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勇：疲惫的正义

朱明勇：中国案例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文 朱明勇

▍来源 公众号辩护人Defender

每一个人都有疲惫的时候，当聂树斌案平反的时候我们的确感到累了。

就好比看一场期待已久的电影，一直集中注意力放在扣人心弦的剧情上，满怀希冀早点看到谜一样的结局，但却发现自己累不可挡，不知何时竟打了个盹儿，醒来剧终人散。

我并没有为聂树斌案的平反作出过什么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有一个人不得不说。

那个人就是李金星。

我想他应该比我更累。

所以济南市司法局给对此案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李金星律师一个重奖，“公休一年大假”，对此我已经疲于发声了。

面临停业的李金星律师

太多呐喊未曾发出，我发现自己即使喊哑了嗓子，喊昏了日月，也喊不尽此起彼伏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正义需求；太多思绪不曾整理，也许是比不上李金星更加年轻的勇气和力气，我也经常思绪喷涌，呼之欲出，但疲惫总会让我一次又一次选择拒绝那些哀求和期盼的眼神。

安顿心绪，闭目静思，冷眼旁观。我想起得知樊奇杭被核准死刑的那一日的，悲痛难忍。

脑海中一幕幕放过重庆打黑历经的刻骨铭心的往事，如同在鳄鱼池里救人的我拼尽全力舍弃生死也没有将人救出来的那种痛彻心扉，李金星最懂。

那一晚我在逃亡的路上与李金星在一起，我写下《兄弟，一路走好》。李金星还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建议我将这首诗名字中的兄弟二字去掉，以免显得太过情绪化。

几年过后，风雨共济，我们相会于北海、邂逅于小河，但是我们从未遇见春暖花开的日子。

我常常喜欢一个人独自享受静默，观察并反思当下的法治大潮。

济南市司法局对他的“休假”处理，引发世人关注。但是，谁又能保证集体呐喊就一定是有成效的关注？想起贾敬龙案我就会审慎而行。

所有的行为必须要考量可能的后果，对他人更须如此。

反思近年来与李金星的交往，虚长几岁的我，曾把自认为是人生经验的提醒与劝诫对他都泼墨如撒，不吝言辞，而对他的关切倒真是惜墨如金了。在诸多关注如潮水涌来的时候，或许有不理性，或许会不成功，或许不够大智慧，但难能可贵的是，它却总凝聚着力量，相助着情谊，诠释着希望，在法治进步的路上，也许只有一群人并肩作战才能走得更远。

此前我对聂树斌的预判一直未曾做出，也只是偶尔想起来就喊一嗓子。

2013年3月12日，我一气呵成，为聂树斌案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不啼清泪常啼血》。现在翻出来一看，依然感动自己，又些许陌生。的确，三年多又过去了。

其实，已经没有几个人还在坚信聂树斌案真的会平反，因为我们在无法探知底线的深渊里只能尽人事，听天命。

就好比从手术台出来的医生面对悲嚎难抑的病人家属，从其家属身旁静默穿过一般。医生都会为无法救治的病人感到无奈和伤神，可是身为医生哪能允许自己放纵悲伤，我们只能把更多的精力和关注放在那些还来得及救治的手术台上。

的确，三年多又过去了。三年来，聂家父母一样深重的苦痛着，三年来，我们也从未停下追寻正义的匆匆脚步。

这个时代，大潮奔涌，作为律师，一天一天，一遍一遍，我们都在被冤案刷新记忆。

本文作者朱明勇律师

今年，我惦记最深的就是山西汾阳监狱里的一个叫做张鸿的人，他是1997年被送上刑场。十二个被执行死刑的囚犯，每个人的后脑勺上都抵着一只黑洞洞的枪口。一声令下，哒哒哒……十一个灵魂随风而去，他拼命的抗争中，头上的那一枪没响起来。于是，他被拉回来至今20年了，无人问津。

我自掏腰包赶到汾阳监狱见到了他。驻监检察官深叹，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一个人跟张鸿说这么多话，他也是第一次听张鸿这么详细地讲述冤情。

那案情荒唐至极，又充满离奇。刑讯逼供他的公安局长后来又在另一起案件中刑讯逼供打死人，进了与他同一个看守所。公安局长还问他怎么还没被放走，说当年不过是凭着一丝怀疑的线索把张鸿作为嫌疑人临时上报，以应付上级的“积案清查行动”而已，甚至领导都说过，等过了这阵子就把他放了。但是机器随着惯性行驶而忘记刹车，于是被关了20年的张鸿至今在监狱里还是无期徒刑。

但是不久，山西高院打来电话说要将我的申诉代理手续邮寄回来，说我不具有代理资格，因为法院说查了之前的案卷发现他很久之前就有两个律师，而且一直没有解除委托。

对于这种无奈，至今依旧无奈着。

聂树斌与李金星

聂树斌案平反，在最高院巡回法庭，所有的报道铺天盖地，但是我们根本不用去翻看，因为聂树斌案对我们来说，所有的案情脉络和求诉门路都熟稔于心，围绕聂树斌案十多年来发生的一切一切我们都铭刻在记忆中。

作为律师，除了宣判那一日坐在法庭申诉代理人席位上的李树亭律师之外，还有一位更不应该被遗忘的律师，他就是李金星。

2011年9月，我们在北海归来，李金星跟我商量要筹划一个聂树斌案研讨会。我问他大体花费，他说他想办法。后来他又提出想将研讨会放在石家庄开，我提醒风险太大，可能开不成。

李金星律师代理北海案

试想你要开一个研讨石家庄公安局办理的一起重大冤假错案的会议，你居然跑到人家家门口去开，岂不是自投罗网。

但是李金星坚定地说：就在石家庄开。他的勇往无前也感染了我，那就在石家庄开。

按照惯例，这样的会议往往宾馆会在开会的当天突然通知会议室音响莫名坏了，水管突发漏水，有重要会议临时取消预定的会场等等故事。

基于此，经过分析最终将那个会议定在河北省军区宾馆召开。我推断地方公安管不了军队宾馆，而军队宾馆又希望能有客户生意。

事实证明那个判断是极其英明的，会议如期召开。

我往往会把这场会议叫做“911秘密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律师、学者、记者大约有60多人，几乎全是李金星邀请来的。其中包括北大教授贺卫方、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还有王书金的辩护律师、聂树斌的申诉代理律师等，另外还有聂树斌的母亲。

在那个会议上，聂树斌的母亲拉着贺卫方老师的手说：老百姓太难了，然后泣不成声。我记得贺卫方老师一直在重复着：保重！保重！这位法学圈子被誉为最有演讲能力的北大教授那一刻似乎只会说这两个字，宽慰话语在平冤路上那么苍白无力。

贺卫方教授和聂树斌母亲张焕枝

提及这个会议，我是想说，自2005年聂树斌案爆出一案两凶以来，在媒体喧嚣一阵之后，该案的申诉其实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淡出人们的视线。

中国每一天都会有大量的新闻，当然包括大量的冤案在呼喊。

也正是从这次会议开始，聂树斌案再次进入人们的集体视线。

我记得会议结束后的当天晚上我没有离开，在研讨完聂树斌案这个沉重的话题之后，我给一帮记者讲述了一个风花雪月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