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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16年10月28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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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厅级干部周时奋遗稿《天问》:第六章 律师来了,但我另有想法(上)

2016-09-19 周时奋 辩护人Defender 辩护人Defender

周时奋生前照片(资料图)


公众号辩护人Defender按:文化名家周时奋先生(1949.5.3—2012.10.1),集画家、作家、学者于一身,曾任浙江宁波市文化局局长。在黄兴国任宁波市委书记期间,周时奋被以受贿罪终审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后黄兴国调任天津任市长、市委代理书记,并于2016年9月落马。至此,这部尘封十多年的书稿才得以面世。书稿讲述了其被“双规”、判刑、服刑的传奇经历。公众号辩护人Defender从接近周时奋亲属的人士处获得书稿,予以连载。


▍文 周时奋

▍来源 公众号辩护人Defender


没有力量的正义是虚弱的,

没有正义的力量是残暴的。

——帕斯卡《思想录》

 

我将必死,但求死后验尸

 

律师于我被捕的第二天,也就是228日来到看守所。这是一次十分短暂的会面,来了两位鄞县的律师,一位女律师我认识,她叫田虹,原来在鄞县司法局工作,她的爱人刘晓清原来和我在一起工作过,另一位姓李,我原先不认识。检察院的人随他们来,同时也是例行监督。

    

我们就在外岗的接待处里站着说话。

    

田虹说:“我和李律师是受周老师(指我爱人)的委托作为你的辩护人,按照法律,还必须经过你本人的确认,如果你认为不妥当,可以另外请人。”

    

我挤出了一丝笑容。说:“想不到在这里与你们见面,看,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请你们辩护,这很好,但是我估计我没有什么可以辩护了,你们也出不了什么力,一切都已经确定了。”

    

田虹说:“你知道你是涉嫌什么罪吗?”

    

我说:“知道,我是涉嫌受贿罪。”

    

田虹很快翻出了《刑法》中有关的条文,说:“这个罪名有三个特征,一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这一点无疑符合你的身份;二是收受他人财物;三是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办事。你清楚了吗?”

    

我知道她是在提示我法律上的要点,让我去想想对不对得上号。她哪里知道,现在并不是我的什么行为与这三个要点有什么关联,而是根本就没有什么犯法的行为。她哪里知道,我是在一种强大的预谋、强大的组织力量、强大的压力下被迫选择的一条险道,这事情已经超越了法律的本义,是有人蓄意利用法律进行的陷害。当法律也能被人游刃有余地利用的时候,法律还有什么力量去主持正义?法律只能被动而行。

    

也罢。我说:“我都听清楚了”。

    

田虹说:“今天我们只能说到这里。等到你的起诉书到了的时候,我和李律师会马上来与你详细讨论案情,李律师也是位经验丰富的老律师了。家里的事请你放心,周老师很坚强。”

 

这一次的见面就这样匆匆地结束了。

 

 

这时候发生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插曲,也成了我的思想最后的转折点,我因此坚决地摒弃了某些幻想。

    

我到27号监室的第二天,整个监室的人就搬到了12号。12监室的不远处就是看守所的医务室,在押的犯人经过报告,可以到那里去看病。我因为心脏不好与肩周炎,管教允许我去看一次病,就在这一次,我意外地在那里碰到原镇海区的副区长徐岳方。

    

三年前,我就听说徐岳方因为受贿罪被判了刑,同时也听说开庭的那天,镇海区的几十个老百姓打着“徐岳方没有罪”的横幅在法院门口声援,而且这个案子传说中十分蹊跷,说是徐岳方本人从来没有承认事实,案子一直拖了好长的时间没有了结。有一种说法认为最后是“硬做”,也就是强行判决。

    

当然这都是道听途说,当时并没有当作一回事。

    

想不到我会在这里碰到徐岳方。

    

我和老徐见面的时候我们都很惊讶。他看了我好久,嘴巴歙歙地想说什么,我也一下子仿佛见到了一个怎么也想不起名字的熟人。当年见他容光焕发的样子,已经无法和眼前这个穿着囚服的犯人对应起来。

    

他终于先开口了:“你是周局长?”

    

我立刻想到他是谁了。好久没有与人用握手来表达情感了,我们热烈地握手,相互寒喧问候。

    

他告诉我,他现在正在看守所的二科服刑,快可以报减刑了。

    

这样的时候不宜多说话,我们加快了说话的语速。

    

他说:“老周,你的情况我大体已经知道了,是通过警察了解到的。你的做法是对的,人到了这一步,只能委曲求全,选择大的方面而不能面面兼顾。你看我,我一直是零口供,让他们去调查。他们的方法更厉害,就让你拖着,也不调查,也不理睬,我就在这么小的监室里整整关了两冬两夏。后来我想明白了,你再关也是白关,关了你三年,最后一定判你三年以上;如果关了四年,判下来肯定是四年以上,他们不可能退赔你刑期。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我说:“那,后来你怎么办?”

    

他说:“我有什么办法?这两年可以说什么苦都吃到了,人生也就是那么回事。你们不是要我坐牢吗,我已经两年坐下来了,面对现实吧。后来我就说,你们要我说什么,我就照你们的意思说,成了吧?”

    

我说:“我也是这样。开始我想的倒是保全家庭,就编了瞎话。”

    

他说:“你到什么阶段了?”

    

我说:“快了,起诉书可能很快就到。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到法庭上总得让我说清楚吧?”

    

徐岳方马上一脸严肃地说:”老周,这恐怕不行。你翻供了,以后就是我的命运,就让你关着,让你在受不了的时候自己投降,这是他们对待一切案子的最后一手。你可要想明白呀。”

    

我们匆匆告别了。

    

这以后,我向管教特地打听了徐岳方的情况,得到的说法是,他在笼子里关了两整年后只得投降,只得承认指控,于是赶快判决,判了三年,赶快出来劳动。只有劳动才能减刑。他从笼子里出来的时候,余刑已经不到一年了,他就按《刑诉法》规定留在看守所里。看守所的二科是专门让余刑在一年之内的短刑犯服刑的,从参加劳动起就可以积分减刑,听说最后他减了三个月,共坐牢两年九个月。

    

老徐的一番话对我的触动很深,他使我又一次想到张海明说过的张良德的故事。是的,我面对的是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凡是参与这个假案制造的各个环节的人,他们开始盲从于某个意志,然后随着自觉的卷入,会越来越自觉地去服从和陷入这个意志,成为这个意志的一部分。很显然,当一个人一旦进了看守所,办案人员的精力已经不再是深入调查你到底有没有罪,而是检查他到底有没有错。如果他错了,那就是如何想方设法把错误掩饰过去。这在以后我接触到的许多案例都可以证明,我并不是瞎说,而是符合心理学的推论。

    

那么,我是不是应该最后投降呢?看起来,恐怕只能这样了。我还能对那些冠冕堂皇的法律程序抱什么幻想呢?

 

 

律师的正式到来,是在《起诉书》正式送达的第二天,也就是39日的上午。这一次,我们可以在一间专门的审讯室里坐下来谈事情了。

    

田虹是位细心的人,她专门买了一包香烟,还买了一包巧克力。

    

她说:“吃点巧克力,补充补充营养,我知道这里的伙食很糟糕。”

    

我说:“岂但糟糕。但是没关系,反正我是经过六十年代自然灾害的人,还怕过不了这个坎?”

 

田虹说:“我们说正经的吧,起诉书里指控的,有多少是事实的,这个你必须对我们说真话。”

    

李律师也说:“是的,你要想信我们。有问题的,我们看看怎样认识问题;不是事实的,或者事实与指控有出入的,我们律师有责任纠正它。我来的时候,你的战友施宝根也专门托过我,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我想了想,我认为必须跟律师说实话。

    

我说:“如果真的说实话,我告诉你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

    

他们并没有表现出诧异的样子。可能他们的职业中,这样的事情也碰到多了。

    

我接着又说:“以前听说有的干部确实收过别人的钱财,至于算是什么性质可以商榷,但是我没有拿过陈鲁的一分钱,现在的问题就是,要么完全推翻,要么完全接受。这不是有没有事实的问题,而是‘组织上’要不要有反腐败的典型的问题,说白了,这是政治而不是法律。”

    

我就把当时为什么承认这些虚假的说法,以及这些“口供”是谁用什么手段进行诱供,大体上说了一遍。

    

田虹说:“这几天,我们实际上已经开展了一些外围的调查,许多人都说这里面肯定有冤情,大家都相信你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当然我们要用事实说话,要分析一些说法的可信性,如果正如你所说的,而且我们经过调查确实可以证明你的说法,我认为应当持实事求是,非把真相说清楚不可,检察院说不清楚的,一定要在法庭上说清楚。”

    

田虹的话无疑是对的。这是一个很有浩气的女性,属于敢出手时就出手的那一类。

    

但是,我能免对被同一个权力笼罩下的司法体系寄以多大的希望呢?

    

我把这想法告诉了他们。田虹说:“你说的确实没错。其实我们刚刚接手你的案件的时候,那是在227号吧,听说检察院已经打印好了起诉书。一个星期就已经结案并且可以提起诉讼了,难道你不觉得太快了一些,不觉得其中有些奇怪的东西吗?”

    

我说:“不奇怪,一切都根据既定的方针在办事。现在的情况,我已经必‘死’无疑了,这是事件给我的宿命,谁在这个时候都不愿意去求证我为什么必死;但是,就以我的‘死’,来争取‘死后验尸’吧,那时候,大家的心境可能会平静些,而且问题的核心不再是我有没有错,而是他们有没有搞错。我只能争取在几年后有一个‘死后验尸’的机会,让世人知道当初的周时奋为什么必死,给世人一个真相,还我一个清白”。

    

田虹想了想,说:“是啊。我从一个可靠的人那里得知,市委已经早就定了调子,说出来你不要有思想负担,听说是五到八年。”

    

我反而笑了起来:“不幸被我言中。”

    

我就把我推论的依据说了一遍,我说:“怎么样,我预料得还可以吧。现在‘标准答案’已经有了,比如必须是八,到底是七加一还是六加二,这就是法律部门的具体工作了。”

    

李律师基本上没有话,有时候他也会插上一两句。这一次他倒是说了句实话:“这样的案子,律师还能起什么作用?”

    

田虹有时候会豪情万丈,她说:“如果是冤案,我豁出去也会上。”

    

我说:“除死不算大冤。有必要为我这个并不是大冤的案子再去牺牲吗?”

    

我们相对无言地坐了一回。

    

田虹忽然说:“你就是死,恐怕也得死个明白。你知道这个事情是谁捣腾出来的吗?”

    

“谁?”我问。

    

应某某,宁波剧院的应某某

    

“哦,果然是这小子,”我说,“你怎么知道的?”

    

“怎么知道?你出事后,宁波剧院楼上租房开饭店的那个象山小老板高兴得要命,逢人便说,周时奋是他和应某某挖出来的。

    

原来如此。我马上想起了一件事来。2000年快过年的时候,宁波剧院的经理韩培生和几个班子里的人来反映,说是剧院三楼租给一个象山小老板开饭店,说好是七十二万元一年,一年多过去了,一分钱都没有付。听说分管三产的副经理应某某与他勾结,内中一定有问题。这一点我是相信的,因为应某某在历史上不但是个打小报告的专业户,而且私心很重,想捞外快,事情败露后在许多单位呆不下去。这也使我想起了过年前几天的另一件事,那天夜晚我回到家时,驾驶员小沈告诉我,宁波剧院的那个小老板给你送来一些年货,我打开汽车后箱盖一看,满满的一车箱海鲜,我就对小沈说,你立刻给我送回去,这分明是打我的封口巴掌。于是我想我这里有,应某某那里会没有吗?同时我也听说前任的副经理向我反映过,应某某有男女生活问题。

    

几件事加在一起,我就对韩培生和剧院班子的来人说:“这样吧,等过了年,我们就来查一查,有事情就处理,没事情也还应某某一个清白。

    

这个说法大概传了出去,应某某就狗急跳墙了。

    

我把这件事跟二位律师说了。田虹说:“还有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事情,那个小老板在向人夸耀,说他是市委书记黄兴国的亲戚,两人都是象山人。说那天徐书记找你谈话的时候,他就坐在隔壁黄兴国的办公室里,等着谈话的结果。”

    

这倒是对我一个提示。是呀,我真该想想,那个强大的“组织上”到底是什么人了。

 

想一想,我到底得罪了谁?

 

律师走后,我一个人在监室里发呆。是呀,我得想想,我的假案到底是怎么引起的,现在看来,它绝对不是偶然,也不是无缘无故。这么严密的组织与部署,这么大的规模,以致整个国家机器都能够服务于某一个意志,这后面一定是一个十分强大的威权。

    

田虹说的“象山小老板就坐在黄兴国的办公室里”,联想到纪委姓张的说的这个案子“是市委主要领导亲自定的”云云,以及汪明航说的“从去年十月份开始调查”,许多事情使我把关注的中心越来越指向到一个方向。虽说我至今尚未有确凿的证据可以支持我的推论,但是那些事情的内在逻辑,则使我不能不有所猜测。我起码清晰地想到了五件事,但是为了避免罗索和同义反复,我将在下面叙述其中更为典型的三个。如果不足以说明问题,权当我自己清理一下生活经历,权当回忆几个生活的片断式小故事吧。

    

【故事一】我拒绝就范于一个骗局  

 

2000年的9月里,文化局接到了市政府的一个任务,说是中国文联牡丹书画协会有一批景德镇瓷器要到宁波来展览,这是一批工艺大师的作品,展出后将把它们买下来,在宁波建造一座“中国陶瓷工艺大师作品博物馆”。这批货色的价钱由文化局来谈,市政府付钱。不久,牡丹书画协会的一个姓张的秘书长来与我联系,那人自称原来在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工作,现在中央常委们的秘书都他的小兄弟,北京方面什么事情都能摆平。这种说法无疑会给那些属于中央管理的高级干部们怦然心动,但是我并不属于这个范围,反而感到这个人怎么看都象一个政治骗子。

    

展览在天一阁博物馆如期举行,北京和景德镇方面来了三十多个人。这个展览的规格在宁波展览史上是空前的,市长张蔚文讲话,市委书记黄兴国亲自剪彩。我很纳闷,就偷偷问张市长的秘书严家麒,回答是那个姓张的已经下了几年的功夫,凡是书记、市长到北京,他一定会请客吃饭,或者安排观光游玩,同时讲一些所谓中央的内部新闻。这个人其实不是书画家,而是一个画商,挂靠在牡丹书画协会。这种拉虎皮扯大旗的做法在中国是屡见不罕的。这次宁波的领导让他们来展览兼销售,实际上有些报答的意味。

    

我知道了这次任务的复杂背景,除了在一个星期里让这批特殊的客人吃好、喝好、玩好、招待好外,我决定自己来与他谈判价格。在这之前,我做了充分的摸底准备。我请了七八个人,有文物商店专做新工艺陶瓷器的翁平娜等,有博物馆搞陶瓷器的文物专家徐良雄、洪可尧等,也有近年直接做景德镇陶瓷的葛其浪等人。我要求他们心平气和地为这批大师作品一件件地定价。因为我知道,以前的陶瓷器都是手工艺品,做一件就是一件,现在则可以用照相术来复制克隆,设计成的一个画面复制千万件也不难。两天后,陶瓷器的估价已经出来,总价值三万九千元多一点,就算它是四万吧。于是我的心里有了底。

    

我先让姓张的开价,他报的价竟是一百十万元,而我还的价则是六万元。相距实在太悬殊了,谈判很快陷入僵局。姓张的就蛊惑我说:“周局长,你就抬一抬手,这事情也就成了。反正这钱不要你们文化局付,市政府掏腰包。我们也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到时候知道你周局长的好”。我说:“市政府也不是印钱厂,钱都是宁波纳税人的血汗,我能任意乱表态吗?”这样,玩玩、谈谈,他一直退让到四十万元,说这是最后的底线;我也退让到十万元,也说是最后的底线。于是就谈崩了。以后他在市领导那里说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自己肯定成了败事有余的人了。

    

——加一句后话,我进了监狱后,据说那批货最后以八十万元成交。

    

【故事二】我放跑了一个大人物  

 

不到一个月,也就是同年的十月里,正当宁波第四届国际服装节举办,文化局是唱主角的单位,我当然很忙。一天,负责演出事务的徐曙明跑来对我说:“文化部的曾司长在宁波”。因为我们没有事先请过他,我就问:“他有什么事情吗?”曙明说:“他想跟我们做一笔生意,有几个国外演出团体要介绍给我们”。曾司长叫曾庆淮,曾经是文化部艺术司的副司长,机构改革时到了演出经营公司,专门做演出中介。我笑笑,说:“他的胃口多大?”曙明说:“听他在说,要赚两百万”。我说:“这生意不好做。部里的人我们惹不起,你们就客客气气地招待好,我很忙,就请孟局长出出面,该玩的地方玩,该送的礼品送,然后让他高高兴兴地回北京。”这事本来也算是妥善解决了。事隔不久,市委来人找我,问我有没有来过这样一个人。我说:“有”。他说:“为什么不向市委汇报?”我说:“他是文化部一个公司的总经理,找我文化局想合作,我们没有谈成,就客客气气把他送走了”。他又说:“你知道他的背景吗?”我说:“知道,不就是曾庆红同志的弟弟吗?”那人说:“知道了,为什么不汇报?”我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搞裙带关系。如果曾庆红同志来视察,我不汇报是我不对,可是他弟弟来,哪一条制度规定必须汇报?”话是这样说了,但那毕竟是通向中国最高层的一条大道,我不就坏了人家的好事了?

    

——还是后话:在我进了监狱后,听说市里又把他请了回来,让他过手一个工程,大概收获颇钜。那只是听说。

    

【故事三】让书记出洋相,其实不是我的错  

 

十月里的再一件大事便是中国舞蹈家协会在宁波举办舞蹈舞剧的最高奖“荷花奖”的决赛。文化局是东道主,忙是忙些,但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颁奖晚会是让地方长官在中央传媒中露面的时候,根据对等的原则,最高奖由中国文联副主席李准和宁波市委书记一起发。那一天的男主持是濮存昕,女主持是本地电视台的主持人陈怡(雨燕)。打扮整齐的市委书记早就等候在台下的走廊通道里,大概是与大名人同台主持的紧张,陈怡在宣布颁奖人的名单时只说了李淮而忘了市委书记,书记一下面红耳赤扭身就走,台下的人也吓出了一身冷汗。但这事情确实可以认为是文化局也主要就是我的责任。这就是十月份的事情。

    

好多事情都可以联系起来考虑。十月份为什么市检察院莫名其妙地对我立案侦查?在以后法庭上宣布案件侦查的原由时,检察院解释是,在调查宁波剧院原经理纪平时,偶然带出我的案件。调查纪平是在第二年二月里的事,那么汪明航为什么说,他们从十月里开始就对我立案调查了呢?

    

能不令人怀疑些什么?

    

正如汪明航说的,我们调查你的案子,一开始很艰苦。是的,我这个人在经济方面一直十分注意,这种只有任务没有根据的调查必然是艰苦而无效的。到了年底,才有了一个偶然的转机,那就是应某某恶人先告状。这就引出了第四个故事:

    

【故事四】应某某恶人先告状  

 

应某某何许人也?2001年“检举揭发”我的时候,他是宁波剧院分管三产的副经理,这以前他在文化系统的许多单位干过,也到过广电局又被人家“归还”到文化系统。他之所以到处不受欢迎,是因为他不但是一个报小报告的专业户,而且私心很重,贪小便宜又被人“捉拿归案”。宁波剧院的三楼以七十二万一年的租金租给了一个象山小老板开饭店,由分管三产的应某某负责催收租金。一年多过去了,居然一分钱也没有收进来。2000年快过年的时候,宁波剧院的经理韩培生带着班子的几个人到局里来向我反映,他们怀疑应某某与象山小老板勾结,并收受了小老板的好处。对于这一说法,我虽然没有根据,但也认为有这个可能。因为几天前的一个夜里,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的驾驶员小沈告诉我:“有些年货请你带上去”,我很诧异,忙问:“哪里来的?”他就告诉我是宁波剧院的那个小老板送的。我打开汽车的后盖,发现满满的一车厢海鲜。我忙对小沈说:“你立即给我送回去,你要知道,这些海鲜值七十二万钱哪。”所以我相信应某某也一定收到过他的什么馈赠。我听了韩培生他们的汇报后,就说:“这样吧,等过完年局里组织一个班子,好好地调查一下。如果有问题就处理,如果没有问题,也还应某某同志一个清白。”我的这个说法大概传到了应某某的耳朵里了,所以他狗急跳墙,恶人先告状。而且这件事正好得到了小老板的配合,如果小老板说的不错的话,他们俩一个告到检察院,一个告到市委书记的办公室。这时候,检察院正好处于一筹莫展之中,忽然应某某送上了这么一个好线索,能不眉开眼笑?于是就拿陈鲁下手了。

 

    

直到今天我也十分不解,就算应某某署名告发,他检举的“事实”总得有一个正确的来源吧;就算我的案子里的所有“事实”都是真的,那么这又与应某某有什么关系呢,他总不可能就藏在我的肚子里吧?那么检察院又凭什么轻信于他而立即拘捕了陈鲁?除了急于完成政治任务可以解释外,一个专业的检察机关,这样的草率已经大大地超出了理智的范围了。

 

那么,除非他们得到了最高当局的意志。

    

我当时也怀疑自己的推论。我想,一个高位的干部,即使在恼羞成怒的情况下,总不致于做出我们常人的狭隘举措吧?如果确实是这样,那后面一定会有更深刻的政治根源。

    

我苦苦有思索着,且以“小人之心踱君子之腹”吧。

   

我慢慢地想到了一件事。分管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徐福宁书记,他的前任是李从军书记,这是我悉心执行和配合过的两任市委副书记。李从军书记的水平和我们执行的力度,共同创造了众口一致的评价,我不惴盲昧地大言一句,在当时宣传文化系统里,我和文化局全体同志应当是最卖力的,这使李从军书记获得了很高的口碑。记得中央组织部来考察干部里,许多人都提到李从军同志能够胜任市委书记,也希望他来担任市委书记。这种评价无疑对现任的书记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后来李从军同志调任省委组织部长,再以后升任中宣部副部长。徐福宁书记在宁波工作了一年多后,干部群众中又有了类似的说法,希望他接任市委书记,要知道计划单列市的书记有可能成为中央候补委员。这种说法难道不会对现任书记构成巨大的威胁。清君侧、砍左右手,这只是一种常用的政治手段。但是在当代中国,当阶级斗争的基调被改变后,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调节政治关系,那就是以“反腐败”的手段。

    

我不敢再往下想,高处不胜寒呀。

   

我还能怪谁呢?只怪自己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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