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理想的新经学
新经学（第一辑）
主编: 邓秉元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17-3
页数: 306
丛书: 新經學
ISBN: 9787208143593
经学死亡了吗？这种观点今天已不必作答，因为“道之不绝在人”。凡有儒学义理处，便有经学。大道所在，便是中国。对于回到经学的声音，似乎也应该作一反思。
01
作为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基石的经学，本是华夏文明的根源所在。但自从 20世纪以来，却连如何界定都成了问题，各种观点纷然杂陈。一个广受认同的看法是，经学乃是业已死亡的古代学术或官方意识形态，因此不过是历史学众多研究对象之中很小的部门。在这样的视野之下，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经学史成为经学研究的主流，少数仍然希望保存旧学的学者不过是泥古不化， 对于提倡返本开新的新儒学，更是以怪物视之。
从某种意义上说，旧经学的衰落有其合理性。晚明耶稣会士来华，西方知识体系正式进入经学第三期的发展进程之中。但由于政治原因，这一趋势很快便在康熙末年中断，在西方文明迅猛发展的时代，号称盛世的清政权带着耀眼的暮光，开始闭关锁国。那以后大约两百年，作为知识体系的经学，除乾嘉汉学的考史之外，几乎毫无进展，相较于明末清初尚且远远不足。经学的常道，被限制在僵死的历史语言和精神之中。在这一背景下，尽管常州学派把经世致用的精神恢复， 也只能是采取一种近乎妖妄的扭曲形式，并在康有为那里达到顶峰。在晚清，希望这种缴绕汗漫的今文经学，官方那种虚伪乖张的假宋学，以及只是长于考史的古文经学，联合起来消化西方近代两三百年的科学与哲学体系，就像螣蛇吞象，未免太难了。当清王朝在列强的铁骑与新军的怒吼声中崩溃，整个民族都陷入一种“保族”、“保种”压力下的精神紧张之时，旧经学也由“保存国粹”到最终被蔑弃，而成为被西方文史哲等学科肢解研究的历史对象，便是无可奈何之事。经学由此被误解为专制主义的代言人，自身也被当成了虚妄不实的知识体系。
有意思的是，新世纪以来，一向被批评否定的儒家经学，在中国大地却突然变得时髦起来。这里既有民族心灵深处久远的温情回忆，也有物极必反的因素使然，中国文化既然经得起欧风美雨的洗礼倒而不亡，便自有其颠扑不破之处。
什么才是真正的经学？如何开拓既符合经义本旨，又能引领时代精神的新经学？时代在逼迫我们反思。
02
经学死亡了吗？这种观点今天已不必作答，因为“道之不绝在人”。凡有儒学义理处，便有经学。大道所在，便是中国。
对于回到经学的声音，似乎也应该作一反思。有人说，经学是祖先留下的遗产，代表着华夏传统的价值体系，所以必须回到经学。事实上也不尽然。因为再美好的价值，假如不是建基于对世界的颠扑不破的把握，便也都无异于空中楼阁。经学之所以能长久地塑造我们民族的精神，首先便是因为它一直从知识体系的角度，来把握宇宙的实相。研究经学要警惕那种诉诸盲目情感， 而缺少对真理切实体认的国粹式经学，尽管不同的情感表达也各有其自由。
同样，回到经学也不能只是因其有用。百年以来，国人对于学术，大多本着“拿来主义”心态，不仅未能虚心以求，且美其名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章太炎曾说，中国传统学术其失在于汗漫。20 世纪许多西学研究，特别是那些意识形态先行的学问，却仍然只是汗漫。即便是人人欣赏的所谓科学，也因缺少真正的科学精神，而变成了科学主义。由此可见，所谓汗漫乃是一种思维方式，绝非经学的专利。有了这种心态，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难以自立，《中庸》所谓“不诚无物”，信然。
所以，真正的经学绝非时下许多人宣称的，仅仅是可供驱遣的传统资源。经学是对经典视域的如实呈现，本身就是理解宇宙时空不可或缺的一个精神维度。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经学才是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人类几个自足的知识体系，都是宇宙实相的显现，虽然面貌迥异，但诚如《华严经》所谓“因陀罗网”，虽彼此不同，却相互圆融无碍。不同知识体系的交摄互徧，体现的是真理视域的“大同”。
在人类已有知识体系之中，可以与经学并立的主要有三支。其一是以佛学为代表的印度文化系统，婆罗门教、佛教的诸种形态及今之印度教等可摄于其中；其一是以神学为代表的希伯来文化系统，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诸种形态可摄于其中；其一是以哲学为代表的古希腊文化系统，近代科学与西方学术皆可摄于其中。而以经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系统，则把诸子百家、道教的诸种形态及东亚儒学等皆摄于其中。事实上，在经学的第二期发展中，佛学的知识体系已经完整地进入中国，就像随着基督教在西方的传播，两希文化也已经融为一体一样。随着晚明耶稣会士来华，所谓中西文化已经是四大知识体系的觌面相对。有些人把民族平等的口号简单移植到对文化系统的观察上，只是以地理范围来限定中国文化，于是经学被局限为汉民族一种偶然的思维形态。这种观点其实是不足置辩的。
因此，回到经学首先便是出于真理的需要，一个圆融大同的真理系统，不能缺少经学。在人类文明的一体化进程中，经学不仅应当占据一席之地，而且完全可以以经学为基本形态融摄众说。这样，回到经学也不止是国人的需要，而应是人类建构其自我意识的需要，是人类理解自身历史的需要。缺少了经学的历史，特别是经学的内史，人类的自我意识便是不完整的。在这个意义上， 内在地理解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东方文化的精神历程，如同理解其他文化一样，便同时也是世界精神的自我反思。相比之下，黑格尔的世界精神不过是精神的单维形态。在这里，一切形式的地区中心主义都将被破除，人类达到其理想的世界性的生存。
03
那么，理想的新经学将是怎样一种形态呢？
新经学首先应该是真正的经学。经学应该摆脱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诸子借经学以文饰己说的汗漫形态，回到孔孟时代，原初儒学那种清明的理性精神之中。无论是否“阿世”，汗漫的学术都一定是“曲学”。因此，可以有经学对诸子、佛学、西学的融摄，但不能有诸子、佛学、西学立场的经学。在以往，出于对经学纯粹性的捍卫，形成了道统观念，这一观念在 20 世纪尽管遭到有意无意的曲解，但其内在合理性不容抹杀。在人人依傍六经的时代，道统观念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经学的自我澄明。
新经学应该是明体达用的经学。所谓明体达用，最初即表现于内圣外王的基本架构之中。先是孔门德行、文学、政事、言语四科，其次是后世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最后是清儒所谓义理、考据、经济、辞章。从文化系统的角度来说，如同一株大树有其根干枝华，四者分别对应，都与这一基本架构相符。中国文化本就是以生命为中心的。清儒以考据、义理分别汉宋经学，虽然大体符合两系经学的侧重倾向，却没有意识到，每个时代都各有其本末体用之学。体用在清学那里本来就是分裂的。从这个角度来说，20 世纪所争论不休的两个观念，无论主张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之说，都是对文化的一种粗暴的、机械式的理解，没有意识到本末体用本来是一种有机的关联， 不可以随意嫁接。也正是因此，新经学不仅应该具有引领及反思时代精神的新义理之学，也应该形成以新义理为基础的，新的考据、辞章与经济之学。借用时下流行的西学术语来说，新经学便是要重建以经义为基础的新哲学、新史学、新文艺学与新社会科学。
新经学应该是继往开来、新新不已的经学。今天，尽管许多接续传统的努力值得尊重，甚至也是初学者的必由之路，但经学不应该止步于以往的学术形态，满足于做一种有经学立场的学术史研究。也不应该简单地用旧经学之中已经不合时宜的形态来画地为牢。新经学应该回到仁智一体的德性视域之中，重建与当代的精神联系。
新经学应该是对不同知识体系开放的经学。经学将开展与世界不同知识体系的积极对话，经学融摄不同知识体系的过程，便是世界精神实现其自身的过程。鉴于佛学传入以后，经学第二期发展的事实，在未来的经学实践中，除了深化经学与佛学知识体系的对话之外，如何消化已经融合了两大知识体系的西学，将是新经学最重要的使命。
尤其关键的，新经学应该是回归经典的经学。假如以上述期许为尺度，那么由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诸先生所代表的，主张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强调返本开新的现代新儒学，已经是当之无愧的新经学，特别是其中的新义理之学。以哲学自期的新儒学，在经学中的角色与系统神学在神学中的地位相近。不过，新儒学此前虽然拓展了经学的义理维度， 恢复了内圣外王的基本架构，尚远未臻于圆融。客观的原因固然是由于中西学术的广大深邃，难以一蹴而就；主观的因素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儒学义理尽管有本心作最后根据，但无数六经注我的例子已经表明，经学需要一个可以持循的基本尺度，来规范古往今来大量的过度诠释。这个尺度便是回到那些虽然具有历史性维度，但是却在义理上贯通如一的经典之中。六经是古人之迹，但同时也是圣人之迹。圣人之心与圣人之迹，应该是不即不离的关系。换言之，经典是经学的理想在上古至春秋时代那个具体时空中的体现。通过疏释，可以使经典之中那些历史性的大义被还原，逐渐显发其超越时空的微言。这种微言在当下时空的具象化，则是这个时代理想的新经学。对原典的贯通性理解，是新儒学乃至整个新经学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这与传统意义上的所谓“我注六经”根本有别。因为只有能够“六经注我”，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我注六经”，反之亦然。二者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一种解释学循环。
其二，为了在源头上贞定中国文化，早期新儒家把主要精力放在新义理的探索上，因之顺应20 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现状，接纳民主政治作为外王之学。但是缺少从经学大义上的充分疏通与审视，所谓西用还没有内化到经学义理这一本体之中。以至于被后起者单纯贬低为心性之学，而另有所谓“政治儒学”之论。事实上，缺少新义理支撑的“政治儒学”，很容易流于信仰式的原教旨主义。只有重新回到经典，才能在根本上疏通新的经济之学，这是新经学的应有之义。
04
新经学应该接续儒家经学第三期的现代发展。纵观历史，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经学起源于华夏文明之初，经上古三代之民族融合，在东周后期由孔子完成知识体系的自觉，形成了经学的圣人谱系与经典。经过孟、荀两系的发展，以今文经为主的六艺之学最终被政典化，并支撑了两汉时的世界观。这一时期代表了经学的自我发展，是为经学第一期。
随着道教崛起，东汉以后一方面发生古文经学的更化，一方面则是玄学兴起。与此同时，作为新知识体系的佛教传入，经学开始全面更新，并因宋明理学之结束而完成。北宋五子至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皆为道统所宗。这一时期代表了经学对佛学的融摄，是为经学第二期。
晚明以降，经学开始融摄中西，是为第三期，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诸家卓然为其开山。其后，乾嘉汉学虽以考据之学破宋儒藩篱，尚不足以言新经学。至晚清，章太炎慨今文经学之汗漫荒唐，欲引佛学及诸子自卫，惜所宗在子史小学，经学尚未真正复兴。
能够重拾经学第三期使命的当属现代新儒家。其中马一浮倡道东南，首揭六艺统摄西来学术之大义，新经学始定其基；熊十力无待而兴，欲会通中印欧西诸哲，新经学始端其向；梁漱溟以“孔家生活”奔走济时，新经学始发其用；牟宗三以良知坎陷贯通仁智，新经学始开其新。学者倘能善继善述，不仅回归经典，且能体用兼备，则中华文化必将如大《易》所言，穷变通久，而大成可期。
吾辈虽不敏，愿尝试之。有志斯文者，盍兴乎来!
排版 | Zhou
校对 | X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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