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傑：十國史研究的史料範圍——兼評杜文玉《五代十國制度研究》
十國史研究的史料範圍——兼評杜文玉《五代十國制度研究》
王宏傑
（美國阿姆斯壯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在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中，十世紀尤其是其上半葉的時段曾經一度為人們所忽視。近年來隨著史學界對唐宋轉型問題的深入探討，作為連接唐宋兩大王朝的五代十國（907-979）也開始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關注。然而在近年來發表的關於此段歷史的著述中，人們不難發現有關十國的探討頗少於對北方五代的研究。五代承唐啟宋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佔據半壁江山并在經濟和文化南移的過程中創造燦爛文明的南方諸國似乎也不應受到如此冷遇。造成這樣一種不平衡現象的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則是史料的匱乏。因此，如何充分發掘和把握現存的十國史料將對十國歷史的研究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本文將結合杜文玉先生新近出版的《五代十國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以下簡稱“杜著”，引文只標頁碼），對十國研究的史料範圍和性質方面作一簡單的探討，抛磚引玉，希望引起更多同仁對此領域的關注。
談到十國史學，從現存宋人書目中可以看到，當時在南方割據政權下所撰的史籍並不少。雖然前人多認為五代亂世，文章不傳，但相比政權更替頻繁戰亂迭興的北方五代而言，南方諸國則相對穩定，經濟有所發展，文化更是由於北方文人士族的大量南移避亂而一度勃興。在此條件下，南方諸國尤其是地處江南和四川的吳、南唐、吳越以及兩蜀史學修撰也有很大發展。誠如杜文玉先生書中指出的那樣：五代十國時期私人修史之風頗盛，尤以“偏霸於南方的諸國士人修撰為多”，然而這些資料“卻不受後人重視，故除了極少數能夠流傳下來外，還有部分只能在《通鑒考異》或《太平廣記》中見到一些片段，其餘均早已散佚無聞了”。（頁338、341）其實造成十國史料散佚的原因不難想見：一方面以戰亂和分裂為特徵的五代局勢使得史籍的書寫、保存和傳承本身就極為困難；另一方面，自宋代而降，多數史家傾向於把唐亡之後相繼雄踞中原的五代王朝看作是正統政權，由此基礎上形成的北宋王朝從而獲得自身來源的合法性，而獨立於五代政權之外而自行建元開國的南方政權則盡被斥之為“偽”，其原有的歷史記錄也因失去了存在的正當性而多遭刪毀。
那麼在現存文獻資源基礎上，如何盡可能多的搜集和佔有相關史料並通過合理分析以支持具體的十國歷史研究呢？杜著無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貴的樣本。其書涵蓋五代十國的十余項制度文化，尤以科舉、職官及軍事制度為詳。雖然十國制度僅僅占該書的一小部分，但也分別列出，論述清晰而精當。這裡本文所關注的重點並非該書的具體內容而是其對十國史料的把握和運用，其得足以成為我們進行十國歷史研究的典範，倘有其失，也可稍為後學一悟。
檢校杜著全書中關於十國制度的部分，我們可以發現該書應用的基本史料涵蓋極其廣博。通過對這些史料素材及其史學價值的檢討分析，我們大致可以把握十國研究的史料範圍。這裡分為七個類別對這些史料進行分析。
正史。毋庸置疑，十國研究領域最重要的部分當然是以新舊五代史為代表的正史材料。《舊五代史》把五代時期的割據政權分為世襲（第132、133卷）和僭偽（第134、135、136卷）兩個部分，除了涵蓋後來所謂的“十國”政權外，還將岐、燕及一些獨立藩鎮納入其中。由於成書較早，舊史雖然詳於五代典制，但對於處於北方統治之外的十國尤其是那些曾經和五代王朝敵對的割據政權，還不能提供更詳細的歷史記錄。相比之下，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對十國部分的材料就有了不少補充，其十國世家及年譜（第61-71卷）的史料價值應該說要超過舊五代史。後來出現的基於各種材料的五代史補注類史籍當然也應該值得留意，如《五代史補》、《五代史闕文》、《五代史纂誤》等，雖然涉及十國內容的資料並不多，但仍然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綜合的資訊。與新舊五代史可以相互補充甚至在某些方面遠遠詳於其書的當屬《資治通鑒》。在通鑒最後三十多卷的篇幅裡，散見大量的有關十國和其他割據政權的內容。更難得的是，通鑒考證嚴密，敘述清楚，尤其是在考異部分保留了不少現今已經不存的珍貴史料，更是對今天的十國史研究有著不可低估的價值。另外，由於十國割據政權的斷代情況複雜，無論是對其勃興還是最終歸宋的探討都必將涉及到唐末和宋初的歷史，因此《新唐書》、《舊唐書》和《宋史》的作用也不可低估。例如杜著從《宋史·劉式傳》等考出南唐李煜時期貢舉科目設置的一些情況（頁35），以及宋軍圍攻金陵時南唐各軍守城情況（頁467）等等。對於南方諸國的統一于宋的詳細情況也可以參考《續資治通鑒長編》等書，如杜著從中考證了南唐禁軍中的神衛軍抵禦宋軍的事實（頁456）。可以說這些史籍構成我們認識十國政權及其歷史發展的基本史料。
綜合性類書和文學彙編。在五代史料中，《五代會要》分類清楚多為人稱道，但其內容多為五代而鮮及南國。相比之下，宋初纂成的幾部綜合性巨書《冊府元龜》、《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太平預覽》等則保留了大量十國文史資料。這些書的編纂過程中吸收了不少南方諸國歸宋的文人參加，使得不少舊有的十國典章制度逸文掌故得以保留，內容上也有很大的可信性。除了宋人彙編外，清人所纂的《全唐文》、《全唐詩》、《全五代詩》等文學彙編中也包含著不少五代十國時人的作品，一些文字現今已經很難在其它文獻中看到，因此彌足珍貴，對於這些文章詩詞的研讀也將對十國研究有所助益。杜著就從《全唐文》中發現了不少南唐禁軍的史料，例如南唐龍衛軍和小殿直軍的細節就可從陳致雍撰的《歐陽權諡議》、《劉匡範諡議》中窺見（頁454-455、462）。不過這些文獻卷冊繁多內容駁雜，需細細檢索方得其用。
雜史筆記。雖然十國官私史學著作散佚不少，但不少資訊仍然可見於現存的一些宋人著錄的十國雜史（前人書目或所謂霸史或偽史）之中。其中涵蓋數國歷史的有《九國志》、《五國故事》等，關於南唐的有陸遊《南唐書》、馬令《南唐書》等，關於前後蜀的有《蜀檮杌》、《錦里耆舊傳》等、關於吳越的有《吳越備史》等，對於其存佚流變情況今人皆有考證。這些史書多成於宋初，其時五代十國的歷史尚比較切近，材料也應不少，有些本身就是基於十國中人歷史著作，如《錦里耆舊傳》等。這些雜史資料彌足珍貴，不少足以彌補正史之闕。杜著採用該類史料頗多，如從《九國志·劉權傳》中考出吳國軍制中雄武軍職官設置（頁453），從《五國故事》中收集關於閩國禁軍軍號材料（頁500），在《蜀檮杌》中發現前後蜀館閣制度材料（頁36、334），以及陸遊的《南唐書》也成為杜著中有關南唐殿閣制度的主要資料來源（頁270-273），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除此之外，數量繁多的宋人筆記也保留了不少十國故事軼聞，值得關注。不少筆記作品雖然往往被宋以來書目書志等歸入“小說”類，但其性質內容和上述雜史偽史之類區別不大。有些筆記如《北夢瑣言》等也明顯曾被《新五代史》等正史引用，其史學價值早已得到前人史家的認同。杜著也徵引了不少筆記，如以《玉壺清話》考證後蜀曾經開設明經科（頁36），用《釣磯立談》中的史料印證李昪對北方文人的招攬（頁90-91）等等。
晚唐和宋人文集。現存的晚唐文集尤其是宋人文集數量並不少，也有一些五代十國的內容隱藏其中。由於時代相去不遠，不少文人記錄了一些耳聞目睹可資借鑒的前朝事蹟。那些北宋初期的南方士人也與地方割據政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的文集中更是保留著不少十國資訊，雖然未必直接和十國政治、制度等相關，但也會透露當時社會文化的蛛絲馬跡。需要指出的是，這部分文集資料往往容易被歷史研究者所忽視，而且由於材料過於分散，不通過長期的廣泛閱讀和積累是很難披沙揀金為己所用的。杜著便參考了一些這樣的文集作品，并從中發現了可貴的史料，例如從徐鉉《徐公文集》中的《故唐內客省使知忠義軍檢校太傅尚公羨道銘》查出南唐水軍龍安軍的情況（頁460），利用《羅隱集》中的《吳公約神道碑》材料來探討錢鏐時期杭州八都問題（頁488）等，足見作者用心之細。
金石文獻。五代動盪，地方割據造成資訊流通不暢，政權更替頻繁也導致不少前代的確切資料很難被準確記載，即使是時人的記錄也存在不少不一致的地方，這種情況可以從司馬光的《通鑑考異》的討論中清楚地看到。因此在十國舊地出土的金石資料如碑銘經幢等石刻文字，因其記載了不少當時信息尤其是人物身份背景，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豐富補充、印證甚至推翻正史的記錄。歷代金石類彙編數目不少，如《金石萃編》、《八瓊室金石補正》等，都保留了大量有關唐宋五代的金石文字，其中十國的部分也十分可觀。可以看出，杜著非常重視金石文獻的價值，在書後的參考書目中單獨列出了“碑誌”一欄，該書從金石文獻中徵引了大量資訊，大大充實了其論述尤其是十國軍制的研究。如利用《金石萃編》中《龍興寺鐘款識》上記錄的林仁肇頭銜，分析了吳和南唐的州郡兵情況（頁464-465），從《江蘇省通志稿》中《李濤妻汪氏墓誌銘》考證吳禁軍中拱聖軍的設置（頁457），從《容縣志》記載的《乾和十三年經幢》中檢出南漢的龍虎軍資料（頁498）等等。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對金石文獻尤其是現存墓誌銘的史料運用上，我們還必須明確其與傳統史料相比在寫作目的、成文條件和選材範圍等方面的不同，從而客觀準確地把握“石質”文字的特點、優勢和局限，以期對該材料的合理利用。
清人輯考史籍。清人考據之風盛行，所輯考歷代文獻都有較高的水準，除了以上提到的清人輯考的文學彙編和補注類史籍外外，一些專門針對五代十國的史籍也是當前十國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材料，如《歷代史表》的五代十國部分、《南漢書》、《補五代史藝文志》等，其中最重要的當屬吳任臣的《十國春秋》。杜著也多次援引了這些清人史籍，如在南漢兵制的探討中參考《南漢紀》（頁498-499），對《十國春秋》的徵引更是隨處可見。但這裡要指出的是，對於清人輯考作品尤其是《十國春秋》恐怕不可過於依賴。雖然吳氏其書勤於搜訪，長於細節，不但囊括幾乎所有現存資料，而且還可能參考了一些今日不存的史料，但其書的問題也不少。一方面吳氏在行文中並未給出其史料出處，一些史家對其的引用頗為顧慮，另一方面，吳氏在融合百家另行轉述甚至重新構建十國歷史的過程中也造成了不少錯誤，其失已經有人詳文探討。在對某些問題的討論中，杜著似乎對《十國春秋》的缺陷也有清醒的認識，如在介紹南唐貢舉時，通過綜合《資治通鑑》和《南唐書》等早期史料的分析，杜著得出結論認為《十國春秋》關於南唐保大十一年“復行貢舉”的記載是不對的，其“撰者吳任臣將史籍中宣佈重設貢舉的時間，誤以為是開科考試的時間”（頁34）。在另一個例子中，杜著經過了比較分析後才接受了《十國春秋》的說法，認為其所載的吳越軍號“向明都”應該比《吳越備史》所記的“向盟都”更為合理（頁491）。
但是同樣是對這一《十國春秋》的運用上，杜著也存在一定的失誤。如在分析成於前後蜀時期的幾部史籍時，杜氏認為：“據《蜀檮杌校箋》卷一《前蜀先主》載：前蜀永平二年（912）三月，‘詔平章事張格專編纂開國以來實錄’。又據該書的撰者宋人張唐英自序說：‘予家舊藏《前蜀開國記》、《後蜀實錄》凡一百三十卷，嘗欲焚棄而不忍’。由此可見張格所撰所謂《開國以來實錄》就是張唐英家藏的《前蜀開國記》。從上表可知後蜀實錄共計140卷（筆者注：杜著頁336表中列出《後蜀高祖實錄》20卷、《後蜀後主實錄》40卷、《後蜀後主續成實錄》80卷），其中後主續成實錄80卷，但其‘多散佚不全’，所以張唐英家藏的後蜀實錄不可能包括這部書在內，於是就可以推知《前蜀開國記》的卷數在70卷左右。”（頁337）首先，張唐英提到的《前蜀開國記》應該並不是《蜀檮杌》文中說的張格所編前蜀開國以來實錄。陳鱣《續唐書》卷19《經籍志》“偽史類”有幸夤遜《王氏開國記》10卷，而《十國春秋》卷54《幸夤遜傳》也有同樣記載，只是卷數闕如。據《宋史·幸夤遜傳》載其“仕昶拜司門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出知武信軍府，加史館修撰，改給事中，預修《前蜀書》”。幸氏曾在史館，其作《王氏開國記》似乎更應是唐英所言的《前蜀開國記》。至於其卷數，杜著依據《十國春秋》的記載而得出的計算也似乎有誤。根據《崇文總目》卷2“偽史類”、《通志》卷65《藝文略》三“霸史下”、《文獻通考》卷194《經籍》二一和《宋史》卷203《藝文志》二“編年類”，《後蜀高祖實錄》應為30卷而非20卷（四書對該書書名的記載不同，分別為《偽蜀孟氏先主實錄》、《後蜀孟先主實錄》、《蜀高祖實錄》和《後蜀高祖實錄》），而《後蜀後主實錄》在《崇文總目》和《通志》中則為80卷而非40卷。很明顯，《十國春秋》在這方面的記載與前人書目不同：“廣政十四年，修成《後主實錄》四十卷”，“又《高祖實錄》二十卷，後主續成實錄八十卷，多散佚不全”云云。這裡不但《後蜀高祖實錄》比前人記述少了10卷，後主實錄也多出40卷（當然如果把“續成”實錄80卷理解為在先修成的40卷後主實錄的基礎上總共而成的卷數，其數字也仍為80卷）。因此，唐英所云《後蜀實錄》總數應為110卷，從而《前蜀開國記》的卷數就應為20卷。總之，《十國春秋》雖然補充了十國歷史資料而且使用起來較為方便，但對於該書的借鑒一定要小心謹慎，要在合理分析、充分把握和對比現有前代史料的基礎上進行。對於其它清人所輯考的五代十國史籍也應該本著同樣的態度和方法為是。
晚唐和宋人宗教典籍。杜著由於研究主題和範圍所限，並未涉及佛道宗教文獻原始資料。但已如學者指出的那樣，宋代佛教史籍在唐史研究上也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對於五代十國歷史的研究意義也不可低估。道教資料方面，前蜀宮廷道士杜光庭的一些著作中也保留了大量前蜀帝王利用道教儀式樹立正統的可貴史料。
以上是對《五代十國制度研究》一書中的十國研究部分所運用史料的總結和評介。該書比較全面地佔有了各種文獻史料，在對五代歷史研究尤其是本文所關注的十國研究上，給我們樹立了一個極好的典範。上面列舉的七個方面的文獻資料應該說已經大致涵蓋十國研究的取材範圍，當然，其它材料如地理方志、譜牒、書目乃至敦煌文書等也都值得研究。這裡需要強調的是，要真正做到在具體研究中的恰當運用上述史料，不僅需要更全面細緻地掌握文獻，也需要認清不同史料的價值和局限所在，進行縝密而合理的比較分析，否則將極易出現類似上文所析的《前蜀開國記》之類的疏失。
本文刊《中國唐史學會會刊》第29期，2010年11月，第112-1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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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關於十國歷史的研究中以論文居多，專著寥寥，其中如任爽的《南唐史》（長春：東北師大出版社，1993年）和其主編的《十國典制考》（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鄒勁風：《南唐國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楊偉立：《前蜀後蜀史》，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徐曉望：《閩國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7年；杜文玉：《南唐史略》，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何勇強：《錢氏吳越國史論稿》，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年；羅慶康：《馬楚史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何劍明：《沉浮：一江春水——李氏南唐國史論稿》，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曾嚴奭：《南唐先主李昪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陳欣，《南漢國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西方學術中除了早期美國學者薛愛華（Edward H. Schafer）的閩國研究，The Empire ofMin（Rutland VT and Tokyo：CharlesE. Tuttle，1954），值得一提的還有Brigitte Amthor，Meng Chih-hsiang（874-935）：der erste Kaiser von Hou-Shu（Frankfurt：Peter Lang，1984）和即將出版的德國學者Johannes L. Kurz的南唐研究，China’s Southern Tang Dynasty（936-975）（Routledge），以及本人將準備出版的關於前蜀帝國的專著，The Former Shu: A Regional State of Five Dynasties China（Cambria Press）。
關於五代十國時期史籍的比較全面的介紹可參考：張興武：《五代藝文考》，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Johannes L. Kurz，“A Survey of the Historical Sources for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States in Song Times”，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33（2003）：187-224。
關於新舊五代史在十國史料方面的比較，可參考郭武雄：《五代史料探源》，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頁56，106-107，109。
關於唐五代正史的補證資料，可見徐蜀編：《隋唐五代正史訂補文獻彙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
《冊府元龜》對於五代十國歷史的意義可見於陳尚君力作《舊五代史新輯會證》（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關於《太平廣記》等三書的編纂情況，分別見Russell Kirkland，“A World in Balance：Holistic Synthesis in the T’ai-p’ing kuang-chi”，Journal of Sung Yuan Studies 23（1993）：43-70；（日）花房英樹：《文苑英華の編纂》，《東洋學報》，1959年第19期，頁116-135；John W. Haeger，“The Significance of Confusion：The Origins of the T’ai-p’ing yü-lan”，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8.3（1968）：401-410。關於宋初時北宋政府吸收南方文人編纂書籍的探討見Johannes L. Kurz，“The Politics of Collecting Knowledge：Song Taizong’s Compilations Project”，T’oung Pao 87.4-5（2001）：289-316。
見Johannes L. Kurz，“A Survey of the Historical Sources for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States in Song Times”。
關於《錦里耆舊傳》來源的探討，見王文才、王炎：《蜀檮杌校箋》，成都：巴蜀書社，1999年，頁10-11。
目前涵蓋比較全面的宋人筆記彙編可見上海師大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大象出版社自2003年陸續出版的《全宋筆記》。
房銳：《〈北夢瑣言〉與唐五代史籍》，《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期，頁85-90。
王永波、黃芸珠：《唐五代別集的文獻整理與研究概觀》，《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3年第1期，頁23-30。
可參考國家圖書館善本金石組編：《隋唐五代石刻文獻全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隋唐五代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陳尚君編《全唐文補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和吳剛編《全唐文補遺》（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2000年）也收集了不少唐末五代的金石文獻資料。
德國學者蕭婷（Angela Schottenhammer）目前正在進行五代墓誌銘與正史的比較閱讀研究，參見其在美國亞洲研究聯合會2007年3月波士頓年會上所作的報告，“A Buried Past：Tomb Inscriptions（muzhiming）on Stone and on Paper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 Written Sources”。
例如薛愛華（Edward H. Schafer）在研究五代閩國歷史時表達了對應用《十國春秋》的顧慮，聲稱：“無論它提供的材料如何吸引人，我也在使用中頗為猶豫，除非可以在它處得到檢校。”見The Empire of Min，頁xii。
《十國春秋》內容上的一些錯誤可見鄭穎：《〈十國春秋〉校讀劄記》，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年；另有人指出《十國春秋》在南唐世家的敘述並未超出現存前人南唐史料的範圍，見胡小麗：《試析〈十國春秋〉南唐部分的史料價值》，首都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3年。
關於《前蜀開國記》的卷數討論，也可參考《蜀檮杌校箋》王文才序，頁7。
曹剛華：《試論宋代佛教史籍在唐史研究上的重要價值》，《揚州大學學報》，2005年第4期，頁91-96。
關於道教儀式對前蜀政權正統化的作用和意義，國內學者多有探討，西方研究中可參考法國學者傅飛嵐（Franciscus Verellen），“Liturgy and Sovereignty：The Role of Taoist Ritual in theFoundation of the Shu Kingdom（907-925）”，Asia Major（3rd series）2.1（1989）：59-78。更全面的杜光庭研究可見其專著Du Guangting（850-933）：taoïste de cour à la fin de laChine médiévale（Paris：Collège de France，Institut des hautes écoles [i.e.études] chinoises：En vente，De Boccard，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