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阜：审判长批我搞“表演式辩护”

——吴国阜——

吴国阜律师，厦门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在厦门集美大学任教多年，现为福建秋生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吴国阜律师是最早公开呼吁平反聂树斌冤案的福建律师，也是念斌投毒冤案、陈夏影等人绑架杀人冤案辩护律师团中唯一福建律师。

▍文 吴国阜 

▍来源 公众号辩护人Defender

写在前面

某次开庭中，审判长当庭批评我搞“表演式辩护”，今天我想把这件事说一说，我作为庭审花絮发了几条到微信朋友圈，由于花絮有点多，微信篇幅限制，我就在这里完整再现出来。为了避免对相关各方造成困扰，文中提到的法院、法官、当事人，我不指明真实名称，只描述事情的主要经过，就事论事而已。我完全凭脑子记忆、回忆、追忆，没有任何文字记录与私自录音录像，我尽量准确记述，如实记录，即便如此，一定会有不准之处，但确非故意为之，只能说我的脑子不够用。如果相关方面感到存疑，那就以庭审录像为准了。

我选择说出来的目的，不是要诋毁法官、抹黑法院，主要想让人们评判一下我有没有“表演式辩护”，是否违反或严重违反法律与法庭规则；审判长在指挥庭审、公平对待控辨双方是否还有改进的空间；审判长对辩护律师是否有所成见，庭审中的情绪能不能控制更好一些，法官对人与事的评价是不是应该更为谨慎一些。

我个人肯定有很多不足，经常怀疑到底要不要做下去。尤其我是一个半路出家的律师，基础不牢，技术不高，修养不够。我还有很多令人发指的恶习，比如，坚持己见，不轻易妥协，但是，我如此为之，是希望把案件做得更好一些，想为当事人争得更好的结果。我有固执、倔强、不服输的消极一面，而其实我也是非常“慈善、慈祥、慈爱”的，只要你抱有善意，以礼相待，人敬我一尺，我回之三丈，我很容易跟办案机关沟通协调，依法促成案结事了，很注重“两个效果”一起抓。这方面我是知进退、有分寸、守法度的人。我就不列举例子了，认识我的朋友们，多少是了解我的。

案件简介

一个七岁的小女孩早上单独出门上学时，在租住的住宅楼楼道里不幸被人用啤酒瓶砸伤致死。住在同一楼道里的一个女子被列为犯罪嫌疑人，该女子因有反社会人格障碍（到案后鉴定的）曾多次无故伤人，在小女孩第一时间被发现的案发现场，该女子有一些“反常”举止，形迹可疑，在前三次接受警方调查时，该女子否认作案。差不多五个月后，警方正式将该女子列为犯罪嫌疑人，拘传到案进行讯问。在一天的讯问中，经过警方反复做工作，该女子承认了用酒瓶将小女孩砸打致死。作出有罪供述后，因该女子当时怀有身孕，警方即依法决定对其取保候审。但是，当天晚上一回到家，该女子就对家人说自己被警察欺骗了，因为警察告诉她：你脑子（精神）有问题，如实讲出来就好了，政府不会处理你，也不会送到法院去，政府还会帮你治病，你父亲、丈夫对你都不好，不如实讲肚子里的孩子不一定保得住。云云。此后，她就拒绝接受警方的调查（如辨认现场、心理测试），多次讯问时仍然否认作案。该女子生下儿子、哺乳期结束后，即被逮捕收押，罪名为故意伤害。

后来起诉的罪名还是故意伤害，她依然做无罪辩解，我们两个辩护律师（第一次庭审后，经在先介入的律师同行推荐，我接受委托介入辩护）也是做无罪辩护。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认定该女子构成故意伤害罪，因为审理时怀孕，对其判处无期徒刑。

女子上诉后，高院公开开庭审理，省检察院的出庭检察员当庭指出：认定该女子故意伤害的主要根据是其有罪供述，没有相应的客观性证据或直接证据予以证实（检察院列举了四点理由，此处略去），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建议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后来，高级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重审中，该女子继续坚持无罪辩解，说自己被欺骗、是冤枉的，我们律师当然还是作无罪辩护。重审开庭先后进行了两次，每次各一天，相隔时间有二十天。

作了上述必要的铺垫后，我开始说一下这次庭审的情况，我并不是写庭审纪实，由于审判长批我“表演式辩护”，这个事情有点关乎我的所谓“名节”，我把可能涉嫌“表演式辩护”的情节、细节、环节，一一记录下来，像记流水账一样。也许，审判长所指的“表演式辩护”远不止这些，简直就是“罄竹难书”，但我认为这些细节肯定有重大的嫌疑，因为多次所谓“冲突”就发生这些时候或前后时段。

种种“表演”

一

开庭初始阶段，法庭核实被告人何时被拘留的信息时，因起诉书表述可能有误，我之前会见时告知被告人要把这个情况说清楚，这个问题比较重要，开庭中她就说了不是起诉书说的时间被拘留，那天取保候审回家了。

此时公诉人就说起诉书的表述没错（大意吧），我看公诉人未经审判长同意插话，我也接着说“可能搞错了”，就说了这一句，审判长立即说：辩护人不要随便插话，发言要经法庭允许。我说：刚才公诉人未经你许可插话了呢，我只是简单提一下。审判长随口回应我：那边是公诉机关，她可以的。当时我心里想，审判长这样子看法肯定是不对的，我也不算多大的违反法庭纪律，但这个想法只是一闪而过，没有多想了。这个情节，后面还要涉及到。

二

公诉人开始讯问被告人，讯问前，她这样说：被告人，今天是重审开庭，下面我要对你讯问，请你把以前不想讲、不愿讲、隐瞒了的犯罪事实说出来。我一听这种先入为主就明显不妥，我说：我反对公诉人这种发问方式，因为被告人否认作案。公诉人说：我是说如果是她作案啊。我说：法庭发问不能假设前提。审判长问：这样子说为什么不可以？我说：公诉人可以告知被告人应当如实回答公诉人的问题，这才符合法律规定。审判长就说：“请公诉人注意讯问方式”。

三

青岛啤酒瓶被认定为本案的作案凶器，在唯一的一次有罪供述中，被告人说，案发前一天到某大超市购买青岛啤酒，价格是每瓶2.8元。但是，该超市的销售记录证明没有卖过这款青岛啤酒，公诉人就问被告人：你翻供说没有买过青岛啤酒，怎么就能准确说出是两块八一瓶呢？你好厉害哟！你好厉害哟！

公诉人这种口气显然不合适，我等了几秒钟，看看审判长的反映，但审判长没反映，我就举手说：“我反对公诉人这种发问方式，这是讥讽、不尊重被告人！”，我还把她说话的口气模仿了一遍。公诉人听了以后，倒是从善如流，当即说“好吧，我注意就是了”。审判长这次没有说话。

四

我在对被告人发问时，发生了一个口误，我问：“被告人，你上午对公诉人说过前男友曾在同安青岛啤酒厂里上班~~~”，我还没有说完，审判长立即批我：“辩护人，你根本就没有注意听，她是说与前男友一起参加同安青岛啤酒节，没有说过前男友在啤酒厂上班，你开庭不认真！”我没有回应审判长，就修改错误，继续发问。

我心里在想：我这个是属于口误，案情我还是很熟悉的，我是认真在参加庭审的，审判长没有必要就此狂批我。后来，审判长不止一次批我开庭不认真，都是不能成立的，后面再说。

五

前面四次是第一次开庭那天的事，我只记得这几个细节可能涉嫌“表演式辩护”，暂时想不起其他情节。

二十天后，法院安排第二次开庭。由于上次开庭中，被害人的母亲第一次出庭作证，原审中她缺席了，也未提供书面证词。她这次出庭作证，主要内容是其与被告人两家的关系以及两家小孩的交往情况，控方要用来证明被告人有作案动机。被害人母亲出庭作证后当天就休庭了，没有进行质证。

第二次开庭，当然首先就是对被害人母亲的证言进行质证。公诉人先说了没意见，轮到我发表意见时，我先把被害人母亲的证言概括了一下，因为已经过了二十天，担心法庭可能淡忘了。这时审判长就打断我：不需要具体说证人证言。我很严肃地回应了审判长：这次是重审开庭，重审阶段只有这一份重要的新证据，我认为有必要重点展开质证，其他证据质证可以简化，证人上次出庭时间又过了20来天，请法庭给我多一点时间，耐心一点，不应随意打断我。

审判长并没有再说什么，但我用余光观察到他有点不开心，我当时是这个感觉，也许他并没有不开心，完全是我多虑、多疑、多心了。

六

对强制措施的手续进行质证时，我说：被告人第一次接受讯问的当天没有被拘留，而是取保候审回家了，起诉书、原审判决书、二审裁定书都表述错了，上次开庭时我也说到这个疑问（就是前面第一节说的），当时好像法庭出示了一份材料给公诉人，似乎已经弄清楚了，但我没有看到这份材料，是不是把这个疑问再解释一下。

我刚说完，审判长又批我，火力明显加大了。他说（大意啊）：辩护人，你怎么说法庭秘密传证据给公诉人？！你这样说让旁听群众对法庭是如何看法？！我感觉很郁闷，就回应说：审判长，我不是说你们秘密传递证据，你们是当庭公开传材料，我的卷宗里没有这份材料，这个疑问（何时拘留）我这边还没有解决，就是这个意思啊。公诉人则说法庭没有传什么证据材料给她，是一份有被告人签字的拘留证，由法警传给被告人辨认。我说：好吧，没有就没有吧，那是我搞错了，反正我这边没有这份材料，我刚才的意思没有任何其他所指，你们不要误解了。

七

公诉人分组举证质证，有一组证据举证后，我发表了质证意见，公诉人进行了回应，而我认为需要再次答辩，但是公诉人没有注意到，就接着下一组举证，我迅速举手要求再作回应。哪知道，审判长这次反应更大，他说：辩护人又未经法庭允许擅自打断公诉人，你开庭时都不认真，不注意听。我说：公诉人讲完了上一组证据的意见，已经开始下一组证据举证，而我要对上一组证据补充发表意见，我都举手了，你看手在这举着呐！公诉人也附和审判长，说她还没有说完。她显然没说实话，明明是审判长没注意，他自己搞错了，但批我已成习惯了，我就说公诉人你都开始举下一组证据了。审判长又接着批我不遵守法庭纪律，如何如何，云云。

这个时候，我终于“爆发”了：审判长，鉴于你多次这样无端批评我，而且你也表示过这个重审的案件不要搞得太复杂，可以简化一点，我认为你已不能公正审理本案，你这个情况使得我要考虑申请你回避。这一下，审判长可能没想到，他楞了一会，问：你是要申请我这个审判长回避？你想好了没有？要不要申请？

我停了一会，脑子里很快闪过几个问题：申请回避肯定被驳回，审判长应该是工作压力大，未能控制好情绪，不必过多计较，申请回避将导致庭审中断，庭都快开完了也没必要了 ，低头不见抬头见，申请回避让人难为情。然后，我告诉审判长：我保留申请你回避的权利，暂时不申请。我说完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十分钟。

八

休庭期间，我到法庭外接了一个电话，回到法庭门口时，一个中年男子（疑似被害人一方的亲属）走到我面前，用手重重地按压我的左肩，压低声音恶狠狠说：你要注意，不要为了钱，而没有良心。我闻之勃然大怒，高声质问他：你是谁？你这是在威胁我吗？辩护是我的工作，你们被害人一方不是也请了律师吗？简直莫名其妙！那个家伙没有反驳我，赶紧退到最后一排，在靠被害人家属邀请来的旁听人员这一边坐下。旁听席第二排的一个小伙子站起来，叫我不要那么大的声音，我想想是有道理，也就不再谴责那个人了。我本来想请法警处理那个人，后来也就作罢。

恢复开庭后，审判长问我有什么情况，我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下，审判长当即对旁听群众进行了法律教育，说辩护人是依法履行辩护职责，应当理解并尊重。下午发表辩论意见前，针对被害人母亲之前对我的成见（她在作证录像中把我骂得一塌糊涂），尤其是上午受到的威胁与非议，我故意把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关于辩护律师责任的规定，原原本本读出来，然后我说：根据这一法律规定，凡认为律师为被告人辩护，是没有良心，是为了钱，或是为了出名，都是极其荒唐的，是无知的法盲。这次，审判长没有打断我，我以为会被打断，做好了思想准备。

九

法庭辩论，本应是一个案件庭审的高潮，然而，在本案中，在这个阶段，审判长把对我的狂批推向了高潮。

第一轮辩论正常进行，当我讲到侦查机关非法取证的问题时，审判长叫停：辩护人，停一下，我不是打断你啊，你好像已经讲了一个小时（应该没有那么久，他可能把公诉人的发言时间算进去了，我看了手表是17点04分），关于非法取证问题，在“排非”阶段你已讲过了，就不要重复。我说：没有问题，我后面尽量简化。我也信守承诺，还有两个关于鉴定的问题就没说，因为毕竟是重审，简化也是可以的。

到第二轮辩论时，控辨双方又涉及到侦查机关取证合法性问题，我说：关于警察取证合法性问题，刚才审判长让我少讲一些，我就不再展开、不多说了~~~。我还没有说完，审判长这回发大火了，他说（大意吧）：辩护人，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是让你少讲吗？我只是叫你不要重复，你这是指责我侵犯你的辩护权！我顿时被他批得莫名其妙，一头雾水。

我不得不据理争辩，我说：本次重审并没有正式启动“排非”程序，你说那就是“排非”，“排非”时候，我列举录像中警察涉嫌威胁、引诱、期骗的话，你说不要再讲了，我就没有继续说。刚才我也按照你的建议没有多讲这个问题，这就是少讲了，我没有指责你的意思嘛。我接着说：我们这两次开庭，总是围绕这样的问题产生争执，而且是毫无质量的争执，你觉得有意义吗？审判长说：你这两天都是在进行“表演式辩护”，旁听群众也看到了。真没有想到他这样评价我的辩护，这让我极其意外，我感到很泄气，没有继续申辩。他继续说：你要服从法庭指挥，尊重法庭。我又说：这两天，我一再申明我百分之百尊重法庭的。这时，他重重地敲响了法槌：你插什么话！法庭是在训诫你！~~~鉴于你的表现，我们将考虑向司法局发出司法建议。

我感到好冤枉啊，天地良心，这个案件包括所有案件，我都是非常尽心认真的，可能有时候显得较真一点，但都有理有节的，我是一个有分寸、知进退的人，法官当众批我“表演式辩护”，是不是有违法官谨言慎行的行为规范，你要发司法建议我也没办法，我不再跟你说下去，就静静地听他在教育我，也静静地等他消消气，当然，我也在思忖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做得不够。

结束的话

上面这些流水账，啰啰嗦嗦、絮絮叨叨，大概就是审判长批我“表演式辩护”的种种行径，从我个人的角度，看到想到的事实就是这么多，要说证据，主要是庭审录像，还有在法庭的全部人员。是否“表演式辩护”，性质可能不好定论，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个人有这个自信，也请大家评判一下，帮助我提高。

还有一点，我必须申明的是，这个事情，我真的一点都不生气，也不去计较，一计较就输了。我把它当作一次历练，一个素材，一面镜子，用以洞悉社会，感悟人生，改良自我。我有时犀利地剖析世人，更常常深刻反思自己。苟日新，日日新，日又新。这篇文章就是这个目的，无他耳。

我们不代表正义

我们是正义的搬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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