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之间藏岁月，一纸侨批忆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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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批，又称“银信”，是海外华侨华人寄给国内侨眷的侨汇（银）和书信（闽南语称“信”为“批”）结合体。侨汇作为跨国汇款，是以信用为基础的资金融通；侨信作为汇款凭证，尺素间亦承载着客居海外者的家国牵挂。诚如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10月13日在参观汕头侨批文物馆时指出的，“侨批记载了老一辈海外侨胞艰难的创业史和浓厚的家国情怀，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2012年，《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被正式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体现了其特殊价值。
旧时的“银信”
早期侨汇为个人零散经营，后来随着侨批局、邮局、银行等经营主体加入，侨汇的“付款承诺”从个人信用、商业信用逐渐发展到银行信用。侨汇业务的发展历程不仅是银行国际汇兑业务的沿革史，更体现了有国才有家、国强则民富的时代命题。
华资银行经办侨汇首开局面
侨汇狭义即指华侨赡家汇款，早期华人移民大都出身贫苦，无法携带家眷，寄家钱款由同乡或往来船客带回。18世纪末，华人海外移民逐渐增多，侨汇业务开始兴起，以“水客”（专门从事代送海外华侨银信的人）和侨批局（兼有金融与邮政双重职能的私营机构）为主体的跨国汇款网络逐步形成。
20世纪初，随着东南亚华侨华人移民人数增长，侨汇业务显著增加，每年大约在国币2亿-3.5亿元之间。当时的民营侨批局为扩大业务积极寻求与现代邮政和银行的合作，牢牢掌握着银信收集、侨汇派送的起始两端，侨信（信息流）以大邮包方式通过邮局寄送，汇款（资金流）主要通过银行，银、信抵达国内后合流至侨批局，由侨批局按址解付。由此，侨汇经营进入更为精细化的分工协作时期。
自鸦片战争开埠以来，中国的国际汇兑业务一直被外国银行垄断，因此，侨汇资金调拨大都由汇丰等外国银行控制。东南亚是华侨主要聚居地，华侨自办银行逐渐兴起，经营侨汇业务，如，1912年成立的新加坡华商银行、1917年的和丰银行和1919年的华侨银行等。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行国外通汇图
中国本土新式银行中，开展侨汇业务的主要有中国银行、广东省银行、福建省银行、东亚银行等。中国银行改组为国际汇兑专业银行后，大力发展侨汇业务，1929年在伦敦、1931年在大阪设立分行可直接为侨胞通汇，1930年在美国、荷属南洋及新加坡增设代理机构委托代收华侨汇款，汇票上标明中国银行兑付。鉴于南洋地区华侨众多，新加坡侨汇约占南洋地区的36%，1932年，中国银行总管处张嘉璈总经理同闽粤两行经理赴新加坡调查侨汇，支持经营困难的新加坡华商、和丰、华侨三家银行合并为新的华侨银行，并与之建立代理行关系，随后的1936年，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开业，以经营侨汇业务为主。
1936年，由新加坡寄往潮安的侨批
20世纪20年代至抗日战争以前，侨汇业务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一方面，批信局数量大幅增加，地域分布也更为广阔和密集。另一方面，国内华资银行积极拓展侨汇业务，逐步把外国银行垄断的侨汇业务收回自己经办，减少权利外溢，增强自身实力，同时又提升了侨汇资金的流转效率，汇款更加方便安全，便利对侨胞侨眷的服务。
国内银行积极吸收侨汇支持抗战
旧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对外贸易连年入超，侨汇对平衡国际收支至关重要，1936年全国侨汇收入为3.2亿银元，几乎可以全部弥补当年贸易逆差。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急需大量军用和战略物资进口，外汇需求剧增，加之中国沿海港口大都陷于敌手，对外贸易受阻，出口收汇更加困难，因此，外汇收入愈发依赖侨汇。抗战期间，国内银行机构加强侨汇集中管理，千方百计扩大侨汇来源，对支持抗战和稳定当时的金融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期间中行员工坚持工作场景
努力扩大侨汇收兑网络。侨批局一直是侨汇经营的重要主体，但由于私营侨批局与国内邮政系统之间存在竞争关系，1933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交通部邮政总局下令将侨批局统一注册为“批信局”，专营国外侨民银信及收寄侨民家属回批，不得兼收国内信件，且不再核发新执照。抗战爆发后，随着国内大部分领土和南洋地区相继沦陷，国内外侨批局数量锐减，以福建省侨批业为例，1932年全省侨批局逾200家，1938年减为67家，1940年降至约50家。在此背景下，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广东省银行、福建省银行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受命在海外增设机构、代理处，以便沟通汇路。比如，1938年到1941年底，中行陆续在南洋、法属印度支那、缅甸和印度增设海外分支机构18家，交行在东南亚地区设立海外分支机构5家。
支持华侨给八路军捐款。国家危亡之际，广大海外华人华侨积极为国捐款，共纾国难，当时中国银行负责国外款项经收和债票发行等工作，以香港中行为经收总机关，香港成为侨汇和海外捐款的枢纽地。其中华侨汇交八路军的款项，大部分由何香凝或廖承志收款，也有指明收款人为毛泽东或周恩来的，香港中行都积极办理，及时转汇或解付。皖南事变后，1941年6月，因发现有侨胞“汇款交香港何香凝转汇潘梓年（重庆新华日报主持人）等”，国民党财政部电令香港中行，“如有此类汇款即予扣留，密报中央处理”。但香港中行认为根据香港及汇款地法律不能扣留款项。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之际，香港中行给予有力抵制，十分难能可贵。
八路军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致函中国银行，感谢中行代转侨汇，支持抗战
克服困难办理沦陷区侨汇。1939年10月，中国近三分之二国土沦陷，为防止日伪夺取沦陷区侨汇，也为了维系侨胞生活，银行和侨批局设法迁出沦陷区，在沦陷区附近设立机构，将侨汇换成国内汇票寄送沦陷区侨眷。比如，1938年5月厦门沦陷后，中国银行利用鼓浪屿租界的条件，直接解付临近地区侨汇，同时派员接运侨信绕道送往泉州，由泉州支行疏解侨汇，后又在永春、涵江等地增设机构，一时南洋汇往福建侨汇几乎全部集中到中行代解。华侨巨子陈嘉庚曾在《南洋回忆录》中评述此事：“数月前敌陷厦门……各地原有银行或缩或停，一部分信局则乘机取利，抬高手续费，于是我侨胞寄汇信款颇感困难。幸中国银行负起责任，遍设办事处于闽粤内地各城市乡村而谋补救。款无论多寡，地无论多远，路无论通塞，皆乐于收汇，而汇水又甚低廉。”
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抗战军民
协助办理抗战时期东南亚的侨资内移。1940年，随着欧洲战事扩大，东南亚一带成为日军南进目标，如遭日军侵占，华侨资产可能被征用资敌。为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利用其海外机构，对侨胞广泛开展宣传动员工作，并通过给予投资便利和优惠、享受外币定期储蓄和节约建国储蓄券优惠利率等措施，鼓励资金内移，支持国家抗战。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港沪相继沦陷，外资银行几乎完全停业，侨汇大多集中于中国银行，中国银行重庆分支机构成为转汇枢纽。据当时侨务委员会统计，华侨总数约830万，大部分侨居南洋，侨汇占比最大。日军占领东南亚后，美洲成为侨汇最大来源，以在广东四邑付款者为多，中国银行通过在侨区增设行处（肇庆、台山、新昌、赤磡、金岗等地）、委托代解、设置电台强化直接电讯联系、实行电汇登记等措施，推进侨汇解付工作。自太平洋战争后，中行每年经收的侨汇在全国侨汇总数的占比超过50%，侨汇收入对缓解战时通货膨胀、稳定金融、平衡国家外汇收支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1年，司徒美堂（左三）与周恩来（左四）、邓颖超（右一）等人的合影
司徒美堂1950年给中行广州分行的题字
解放战争时期侨汇业务发展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海外侨胞纷纷寄信汇款回国，侨汇业务逐步恢复。但由于侨汇官方汇率与黑市价差逐渐变大，尤其是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后，全国经济形势恶化，通货膨胀严重，仅汇出到汇入期间就会因货币贬值遭受损失，因此侨胞不愿将款项通过官方渠道汇回国内，大多经香港转汇，流入黑市，出现大规模“侨汇逃避”现象。当时，国民党官方金融机构吸收侨汇的数量每况愈下，战前“国家行局”经收侨汇每年最多可达1亿美元，1946年为3200万美元，1948年仅为600万美元。
此时，侨批局成为经收侨汇的主力。据福建省邮政统计，1946年，仅泉州就有头、二盘信局20家，其分号及联号达683家。解放战争时期，由于通货膨胀不断加剧，国民党政府为扭转局面实行外汇管制，结果使外汇流转更趋向黑市，侨批局趁机进行外汇炒作和金融投机获取暴利，这是造成当时侨批业畸形发展的主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银行统一经营管理侨汇业务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极为重视侨汇工作，侨汇不仅对解决国家外汇资金需求、恢复国民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更关系到广大华侨和侨眷的根本利益。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召开全国侨汇会议（即“华侨眷属福利会议”），确定了“便利侨汇、服务侨胞”的侨汇政策，会后周恩来总理还专门接待了与会代表。
1949 年，中国人民银行下达关于中国银行作为外汇外贸专业银行的决定
在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下，中国银行作为国家外汇专业银行，集中负责全国侨汇业务的管理和经营。为了使饱受离乱和通货膨胀之苦的侨胞尽快恢复正常生活，中国银行迅速疏通汇路解决汇款急需，设立华侨服务部提供专门服务，同时出台系列优待侨汇办法，包括：为避免汇率损失将外币原币汇交侨眷、制定外汇牌价时充分考虑保护侨汇购买力、推出约期定额汇款减少重复办理之累、办理汇款登记节省加急电报费等。
新中国成立之初，帝国主义及其附庸国家对侨汇严加限制，如美国对中国实施禁运和冻结资产，菲律宾、印尼、越南不准侨汇汇出，马来西亚、缅甸严格限制并且手续严苛。为了冲破外国对侨汇限制，国家决定仍然将香港作为侨汇和回批转汇地，通过中国银行香港分支机构、南洋商业银行、华侨商业银行、宝生银行、澳门南通银行等港澳地区的中资银行积极揽收转汇。
同时，充分发挥侨批业沟通汇路的桥梁作用，团结侨批业开展反限制斗争。国家明确对私营侨汇业采取扶持管理和团结利用的政策，“外汇归公、利润归私”。1951年颁布的《侨汇业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侨汇业应根据中国银行要求，按期报送经收及经解侨汇情况，引导侨批业依法经营。当时国内私营侨汇业约有470家，联系着国外侨汇业约900家，收汇约占50.58%，成为冲破帝国主义限制的一支有力地下军。
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各方力量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解放初期侨汇得以迅速恢复并稳步发展，1951年全国侨汇收入约为1.69亿美元，占当年非贸易外汇收入的67%。此后，国家逐步确立侨批业由国家银行归口管理的原则，对侨批业实施税收减免并给予收汇奖励金（即收汇手续费），使之成为国家银行的代理机构。1972年5月，国务院下达文件，决定取消私人侨汇业，业务由银行接办。1976年，原侨汇业从业人员大都并入银行体系，私人侨汇业宣告结束。
改革开放后向现代跨境金融服务转变
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关系不断发展。此前因极“左”思想导致的对侨汇认识偏差得到纠正，侨汇留成、华侨优惠利率储蓄存款、侨汇物资供应（银行解付时发放等值侨汇券，商业部门凭券向侨眷供应优惠商品）、建筑侨汇优待、鼓励华侨调回海外私人存款和资产等一系列优惠措施得以恢复和落实。1979年全国侨汇收入为6.97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
20世纪80年代中行员工用自行车派送侨批
进入20世纪80年代，银行系统围绕“便利侨汇、服务侨胞”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工作，如收集、整理研究侨情与汇源；建立侨眷联络员组织；密切银行与侨户、侨汇工作有关单位的联系；举办联谊活动等，增进侨胞、侨眷与银行之间的感情。为“迅速、准确、安全”做好侨汇解付工作，工作人员跋山涉水，解付上门，特别是春节前后，经常加班加点，及时把汇款送到侨眷手上。
福建省1984年版侨汇券（凭券可购买优惠物资）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不断提速，侨汇的赡家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逐步转变为存款、购房、投资等多种用途。同时，国家调整外汇管理政策后，个人持有的外汇无需强制性结汇，侨眷手中留存外汇日渐增多。1991年，国务院批准侨汇改革方案，个人持有的外汇可以通过国内各专业银行在调剂市场上卖出。
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后，伴随中国对外经济迅猛发展，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外汇“宽进严出”的稀缺时代一去不返，侨汇在非贸易外汇收入中的占比下降。同时，随着电脑、电传及SWIFT等现代通讯方式在银行体系推广，侨汇在性质上也逐渐与一般个人跨境汇款无异。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新阶段，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去”，形成留学、商旅、劳务、移民等多种群体，国际汇款由过去赡家单向汇入为主转变为跨境双向流动。在移动互联时代，基于网络、通讯、移动终端等现代科技，跨境支付结算的信息流和资金流快速交互，旧中国曾经等上几个月才能收到的汇款，现在几乎可以秒级入账。同时，银行提供的个人跨境金融服务也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存、贷、汇”，而是朝着更加综合化、专业化、移动化的一站式跨境金融服务发展。而侨汇业务的发展变迁，见证了银行国际业务的漫长发展史，也折射出不同时期华侨华人的爱国爱家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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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雨心
编辑：韩相仪审校：蒋骢骁出品：中行职工融媒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