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朋友请点击上方“人民教育”关注我们，老朋友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叶澜说：“我和‘生命·实践’合作校的校长们共处的十多年中，我一直被他们尊称为‘老师’。这次，我发自心底要尊敬地称他们一声‘老师’！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何况我们是十多个人共行，何况我们共行了十多年！”
到底哪些人可以让著名的教育学者叶澜发自内心地尊称为“老师”？为什么本身作为老师的叶澜要称他们为“老师”？答案就在文章中，快来一探究竟吧。
文 叶澜（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新基础教育”研究和“生命·实践”教育学派，虽然由我酝酿、首先提出并始终作为总策划人在行动，但它实在是一个艰难的事业。最难之处，恰恰在于要有学校改革的实践来证实。
这是一个需要用学校的实践变革，来证明其可行性、合理性和价值、意义的研究与学派，何况要在今日中国如此复杂多元的背景下，要进行长达十多年的持续学校改革。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这些合作校的校长们积极支持，创造性地对学校变革的领导与推进，就没有今天的“新基础教育”研究和“生命·实践”教育学派。
是他们，为我和其他华东师大“新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的老师们，提供了可以长期、经常出入、共同耕耘的教育研究“学校田野”。让我们这些其实并不太懂中小学内在架构、运行规则的所谓“专家”，看到了一个更真实、生动的教育世界，闻到了学校泥土的芳香，看到了校长的忙碌和教师的辛苦，看到了许多无奈但尚可改变的天地。因为校长心中有事业，教师心中有爱。
他们每天面对着数以千百计的少年儿童和家长的渴望。教育的良心——对人、对儿童、对未来、对民族的大爱，在学校里才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是他们教我读懂了教育的良心，读懂了教育改革的根本希望在学校，从而更加坚信：凡不在乎学校、不关切师生真实生命存在与发展的教育改革，都难以取得最终真实的成效。正是这种支持和读懂，使我们有了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决心和信心。
是他们，在新旧激烈碰撞、几乎年年月月连教育也如此地不断有新花样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在内外对“新基础教育”研究都有着各种不同声音的背景下，坚定地选择了做“新基础”，这并非是一种盲目，而是一种信任，是一种感受到这一研究有助于学校、教师和学生发展的坚持。
更为可贵的是，在这次访谈以前，他们中几乎没有人和我提过研究中唯有他们才能感受到的艰难。这需要何等胸怀：有难自己揽着，想办法解决，不用这些“难”去干扰华东师大的老师，而是让他们一心一意地做研究。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也会打退堂鼓，至少会增加许多个“不眠之夜”。他们有意识地为我们挡风遮雨，让我们能够安心、静心、潜心搞研究，我怎能不尊称他们一声“老师”！
是他们，在我们的合作研究中，无私地奉献出了时间、精力和智慧。“新基础教育”是一项理论适度先行，策划在前、实践跟进，在践行中需不断反思、不断重建，且因有理论与实践持续的双向互动、相互滋养，才逐渐丰富成型，成为有血、有肉、有精气神、有个性的研究。
校长和老师们有领悟力、创造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智慧，与他们讨论、沟通、交流，哪怕有时只是闲谈，都常常会让我在惊喜中豁然开朗——或发现了思索已久问题的症结，或找到了研究策略，或形成了一个新的概念、命题，或感受到事理的奥妙，或明白了自己竟还有那么多的未知。
和他们一起的时候，我的思维会被激活，进入灵动状态。我不只一次地对校长们说：如果让我来做校长，一定做不到你们这样好。尽管我还会经常向他们提出学校改进的建议，但我心里十分清楚，如果没有他们的实践和智慧，我是想不清楚也说不出这些的，更难说让我去做好。
读人，也许是做教育学研究的人需要具备的一种基本功。十多年的交往，使我越来越强烈地产生了想读懂他们、在更深的层次读懂他们的愿望。自然，不是为了练基本功，而是为了明白我的这些老师们何以会如此，一项改革的事业要靠怎样的人才能共同完成。
2010年暑假，“新基础教育”进入第四阶段——扎根研究的第二年，我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熟悉程度，已达到可以敞开心扉的地步，我将这个愿望付诸实践了。
根据双方时间的确定，一个个地花上半天时间交谈。我把它称作“深度访谈”，事先只需发一个简单的提纲。谈话有时在我去常州住的宾馆里，有时在我家中进行。没有摄像机，除了庞庆举博士作为访谈记录整理的合作者外，没有听众。我们有了一个难得的不谈工作、只谈自己的清静时间与空间。
校长们的坦诚让我感动，他们虽比我小却有着比我丰富得多的童年经历，这让我惊叹；他们敏捷的回应、时时自然蹦出的闪光箴言让我深思；他们对“新基础教育”研究独特的评价让我知道该珍惜什么。我也时不时地被他们的谈话引发，忍不住发一大段“高论”。这就是我们这样性质的“熟人”访谈吧！
文/庞庆举（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
值此三套论著系列全部出版之际，为深入研讨“生命·实践”教育学的研究进展，进一步推动中国教育学建设事业，华东师范大学新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于2015年3月28-29日在华东师范大学联合举行了三套丛书发布会暨研讨会。
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新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政涛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扈中平教授、西南大学张诗亚教授等30多位学者、作者、出版人围绕中国教育学建设的路径、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教育学人队伍建设等论著系列所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情而又深刻的研讨。
童世骏指出：“生命·实践”教育学论著系列发布会暨研讨会，不仅是教育学界的盛会，也是华东师范大学学术研究的盛会，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学科建设优良传统的学脉传承与当代创新，它拉开了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新篇章。
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汪荣明强调：学科建设是大学的立校之本，学人和学脉的传承创新是学科建设的薪火与源泉。叶澜教授新作《回归突破》成书时，即被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动签约，拟英译出版。这表明是民族的，才能是世界的；是原创的，才有交流的资格和实力。
他们都特别提到：叶澜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在“生命·实践”教育学孕育期、初创期、发展期、成形期和通化期中，形成的教育学建设路径与教育学人学术品格，攸关学术发展、学科建设和学人成长等大学的“命脉”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王焰、福建教育出版社社长黄旭分别对丛书出版的价值、叶澜教授及其研究团队扎根中国实践与中国文化所走出的教育学研究新路，表达了由衷的敬意和再次合作的期望。
叶澜教授还介绍了《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著系列第一套中，叶澜教授的专著）与《教育概论》（修订版）和《“新基础教育”论》之间的关系，表达了今后将在两个维度上作深化研究：社会的教育责任、教育与人生全程的关系。
叶澜教授希望与会者对“生命·实践”教育学论著系列提出批评和建议，共同为中国教育学建设努力而为。偌大的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教育学，她以“生命·实践”教育学论著系列是中国教育学“为了生存”而发出的“新生儿的啼哭”作为结语：“它一定不优美，但是真诚，意味着有了生命。”
在研讨中，扈中平教授首先指出：“生命·实践”教育学论著系列的出版，是中国当代教育研究和教育学建设的大事，它带来了冲击、震动，带来了启示和鼓舞。
它直面教育学内外双重挤压的生存困境，提出和解决了中国教育学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并在回答基本问题的过程中，解决了中外关系、理论与实践关系、本学科与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等困扰教育学建设的前提性问题，表明了教育学的学科立场、学科认同与学术使命。它给中国教育学建设带来了新生机，是学人自我生命的增值与超越，它将引发更多的教育学创新。
研讨会上，各位专家或就论著系列整体，或就《回归突破》、《“新基础教育”研究手册》等专著，或就“生命·实践”教育学的学脉传承与创新、古今中外关系、学科间关系、“生命·实践”基因概念、文化传统、哲学基础、内在逻辑结构、“新基础教育”研究路径、学校变革、教学改革和学生发展等专题，进行了多视角的解读。
大家认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以独立学科立场、基因式核心概念、五大命脉、理论与实践交互构建的研究方式，形成了从元学科到基本理论的逻辑有机体，为中国教育学在学科丛林中赢得了学术地位与尊严，也赢得了在世界教育学中的尊严。它的有字书写背后的无字实践与团队努力，尤其具有启示意义。
大家在研讨中还提出了各种精彩的论点，如“叶澜之路”、“叶澜之谜”“中国文化大学脉”、“回答教育现实问题的教育学”、“理论进入实践的资格”、“教育学首先是成人自我教育之学”等。
研讨会充满了理性与真诚、多维的肯定与更多的期冀，希望能进一步壮大学术研究共同体，基于“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形成更大的教育学整体型态。
此外，许多与会专家还表达了参加本次研讨会带给自己的“自我拷问”：我生命自觉了吗？我在做教育学研究吗？我有教育学思想吗？我能创建怎样的教育理论？我能和中小学持续开展合作研究吗？这些自问，不仅体现了本次研讨会的思想深度，而且预示了教育学建设将有更多学人更加努力地倾心投入。
在研讨会最后，叶澜教授再次感谢实践和实践合作者，实践滋养了理论，双方共生相长；感谢拨冗而来、倾情付出的与会专家，因为在乎教育学研究，大家的发言进一步清晰了学派创建的价值，为教育学生存而发出的第一声响亮的啼哭和呐喊，带来了教育学独立、自信的生命力。
叶澜教授特别表达了自己为什么愿意做教育学人，因为教育的丰富复杂需要以研究者全部的丰富性去体悟、理解和表达，做教育学研究令人永远有学习的冲动，不断更新成长，正因为如此，教育学人的生命会越来越丰富、美丽和幸福。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