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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16年10月28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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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厅级干部周时奋遗稿《天问》:第二章 你别无选择(下)

2016-09-18 周时奋 辩护人Defender 辩护人Defender

光溪桥畔(作者:周时奋)


公众号辩护人Defender按:文化名家周时奋先生(1949.5.3—2012.10.1),集画家、作家、学者于一身,曾任浙江宁波市文化局局长。在黄兴国任宁波市委书记期间,周时奋被以受贿罪终审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后黄兴国调任天津任市长、市委代理书记,并于2016年9月落马。至此,这部尘封十多年的书稿才得以面世。书稿讲述了其被“双规”、判刑、服刑的传奇经历。公众号辩护人Defender从接近周时奋亲属的人士处获得书稿,予以连载。


▍文 周时奋

▍来源 公众号辩护人Defender

 

在一种设定下,开始共同编造谎言

 

就在我听着姓张的威胁性的谈话的时候,有个看上去三十来岁的戴眼睛的人坐到了张的旁边。圈手椅上的年轻人站起来给他倒水,叫了他一声“蔡老师”。

    

这时候,“蔡老师”插上话来:“我看,周局长也是个明白人,现实一点,就从你与陈鲁的交往、特别是宁波剧院立项后的交往说吧,这样思考的圈子就小得多了。”

    

开始摊牌了。我当时从心里感谢蔡的坦率,使“需要说明”的问题集中了。

    

“对,”姓张的表示赞同,“剧院的立项和招标都是哪年的事?”

    

“那是在1996年的下半年,”我说,“因为那年八一节在宁波剧院举办拥军晚会,正好下大雨,舞台漏水,当时的市委书记许运鸿就定下来要装修,而且要在第二年‘七一’香港回归前投入使用,这我记得非常清楚。”

    

“周局长正是好记性,”姓蔡的说,“那么,下半年招标陈鲁成功后,总有所表示吧?”

    

“表示?这有什么可以表示的,因为你们都知道,整个招投标我都没有参与,也没有帮过他的什么忙,他为什么要向我表示?”我反问他们。

    

“问题不能这么看,”姓蔡的说,“在陈鲁的理解中,你是局长,没有你的帮忙,他会成功吗?”

    

“我们局里决策很民主,而且这次招投标全部由市招标办规范操作的,我们也不可能插上手。”我说。

    

姓张的插了进来:“事实上,陈鲁一直对你非常感谢,这一点他已经说得很明白,这年的春节,他总有所表示吧。”

    

我说:“你们所说的表示,是指什么意思?”

    

“这不是很明白的事吗,”张说,“请客,吃饭,馈赠,给个红包什么的。哎呀,这我们用不着讨论了,一个像你这样当局长的人,如果逢年过节没有人送点礼,不是太没有面子了吗?”

    

这时候我记起来了,1997年的春节前夕,宁波剧院的书记纪平打电话给我,说是陈鲁已经安排了,请我们两家吃顿年夜饭。我开始推了几次,后来纪平说,就吃饭,其他决无歪门邪道,他保证。又说你们反正是老朋友,也不必太拘谨。我才勉强答应。呵,为了那餐饭,他们怀疑那餐饭吃得蹊跷?这完全可以说明白的。

    

我一下放松了心态,把那事说了一下。

    

“那么饭后呢,就这样算了?”姓张的急切地问,“难道没有给人压岁钱什么的?”

    

我说:“压岁钱是长辈给小孩子的,平辈或小辈是不会送压岁钱的,这是风俗。”

    

“那他可以给你儿子嘛 ,这样总合理了?”姓蔡的说。

    

“可我儿子在部队当兵,他当时不在宁波,在江苏宿迁。”我说,“他是过了春节后才来探亲,大约要到三月了。”

    

“据我们掌握的,那次吃饭你儿子在场。”姓张的说,“在场就在场嘛,这是正常的礼尚往来,有什么关系?你们两家有历史渊源,我们了会分析的,会实事求是对待的。说吧,给了多少钱?我们谈话痛快一点,说清楚了明天就走人。”

    

我当时确实误会了。我以为原来转了半天,就为了这么一件事,虽然根本没有见到过什么红包,但是为了不再纠缠,也就忍心认了吧,反正儿子不在,这是可以证明的。

    

我说:“就算有吧,一个红包。”

    

姓蔡的说:“不能说就算有,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好,有。”我咬咬牙说,反正就是一个红包。

    

“爽快,周局长到底是爽快人,”蔡说,“其实说了又有什么关系呢?好吧,你说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红包?”

    

说实话,我至今还没收到过别人送的红包,读者,你能想象一个年轻的工程承包人,用红包的形式给一位比他年事大得多的干部“压岁钱”?可笑,但是我不想纠缠,我就想像我妻子有几次曾经送亲友同事结婚,用红纸包了五、六百元钱,大概这就是红包。

    

我就说:“一个红纸包。”说完,我就完全根据妻子送人的“红包”大小模样,用手比拟了一下,说明是个很小的纸包。

    

姓蔡的也没有顾我的比拟到底与他的想像是否一致,就紧急着问:“里面多少钱?”

    

我说:“大概五六百元吧。”

    

“什么,”姓张的着急了,“像陈鲁这样的老板,六百元钱能出得了手?这你就不老实了。”

    

下面他就开始威胁、利诱了。为了不致再重复他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话,我们就把这些话姑且称为“四大理论”,因为他在以后还会不断地拿出来当“法宝”。这“四大理论”就是前面他已经说过的:

    

一、把你老婆、孩子叫进来,你的口风可以咬住,但保证不了他们也能够咬住,到时候,别怪我们弄得你“家破人亡,河白烂滩”;

    

二、别看我们现在对你很客气,我们还有其他的手段,不容你不开口;

    

三、你不说也能定你的罪,我们的证据已经非常确凿了,只是组织上还在挽救你,给你一个表示态度的机会,你要主动,也为市领导从轻处理你的事情提供依据。

    

四、你现在说的都是主动交代,可以作为坦白自首,获得从宽处理,甚至既往不咎。这一精神是尉健行同志说的。但是必须在星期一市委领导讨论之前说清楚才算有效,不然失去了这个机会,你会终生后悔的。

    

当然他当时的说话没有这样的条理化,只是在不断地强调,并且举出种种例子,说明只要组织上认定有的事情,本人不承认也没有用,谁判了多少年,谁又判了多少年,我听到的只有一例,是某个处长说清楚了,让他参加了他儿子在第二天举行的婚礼,这是从宽的典型。

 

    

“好吧,你就说吧,”姓张的说完“四大理论”后,又转到了本题,“到底多少钱?”

    

“我不太懂现在的行情,你说像陈鲁这样的老板会出多少?”我问。他们可能没有发现,有一丝苦笑从我的脸上掠过,荒唐呀,我们竟然这样开始“商量”起来,为了不同目的共同设计谎言。是的,这谎言对他们是完成指令者的任务,而对于我,或许能争取出去的机会,然后以自由之身为自己证明清白。我想起了日本电影《追捕》的情节。

    

“会出多少?哈。”姓张的笑了起来,“这我们本来是不能告诉你的,但是既然你已经提到的,我看你已经开始觉悟,我也不妨说说,可以启发你。”姓张的一脸诚恳,“你想想,像这样的老板,没有三千元能拿得出手吗?”

    

我心里一惊,三千元是很厚的一迭钱,这一个红纸包能装下吗?我幼稚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现在不是讨论包装的时候,反正就是红包,张主任已经提示了,我们就把这个问题了结吧,这个问题,就是三千元,我们摊开来说好了”。蔡老师快刀斩乱麻,同时也透露了那个姓张的官衔,大概就是那个“纪检一室”的主任吧?

    

但是既然他已经说得这么明白了,也不容我不承认。好在那次吃饭还有纪平的一家在,以后可以调查清楚的,纪平作为第三者,我相信他也能为我作“绝无此事”的实事求是的证明。那么我先不妨先“承认”了,以争取早些出去,只要能出去,我就能够找到证据来说明白。

    

我叹了口气,说:“就三千元吧。”

    

“好,痛快”,姓张的说,“给了谁?”

    

“就算给我儿子,”我说“你们不是说给了我的儿子?”

    

“怎么就算?给儿子就是给儿子。”张一副得逞的样子。

    

“好吧,给我儿子的。”我说。给我儿子更好,反正他可以证明不在场。

    

“那,纪平的儿子也不可能没有吧?”姓蔡的诱导我。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说。

    

“怎么会不知道呢,就这么一张桌子,谁做什么能不知道吗?”姓张的说,“我们也别兜圈子了,纪平的儿子也是三千元,我们也已经掌握了,对不对?”。

    

“你说这样,就算这样吧。”我说,“反正我不清楚这事”。

    

“是的,就是这样。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再去回避了。”姓张的说得斩钉截铁。

 

他显然已经把一切都设计好了,或者说这就是陈鲁提供的胡说八道的内容,他们要按这个“套子”把我套进去。

    

——然而我当时确实疏忽了一个更大的问题,这是我后来到了监狱后才想到的,那就是他们当时实际上已经设了另一个更为险恶的圈套,把能戳穿这个谎言的有力证人纪平也拉进了“同案”的名单,使他能为我可作的证明失去了效力。

    

姓张的紧咬不放:“那你当时怎么说?”。

    

“怎么说呢?”我苦笑了一下,“我说,孩子已经长大了,不能拿压岁钱。”这是社会上一般的大人拒绝朋友送给儿辈压岁钱时的通常说法,我也只能这么编着。好在那天我的儿子根本就不在场,因为他还在部队服役,我以后是能作出有不在场的证明的。

    

“对,这是符合你性格的话。那他又怎么说?”姓张的显然高兴起来。

    

“他说,”我只能按送压岁钱的人们通常的说法瞎编,“他说,在我的面前,他永远只是孩子。”

    

“对,你早这样痛快,现在就快没事了。”姓张的很兴奋,站起了来,“你先把这件事详细写下来,还有什么事,可以跟小蔡说,我们都是一个专案组的,你的情况他都很清楚。”

    

姓张的就出去了。

 

    

我开始将这个瞎编的故事写在纸上。在写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为了别连累儿子,因为现在,我的儿子也在他们的权力笼罩之下。我就加了一句:“我儿子没有拿,我怕他乱花钱,所以由我代收了。”

    

姓张的显然按捺不住他的“胜利的突破”的兴奋,不多久,他又进来了。他就这么看着我把那段谎言写完,然后拿过去仔细地看了一遍,说:“你们写文章的人是不一样,文句很通顺,意思很明确,不错。这说明你与组织上的要求在不断地靠近,我们已经将你积极回忆反思的态度向市领导作了汇报,组织上很满意,希望你能够极早解脱,做一个彻底从宽的典型。——他又重新看看我写的那张纸,感到很得意——你看,我说过组织上是什么都知道的、都掌握的,不但这一次是三千元,以后每年都是三千元压岁钱。你也就不必解释了。对不对?”

    

我一听,简直傻了。这是哪门子事呀?春节期间,陈鲁一家倒是每年来走动,但是从来没有送过钱。因为他非常清楚,我最讨厌这种俗套俗礼,而且我非常看轻钱,他敢拿出来吗?

    

我想辨白,刚开口,姓张的就抢先说:“这事我们不说了,礼尚往来嘛,我也知道你们也有送给他的,比如他弟弟结婚的时候。这些都是小事,这些小事就这么定了,我们也不兜圈子了。送了几年呢?五年吧,就算五年。好,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事?”

    

怎么还有事?连这个故事也是瞎编的,连续五年,也是他糊里糊涂地一句带过,根本不容我说明和澄清,现在,我怎么又有什么事了?我傻傻地简直说不出话来,只抬着头看着他。

    

蔡老师出来跑圆场了:“周局长每天工作这么忙,我们也听说了,你对金钱看得很轻,可能一时记不起来。没关系,慢慢想嘛,每年春节的这三千元你不妨写先一下,反正我们会去一一核实的。”

    

说实话,这个“蔡老师”确实扮演了一个很成功的角色,他和颜悦色,说话仿佛非常讲道理,这次,他的“会去一一核实”的承诺又一次使我相信了,因为我确信,不管这个“组织上”是个什么东西,但他的外壳总是共产党的纪委,总要去认真核实的,总不能凭空随便说有就有。没有的事,如果陈鲁也在瞎编,那肯定会矛盾百出的。——现在想起来,这是多么幼稚的想法——那么好吧,写就写。

   

我说:“好,我就这么写,但是最后,你们要核实,一定要以核准的事实为准。”我再三强调。

 

“当然要核实。”蔡等我写完后,说,“我们办案都是要讲真实的证据,不核实能定案吗?”

    

以后的事情恰恰证明,他们不但不核实,而且所做的行为比这还要下流得多。这是所有善良的人们不可能想到的。

    

“你再仔细回忆一下”,蔡显然已经有些倦意了,“我们掌握的还远不止这些。说出来没事,反正市领导这次总要放你一马的。”

    

这时候,我估计已经快到午夜了。

    

门外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进来了两个陌生人,与姓张的和姓蔡嘀咕了没几句,就坐到了圈手椅上,原来的那个年轻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

    

我知道,这就是纪委惯用的车轮战,他们轮番休息,让你一个人耗着,几天几夜下来,让你筋疲力尽,生不如死。这时候,就不由得你不投降。我原来一位同事曾到纪委“帮助工作”,实际上就是做这样的看守,初来乍到,他看“双规”的对象实在太累了,就叫他在一个可以靠身的地方先躺下来眯一会眼睛,结果被领导大骂了一顿,说是他们前几天的努力全部白费了,因为那个人已经三四天没睡,坚持不了多少时间,他想活,就得招,不管真的假的。

    

张对我说:“我看你还是抓紧时间争取主动,你的问题多着呢,写吧,要竹筒倒豆子,一吐为快。”说完不久,就和蔡悄悄地走了。

    

第一截的故事到此结束,午夜的故事开始了。

 

极度紧张后我昏厥过去了

    

这时候,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我想,我这个人大大咧咧的,如果有什么人比如陈鲁要送我某个东西,也不明说,只偷偷地塞到我家的什么地方,我平时根本不在意。如果真有这样的事,那不是让我蒙在鼓里,而纪委实际上也在追查这东西,那倒真是一场误会了。

    

如果真是这样,我家里什么地方可能放这样的东西呢?

    

我下意识地在纸上画了我家的一张平面图,满脑子是家里的那些家俱旯旮,我一边想着,一边自己提出种种疑问,又一一否定。

    

那后来进来的两个人起先并没有理睬我,只是坐在圈手椅上假眠。我偷偷地看过他们,发现这是两个中年人,一个长得彪悍,象个粗人;另一个略显稳重,年龄上都有三十多岁至四十岁的光景。我没闲心思理会他们,只是机械地在自己画的平面图里努力“寻找”着。我疲惫极了。这几天准备会议,本来就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突然降临的灾难又从早上延续到午夜,我的身心处于极度的紧张与疲惫之中,我觉得仿佛有一种虚脱的先兆。

    

我就拼命地喝水,一方面为了使自己清醒,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储备一些体内水分。据说他们还有一种折磨人的方法,就是长时间地不让你喝水。

    

突然,那个彪悍的“看守”从圈手椅上站了起来,我被他吓了一跳。他那站起来的速度简直跟跳起来差不多,然后冲到我的前面:“你装什么蒜,自己做的事情还不知道?你这样画啊画啊,画给谁看,你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

    

这时我才看清了他的脸。这是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从他的身板的结实程度,我想这人大概当过兵,或许是个连排级的军事干部。也许是午夜时太安静的缘故,他的嗓门听上去很大,一种因地位的卑微而激起的傲慢,使他显得精神亢奋。

    

“你们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他又嚷了起来,“别看白天那几个人对你这样客气,我老马直来直去,我如果烦了,有你受的”。

    

我估计这个自称老马的人是个打手之类的货色,头脑简单,不打人或许手里就会发痒。这样的人,我能对他说什么呢?我无话可说,只是用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自称老马的人有些被我的目光激怒了:“你这个呆陀儿子,这样看着我做什么?你想吃生活是吧?”

    

这是一句很侮辱人的话。在宁波方言里,“呆陀儿子”不仅仅是傻瓜蛋,而且有祖宗三代都是恶劣品种、社会渣子、或者早该死的家伙之类的意义,可以说,在我的五十三年生命里,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地侮辱过。而“吃生活”,就是行使暴力。

    

我一下气得说不出活来。我记得当时回了他一句:“你,你怎么可以骂人?”

    

“对你们这样的人,骂还是轻的,”他说。他大概一直来对“你们”耿耿于怀,显然他现在还没有晋身到“你们”们的行列,妒火使他更蛮横无理。

    

“我们是怎样的人?”我记得又顶了他一句。

    

“你这呆陀儿子,倒是难看嗬”,这是一句意味着准备动手的方言。这时候,圈手椅上的另一个人站了起来,他拉住了姓马的。在后几天里,我知道那人姓严,是个转业的军队政工干部。

    

姓严的出来跑圆场。他大概看我的脸色已经气得很难看了,急忙安慰我:“没事,没事,要不你就到那床边靠一下,休息一下,让心静一静”。

    

这正是一次大恩赐。我的桌子对面的墙边,原先就放了一张单人床,大概是那些看守们下半夜自己轮流躺一下的地方。老严就扶我走到床边。

    

我现在只记得我当时确实是坐到了床边上,再以后,我的记忆至今一片空白,因为我突然昏死过去了。

 

    

我仿佛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群熙熙攘攘的人,在乱轰轰的人声里我仿佛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那声音也仿佛从隔世的旷野里传来,模糊而幽远。

    

我的眼前一片灰白,我觉得自己正掉进了一座寒冷的冰洞,好冷好冷。

    

仿佛有人在剧烈地推摇着我的身子,我好像是被人从另一个世界里推了回来。我终于睁开了眼睛,眼前的灯光是那样的暗淡无力。

    

一大群人围着我,我感到喘不过气来。

    

显然,我的知觉已经恢复。我感到手和脚冰冷而麻木,心脏与左肩之间的胸口抽紧地疼痛。

    

我已经能感觉到这些人——大约有七八个人——都十分紧张,有人在喊:“老周,老周,怎么样了?”

    

我喘着粗气,说:“冷,痛”。

    

我不会忘记那个老严,他还是个心地善良的人。老严焦急地问我:“哪里不舒服?”

    

我告诉他,我的手脚不行了,冷得快没了知觉。他就拼命用他的双手来轮番按摩我的手和脚。他的手带着很舒适的温暖。

    

我在人群中看到了那个姓孙的老头,这只老狐狸终于露面了。我知道正是他在指挥着这次行动。我听到姓张的在请示他:“要不要找个医生来看看?”

    

老狐狸说:“他有什么病?”

    

姓张的就来问我:“你以前有过这样的情况吗?”

    

我点点头。我心脏有病,以前也晕倒过几次。

    

姓张的又说:“你吃什么药?”

    

我用十分微弱的声音告诉他们:“速效救心丸”。

   

“速效救心丸”,姓张的大概是把我的话在传达给老狐狸,“要不要派人去配一盒?”

    

我听到老严在建议:“还是送到医院去看看,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

    

好久,老狐狸哼了一声。我可以断言,这是那种在阶级斗争年代里锻炼成长的干部,阴险而残忍。

    

我虽然眯缝着眼睛,但是清楚地看到这一细节。

    

我已经记不清是老严扶着我还是背着我离开了那个房间,反正到了门口,已经有一辆汽车等在那里,惨白的车灯照亮了前面雾蒙蒙的夜色,前景一片混沌。

    

尽管我当时虚弱得连走路的力气也没有了,还是有两个人把我夹在中间坐到汽车的后排,这是训练有素的职业化动作。姓张的告诉司机:“到梅墟卫生院”。

    

汽车巅簸着向前开去。我想如果我刚才醒不过来,那不是一了百了了吗,他们会怎么解释呢?最好的解释恐怕仍然是“畏罪自杀”,因为只有先把你打为罪人,把你搞臭,才能封住想弄明白真相的人的嘴。呵,我已经死过一次了,死有何惧?

    

汽车大概在卫生院的门前停了下来,那地方仿佛是集镇的一个空场地,汽车的灯光直挺挺地打在卫生院的大门上。姓张的人下达了简短的命令:“你们都不要动,我下去叫一个医生来”。

    

好久,一个睡眼醒松的医生跟着他来到车边。他们不许我下车,显然也不许那医生与我搭话。因为医生始终没有跟我说一句话,只是用听诊器大略地在我的胸口听了一会,就默默地走了。不久,他拿来了药,先让我喝了一杯有些甜的药水,然后给姓张的一包药。医生的脸上始终没有表情,就像给牲口治病的兽医。

        

我决定面对现实

 

那一场昏厥使我暂时获得了片刻的喘息机会,从卫生院回来后,他们允许我在那张单人床上再靠一会儿,我抓紧时间迅速地清理了一下自己的思想。

    

我作了如下的判断:

    

我已经陷入了一场政治迫害的圈套之中,很显然这是一次有上层指令的人为的阴谋,因为一切都不合情理地显得那样的草率。陈鲁从福建回来就被莫名其妙地拘捕了,然后是三天三夜的逼供,再以后,光凭陈鲁的单方面口供,就立即召开市委书记办公会议,草率地作出对我的“三步曲”的处理方案。我在政法机关有不少朋友,我知道一般说来,在没有足够的证据前不可能这么草率行事的,更何况我毕竟是个副厅级的官员,在这座城市里也算是个有影响的人物,政法机关不可能这样贸然行事的,除非有某种权威的意志。只是现在还不能一下确定,这个主谋是谁?

    

我还能出去吗?这是我必须判断的第二个问题。如果这是一个阴谋,那么我就不可能再以清白的面目出去了,我的心里太清楚了,因为我清白,无懈可击,所以我就可以断言,这不是一般的错误案件,而是蓄意的陷害。暂且不去深思为什么要陷害我,我已经能够判断出我的最后是两种结局:坐牢,或者死去。这就是我必须面对的现实。

    

第三个问题就只能在坐牢或者死去之间选择了。

    

显然,从姓张的口气里我已经听出了他们的意图,他们没有必要要我死去,而是要为我凑足一定量的罪行,然后将我送进监狱。他们会要我坐几年牢才能称心呢?我的直觉告诉我,起码五年以上,不达到这个目标他们一定不会罢休。道理很简单,五年是一届政府或者一届党委的任期。因为是一桩冤案,他们就怕暴露破绽,如果我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出去了,就难以保证我不申诉,这事情不就败露了?如果当有关的人在任期内安安稳稳,任期一到自然升官晋级,那纵然是再折腾几年让你把案子弄得个底朝天,也无碍于他们的政治前程。时间将洗涮一切痕迹。这也是我必须面对的现实。

    

一想到此,我的心里反而平静多了。我当时就想到,以后的人们必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据理力争,为什么不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只能告诉他们,据理力争是需要条件的,起码是双方的话语姿态要平等,只有平等才能对话,而现在,这里能平等吗?结论已经有了,而且是以市委的名义作出的,就象答案已经有了,下面就是必须创造出符合这个答案的条件。

    

当然我并不是没有想过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那就必然使所有的办案人员无法完成使命,无法交代差使。别说他们会不断地折磨你,熬得过熬不过这些非人的刑罚还是一个问题,如果熬不过,还是上述的结局,白受皮肉之苦;如果熬过了,我坚持住了,这个结局还是有解的,那就是制造“畏罪自杀”的假象,我就必死无疑。关于这一点,有一个活生生的事例使我记忆犹新。

    

那就是台州市纪委逼死证人案。台州就在宁波的边上,而且凑巧的是,我几乎在第一时间获得了那个案件的详情。台州市纪委为了查一个国有企业负责人的经济问题,让一个退休的老会计来作证。那个老会计是个实事求是的老人,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显然不合纪委设定的意图。恼羞成怒的办案人员竟然用烟缸将那老会计活活地砸死。我说的凑巧就是,那个老会计正是我外甥女单位总经理的岳父。我的外甥女徐芸是那家企业的副总,那天早上总经理夫妇急匆匆地跑到她家,说家里出了大事,把孩子托付给了我的姐姐。当他们赶到台州时,被告知他们的父亲莫名死去,很可能是畏罪自杀。奇就奇在老人的女儿也就是这位总经理的夫人是浙江医科大学的教授,她一看尸体就提出怀疑,吵着一定要公安机关进行尸检,事情就这样败露。这事情,后来在某个司法杂志上也报导过。

    

这就是说,在某种使命或者利益驱使下,再堂皇的组织,也能做出什么样出格的事情,何况对于我这样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案件。

    

我知道的另一个案件,中国银行宁波分行的原行长庄天闻的案件,就是一件刑事服从政治的案件。庄天闻的夫人与我的夫人在一个学校共事十年,庄行长出事的时候,说是他收受了一个叫胡教华的人六十万元的贿赂。他死活不承认,在鄞县看守所整整关了两年,受尽了种种刑罚,屈打成招。事情的戏剧性变化发生在开庭的前夕,他的夫人后来偷偷地告诉过我们,审判庭去提审胡教华,胡供认是他在经不住种种刑罚的情况下瞎说的,庄天闻没收有收过他的一分钱。这样就为难了法院,据此,法院有可能要判无罪,法院请示了“组织上”,指示他们的却是“以大局为重”。什么是大局?就是全党的反腐败,党需要反腐败的成就。我看到过庄夫人偷偷弄到的胡教华提审的笔录,因此我相信这件事的真相。庄天闻最终以受贿三十万元被判了十四年。有意思的是,当胡教华被数罪并罚判刑时,其中一项行贿罪名下只有十万元,而且并不是送给庄天闻。那么庄天闻的三十万是天外来物?

    

现在的情况已经十分清楚了。如果坚持实事求是,我即使死,也会死得不明不白,而且他们必然把我的妻子和孩子抓进来,这是十分可怕的结果。现在我能做到的,首要的任务是保证家人不受不公正的待遇。我决定放弃实事求事的据理力争,这条路代价太大,而且最后还是落得个不明不白的结局,那么显然第二条道路就是与他们“配合”,这样,起码能保全一个家庭,也保全自己的一条命。我相信,只要能活下来,我就能把一切真相公诸于众,我总有说实话的一天,我不相信某些人或者某些利益集团一手遮天的日子永远不会改变。

    

是的,我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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