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几十年，中国还是忘不了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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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丰

大陆有些人说，胡适的思想已经过时，但是学问还没过时。余英时先生反驳道：也许胡适先生的学问过时了，但是他的思想恰恰没有过时。

胡适去世56周年，有不少人纪念，这真是一件感人的事情。

唐德刚在《胡适口述历史》的前言中回忆胡适晚年时的一个说法，年轻人称他为“胡适先生”，说明了一种隔膜，更正式或更好的说法应该是“适之先生”或者“胡适之”。

如果胡适地下有知，他对今天的人称他为胡适先生应该感到开心了，又过了几十年，而中国还是忘不了他。

▲胡适

前段时间去北京出差，我带了《胡适文集》的第一卷在飞机上看。在北京，听鄢烈山老师的演讲，号召今天的读书人应该向胡适学习，学他的乐观、温和和坚定。

坐在台下听讲的我很感动，很想告诉鄢先生，我包里就有一本胡适呢。那一刻，我就觉得自己是鄢先生的知音。

胡适可能是最近150年最好看的读书人，比徐志摩要帅很多。同时，他也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物。生前，他留下了巨量的文字，同时也布下了迷魂阵。

台湾学者江勇振写胡适的传记，四卷本，差不多280万字，可谓把胡先生扒了个底朝天。要冲破胡适留下的迷魂阵，发现一个历史更深处的胡适，确实并不容易。

▲徐志摩（左）、胡适（右）

胡适鼓励同时代的人写自传，可以留给后人更多的资料。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40岁的时候，就写了《四十自述》。他写了英文的小型自传，也接受唐德刚的访谈，做了个人口述史。

所以，《胡适文集》的第一卷，就是他各个版本的自传。这是他想让我们知道的“自我”。相比于江勇振苦力寻找的情史，胡适在自传里所塑造的“自我”，也许更值得我们去审视。

终其一生，胡适的自我定位就是一个学者，一个现代读书人。胡适和李大钊有过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提倡“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一些主义”，大家多认为他强调的是“问题”，但是就这个句子来说，“多研究一些问题”——研究两个字也很重要。今天人们多强调他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强调他的自由主义精神。

但是，很少有人再关心胡适“研究”了什么，是如何“研究”的。我们增在把胡适偶像化，同时也在把他浅薄化。

▲坐落于绩溪上庄村的胡适故居

胡适父亲去世之前，就发现这个三岁的小儿子，是一块读书的料。他临终的时候嘱托，一定要供胡适读书。他的遗言，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胡适的命运。

母亲把供养胡适读书视为自己的使命，送他去私塾的时候，别的孩子一年学费两元，她要给老师4-10元，并且要求老师为胡适“讲书”。所以，胡适少年老成，没有别的孩子那么贪玩，但是很早就立志要做一个读书很厉害的人。

父亲的遗言，也约束了胡适同父异母的哥哥。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年纪比胡适的亲生母亲还要大，早已成家。

在胡适的记忆中，母亲在两个嫂子的夹磨下过得非常艰难，也很难掌控家庭的大局。但是，这个家庭的信仰，就是让胡适读书。

▲胡适父亲胡传

胡适的二哥在上海做小生意，看到科举制度废除，考功名无望，就带胡适去上海的新式学堂继续读书。胡适在各种回忆中对两个哥哥都有所不满，但是，正是二哥把他带往上海这个举动，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化史。

在上海的时候，胡适进入中国公学。当时，革命话语盛行，同学中也有不少要做革命家的。但是，大家竟然也达成了一种难得的共识：胡同学，你读书好，是个做学问的料，还是别玩儿革命了，好好读书吧。这就是胡适的境遇。

他是同学中比较成熟的人，同样也有着年轻人的激进，但是，在去美国留学之前，不但他自己有读书做学问的自觉，周围的人也爱护他保护他，想让他走做学问的路子。

所以，“成为胡适”，这个过程在他赴美之前，就已经奠定了基础。他在中国公学的时候，没有主持学潮，没有冲到革命前线，到多年之后他当北大校长的时候，也就很自然地告诫同学们，学生还是要以学业为重，不要被激进冲昏了头脑。

▲留学美国期间的胡适

所以，那个在美国读书的胡适，虽然在和梅光迪、任叔永这些同学论辩的时候，就大胆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但是在给《新青年》写的文章中，他却老老实实地把标题改成了《文学改良刍议》。

陈独秀看了之后大赞，紧跟着写了一篇跟帖，标题叫《文学革命论》。从这两篇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陈独秀是一个革命家，而胡适是地地道道的本分的学者。

胡适晚年对自己的评价，也是基于“学者”这个身份认同。他做驻美大使，从个人角度看，到处演讲，和美国名流谈笑风生，从为国的层面讲，辛苦募捐、游说支持抗战，总是有功的，但是在自传中，他很少谈起。

相反，除了新文化运动之外，他谈论篇幅最多的是对《红楼梦》的研究，对禅宗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谈起自己在学术上的探索和贡献，他从来都不谦虚。

所以，这位年少成名的“我的朋友胡适之“，30多岁的时候，就公开说自己是一位保守主义者了。

▲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巡游演讲

我们总是惊叹于胡适对未来的预见能力，其实他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自己的志向，像马克斯·韦伯说的，“以学术为业”。

名士风流，社交宠儿，妇女之友，国师策士，这些标签也都属于他，但是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浪费，一种苦恼。

大陆有些人说，胡适的思想已经过时，但是学问还没过时。余英时先生反驳道：也许胡适先生的学问过时了，但是他的思想恰恰没有过时。

这话由余英时说出来是合适的，余先生的学问，就是站在胡适的肩膀之上。从胡适到余英时，可以看出几代学人一脉相承的坚持，这恰恰证明了胡适对自己“学者”和“读书人“的定位，是多么重要。

不要小看这种身份的自觉和坚持。前段时间《无问西东》很火，很多人都在讨论西南联大精神的衰落。郑天挺先生当时是西南联大的教务总长，作为学者的他，根本不想当这个总长，朋友们劝他：以大局为重，你个人就做出一点牺牲吧。

这就是“做学问“的信仰。放到今天，一个教授被任命为院长、副校长，有几人能够拒绝？

学习胡适的坚定与从容

鄢烈山：遵从内心，有所追求，永不动摇

——2018年1月19日在凤凰网评论年会上的发言

我现在是66岁，过了孔夫子说的“六十而耳顺”。我现在耳朵是顺了，谁骂我都可以不在乎，这点是做到了，但离“从心所欲不逾距”的境界还很远。我退休这些年，写得东西不多，主要在游山玩水，现在每月必写的只有UC“大鱼号”的4篇专栏文章。

我是从“南周”退休的，现在南周是“负资产”。去年我出版了一本回忆性的随笔集，其中我的“职业生涯”部分关于南方周末的篇章都抹掉了。这没办法，我知道人家已经很瞧得起我了，肯帮我出书。我想我写出来的东西不会白写，我是很现实的一个人，能够发表的才写，但是事实上发表很难，碰到很多问题。

我今天发言报的题目是关于胡适的。为什么讲胡适？我心里有一个比较，60岁以后干什么，对我来说是一个问题。我们的前辈，比如杂文家严秀老师、何满子老师他俩都是1919年出生的，他们是60岁以后才重新开始写作的，在这之前他们还没有平反，是右派。现在还有80多岁的不少前辈，宝刀不老，笔耕不辍，跟他们相比我感觉很惭愧。比如中大的袁伟时老师，今年88岁，还在只争朝夕地写思想史专著。今年第一次喝早茶，10点钟他提前告辞，说要回家写作了。成都的流沙河老师、湖南的朱正老师，两位老先生都是八十好几，经受过20年的劳动改造，可是他们的状态还是这么好，精神动力从哪里来？

我就想，他们是在民国受教育的一代，他们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这几天我看了电影《无问西东》，其中那种理想主义的东西，我是高度认同的，就像我今天在飞机上读《南方都市报》所载六神磊磊评这部电影所说，确实很感动。这部电影的主题是什么呢？它说是“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即讲做人要凭着自己的良心、本性出发，有所追求，永不动摇。

我由民国想到民国最有代表性的文化人胡适。我赞成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一书中的评议：“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胡适有坚定不移的信念，这种坚定执著来自于他对人性的体悟，来自于他对时局的判断，来自于他的豁达。

我去看过胡适在台北南港的故居，又跑到安徽绩溪看他的故居，从他出生、求学的起点到晚年生活、逝世的终点，有内在的相同的东西。他一生应该说比我们不幸得多，外战内战风雨飘摇，他都碰上了，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改变自己的追求，这个追求就是对自由的追求。

他的晚年，1961年给雷震65岁生日祝寿，他引用了自己最喜欢的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这是慰勉遭受牢狱之灾的雷震，也是共勉，激励自己，不畏艰难险阻，相信总有达成愿望的一天。

他总是对未来充满着希望。我在绩溪胡适故居“兰蕙书屋”，看到他年轻时写的白话诗“希望”。台湾人把它改编成了一首歌，名《兰花草》：“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

转眼秋天到，移兰入暖房。朝朝频顾惜，夜夜不相忘。

期待春花开，能将夙愿偿。满庭花簇簇，添得许多香。”

绩溪故居有一个展室的门边，竖立一块黑底金色字迹的诗碑，“北京大学中文系国学一期 敬刻”：“你总有爱我的一天”。那是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诗，胡适译。

相信“总有爱我的一天”，这种坚定的信念，我觉得它首先来自对人性的认识，对人的本性“善”的一面的认识：人的本性是追求自由的，追求平等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天生是喜欢奴役的，喜欢别人压迫他的，追求自由平等，这就是人的天性。正如〈〈中庸〉〉所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遵从人的天赋本性，才是“道”。

其实，他的一生，从民国以来的军阀混战，到抗战，到国民党败退台湾，到1962年他死的时候，时世一直非常艰难。老蒋抓雷震，其实也是给他一个警告，不要企图组党。可以说他一生都没有得到顺境。那么，他内心的坚定，除了对自由的信念，还有对时局的认识，对中国社会有充分的认知，没有盲目乐观，看到艰难反复是必然的。有这种认知以后，他不会轻易为某一个时段的高潮低潮而情绪起落，可谓不喜不悲。

始终保持着从容的态度，这种乐观、从容就是豁达。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有一个演讲，最后说：“朋友们，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说得多好，成败不必计较，相信是正义的目标就去做，能实现多少就做多少，相信对社会的进步总有益。

又说到正在放的《无问西东》。这部电影讲了四个时段的四个清华学生。我比较喜欢第二段的“王力宏”，西南联大的学生去参加空军，打日本鬼子。表现美国训练中国空军，国军英勇的抗战场面，这是以前很少表现的。“三代五将”的独子“王力宏”，寡母希望他不要上战场，学校遭受一场空袭后，他觉得我应该去打日本人，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去当兵了。这是讲抗战的一段，忠孝之间的选择。

1962年起又开始搞阶级斗争的那一段，学核物理的清华生“黄晓明”，听从内心的召唤，不相信、不在乎恋人“章子怡”是“美蒋特务”什么的。在乎的是她爱不爱我，她爱我，我就要保护她；她不爱我，那我只能去追求别的东西。

我觉得人就是要听从自己的内心，成败在所不计，这样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才能够做到坚定不移。也就是屈原说的“苏世独立，横而不流”。

当然也要有所妥协，人肯定要有妥协。电影里面讲到一对坚决不妥协的夫妻，那是个悲剧。

胡适他是妥协了，他宁可牺牲了自己。这个妥协也是遵从自己的内心，他为了不让寡母伤心，为了服侍母亲多年的江冬秀，牺牲了自己的爱情，这是一种妥协。电影里的那对夫妻都不妥协。那个班主任许老师，宁肯用大碗喝水，也不用老婆的杯子，那种冷暴力非常残忍。他的老婆也是，我就是不跟你离婚，我把你拖死。绝不妥协的，没有好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