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阳节阅读 | 老龄化与照护的人类学
引论
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规模与速度为人类学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来研究不同人群、社区和国家如何经历并回应这一全新现象。尽管衰老是人类生命历程中的必然，但是如此众多的人能够活这么久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新现象。随着寿命延长，人们因慢性病和虚弱产生了更多、更久的照护需求。衰老与照护存在于人们整个生命历程中，生命早期的照护跟老年照护也成呈现出一些共同特征。在这样一个历时性时刻，关注老年照护尤为重要，因为与寿命延长交织在一起的是多样、复杂的社会变迁。
延长人的寿命一直是生物医学和全球健康的核心议题。但是，新的医疗方法与技术在提高许多疾病的存活率的同时，也将过去的一些致命情形变成了慢性疾病，因此人们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持续、密集的协助（Manderson & Smith-Morris 2010）。营养与卫生状况的改善和生育率的降低引起了全球与国家层面的年龄结构剧变，这让国际组织与国家部门都措手不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 2012）的报告，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到2050年，世界人口中60岁以上者所占比例将翻倍，届时全球将有大概20亿老年人。当然，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综合了全球的变化趋势，模糊了国家之内以及不同国家之间人口寿命的巨大不平等——即使全球人口中有些人已经能够活到八九十岁，但在许多地方儿童死亡率、营养不良和传染性疾病仍然是紧迫的问题。进一步说，老龄化并不是一个一致的进程，而是一个被地方环境、资源占有和社会关系深刻塑造的过程。那些有幸活到老年之人的经历是由老人的社会角色、他们获得社会支持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他们占有的经济资源所决定的。
关于照护和老龄化的讨论有时候会走向东方主义，并且产生对现代性、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到来之前的地区与时代的怀旧，那时候是家庭在照顾老人。但是，当时的照护安排依赖不同形式的性别社会化与强迫，因为在过去的时代跟今天一样，女性被不成比例地以妻子、女儿、儿媳妇和佣人的身份动员起来，为老年人提供照护。即使照护需求的时长、强度都在史无前例地增加，但是由于生育率下降、艾滋病等流行病的存在以及女性更多地参与到正式劳动市场之中，能够为亲属提供照护服务的工作年龄女性却在不断减少。由此产生了一种“世界末日的人口统计学”，这种持灾难论观点的公共和官方话语引起了人们对日益加重的老年照护负担可能会破坏家庭与国家的忧虑（Robertson 1990）。尽管人类学研究并不回避老年照护需求不断上升所带来的挑战，但是他们同样承认老龄化与照护在许多方面生成了新的社会形式，老年人也在以不同方式对社会生活做出贡献。
照护需要大量的社会、劳动与物质资源，同时，照护本身通常也是一种可以延续生命与社会性的稀缺资源。老年照护的安排根植于日常关系之中，这种关系构成了全球政治经济转变过程的鲜活经验。因此，不断变化的照护安排强调的是具身经验、日常实践、代际关系和政治经济的交汇，科尔和达勒姆（Cole & Durham 2007b, p. 19）将其称为“全球化的亲密政治”。与此同时，人们通过日常照护实践来探讨相互依赖的社会意义，凸显了道德经济与政治经济的关联。随着迅速变化的社会与政治形式生产出新的关怀方式，照护逐渐成为理解新兴治理形式的重要场所。
本篇综述对于“care”持一种多义性理解，即将其同时视为一种资源和关系性实践。本综述梳理了社会生活的不同尺度和照护的不同理论路径。照护如何实践，部分取决于由谁来照顾谁，以及制度和国家政策在塑造这些互动关系时所发挥的作用。这一点可以通过考察老年身体的角色、日常照护实践和照护在代际与国家之间的流转来进行说明。这种老年照护研究的多尺度（multiscalar）路径强调的是在大范围社会转型与最私密的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结与断裂。这项工作促使人类学家思考，当人们参与老年社会再生产时，诱发了什么样的任务、风险与障碍。这样一来，对老年照护的人类学分析就解释了各种资源的占有如何让老年照护成为可能，以及资源占有如何影响人们能否、以及如何获得他们所希冀的美好晚年。进一步说，由于老年照护绝不只是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所以考察照护在不同世代、国家和社区之间的不同流转方式对于我们理解寿命延长如何影响生命本身的意义、体验与结果就显得至为重要。
什么是care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人类学领域关于照护的作品产生了名副其实的爆炸式增长。部分受到理论转向的影响，即从讨论苦难转而思考在平常和困难时期维持生命的社会关系（Robbins 2013) ，新兴“care”理论从大相径庭的理论脉络和民族志焦点之中汲取灵感。在这些讨论中，“care”依旧是一个流动的、不稳定的概念——它可以指涉种种不同情况，如日常实践、生物医学的介入、生命政治、情感状态、不同形式的道德经验与义务、剥削的结构，以及上述种种之间的关系。这篇综述不会对“care”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而是将这些不同思路视为互相补充。同时，通过看到照护的多元性质，如作为一种道德的、主体间实践和不断流转又有潜在稀缺性的社会资源，老年照护的人类学也通过这种综合性理论路径变得更为有力。同时思考照护实践的方式与照护流转的途径，我们的分析就能既不把照护/关怀（care）浪漫化为与政治经济毫不相关，也不将其彻底还原为权力。
跟人类学家在分析中使用的其他英语词汇一样，care承载着复杂且独特的含义。在英语地区，“care”既指情感上的关切（caring about，关心在意），也指实际行动（caring for，提供照料）；“care”含义的两重性促成了这样一种信念，即照护行动最好或者通常是由关怀情感所驱动的（Tronto 1994, Ungerson 1990)。这种对情感与行动之间关系的道德理解是否延伸到非英语使用者那里是一个经验主义问题。对于那些翻译为“care”的词汇，有必要在它们之间进行深入而清晰的比较，这样才能决定“care”究竟是一个生成性的比较概念，还是一个因背负太多独特文化内容而无法跨越不同语境的概念。
借鉴特朗托（Tronto 1994）与其他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中的争论，凯博文（Kleinman 2008，2009）、摩尔（Mol 2008，2010）以及其他人关注日常照护实践的道德与伦理层面，以此有效地批判了生物医学对自主选择的伦理关注。摩尔与凯博文都是通过直接参与到对老年人的日常照护之中来发展其照护理论的。凯博文（Kleinman 2009，p. 293）主张，我们需要更加关注照护如何是一种“关于对那些极需帮助之人的共情想象、责任、见证和团结......的根本性道德实践”，这让我们“更加身处其中并且因此更具人性”。摩尔关注照护者在照料那些有血有肉的脆弱身体之时所采用的“修补”（tinkering）形式，如此一来照护者使他们的工作能够适应被照护者独特的品味、习惯和经验。对于摩尔（Mol 2008，p. 46）来说，照护还涉及到关于“善好”的各种竞争性概念的复杂协商，并且总是在寻求创造“更加可承受的生活方式，活在现实里（living in reality），也与现实共生（living with reality）”。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学者延续了恩格斯（Engels 1978）的思想，他们认为照护是另一种讨论社会再生产的方式，因此照护是一项跨越时间与世代来再生产并维持人的生物生命和社会生命的工作。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照护的价值一直被低估，人格与公民权通常跟参与生产劳动紧密相关（Glenn 2010）。在这些情况下，再生产劳动在性别、种族、国家和阶层中的不均分配进一步强化了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社会不平等（Colen 1995，Glenn 1992）。在分层化的再生产过程中，只有特定的人被鼓励同时在生物和社会层面进行再生产；在研究这一过程的时候，通常将其与生命早期阶段联系起来（Colen 1995，Ginsburg& Rapp 1995b）。然而，作为一个老年人，获取充足的、具有社会意义的照护的能力是不平等的，这对生命最后阶段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个相关讨论关注在人道主义与全球健康项目中照护的生命政治部署（the biopolitical deployment of care）（Fassin 2011，Feldman & Ticktin 2010，Ticktin 2011）。特可钦（Ticktin 2011）认为，社会政策和人道主义组织所宣称的非政治性努力，实际上践行了那些试图回应个人创伤与混乱的“关怀体制”（regimes of care）。在这种分析中，当人们利用各式各样的同情将非政治的受苦主体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环境分离开来的时候，关怀体制可能会产生荒谬的后果（Fassin 2007）。将对人类苦难的回应个体化、匿名化或者医学化的时候，这些关怀形式可能阻碍了对社会不公的结构性或集体性回应（Stevenson 2014，Ticktin 2011）。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旨在减轻人类苦难的组织可能会以不同于被援助者的方式来定义或提供关怀，这可能会破坏生命中最珍贵的事物（Stevenson 2014）。许多跨国人道主义工作关注的都是儿童、女性以及战争与灾难受害者的项目。也许是因为人道主义援助更关注能够在资助团体中引起注意的年龄群体，相对来说人类学研究很少关注人道主义老年照护形式的特殊影响。不过，老年人受到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是格外严重的，同时，对那些受移民和流行病影响的人来说，他们也构成了其社会保障网络的重要部分（例外情况见Block 2014; Christensen & Castaneda 2014; Livingston 2005, 2007）。
在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重组中，公共卫生和福利项目都有所缩减，大量学者描述了在亲邻之间的地方性照护实践如何从道德和实践层面恢复了社会关系（Garcia 2010，Han 2012）。这些作品认为，日常照护“通过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紧密交织在一起，逐渐成形并成为人们的经验”（Han 2012，p.5）。这些描述赤裸裸地揭示了复杂且时而令人绝望的道德经济的运作如何迫使人们彼此照料，展现出在剥夺与被剥夺的漫长历史中，人们维持社会纽带的决心既有力量又充满局限。不管是处方药还是毒品，在对照护的叙述中都至关重要，它们也让治愈性医疗与破坏性药物之间的界线更加复杂。这也许为我们思考老年照护中药物使用的嵌入性提供了一个模型。尽管这些作品并不直接强调老年人在照护中的作用，但它提供了一条有效的路径，可将日常照护实践、道德经济与政治经济的关切整合到一起。
尽管照护/关怀研究有多种取向，但是我都将其视为照护如何以不同方式牵涉到人观（personhood，注：后文也酌情译为人格）的社会构成。沿着莫斯（Mauss 1979）的传统，人观是指人们在社会关系之中或者经由社会关系而被赋予的社会资格、角色或者地位。人们一直在不断地讨论人观，尤其是在生命的起点与终点，这时候关于谁、如何、何时被纳入人类社区中的问题就浮现出来（Kaufman 1994，Kaufman & Morgan 2005，Luborsky 1994，Strathern 1992）。对照护实践以及照护道德经济的探讨，强调照护在生成和维持社会人（social persons）方面的深远影响；但是对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分析和批判表明，关怀的原子化潜质维持着身处特定的社会与历史位置中的人的人观，同时却破坏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照护实践与关怀的政治经济在人观构成中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此，同时关注这两者就阐明了不同照护/关怀形式的利害关系。
老年人的居家照护。图源：
衰老的身体与对照护的呼唤
衰老的身体（aging body）是老年照护研究的重头戏，因为高龄通常意味着更加虚弱以及直接的照护需求。在世界各地，什么样的身体变化表明老年的到来是极其不同的，虚弱也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下降（Lock 1993，Rosenberg 2009）。某种程度上，身体变化被视作衰老的象征，因为这些变化会以独特方式影响人格以及亲属关系。在兰姆（Lamb 1997，2000）研究的印度北部村庄中的婆罗门那里，人们认为老人的身体变化虽然艰难但是值得期待。这些变化能够帮老人摆脱和淡化一些与他人的羁绊，让老人安然走向死亡。相反，日本法律确定了一种互惠的规则，即老人应得到人们的爱与尊重，反过来说老人则应该保持精神与身体健康并持续参与到社会之中。在日本，某些精神与心理衰退形式被视boke——表示老年人不愿意在社会中继续保持活跃并且避免成为他人的负担（Traphagan 2000，2006）。在北美与欧洲的许多情况中，身体衰弱、失能跟依赖相关，这对老人及其照护者的人格都产生了极大的威胁（Buch 2013，2015；Kittay 1996）。
衰老过程的身体经验及其照护需求是一个历史性的动态过程，这回应了地方生物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的变化（Lock 1993）。例如，在墨西哥，包括勃起功能丧失在内的身体衰老被视作一系列更广泛变化的一部分。在这些变化中，老年人关注的是家庭以及对家庭的照顾，而非年轻人中视为常态的出轨行为或其他“有男子气概”的行为（Wentzel 2013a，b）。在博茨瓦纳，慢性病的日渐流行意味着许多年龄较大的成年人在被人们视为老年人之前就表现出了身体老化的特征，这限制了他们获得年轻亲戚照顾的权利。同时，博茨瓦纳跟其他地方一样，国家养老金方案也对何为老年人作出了数字定义，这使那里地方性的年龄阶序趋于崩溃，也改变了能够影响金钱、爱和照护之流动的地方道德经济（Livingston 2003，2005）。
跟其他身体变化一样，以衰老、失智症【1】和阿兹海默症为标志的认知和行为转变的意义，正是体现在它们与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联系中（Lock 2013）。失智症及其照护引起了人类学的广泛关注，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衰老挑战了欧美的一个基本假设，即理性和意识主体性是人格的核心。但是人类学的衰老研究表明，这些范畴的特征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对话性、关系性的，与照护者的互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Cohen 1998，Leibing 2006，Taylor 2008）。如同日本语境中的“boke【2】”一样，认知变化通常不仅被视为衰老的标志，也是对人格和社会关系的威胁。跟衰老的其他身体特征类似，衰老的意义、照护的形式及其引起的关切在历史上就是不稳定的。比如在印度，衰老的意义就经历了一个历时变化的过程。1990年代，老年人的迷茫与痛苦都被视为现代性和“恶劣家庭”所造成的危机（Cohen 1995，1998），然而当代的印度中产阶级可能更倾向于将失智症视为医学、文化和技术的产物（Brijnath 2014）。
在许多国家，寿命延长和对照护的关切导致“第三年龄（Third Age）”成为生命历程中的一个新阶段。对第三年龄的讨论始于欧美，这一概念在生命的第三阶段区分出了两种老人，一种是健康、积极参与的老人，一种是需要照护、失能的“最老的老人”。这样一来，第三年龄阶段明确区分了需要照护和不需要照护两种老人。因此，那些欢迎与试图延长第三年龄的政策和项目，使得对遗弃与依赖的恐惧定形了，这些遗弃与依赖跟“最老的老人”的需求相关。在许多情形下，人们鼓励老年人采取一些自我技术，以尽可能地维持健康、积极、有生产力、有贡献的社会成员身份（Foucault 1988）。许多研究与政策议程都在推广诸如“成功”或“积极老龄化”这样的概念，使用这些概念不仅是为了改善老年人的福祉，也期望减少用于老年照护的劳动与物质资源（Estes & Mahakian 2001，Lassen & Moreira 2014， Leibing 2005，Robbins-Ruszkowski 2013b，Zhang 2009）。
日常照护实践
许多研究都从照护的需求出发关注多元的、伴随历史而变化的衰老身体如何被理解，另外，还有大量作品关注的是私密的日常照护实践的关系闪烁着多么平淡而琐碎的光芒。“照护实践”（care practices）这个词强调的是在照护之中做了什么（Mol et al. 2010b），它随社会背景和照护参与者的需求而变。这类作品强调的是老人照护有何特殊性，这些老人的生命经历与衰老身体都使得对他们的照护和生命初期阶段的照护有所不同。当下的研究重视以下几点：日常照护实践如何既是道德的又是具身的；通过照护实践所塑造的不同形式的调谐（attunement）与主体间性；照护实践是如何嵌入在特定社会与制度背景之中。需要注意的是，关注日常照护实践的民族志作品绝大部分都基于欧洲和北美的语境，随着其他区域照护实践民族志的出现，这类作品中浮现出的主题可能会有所改变。
摩尔等人（Mol et al. 2010，p. 13）认为，将照护实践与其他活动区分开来的是，它们包含了一种“处理与善相关的问题的特定模式”。这与其说关乎基于准则的推理，不如说更多地是通过“实践性的修修补补”（practical tinkering）和“积极实验”（active experimentation）达成一种“关于不同的善如何在一个给定的、独特的、地方性的实践中共存的协商”。在这一层意义上来说，照护实践的作品所要审视的是不同照护语境之下关于“善”的不同观念与张力。它还关注人们如何积极地抚平伤痛并且让彼此的生活更有价值。
从梅洛-庞蒂（Merleau-Ponty 2002）和布迪厄（Bourdieu 1977，1984）的作品出发的学者们强调在任何语境之中都要看到具身化的知识和经验在形塑善的理念上的重要作用（Buch 2013，Mazuz 2013a）。食物对于生存和社会性都不可或缺，它也为民族志工作者提供了一个观察照护具身化维度的重要窗口，它强调的是在身体健康、个人感官偏好、经验历史和共餐的社会性之间的联系（Brijanth 2011，Harvers et al. 2002，Hazan & Douglas 2003，Mol 2010，Savishinsky 2003）。在美国的天主教修女中，祷告这样的照护实践能够改变具身体验并且动员年轻、年长修女的社会支持（Corwin 2012a，b）。从对失智症照护的研究之中可以看到具身化历史在塑造主体性方面的重要作用，这表明了以认知、记忆为中心的人格与主体性模型的局限性。在西欧和北美失智症照护的案例之中，民族志研究表明那些关于老人生命经验中特定具身化方面的照护如何促进了失智症患者更好的表达并且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Hendriks 2012；Kontos 2005；Taylor 2008）。
关于具身的照护实践的作品还关注照护最私密的层面与广阔的社会政治层面之间的联系。当照护者调整其身体以适应被照护者的需求的时候，他们身上也体现出不同形式的社会差异与等级。比如说，在美国老年人的家庭照护之中，有偿护工对客户身体经验的具身地、共情地了解，能使护工维持老人的人格与生活方式，但是同时也加剧了形塑家庭看护工作的更广泛的社会不平等（Buch 2013，Ibarra 2002）。在泰国，具身化照护实践以常规仪式的形式出现，这不仅满足了老年人的需求也成为关于“社会身体”（social body）的广泛照护实践的一部分，其中包含着社会阶序的再生产（Aulino 2012）。身体照护对照护者社会地位的影响是千差万别的，这部分地取决于在不同文化之中身体物质传达出什么样的洁净与污染信息（Jervis 2001）。以英国为例，崔格（Twigg 2000）认为诸如洗浴、如厕这些照护中的身体性层面被认为是具有污染性的“肮脏工作”，这就导致了照护工作的隐蔽性特征、与女性的性别化关联以及低下的地位。在印度，对身体物质之流动的担忧组织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家庭与非家庭照护者的招募都可能是根据人们对社会世界中阶序的理解而进行的（Lamb 2000, 2009）。总的来说，关于日常照护实践的作品反对将老人视为被动、即将衰朽的照护对象的话语，它们展现了人格与主体性如何与具身的历史和各种差异相联系，同时也看到日常照护可能加剧更广泛的社会阶序与不平等。
本文作者伊莲娜·布赫出版于2018年的作品《老龄化的不平等》。
图源：https://www.amazon.com/Inequalities-Aging-Paradoxes-Independence-Anthropologies/dp/1479810738
照护的代际流转
在一个更广泛的层面上，学者们审视了私密的照护实践如何成为了一种在复杂的亲属网络和代际关系之中流转的稀缺资源。代际互惠的观念与性别化的亲属义务在塑造照护流转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部分是因为国家照护政策和市场化照护供给的影响（Cole & Durham 2007b，Mannheim 1952）。值得注意的是，学界与公众对代际照护的关注自然化了这样的观念，即照护是由生命跨度的中间者提供给两端者，这深刻地影响了照护结构并且忽视了由年轻人和老人提供的各种同代、代际照护（Hunleth 2013; Kittay 1996; A Seaman, personal communication）。照护在不同家庭、世代之间的不断流转也跟更广泛的社会转型相关。这些变化引起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即分层再生产过程是如何随着时间进程而变化的，这影响到哪些人有资格进入到可以维持老年人有意义生活的照护关系中。
照护流转与亲属制度相关，这使得波恩曼（Borneman 2001, p. 43）这样的学者开始主张，对亲属制度的研究也许可以从对婚姻、性关系、性别的关注有效地转移到“对人们照护与被照护需求的关注，以及对照护分配的政治经济学的关注”。与此同时，人们也理解了亲缘关系的地方特征如何形塑了照护义务（Carsten 2000）。在许多地方，理想的或者预期的照护者是由性别角色、 婚姻、血缘、继承以及出生顺序等综合决定的。在印度的许多地方，从夫居在过去意味着妻子对共同居住的公婆履行seva（恭恭敬敬地服务与照料）以回报过去父母付出的照护（Brijnath 2014; Cohen 1995; Cohen 1998；Lamb 2000, 2009）。在整个东亚地区， 孝道被理解为下一代对上一代的支持与服从。孝道也组织起了代际义务与继承规范，尽管其实现方式是多样并且有争议的（Ikels 2004b）。在这些地区，许多情况下都是长子负责赡养老年父母，但是大部分日常身体性护理以及家务都是由他们的妻子来承担的。在美国，劳动的性别分工使得妻子、女儿负担了大部分的日常老年照护工作（Abel & Nelson 1990）。
相关研究强调，公众与学者是如何把代际关系的变化与以新医学技术、经济意识形态以及移民和社会政策为标志的现代性联系起来的（Cohen 1998）。但是，代际关系的国家与地方规范从来无法全面描述现实实践的多样性。比如在中国，市场改革限制了对老人的公共支持，同时，城镇化与一孩政策限制了儿子与儿媳照顾老年父母的能力。这就导致了人们开始尝试推动老年人重新结婚以及通过法律强制子女履行孝道规范以赡养父母（Miller 2004; Zhang 2007, 2009）。对于俄罗斯的老人来说，共居模式的改变、移民以及从国家社会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转变，都增加了由非营利机构和国外福利组织而非家庭提供的照护（Caldwell 2007）。
日本以其最年长的人口闻名于世，面对城市移民以及女性对从夫居主干婚姻中照护角色的日益抵制，新形式的多代共居房屋、代际照护机构以及国家长期照护政策正在不断演变（Brown 2003, Jenike 2003, Thompson et al. 2003, Traphagan 2003）。矛盾的是，这些服务将老人视为照护的消费者，但却导致了各种形式的遗弃，老年人会通过悼念实践来对抗这样的遗弃（Danely 2014）。在博茨瓦纳和莱索托，殖民与后殖民时期的工作重组、艾滋病、医疗化以及国际干预等因素的复杂交织改变了年轻一代和年长一代对彼此的照护，在限制老人获取照料的同时增加了对老年女性继续照料年轻一代的需求（Block 2014; Livington 2003, 2005）。在美国，去机构化的医疗保健政策致使家庭向慢性病和失能亲属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长时间的具有技术复杂性的照护；越来越多的丈夫与儿子也开始提供这种照护（Heinemann 2013,2015; Russell 2001,2007）。事实上，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男性开始为配偶或者老年父母提供照护，这一角色通常得不到广泛的社会支持与认可（Eriksson et al. 2008, Long & Harris 2000）。
在20世纪大部分的时间里，西欧的社会福利项目都对老年人的福祉承担了重要的责任。近期，在几个国家中，对老年歧视的自由主义关切、积极老龄化的话语以及对老龄人口开支的担忧，破坏了过去在国民代际团结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退休支持与长期照护制度，这表明福利国家照顾其国民的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Da Roit 2010, Da Roit & de Klerk 2014, Degiuli 2010, Greenberg & Muehlebach 2007）。福利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收缩正在激发理解照护与社会性的新方式。比如在意大利，志愿者通过拜访无亲属老人来践行“道德公民”和同情心，尽管国家会利用这种志愿精神来支持一些争议性改革（Muehlebach 2012）。
许多地方，照护代际组织形式的历史变迁增加了经由正式劳动市场提供的照护以及由居住型机构提供的照护。许多地方，家政人员长久以来就为富裕家庭的老年人提供照护服务（Abel & Nelson 1990,Glenn 1992, Ray & Qayum 2009）。对那些能够负担得起照护费用的人以及有偿照护服务能够得到公共补贴的地方来说，有偿照护极为关键，因为寿命的延长、照护的日趋医疗化以及劳动分工的性别化使得家庭难以为老人提供足够的照护。有偿照护的增加使人们开始担心亲密关系的商品化，以及下文所说的照护工作对性别化、种族化的全球照护链的驱动（Boris & Parreñas 2010, Buch 2014, Hochschild 2003, Zelizer 2005）。
在欧洲与北美，新自由主义的卫生保健政策增加了对有偿居家照护项目的支持，从而重置了家庭与照护的意义，使之能够保护个体人格免受以机构化为标志的社会性死亡的威胁（Angus et al. 2015, Gubrium & Sankar 1990）。因此在家庭与机构之间，老年人能够以创造性的方式继续保有物质资产从而继续保持其社会人格（Luborsky et al. 2011; Marcoux 2001; Perry 2014a,b）。与此同时，大量旨在协助居家老人的技术——从医疗设备到远程照护设备——改变了人们对家庭与照护的体验（Lopez et al. 2010, Pols 2010, Willems 2010）。
从全球范围内来看，老人照护的居家型机构分布不均；这类机构在那些对家庭照护有着支配性期待的地方相对稀少。戈夫曼（Goffman 1961）的经典理论将养老院称为“全控机构”（total institutions），对养老院的分析中一般将其视为剧烈的断裂之地，它拥有独特的等级、文化和规范（Gubrium 1975, Stafford 2003b, Townsend 1964）。但是关于养老院的民族志同样强调在照护机构之内和之外可能存在的连续性，它们展示出个人历史、居住者家庭的融合以及新联结的形成，影响到养老院在何种程度上被体验为一个与社会关系和人格的断裂之地（Lamb 2009, Perkinson 2003, Robbins 2013, Shield 2003）。在某些情形下，养老院的老人认为失智症患者似乎在照护安排中可以更加舒适并拥有更好的生活质量，因为当下的照护安排通常会承认持续的交流能力以及具身化的历史，而不执着于其他形式的连续性（Basting 2009; Chaterjee 2006; Mclean 2006, 2007; Taylor 2008）。养老院的生活也深受盈利目标的影响，这会带来对住院老人的身体状况和社会人格都不关心的照护组织方式，同时也会严重剥削护工（Diamond 1992, Foner 1994）。
不管是在机构还是家庭，不管是由亲属、志愿者还是付费工作者提供的照护，都突出了照护反映并塑造代际关系的多样化方式。由于越来越多的照护由有偿护工提供，国家劳动与移民法律使得对护工的剥削、保护与或者组织成为可能（Boris & Parreñas 2010, Parreñas 2001）。例如美国，种族与性别的职业隔离这一长期遗留问题也反映在当下的家庭护工身上，他们被排除在薪酬保护与超时劳动保护之外。这加剧了从事照护工作的少数族裔女性和移工所经历的不平等（Boris & Klein 2012, Glenn 2010, Poo 2015）。这些差异化的表现提醒我们，即使在研究私密的照护实践与关系的时候，也必须高度重视国家政策以及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变迁。
老年阶段的亲密关系。
图源：https://www.verywellhealth.com/sex-and-older-americans-2223611
照护的跨国流转
由于全球经济转型、移民以及流行病在扩大了老年照护需求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代际关系的期待，老年人在家庭照护系统以及全球照护链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日渐清晰（Sassen 2006; Yeates 2009, 2012）。随着高级职业和资本在城市中心地区的集中，社会精英对再生产劳动的需求创造了复杂的全球照护链，其中城市家庭雇佣地位较低、较贫困以及通常是移民的女性来维持他们的生命和生活方式（Ehrenreich & Hochschild 2002, Sassen 2006）。尽管关于全球照护链的早期作品关注的是照顾儿童的移工（Colen 1995, Hochschild 2000），但是来自穷国的移民女性在照护富裕国家的老人上也扮演了重要角色（Brijnath 2009, Da Roit 2007, Degiuli 2007, Parreñas 2001, van der Geest et al. 2004）。
许多正在经历急剧人口老龄化的国家依赖移民护工，他们的地位、工作条件和组织能力都跟国家移民和劳动法律高度相关。对移民法律地位的限制可能会使他们陷入低收入和时常被剥削的工作中，同时也会限制他们对公共社会生活的参与（Parreñas 2001,Qayum & Ray 2010）。因此，在各种情境中，承担大部分有偿老年照护工作的人更有可能是贫穷的、教育层次较低的、在种族和政治上都被边缘化了的女性（Degiuli 2007, Raijman et al. 2003）。移民护工通常会照料有相当不同的身体、历史经验的老人，他们创造性地利用自己独特的照护模式来表达文化与性别身份，以及声明他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Colen 1990; de la Luz Ibarra 2002; Degiuli 2007; Mazuz 2013a, b; Raijman et al. 2003）。
尽管工资比较低，但是富裕国家的老年护工职位还是让这些移民女性能给家人汇款。这些汇款通常用来雇佣更加边缘化的女性从事照护工作，后者可能是亲属也可能是非亲属。比如在印度，当地的代际联合家庭长久以来就是主流的家庭组织形式，养老院与代理儿子服务的兴起（这通常由不和老人住在一起的亲属来支付）代表了亲属关系的关键重组，以及对美好晚年的新想象（Lamb 2009）。祖母在全球照护链中通常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她们对孙子女的照护促成了年轻女性亲属的迁移流动。在墨西哥和尼加拉瓜，祖母提供的照护代表了在照护的代际流转中的一个重要转变，因为祖母在一个本应该接受照护的年龄阶段却在继续提供照护，这可能对她们的健康产生不良影响（Scott 2012, Yarris 2014）。祖母照护并不总是代表家庭生活的彻底重构，比如在秘鲁，这些安排标志着儿童抚育的悠久实践方式延伸到了跨国情境之中（Leinaweaver 2010, 2013）。
老年人的迁移和年轻移民的老龄化也重塑了照护的流转。这些体验有着极大的差异，部分取决于移民拥有的资源、是否自愿移民以及移民是不是要加入他们亲属的家庭。许多老年人移民是为了继续参与到代际亲属关系之中。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跨越国界移民到更加理想或者更便宜的国家来享受退休生活，这提出了一些相关问题，比如他们的海外照护体验如何，以及他们给接受国照护安排和社会关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Benson & O'Reilly 2012, Oliver 2007）。
在另一些情景下，由于抚育孩子的家庭照护资源和国家支持都在缩减，移民祖母在照护孙子女方面通常起到了关键作用（Hayslip 2009, Rodríguez-Galán 2013）。因此对于那些在其生活在社区中主要负责处理互惠和义务的密集家庭网络的老年移民女性来说，照护问题尤为突出——这些情形下，女性面临着社会心理痛苦和抑郁症的高风险。当老年移民加入年轻亲属家庭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发现家庭生活的组织形式非常不同。比如，生活在美国的印度老人通常面临这样的问题：独立的期望、家庭权威的变化以及跟亲人之间有限的相处时间和亲密性（Lamb 2003, 2007, 2009）。与此同时，许多老人也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创造性地参与到地方生活方式以及当地对美好晚年的理解之中（Hegland 2009, Lamb 2007）。比如，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和台湾移民家庭通过在家中雇佣有偿护工、用接受公共照护的方式强化亲属纽带，从而改变了孝道的含义与实践（Lan 2002）。对于那些经历了强制移民和政治流放的老年人来说，经济资源的减少、破碎的亲属关系网络、乡愁以及遗留创伤塑造了他们的老年体验，并且影响着他们获得的照护（Hegland 2009, Lewis 2008, Martinez 2009, Myerhoff 1979）。在人生晚年移民通常意味着重大的中断，老年移民需要的协助一般都会超出家庭的能力范围，而他们在接受这样的照护时又面临着社会、文化和语言的障碍（Sokolovsky 2009b）。老年照护的跨国流转反驳了将晚年生活描绘成停滞状态的说法，促使人们注意到日常生活的亲密性与全球照护链之间的重要交集。
结论
这篇综述跨越了照护流转的不同尺度，致力于以人类学的方式理解老年照护——追踪对衰老身体的地方性理解、日常实践以及代际和国际的照护流转这三者之间的关联。本文认为照护在人类学理论与民族志情景中都具有多义、流动的特征，也将照护同时视为实践和资源。照护既是道德性、关系性的，也具有历史特殊性，并且嵌入在治理形式和全球政治经济转型之中。人类学中关于照护的争论层出不穷，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各不相同：照护如何能够被视为可以重塑破裂关系的道德实践，它又如何能够生产阶序和差异并阻止集体行动。在晚年岁月中，老年人给亲属提供了可观的照护，同时，根据获得资源的不同，他们也会发觉自己的人格受到照护关系的支持或者威胁。因此，关于老年照护可以相互比较的作品成为我们审视广泛的社会转型与私密的日常生活之间关联的关键所在。通过思考经由照护呈现出来的不同方案、代价与障碍，关于照护和老龄化的人类学考察了能够使不同群体实现有意义晚年的资源与实践。
目前关于照护与老龄化作品的一个局限就是，它倾向于考察在有偿的、居住型照护情景中日常、具身的照护，而且大部分是在欧洲和北美。在讨论家庭老年照护的时候，共餐与身体亲密性通常被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对生命历程早期阶段的研究显示，对日常照护中这些方面的关注可能会让人们更加了解人格的代价与实现。一个相关问题是在印度、日本、北美和欧洲等地关于老龄化和照护的大量研究——每一项都极为重要，因为它们对亲属制度、老龄化和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民族志理论化非常关键。但是，对照护及其流转更全面的理论化对比需要更为多样的民族志语料库（Appadurai 1986）。在老年研究中，对包括婚姻、性关系在内的代际关系的关注很有限，但是这些关注也可能会为道德、年龄、性别和照护之间的关系提供重要洞见。更广泛地说，老年照护的人类学将通过这样的照护/关怀的理论路径得到强化——维持人格与社会关系的道德实践可能会同时参与到或者生产出各种形式的差异与权力。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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