傾軋，但與後來的“牛李黨爭”不是一回事。元稹在做翰林承旨學士時利用往日與同年、同門以及同僚的親密關係，互相援引，形成一個頗有勢力的政治集團。元稹的政治主張有許多地方接近李德裕，但元稹決非李党中人，此時的李德裕卻可以說“元党”中人。長慶元年（821）制科案不僅是日後牛李黨爭的起因，也造成了元稹與裴度的失和。元、裴二人隨即又因幽、鎮罷兵之事政見不同加劇了衝突，李逢吉乘機玩弄權術，借“于方”案使裴度、元稹二人同時罷相，將二人排擠出朝廷；李德裕也受排擠，出為浙西觀察使。裴度屬下的韓愈與元稹的好友李紳也受李逢吉愚弄，因“台參”事失和，李紳也差一點被擠出朝廷。不久，元稹好友李景儉醉後使酒怒斥李逢吉，被遠貶漳州，溫造（765-835）、獨孤朗、李肇、王鎰亦受累被貶，馮宿（767-836）、楊嗣復（783-848）受累罰俸。李紳等人，再加上先前被貶為杭州刺史的白居易，在翰林院的蔣防、龐嚴，都可說是元稹的至交。他們有的與李德裕相善，有的卻和牛僧孺相善，或者如李紳這樣的人與牛僧孺和李德裕二人關係都非常好。所以說，並非所有的士大夫都捲入“牛李黨爭”。即使是有些人受到政敵的打擊，不一定就是“李党”、“牛黨”之間的朋黨傾軋，也許是由於其他原因。如文宗大和三年（829）後，李宗閔、牛僧孺與李德裕都曾一度為相，但他們都審時度勢，採取明哲保身的做法，不肯協助文宗與宦官勢力做生死之搏，故文宗視為朋黨，兩罷之，無論“李黨”還是“牛黨”都遭到痛貶。可見，在文宗開成之前，“牛李黨爭”並不是朝中朋黨鬥爭的主體。隨著時間的推移，有關“牛李黨爭”的研究將會越來越深入，但無論是揚李抑牛者，還是揚牛抑李者，都是在《李德裕年譜》的引導下展開自己的研究的，這是不爭的事實。

我不厭其繁地講這麼多，主要是想充分說明《李德裕年譜》的確影響深廣，它推動了學術界對中、晚唐文學的研究。

傅先生，在《李德裕年譜》出版16年後，您又完成了《李德裕文集校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可以說這部書更鮮明地體現了您對古籍整理的高標準要求。請您具體談一下《李德裕文集校箋》的校勘原則，我想這對所有從事古籍整理的人都是一個良好的示範。

傅璇琮：這部書是我與周建國先生合作完成的。自宋代以來，李德裕的文集一直沒有人系統整理過。《李德裕年譜》完成以後，我就有計劃重新整理李德裕的整個集子。1980年以後，唐代文學在史料建設上取得許多重要的成果，一時形成了考證的風氣。我為此曾有些擔憂，擔心會出現乾嘉學派的流弊，考據漸漸流於瑣碎。《李德裕文集校箋》也是文獻整理方面的著作，如何提高其學術品位呢？我們特別注意做到以下幾點：

第一，要從歷史文化的角度統攝考據，根據作家本身的基本情況來合理地修正體例。李德裕是中、晚唐重要的政治家，其文集中大量作品是歷史政治文獻而不是一般的文學作品。因此，我們沒有採用傳統的文學類著作的整理模式，去花費大量精力考釋典故、詞語的出處，探詢作品的藝術意蘊，而是把校箋的重點放在作品的系年及歷史背景的考訂上，通過相關人物、歷史事件、地理等方面的考證，透射出這些歷史政治文獻在當時發揮的重大作用，從而為中、晚唐的社會歷史的研究提供足資採信的原始資料。為了充分體現我們的意圖，書中“附錄”部分主要是“李德裕詩文編年目錄”、“李德裕年表”、“有關本書的李德裕集題跋”和“史書所載李德裕奏事及紀事”等。這也是考慮到有關李德裕研究的許多問題已經在《李德裕年譜》和《李德裕文集校箋》前言中得到解決，此處理所當然地刪繁就簡，各有側重。

第二，要充分利用和借鑒學術界的研究成果。《李德裕文集校箋》是《李德裕年譜》的姊妹篇，《李德裕年譜》中的許多考證成果都可以採用。但從唐代文史典籍整理的角度來說，近30年來出現了許多高水準的著作，如果不注意吸收這些研究成果，《李德裕文集校箋》也很難達到現在的水準。如我主編的《唐才子傳校箋》，集合當代二十幾位研究唐代文獻的專家，以全書所收近400位唐代重要詩人的生平和創作為基本架構，逐條考證基本史料的來龍去脈、是非真假，誤者正之，闕者補之，可以說起到了有唐一代詩人事蹟資料庫的作用。另外，郁賢皓（1933-）先生的《唐刺史考》、戴偉華（1958-）的《唐方鎮文職僚佐考》、吳汝煜（1940-1990）先生的《全唐詩人名考》、周勳初先生主編的《唐詩大辭典》、周祖譔（1926-2010）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以及我與友人合編的《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方積六、吳冬秀合編的《唐五代五十二種筆記小說人名索引》，對於考訂作家行跡、交遊及唐人別集注釋等，是必備的參考書或工具書。另外，河南大學唐詩研究室編的《全唐詩重篇索引》、佟培基（1944-）先生的《全唐詩重出誤收考》、陶敏（1938-2013）先生的《全唐詩人名考證》、陳尚君（1952-）先生的《全唐詩補編》等，這些著作亦為唐代文史考證的必備之書。

第三，選好底本和校本。自從萬曼（1903-1971）先生的《唐集敘錄》問世後，唐人別集版本源流的研究也取得較大的成果，如陳伯海（1935-）、朱易安（1955-）編撰的《唐詩書錄》、孫琴安（1949-）《唐詩選本六百種提要》等，均足資參考。但如何選取工作底本，仍需要具備一定的眼光并付出艱苦的勞動。一般說來，要選擇善本做底本和校本。何謂善本？就是足本、精注精校本和宋元舊本。通過對現存的李德裕文集的版本進行系統的梳理，我們最終選定流傳在日本的皕宋樓本《李文饒文集》本做底本，此本是陸心源（1834-1894）用月湖丁氏影宋本鈔本校訂過的明嘉靖本，尚存宋本舊貌。我們根據李德裕文集的流傳情況，選定15種刊本做參校本。其中最具有價值的是黃丕烈（1763-1825）、翁同龢（1830-1904）曾經收藏過的宋殘本《會昌一品制集》與北圖的傅增湘（1872-1949）校本《李文饒文集》。充分利用陸心源、傅增湘的校勘成果，使得這部書具有一個較高的起點，保證了品質。

第四，遍校群書。為了畢其功於一役，除了運用校本、校記來校勘外，我們還以竭澤而漁的方式來佔有文獻資料。採用新舊《唐書》、《冊府元龜》、《太平御覽》、《唐會要》、《資治通鑒》、《唐大詔令集》等相關文獻以及唐宋類書、筆記、近數十年出土的碑誌文字來參校、集佚，發現了一些前人未曾注意到的問題。

第五，對李德裕的作品作全面的編年。全書405題作品，僅有兩題未能確定系年。但為了保持底本原貌，沒有根據作品系年打亂原書編次，重新編排；另外，對即使是已經確認為偽作的《冥數有報論》和《周秦行紀論》等，也沒有刪除，一仍其舊，目的是讓讀者更全面真實地瞭解《李德裕文集》的流傳過程，從而更準確地理解作品及反映的時代。當然，為了方便讀者，附錄中特意增加“李德裕詩文編年目錄”，這也是前人常用的方法。

曾廣開：從文獻學的角度來看，《李德裕年譜》和《李德裕文集校箋》如同珠聯璧合，令人歎為觀止。

傅先生，您的每一部學術著作都受到學術界普遍的關注。對您主編的《唐五代文學編年史》，程千帆師曾在序中給予高度評價：“總的說來，在本世紀最後三十年中，傅先生所取得的成績是卓著的，影響也是非常巨大的。從他的實踐看，幾十年中，他是在不知疲倦地有目的地追求。他的追求看來很明確，用成語來說，就是《孟子》所說的‘善與人同’；《荀子》所說的‘學不可以已’；《禮記》所說的‘在止於至善’。”這部書在文學史的模式、體例諸多方面的創新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請您談談其整體構思以及如何體現您所追求的學術境界好嗎？

傅璇琮：我一直呼籲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要從文學藝術的整體出發，強調從社會史、文化史的角度來建構文學史。這就要求從中國古代文學的傳統出發重新樹立大文學史觀，充分尊重各個時代人們所持的文學觀，全面、辯證地對待一切文學史現象，對待一切可以搜尋的文學史料，包括注意研究一切在歷史上存在過並有所建樹的文學文體及其作家，真實、準確、細緻地描述出文學發生、發展以及演變的全部過程。如何才能達到這一目標呢？我在開始研究唐代文學之初，就設想通過編年體的形式來研究和敘述文學史，并一直通過文學史料的建設做著基礎工作。我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把唐五代數百位作家的行蹤搞清楚，然後將一個個作家的個人年譜、交遊情況、作品系年加以綜合排列，這是完成《唐五代文學編年史》的先決條件。在此基礎上，借用傳統的編年體史書的範式，把唐朝的文化政策，作家的活動（如生卒、歷官、漫遊等），重要作品的產生，作家間的交往，文學上重要問題的爭論，以及與文學鄰近的藝術樣式如音樂、舞蹈、繪畫以及印刷的門類的發展；擴而大之，如宗教活動、社會風尚等等，擇取有代表性的資料，一年一年地編排，就會看到文學史上“立體交叉”的生動圖景，而且也可能會引發出現在還想不到的新的研究課題。

我的想法，得到幾位朋友的支持。我們經過幾年的不懈努力，終於完成了這部250萬字的巨著。書中採用傳統的編年體史書的體例，稍加變通，採取一種綱和目互見互聯的辦法，先用概括的語句敘述一件事，作為綱；然後引用有關材料，注明出處；有時另引資料進行辯證。綱與敘述、辯證採用不同的字體以示區別。與現在通行的文學史著作比較，這部書類似文學史料的“長編”，基本上是述而不作，沒有大段的敘述評析文字，只是如實地排列那些具有文學史意義的人物活動與創作的原始史料，嚴謹地辨析這些史料的可信度與價值所在。同一年發生的事件，有時表面上似乎沒有關聯，但如果你把它放在動態的文學流變的過程中，就會凸顯出它的意義。如唐太宗（627-649）貞觀元年（627）的文學，從正月到八月，該書共列了五條綱，另有14條月份不明，凡19條，依次是：太宗宴群臣，始奏《秦王破陣樂》；僧法琳（572-640）與慧靜唱和；陳子良（？-632）為相如縣令，作《祭司馬相如文》；玄奘（602-664）西行求法；太宗作《秋日》詩，袁朗有和作；上官儀（608-665）等進士登第；謝偃（？-643）對策及第；褚亮為弘文館學士；許敬宗（592-672）為著作郎，與太宗唱和；李百藥（565-648）為中書舍人；隋遺臣劉子翼不應詔；于闐國畫工尉遲乙僧到長安；竇德明為常州刺史，與僧唱和；著《經典釋文》、《老子疏》的陸德明（？-627）去世；孔紹安、庾抱、蔡允恭、賀德仁、袁朗等卒，皆有集。這19條所敘的事情，絕大部分不見於通行的紀傳體文學史。但正是由於敘述了這些人物的活動，才使得唐太宗對初唐文學發展的作用清晰可見。

曾廣開：我很贊同董乃斌（1942-）先生對這部書的評論，認為其中貫穿著一種明白通達而又更為現代和科學的思想觀念，這是全書的靈魂和軸心。因而那些被記錄的歷史事實才不是單純的歷史事實，其中蘊涵著記錄者的判斷或加工。那些原本散亂無序的材料經過編排者的精心組織，已經構成一個經緯細密的知識網路，從中可以窺見唐五代三百五、六十年間文學嬗變演進之跡。所以說，這部書不僅僅是以考辨精細、史料豐富見長，其中蘊涵著深邃的思想，還有待於我們進一步的發掘。相信正如您所說，“可能會引發出現在還想不到的新的研究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