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都是骗局！ | 弗雷勒的地平线（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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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更杳
对谈者/小李、洞人、半斤、更杳
收到可仔和结绳志的邀约，希望我去写一篇与《受压迫者教育学》和保罗·弗雷勒相关的文章。由于眼前生活堆满了忙碌的现实事务，加上我个人与教育相关的实践已过去相当时日，经验多已蒙尘，所以想到找几个好朋友对谈一下，擦亮与之相关的记忆。本篇文章是对于当时聊天内容的整理。
我和小李、洞人、半斤的共同交集，源自国内一座县城的民间公益图书馆，我们都在这里当过志愿者或工作人员。可以说，教育相关的实践，都曾经在一段时间内成为过我们的生命课题。如今，我们中有人还在教育的一线尽着自己的努力，有人则在离开后进行着广义的探索。
10月的一个晚上，我第一次认真地问大家出于怎样的原因开始涉足教育实践。结果却是，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是因热爱教育事业、高举着志业理想进入这个领域的，而是在与“坏的教育”对抗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步入了这场抵抗。甚至在驻守图书馆的多年里，半斤才从一个不相信教育的人，看到了教育的可能性。
当然，这些悲观的态度与我们所受教育的生涯密不可分。身为湖南留守儿童长大的半斤，适应不了县城保守的课堂教育，又在压抑的全封闭管理中学看不到考学之外的出路。即便成绩尚可，半斤还是在高中阶段选择了休学去打工。有意思的是，当他在广州的一个地下通道里卖了一年热狗、章鱼小丸子之后重返校园，他感觉之前压抑自己的一切都威力尽丧。在高考的狭窄道路之外，他见识过了别的风景，重新再看高压的、布满恐吓的应试教育，他看到了一场骗局：对一个不拥有强烈阶级跨越动力的人来说，大学的意义是如此有限。
而小李和洞人，都曾是这场骗局中的“优等生玩家”。从小学起，她们素来如鱼得水，轻轻松松就考出好成绩，收到太多荣誉、鲜花，身处应试教育评价体系里绝对的既得利益端——学霸的一极，她们都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能感知这一体系带来的压迫。直到人生中偶然的转折——升入更加精英的班级，让她们跌出了原有无往不利备受眷顾的角色，体验到作为“差生”或是“中等生”所遭受的寒凉世界。原来对差生的羞辱和歧视是如此寻常，当排名下滑之后，她们不光失去优待，连人格受到尊重这种基本保障都不复存在。
而我也有着与之相似的经历，并从我身为初中教师的母亲身上，更极端地感受到了这些。我的母亲，曾经在我成绩名列前茅的初中阶段频繁辱骂殴打我，因为我还不是年级第一名。升入高中后，我脱离了她的管控，选择自暴自弃当差生。在家中，我的母亲常在我认真对事物发表意见时厉声喝断，说：“你成绩这么差有什么资格说话！”这判词给我留下了终生不可磨灭的印象，原来一个人说话的权利竟可以被任意剥夺。在我尚不了解社会的阶段，我身为教育工作者的母亲，成为一种残酷体系的缩影，在我后续展开的人生中，则见识到了无数与之相通的暴力。
在小李短暂的“差生生涯”里，她下潜到另一个世界，看到将学生分出等级的评价体系本身，是怎样一个压迫人的骗局。洞人则在由普通班重新分入实验班之后，惊骇地发现精英赛道上的小孩已被早早地异化，他们将彼此视作竞争对手，一边被焦虑包裹，一边鄙视着普通班的同学，还会向她提出一些犹如有产者抛向底层人的“猎奇问题”。
在我们的中学阶段，世界不仁的规则已向我们早早显露面目。洞人虽然成绩出色，但被老师告知：“未来回来看我们的都是当年的差生。”那时她信以为然，觉得这规则中依稀浮现出人伦的温情，后来她才知晓这句话背后的真实缘故——不同于洞人这样跟从务工的父母随迁借读的“外地户”，那些所谓成绩差的同学家里都非常有资源，很多是托关系就读的，父母经常给老师送礼，与老师关系自然走得亲近。说到底，又是另一重规则罢了。
每回升学，洞人都会被户籍的问题卡住。由于“失败”的户口，洞人在获得中考加分的奖项后也无法拿到加分。后来，父母决定借钱让洞人读高中国际部，借钱送她出国读书。国际部的教育理念没有本质改变，仍然需要通过竞争刷题来度过。高中阶段发生的一件事，也让整个求学阶段的玻璃罩被撞得粉碎：洞人很信任很喜欢的一个老师，和她要好的一个同学“搞上了”。该老师有妻女，这段关系几度引发同学的精神崩溃和自杀倾向。洞人设法让学校得知了这件事，校方的态度却是为保全自身名誉一再消极处理。洞人意识到，学校这个教育系统不是保护学生的，而只保护自己的品牌。
“好多很真实的东西在高中发生了。然后我意识到这些东西不是教育能改变的，而且教育那些让人表面看起来像人的东西，其实是在隐藏人的兽性，我就更讨厌这些东西了。”故事进展到这儿，洞人总结道。
文理分科后，小李脱离“洼地”再度成为优等生，继而因对文学的喜爱报取了一所名牌大学的中文系。由于当时小地方较为闭塞的信息环境，小李对于大学充满一番想象的图景，以为将迎来犹如80年代理想主义洋溢的大学生活。作为小李的同龄人，这种将基础教育阶段与大学进行二分，又为后者赋予浪漫色彩的想象，我也曾在相同年纪怀抱过。随着近几年高校氛围进一步缩紧，此种梦幻在00后大学生眼中估计早已经祛魅。
小镇男孩｜摄影 朱璟茗
踏进大学后，小李迎接的却是一阵“文化冲击”：中文系大多数人根本不喜欢文学，入学基本上是“好学生”与“好学校”、“好专业”的市场化配对结果。很多对文学兴趣寥寥的人，却极擅长钻营，懂得如何跟老师套近乎，有的在大一就找到途径发表论文。小李开始理解所谓的“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她发现学院只要学生去实现一种对于文学知识的生产，而不在乎学生在其中的情感和价值。
学校里出现了很多无序的竞争，小李一方面不想跟那些同学一样，将文学作为发论文的手段，但是另一方面，她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怀疑，觉得自己不应该轻视学院一直向学生灌输的“学术的价值”。在自我交战与怀疑里，小李责备自己不够刚毅不够努力，虽然最后勉强毕业了，但总觉得自己还应该在学术上做得更好，应该对此有所追求。
这一吊诡的迷思，随着她升入研究生，在对另一所名牌高校进行考证后，被正式打破。现在，小李肯定地说，现代学院根本就是一个骗局，可以被接受的学术无非是一套话术和游戏规则，她曾以为的缝合了生命和学术的“真学术”基本不存在。
“骗局”是我们交谈中一再出现的词汇。而首先意识到“教育骗局”存在的半斤，很快发现，阶级跨越对自己吸引力有限，他首要的渴望是找到新的身份认同，了解人的核心意义。从中学阶段的应试教育到专业细分化的现代大学教育，则都回应不了他这方面的需求。
像半斤这样来自底层的孩子，处于阶级压力和学业压力的夹缝之间，对于很多人来说，扛过学业压力，最终能够实现阶级上升，但这样的模式对他而言并不适用。一方面，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给他造成很大压力，教师拥有绝对权力，既把握教学进程，同时还是一个监督者；另一方面，他感到课堂学习的内容与他的处境是断裂无关的。很长时间以来，他不相信教育是可能的。
半斤考入大学后，也很快选择了退学，这样的选择早在他的预料中——他预料到现代高校的教育体制给予不了他以人为目的求知。带着对自己心目中真正知识的探寻，他加入了当年一场通识人文教育的实验。那场以“大学”为名、影响深远的教育实验现今已经无法被提及，却给当时的半斤带来了全新的感知。相比与人生命题脱节的高中应试知识，那场夏令营里出现的，是对半斤来说真正的知识，教师与学生平等亲近的关系也彻底推翻了原有的模板。
无缘国内高考机会的洞人，在国际学校中介的操手摆布下，考取了一所她并不了解和向往的外国名校。洞人说，国内的留学中介并不会真的考虑到你的兴趣和一些个人特质，而是按照成绩预估，以及他们过往学校申请的数据经验，来进行推荐。
洞人举了一个例子解释留学申请市场的混乱。在学校和中介意志的绑架下，她假意配合，走了一遭剑桥的申请。填报的是地理学专业，但实际上那一段时间她都在放飞自己，醉心于一些与考试不相关的人文地理学阅读。面试当天，考官竟是一个化学专业的教授。“考官说我是一个化学教授，我说我也没有学过地理，然后我们俩就笑了，我俩对于 physical geography都是一窍不通。就是感觉都是在一个骗局里面演。”
塑料花园｜摄影 朱璟茗
申请结果下来后，洞人迎合学校老师和爸妈的虚荣心选择了其中排名最靠前的一所学校。用洞人的话说，她的本科学校是一所培养政治家资本家的摇篮，即便是学人文学科专业的同学，也纷纷去往投行机构实习和工作。与此同时，学校心理咨询部门等学生关怀组织形同虚设，每次去要排很久的队，对来访者的不当问询还会激化病情，一些有抑郁症的学生甚至会因为管理难度大而被开除。
洞人在学校倍感不适，对学校的极大不满也滋生出强烈的羞耻感。洞人被与自己不相称的精英教育招致的道德焦虑所缠绕。通过结交校外的朋友及点燃对人类学的兴趣，她度过了这一段糟糕的时光，也真正开启了自我教育的道路。
讲述了这么多压迫，故事进展这里，似乎反抗该发生了。但轰轰烈烈的英雄之路并没有出现。洞人第一次去小县城图书馆做初中生夏令营，是同侪压力下慌忙找到的实习途径。
在这里她遇见了从北京逃“卷”来的半斤。半斤不相信教育，他去小县城是为了逃离影视公司的剥削，在做夏令营的时候，他喜欢的概念是跟小营员们一起玩，一起游戏。在自身经历中，半斤并没有遇到过一个关键的启蒙者，一直是通过自己的阅读、探索实现自我教育。在图书馆工作几年之后，半斤在一次工作坊活动中顿悟到教育是可能的，从不相信到相信教育的核心转变在于对教育者身份角色的重新认识。
他曾以为“教育”喻示着一个人是教育者，一个人是被教育者，是一个把东西不管不顾地扔给另一个人，也就是弗雷勒所反对的那种灌输式教育。后来他发现，一个人在走向自我启蒙的过程中，不是只有自己，还需要跟世界互动，而在互动过程中，一些人可以作为泛生命教育的教育者，创造出一个更多元的空间，丰富和促进学习者与世界互动的过程。
我和朋友们聊到，我们此前所认为的很多教育，本质上只是传播加自我吸收，真正的教育，需要教育者灵魂的努力。从朋友们身上，我也见证了这些努力。
学生时代，半斤永远会在课堂上走神。从与小营员的接触中，半斤开始理解自己的经历：他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特性和思维方式，及特定的思维速度。老师的速度太慢了，跟个体的速度不匹配，就会诱发走神。
小镇男孩｜摄影 朱璟茗
应试教育体制下，老师绝对把握着教学程序的速度，很多人都会因此感到难受。于是，在做参与式夏令营的时候，半斤意识到需要为不同的速度的学生提供更多元的参与空间，教学不光是传输信息，除了听课之外要有更多的互动。比如，很多问题要让营员自己去解决，不同速度段的人可能在其中会找到不同的方式。如果所有的时间都是老师在输出占用的话，就没有自由度了。
洞人觉得，面对小营员只要把人当人自然地相处就好了。在洞人策划冬夏令营的时期，我参与了其中两个营期。这两个营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主题的开放性，我们可以与小营员讨论新闻真实性，探讨三和大神、巫术与科学、时间与金钱的关系，走过县城的街道去绘制地图，共创关于人工智能和爱情戏剧，甚至展开关于死亡的教育……作为志愿者，我感到跟营员的关系找不到对照，因为它不是课堂上的师生关系，我们虽然是课程设计者和引领者，且又比他们年长，但我们之间并不存在以往那种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模式。
其实也有一些瞬间，我怀疑过自己太没有“管理意识”，任凭学生以一种松散自由的状态参与活动。按照传统的教育法则来评判，堪称没有“纪律”可言。但我看到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自在且满怀激情地探索和讨论着，直觉就告诉我没有错，这甚至是我一生中所缺乏的那种教育。
用洞人的话说，她认为我们这群人并没有很强的意图要去颠覆规则，我们之所以是这样的教育者，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自己本来就是这样的人。而另一方面，在冬夏令营的共建中，她也强调过不让大家自称老师，以此去消解“老师”的形象和概念。
我们之中，正儿八经有过“教师生涯”的人是小李，她曾经在上海一家国际中学当过语文老师。她戏称这所学校是“中体西用”：衡水式的管理嫁接到洋派课程里，申请国外大学摇身一变，成为了洋高考。
接来的故事不妨引用小李的自述：“在正式开学后的第一次课上，我兴致勃勃地跟学生说，语文不是课本上这些死掉的文章，如果这么看待，那它们就真的失血而死了，而只有在我们的言语和交谈里，它们才会复苏。我还说，语文的创造就是为了打通人和人，所以我希望的课堂就像一个生活舞台一样是生动的，我根据大家来调整我的语言，这是我们共有的东西！这种激情在学校里被轻而易举地磨损，随后的两年里，我颇遭遇了一些挫败，在挫败中一度对教学失去兴趣。但也开始醒悟：在崩坏的系统里，没有人能真的躲进小楼成一统。如果想制造自己的氧气，那就要重新种下一片生态。”
小李最终发现，凭一己之力无法撼动洋高考的铁桶江山，但小李的心不死，跑到了曾经做过志愿者的小县城，想做点小型活动。谁曾想，在小县城的日子，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云淡风轻仍未出现，教育理想还是会被更大的权力规则所染指。在这里，小李发起了一场罢工……因篇幅所限，这些故事暂不细表。小李说，前阵子回上海，见到了在国际学校时关系最铁的学生，是一个想象丰富爱写小说的孩子，也鼓励他未来去英国读书时感受一下社会参与的热烈。
谈话到最后，并没有一个光明的结尾，因为我们各自都还在探索的路上。这篇文章的重点，也变成了讲述我们为什么成为我们，而不是我们作为反抗者的丰功伟绩。聊到后来，我发出感慨：“怎么感觉大家的故事都很被动啊，就没有一个人热爱教育，有志于当教育者。”小李说，其实没有人一开始是想当一个超级英雄的，都是只想过点小日子。我回应说，结果发现这个世界被黑暗统治力量占领了，给逼成了超级英雄，出来捍卫自己心目中的正义。
最后，用小李的微博作结，希望我们仍能以微小的力量抵抗这个世界上压迫人的教育，以及其它：
“以前我总是不太好意思谈什么教育，因为这个词很重，暗含的责任很宏大叙事，不太适合我这种嗓门小，只愿意承认自己在做微小事情的人。而且因为我在职业道路上受过许多挫折，我就更不想承认自己珍视它，轻佻地装酷。但最近发现，如果我不认认真真地，把我心中‘应有的教育’说出来，那我默默珍视的东西就会被别人踩踏！以后我要大声说，就是那种架势，‘老子到处说’！这世道，坑蒙拐骗的人太多了，我好歹也是个付出真心的educator，必须亮出我的真身！”
编辑/更杳、朱璟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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