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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真的“不允许失败”吗?
到某学校去考察,听了校长的课改专题报告和两节示范课后,我想到教学楼看看老师们的常态课——这位校长和其所在学校以务实的课改理论和经验,在省内有一定的影响。孰料校长面露难色地说:我们要听课,是必须提前一天和老师打招呼的。我提出疑问:您倡导的课改理念和我听的这两堂课,我都特别认同,我想了解一下,全校老师中究竟有多少人在努力进行这样的改革。
他坦言,在自己的课堂上进行了多年尝试,取得了良好成效。曾希望在全校各学科推开,不料推行不久,家长就给当地政府领导写信,反对把学生当“试验品”。政府领导担心教育“失败不起”,劝他“稳妥”为好。他只好不了了之。现在,仅有一部分教师跟着他在做课改。
“那段时间,我很苦恼,为什么我们那么多沉闷、乏味、低效,甚至看起来不负责任的课堂,家长和一些教育者可以坦然接受,而我们要做出一些有益的探索,却备受质疑和阻拦?善意的教育改革能失败到哪里去?不就是担心成绩暂时有点滑坡或者提高不明显吗?”
这位校长无奈地叹息。
他只说对了一半——即使最终能够大面积提高学业成绩,如果是在两年或者三年后,又有多少人能够耐心等待和理性支持呢?人们只希望看到立竿见影的改革成效,否则就是“失败”。
“教育不允许失败,因为它的服务对象是人。”
尽管不知道这个观点从何而来,由谁而起。但因流行了多年后,仿佛已经成了“常识”。我们丝毫不曾怀疑,也不敢轻易质疑。
如果,这个“失败”指的是教育的全局性的失败(比如纳粹主义教育),或者是给学生——哪怕是个别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带来根本性的伤害,那么这个原则理当得到无条件尊重和坚决贯彻。
从当前的教育语境分析,我国的任何教育改革并不存在上述性质严重的“失败”。人们所谓的“失败”,通常指某些方面的成效或成绩(特别是学习成绩,尤其是升学率)不如预期的那样理想。
显然,太多的人只是偷换了失败的概念,借着“教育不允许失败”的名义,来反对和阻止任何希图改善教育的变革和努力。
由于缺乏理性的分析和大胆的质疑,“教育不允许失败”这个看似无可辩驳的观点,吓阻了多少激流勇进的身影。它业已成为一道绊马索,横亘在我们面前。若不能对此廓清认识,恐怕我们的教育改革不但不能万马奔腾,还会出现万马齐喑的窘境。
可是,每年从县市级到省级、国家级,有大量的教育科研项目立项,又有大量的项目结题。看看那些结题报告,每一个都“成效显著”,有数据,有案例,看起来无可辩驳。有位教科所长坦言,如果教育科研都如此成功,没有一个课题失败的,甚至几乎没有遗憾和缺憾,那么中国乃至世界上的教育问题哪会那么多?这是不是教育上的一种浮夸风?
如果有人仅仅拿“教育不能失败”来正告任何从事或者管理教育者,要敬畏教育这个职业,要慎重行事,要认真面对任何涉及教育的问题,力戒草率马虎、急功近利的浮夸作风和心态,无可厚非。但以我愚见,当今中国,向教育的陈规陋习、落后观念和陈腐经验挑战的人,敢于尝试、勇于革新的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多年的教育实践告诉我们,要在教育这个领域做些改革,需要拿出极大勇气,忍受很多委屈,做出很多牺牲。如同当下的社会经济改革,没有一点“壮士断腕”“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决心,是无法获得成功的。
我们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我们所借鉴的一些课改经验,都是已经取得了较好效果的。而且我们不改,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相反,我们推行课堂教学改革实践,恰恰是因为存在太多不利于学生健康发展的问题。
我诚恳地告诉他们,如果以为上课就是讲课,讲课就是负责,讲过就是学会了,那么教育是不是太简单?如果教师只顾自己讲课,不顾学生学得如何,孩子们在课堂上爱听不听,爱睡就睡,爱玩就玩,孩子们是不是连活的小白鼠都做不成,反倒被当成了死老鼠了?我还用乘车和开车的例子告诉他们,许多人为何乘车会晕车,而一旦坐上驾驶室开车,就不会晕车,因为他成了主角,不再消极被动。我们的课改就是努力让学生成为司机,而不是乘客。
听我此论,他们都笑了。我们又带他们去看了现场。当时,我们初一、初二在推行课改,初三由于是大班,更主要的是由于家长顾虑太多,没有推行。家长们在初三传统的课堂里看到了不少趴在桌上或者东张西望、坐立不安的学生;而在初一、初二试行小班化课堂的教室里,老师努力组织学生学习,学生井然有序,人人参与,几乎看不到“神游于物外”的现象。眼见为实,他们看了之后,就不再反对了,并诚恳地说:“校长,我们理解你们的意图了,支持你们。”之后历届的家长,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的阻拦和质疑。
家长对学校的任何变革怀抱警惕或忧虑,可以理解,他们担心自己的孩子成为牺牲品,而且他们终究是“业”外人士啊。但奇怪的是,他们却往往能够通情达理,转变观念,一旦听你言之有理,看你做得踏实,也就立马放心了。
而我们教育者队伍中,转变思想、理念和作风,接受新的变化和革新,比起家长来,却要艰难和被动得多。据说,不少学校课改项目遭到家长和社会反对,推行不下去,主要是一部分思想还没有想通的教师从中发挥了作用。还有的则是一些教育行政部门领导顾虑重重,畏缩不前,导致校长和老师们不敢“轻举妄动”,不少地区的课改或者虎头蛇尾,或者中途夭折,或者徒有形式,就与此有关。
在许多人看来,判断成败的因素只有一个:成绩是否提高。在这种成功观的指导下,我们的教育改革,无疑将会寸步难行。教育的现实失败感也必将持续更久,更久。
2013年,上海市政府提请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关于促进改革创新的决定(草案)》中明确:“对依照本决定规定程序决策、实施改革创新,而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且未谋取私利的,在政府绩效考核中对有关部门和个人不作负面评价,不予追究行政责任及其他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抱着善良的愿望,积极实施改革创新的人们,可以允许失败。对此,新华社记者撰文指出:“给一次失败的机会,给一次纠错的尝试,相信改革之路会越走越宽。”
虽然对改革多一些包容,多一些耐心,是一个常理,但能够从法律层面提供保障,还是能够给那些愿为天下计、敢为天下先的有志之士一些切实的安慰和鼓励的。但愿这样的好事,在教育上,也能够多一些。只有当我们学会对教育改革多一些包容,教育成功才会越来越多,而且教育成功之路,会越来越广阔和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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