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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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众日报
作者：王学斌
编辑：精英文摘 （ 公众号ID：jywz01）
几年前，许纪霖先生曾说过一句对我触动颇大的话:“我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但可以改变我的课堂”。如果说将士施展武功的地方在疆场，那么学者的战场便是课堂。虽手不可缚鸡，肩不能扛鼎，脚难行千里，力不及常人，然一旦踏上三尺讲坛，先生之气势、之洞见，足以震慑满座学子。且民国学人讲课之风格，又各具千秋，其间趣闻耐人玩味。
有人满腹经纶，却喜欢出奇制胜，细数民国学坛，前有黄侃，后有刘文典。民初北大，学生都称黄侃是一位“特别教授”，在课堂上对《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一不带著作，二不带讲稿，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头头是道。学生对引用的经典论据，下课以后去查书，一字不漏，一字不错，引起了全班同学啧啧称羡。有一天，黄的学生为他拿皮包时发现内有许慎的《说文解字》，打开一看，那书上画得太特别了：书头蝇头小字，密密麻麻，有墨笔写的，有朱笔写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符号，全书9300字，每个字都有自己的讲法；别人的讲法，有的他肯定，有的他否定，也都记在了上面。据说，他把《说文解字》读了五次，每一次都有新的收获，新的体会。他去讲授的时候，也每一次都有新的内容。同学们说：听黄先生的课，百听不厌，常听常新。据弟子回忆，黄教学还有更特别的，他不光用语言教这个书，而且是带着感情教这个书。《说文解字》很枯燥，要是一般地讲授知识，谁也难久坐下去、久听下去，但黄在讲每个字时，都带着爱憎的感情来讲—他把自己变成书中的人：书中的人笑了,他笑了；书中的人哭了，他也哭了。
与师兄酷似，刘文典在课堂上亦不走寻常路。刘讲课从来不照本宣科，喜欢阐发些独特的见解。讲到得意处，往往情不自禁，忘乎所以。其对于《海赋》的讲解方式就很独特。有一次，他很神秘地告诉学生:“你们仔细看看这篇文章的文字，跟别的文章有什么不同？”学生们看了半天，看出啥门道来。都是方方正正的中国字啊！有啥奇怪的？刘却像发现惊天大秘密似的宣布，这篇文章的最大秘密在于“满篇文章多半都是水旁的字”。接着他颇有些自言自语地感慨道:“这个文章嘛，不论好坏，光是看到这一片水字旁的字，就足以令人有波涛澎湃、浩瀚无垠的感觉了，快哉快哉！”
后南渡长江，迁至联大，刘之讲授风格愈发老练。其皓月之下讲《月赋》的事迹，也经常被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当做传奇故事争相流传，津津乐道。联大教授授课方式非常自由，一般来说，教授们喜欢怎么教、教什么，从来没有其他人会过问。刘一向狂放不羁，上起课来更是与众不同，假设一堂课是四十五分钟，他顶多正课讲三十多分钟，余下的时间就是天马行空，神游八方，评点群英，臧否人物了。一次,刘给学生上《文选》课，刚讲了半小时，突然就宣布:“今天的课到此为止。”学生们都以为他又受了什么刺激，要将哪位名人大肆评价一番。谁知却听到他说:“余下的课改到下星期三的晚上再上。”这下，学生们就更搞不懂刘文典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了，但他并不着急解释，收拾收拾教具，在学生们疑惑眼神的注视下，扬长而去。
等到了下星期三的晚上，刘通知选修《文选》课的学生都到校园里的一块空地上集中，说要在那里开课。等大家都坐定后，刘夹着教具出场了:“今天晚上我们上《月赋》。”此际满脸疑惑的学生们豁然开朗：当天是农历五月十五,正值月满之期，确是上《月赋》的最佳时间！
当然，刘氏课堂上偶品评时政，看似离题，实则故布疑阵，为之后的精彩内容预作铺垫。而有些先生上课，批判政局则是其招牌动作。如政治学家张奚若，经常在课堂里“扯闲话”。比如讲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动物过的是“mere life”(单纯的生活)，但是人除此以外还应该有“noble life”(高贵的生活)，张奚若就说:“现在米都卖到五千块钱一担了，mere life都维持不了，还讲什么noble life?!”张先生有时候发的牢骚挺有意思，他不止一次地感慨道:“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借指“蒋委员长万岁”)还有一次他提到冯友兰的《新理学》，说:“现在有人讲‘新理学’，我看了看，也没有什么‘新’。”他没有点冯先生的名字，不过台下的学生们当然都知道说的是冯友兰，因为1941年《新理学》在教育部得了一等奖。正因为闲话往往彰显学人之真性情，故未必不受学子欢迎。当时听过张奚若课程的何兆武先生回忆道:“其实课上扯扯闲话挺好，你可以从他的自由发挥里知道他真正的想法，这是书本里学不来的。”
口才甚佳乃名师之招牌，然学识渊博方为名师之底色。故虽课讲得动听，倘根基不牢或剑走偏锋，即使走红一时，终难逃过学子们的火眼金睛。当时雷海宗给联大学生讲历史，巴金的爱人萧珊听过后，逢人就赞“雷先生讲课真有意思，好像说故事一样。”雷的确很会讲故事，有时就像是他亲眼看见了一样，而且记忆力惊人，不带底稿，也从来没有带过任何一个纸片，可是一提起历史上的某某人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或某件事发生在哪一年，他全都脱口而出，令人啧啧称奇。于是他的课程自然产生出讲者动情、听者动容的效果。不过雷受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影响，酝酿出一套自己的历史哲学，认为文明和人的成长一样，也有一个生命周期。这种文化形态学的理论不免有几分牵强，甚至可以说是武断的。时间一久，学生们自然多有质疑。
如今的不少学者，既进不了庙堂，又不甘于课堂，于是终日混迹于名利场。归根结底，身为人师，主战场终究是三尺讲坛，若忘了本分，本末倒置，着实可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