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同谋？——乌克兰战争阴影下被审视的俄罗斯文化
（编者按）
彻底反思帝国和“殖民”遗产，是俄罗斯从知识阶层到普通民众在未来必须直面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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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处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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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5月7日，俄罗斯爱国者公园是一个围绕军事装备主题设计的主题公园，包括军事装备的互动展览，孩子们在俄罗斯 T34 坦克上玩耍。摄：Ulf Mauder/picture alliance via Getty Images
一、“帝国性”
俄乌战争已进行到第六个月，两国在文化战线上的交锋虽不似真实战场上那般血腥与残酷，但依然激烈异常，从开战伊始就未曾停止。
“去俄化”几乎成为乌克兰政府的官方文化政策。除了呼吁世界各地的文化机构、活动完全抵制俄罗斯代表参加外，乌国内也迅速出台了全方位的去俄化政策法规。4月，乌克兰最高拉达（乌克兰议会）审议了“地名去殖民化法”，即规定涉及颂扬俄罗斯城市、历史、人物的乌克兰地名都需改名；6月，最高拉达又通过法案，禁止进口、销售俄联邦国籍作者的俄语书籍，禁止在公众场合演奏俄联邦国籍音乐人的作品（公开谴责俄罗斯入侵的作者除外）。
而在知识界，乌克兰知识分子对俄罗斯文化发起了猛攻，试图证明全面抵制俄罗斯文化的必要性。在许多乌克兰评论者看来，自乌克兰被俄罗斯吞并以来，俄苏当局都有意压制非俄罗斯文化，因此俄罗斯文化的繁荣在客观层面建立于帝国非主体民族文化被打压的基础之上。
而在当代俄罗斯，由于经济结构的限制，无论艺术家持何种政治立场，其作品几乎都免不了来自寡头的幕后注资，甚至俄当局也会积极赞助一些反对派色彩的作品，并将其推向国际市场，以打造国家的“软实力”，并营造出一种文化多元的假象。而由于寡头同时也是普京战争机器的钱袋子，因此乌克兰知识分子普遍认为，无论一位俄罗斯艺术家持何种政治立场，他的作品如今都注定沾上了乌克兰人的鲜血。
此外，乌克兰评论者试图从俄罗斯文学经典中找出各种拥护帝国与殖民的例证。最常被用来当作靶子的当属《致俄罗斯的诽谤者》（Klevetnikam Rossii; 1831）和《论乌克兰独立》（Na nezavisimost' Ukrainy; 1992）这两首诗。在前者中，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欢呼沙皇军队对波兰反俄起义的血腥镇压和帝国的扩张，并要求西方批评者不要插手“斯拉夫人内部的争吵”。而后一首诗则由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写于苏联解体之际，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其中借助大量典故和文体游戏恶毒地挖苦、诅咒了新独立的乌克兰及其历史、文化、民族身份认同。
随后的论证逻辑非常简单：既然俄罗斯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伟大诗人——且两人通常都被视为自由的歌手、帝国迫害的牺牲品——都如此赤裸裸地拥护帝国，那么自然可以推导出整个俄罗斯文化的“帝国性”与“殖民性”。再者，既然俄罗斯文化并不能阻止俄罗斯人轰炸马里乌波尔、屠戮布恰，那么它的“伟大人道主义传统”自然随之破产，被“取消”也就毫不冤枉。
如果说乌克兰知识界对抵制俄罗斯文化“外因”的分析多少点到了要害，那么对“内因”的论证实在难称严谨。这也是俄罗斯自由派知识分子自我辩护的要点：战争的责任主要在普京，在苏联解体以来的“帝国幻肢痛”，而不在俄罗斯文化，尤其古典文化。只需换个视角，大可以在普希金、布罗茨基和其他被诟病为帝国主义者的经典作家笔下找到许多反帝国的作品，因为伟大的创作者本身就是复杂、多元的，“帝国性”自然也不是俄罗斯文化的唯一面相。
同时期英、法文学中的帝国元素远甚于俄罗斯文学，但如今两国在切割、反思帝国遗产方面都遥遥领先俄罗斯。至于说俄罗斯士兵犯下的战争罪行，这恰恰是因为俄罗斯兵源普遍来自贫困地区，而那里的民众大多未曾受过体面教育，因此根本无从谈起俄罗斯文化的“人道主义传统”是否对他们产生影响。
不过这些辩解并不能让乌克兰知识界满意，反而促成了他们的进一步论证：既然连俄罗斯自由派知识分子都拒绝反思俄罗斯文化，这恰恰体现了俄罗斯文化“帝国性”的根深蒂固。就连稍持不同意见的乌克兰知识界名流也未能幸免：洛兹尼察（Sergei Loznitsa，目前最具全球知名度的乌克兰导演之一）因呼吁不要全面抵制俄罗斯电影而遭乌克兰电影学院除名；而阿列斯托维奇（Alexei Arestovich，军事博主，乌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开战后成为乌克兰第一“网红”）亦遭遇各界口诛笔伐，仅仅因为他在直播中称乌克兰若只想建设“大国小文化”、拒绝俄罗斯文化，那就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
▲ 2013年3月8日，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即冬宫博物馆）馆长皮奥特罗夫斯基（Mikhail Piotrovski）出席沙皇彼得展览开幕式。摄：Michel Porro/WireImage
二、“强大的文化进攻”
正当俄、乌知识分子就俄罗斯文化是否应为入侵负责而争吵不休时，俄政府官方报纸《俄罗斯报》（Rossiiskaia gazeta）刊发了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即冬宫博物馆）馆长皮奥特罗夫斯基（Mikhail Piotrovski）的一篇长访谈，赤裸裸地鼓吹帝国和战争。
艾尔米塔什是俄罗斯在国际上最具知名度的博物馆，而皮奥特罗夫斯基院士则出身贵族世家，是苏俄阿拉伯学权威。尽管他此前就常参与普京的助选活动，但开战后俄罗斯知识界仍期待他即使不公开反战，也要挺住压力保持体面的沉默。结果他的这篇访谈震惊了舆论，也让俄罗斯知识分子先前的种种辩解之辞相形之下显得苍白无力。
皮奥特罗夫斯基先是为艾尔米塔什因开战来保持沉默而遭批评感到忿忿不平，他认为这是西方对俄罗斯文化“绝对竞争力”的嫉妒，随后他自豪地谈起俄罗斯各大博物馆此前在欧洲举办的一系列特展：“这就是强大的文化进攻，一场独特的‘特别行动’（俄罗斯宣传系统将入侵乌克兰的战争称为‘特别军事行动’，且民众被禁止使用‘战争’一词来称呼此事件）……我们就是在进攻。没人可以阻挠我们的进攻。”尤其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在巴黎举办的特展在他眼里就是“在布洛涅林苑（Bois de Boulogne，巴黎城西的大型森林公园）上空飘扬的俄罗斯国旗”。
皮奥特罗夫斯基院士用极度军事化的语言将文化交流与国家软实力的“进攻”趋同，他没有（或假装没有）意识到，正是其语言中暴露出的这种将文化用作武器的潜意识才是俄罗斯文化遭普遍抵制的真正原因，反而沿用了克里姆林宫的惯用宣传话术，将俄罗斯从加害者转变为受害者——俄罗斯文化只不过成了黑命攸关运动（BLM, Black Lives Matter）以来取消文化的又一个牺牲品而已。
在他看来，黑命攸关运动“有些可笑：值得为殖民主义一直这么忏悔吗，毕竟殖民主义也不是那么黑白分明的”，由黑命攸关运动引发的“取消文化”势必走进死胡同，而俄罗斯“正好撞到了枪口上”，因此欧美便决定转而“取消”俄罗斯。皮氏多次将“取消文化”在欧美的盛行比作“苏维埃瘟疫”，而俄罗斯因为吸取了历史教训，不会重蹈覆辙，于是最终这场文化战争就会变成他们的“单方面行动”。然而“柴可夫斯基反正是取消不了的”，“恰恰因此我们正取得胜利”。
在说完漫长的有关俄罗斯文化影响力和文物保护的独白后，这位院士馆长终于转入克里姆林宫最渴望听到的壮丽尾声：“我们一直在退让，退让，现在终于无处可退了……我们国家正在完成伟大的全球性转变。而我们也与它共同参与其中。”随后是这位院士对帝国和战争的大声欢呼：“我们全都是军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国家，我应该与其同在。我有时会重复有一个好战国族主义（jingoist）公式：无论国家怎么样，它都是我的国家……战争一方面是流血和杀戮，但另一方面也是人与国族的自我确立。每个人都想要自我确立。……我们所有人终究都是被帝国传统养育的，而帝国将许多民族、许多人结合在一起……这一点是非常诱人的。”
皮奥特罗夫斯基最后的陈述完全契合最经典意义上对法西斯主义的定义。涅夫佐罗夫（Alexander Nevzorov，俄罗斯国家杜马前议员，著名记者，开战以来其Telegram频道始终高居俄罗斯媒体人引用榜首位，因反战言论而被俄当局通缉，后与妻子一同加入乌克兰籍）给出了最一针见血的评论：“法西斯敲响了艾尔米塔什的大门……而门为它打开了”。
▲ 俄罗斯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摄：PHAS/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俄罗斯知识界对这位院士馆长发言的法西斯性质几乎没有任何讨论，但也有俄罗斯评论人士表达了同情而非谴责——开战以来，俄罗斯的国立文化机构负责人几乎都要依次表态过关，而皮奥特罗夫斯基尤其能感受到压力和恐惧——2017年联邦安全局（FSB）曾多次搜查博物馆，据皮氏自己当时所言，这是因为“博物馆里骗子太多”。而表态不过关的下场所有人都明白——就在皮奥特罗夫斯基的访谈刊出后一周，近年来莫斯科话剧界最耀眼的明星剧院“果戈理中心”（Gogol-Center）就因主创人员坚持反战立场而被当局强行关闭。而因反战乃至沉默而被禁止登台的演员、音乐人更是数不胜数。
然而皮奥特罗夫斯基早已不是第一次发表类似言论。早在2018年，他就在一次访谈中坦诚，作为“世袭俄罗斯贵族”，当“真理”和“国家”发生冲突时，他当然会站在国家这一边。更何况对于一次应付上级的表演性发言来说，皮氏的调门未免也显得过高。不过最值得探究的或许并非这位世袭贵族院士馆长到底是否发自肺腑，而是其观点与俄罗斯民间拥战情绪的暗暗契合。
三、“积怨”
无论是官方背景、信誉素来可疑的全俄民意研究中心（VTsIOM），还是反对派背景、被俄当局打上“外国代理人”烙印的列瓦达中心（Levada-Center），开战以来做出的几次民调结果都让人瞠目结舌：支持战争的俄罗斯民众比例始终在70—80%的高位徘徊。尽管有许多社会学家指出在俄罗斯当前的高压氛围下，类似调查都无法准确摸清民众内心的真实想法，但类似结果给观察人士带来的震惊仍不亚于开战本身，俄罗斯知识界则开始讨论这种拥护战争的集体潜意识背后的深层原因。
在类似的讨论中，“积怨”（ressentiment）几乎成了所有人都会提及的理解当代俄罗斯的核心概念。最初将这个法语名词引入学术话语体系的是尼采，他在《论道德的谱系》（Zur Genealogie der Moral；1887）中将“积怨”概括为一种奴隶和弱者的道德意识：“道德中的奴隶起义开始于积怨本身变得有创造力并表现出价值之时：这样一些造物们的积怨，他们不被允许有真正的反应，即有所作为地反应，而只有通过某种想象的复仇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所有高尚的道德都是从一声欢呼胜利的‘肯定’中成长为自身，而奴隶道德则从一开始就对着某个‘外面’说不，对着某个‘别处’或者某个‘非自身’说不：这一声‘不’就是他们的创造行动。”（赵千帆译文，“积怨”原作“怨恨”）。此后，舍勒（Max Scheler）在其《道德意识中的积怨与羞感》（Ressentiment und Schamgefühle im moralischen Bewusstsein；1912）中将“积怨”概念系统化，并在很大程度上预言了一战失败后德国将会经历的“魏玛积怨”。
在一些评论家看来，积怨几乎贯穿了整个俄罗斯近现代历史——一方面农奴制的压迫使得俄国社会中长期存在对内积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国家”，俄国始终得不到发达国家世界的完全接纳，导致了国家层面的对外积怨。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Zapiski iz podpolia；1864）到邪典导演巴拉巴诺夫（Alexei Balabanov）的帮派片《兄弟》（Brat；1997，2000）二部曲，积怨也一直是俄罗斯文艺作品中绕不开的主导动机。而将民众的对内积怨转化为国族层面的对外积怨，则始终是俄国统治者的拿手好戏。对内积怨的失控直接或间接导致了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和苏联早年的一次次血腥清洗，而当苏联解体后，失败的政治、经济转型让俄罗斯民众重新陷入赤贫和彻底的无权状态，而普京主义通过对媒体宣传的操控，成功将“西方的打压”塑造成俄罗斯一切苦难的来源，从而把民众的对内积怨转化为对外积怨。
▲ 2022年5月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胜利日阅兵式上讲话时。摄：Tian Bing/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近年来俄罗斯民间极为流行的国族主义口号“我们可以重演”（Mozhem povtorit）或许最能用来阐释这种积怨情绪。“重演”的对象是二战，但对普京宣传机器形塑而成的俄罗斯民众的集体潜意识而言，二战与其说是共产主义苏联战胜了纳粹主义德国，毋宁说仅仅意味着“我们”战胜了“他们”；与其说是造成两千六百多万同胞死难的巨大历史悲剧，毋宁说是国家历史上难得的高光时刻，因此当昔日荣光果真以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形式“重演”，战争首先得到的就是积怨的宣泄和普遍的欢呼。
对积怨由内而外的转化而言，最必要的手段就是扮演受害者（victim play），这样才能让民众将个人生活中所受的屈辱转化为对国家在地缘政治中所受（真实或虚假的）“屈辱”的共情。因此对皮奥特罗夫斯基和拥战的“沉默的大多数”民众来说，与乌克兰的战争绝非俄罗斯主动侵略，而是它一再退让，直至无路可退的结果。此外，皮氏在访谈中还不断提及20世纪初俄罗斯富商收藏家莫罗佐夫（Morozov）与休金（Shchukin）对当时欧洲画坛的巨大影响，随后谴责西方国家不遵守商业信用和法律条款，试图在莫罗佐夫特展结束后扣留画作，并诱导读者将此事理解为西方“取消”俄罗斯文化的又一个例证。但他几乎一直在回避一个事实，即他们的个人收藏是被布尔什维克抄没充公后才流入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而欧洲国家之所以试图扣押这些画作，正是因为两位收藏家后人发起的诉讼。
积怨常被拿来与同样在帝国崩溃后迸发的“复仇主义”（revanchism）和“领土收复主义”（irredentism）这两种意识形态进行比较。但不同于通常有着更为清晰目标的后两者，积怨往往只追求纯粹泄愤式的否定。正如尼采所界定的那样，积怨本身并不生成正面价值，它的价值就是对他者、“敌人”价值的反应/反动（Reaktion）。因此每当俄罗斯与西方交恶，西方的最新现实便会成为俄罗斯积怨的首要攻击对象——而这种现实在眼下的代表自然就是平权运动和取消文化。甚至连俄罗斯的知识阶层也无法摆脱这种积怨情绪，皮奥特罗夫斯基对取消文化和黑命攸关运动的揶揄绝非孤证。
就在俄乌战争打响前一年，著名戏剧导演博戈莫洛夫（Konstantin Bogomolov）亦曾撰写长文《劫掠欧罗巴2.0》，将如今的欧洲称为由“酷儿活动家、女权狂热分子和环保精神变态”组成的“伦理（第三）帝国”（eticheskii Reikh），在引发巨大争议的同时，也吸引了许多亲建制乃至以自由派自居的知识分子的附和。
而在俄乌战争中，积怨的这种纯粹否定倾向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俄罗斯根本没有清晰而连贯的战略目标。无论被俘的普通士兵还是被外媒逼问下的驻外使节，都坦陈自己不清楚这场战争的目的何在。俄军在布恰的屠戮、对马里乌波尔和顿巴斯前线城市基础设施毁灭式的破坏似乎都表明，俄罗斯知道自己并非前去“解放”乌克兰，甚至未曾认真打算进行长期占领，它唯一想做的，就是宣泄自己的积怨，对世界喊一声“我们可以重演”。
很难说凭皮奥特罗夫斯基的访谈和当代俄罗斯民众的积怨集体潜意识，就等于验证了乌克兰知识分子关于俄罗斯文化“帝国性”原罪的论断，但彻底反思帝国和殖民遗产，仍是俄罗斯从知识阶层到普通民众在未来必须直面的挑战。尤其当俄军在战场上逐渐显出败势，普京的帝国复兴梦很可能将惨淡收场之际，如何摆脱积怨意识的致命轮回，如何避免它酿成下一场历史灾难，可能都将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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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珏，俄罗斯科学院博士生，俄罗斯文学研究者、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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