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教育家居然目不识丁……
民小编说：
教育行为的背后都有理念的支撑，有的理念来自国内，有的来自国外，有的来自古代，有的来自现代……
让小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一位老师的理念来自目不识丁的母亲，而且，历经30多年的践行，愈发让作者感到骄傲。
文/何夏寿
母亲去世快20年了，但我一直按照母亲的要求践行着教育，一刻也不敢懈怠。我爱母亲，不仅仅因为她是我的母亲，还因为她是我最最敬仰的“教育家”——虽目不识丁，却有着宽广的情怀和诲人韬略。
1979年，我们村小学要招一位代课教师，那一年，我17岁，刚刚高中毕业，一去考试便中了。母亲很高兴。
在我去学校上班的那天早上，母亲早早起床，为我请了灶君菩萨（家乡新参加工作的一种风俗）。在菩萨面前，母亲一边化纸钱，一边对我说：“当老师说难很难，说不难也不难。只要对小人（方言，小孩子）好，书便可教好的。”
“只要对小人好，书便可教好的。”那时候，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母亲这一句朴素平淡得如白开水般的嘱咐，竟暗合了无数中外教育家穷其一生写就的“爱的宣言”。我为母亲骄傲！当然，更为母亲所折服的还有她对这句话的深刻理解和身体力行。
我领了母亲的“旨意”走上了教育的岗位。学校让我教语文，兼任班主任。为了多接触“小人”，待“小人”好，我还主动申请让我再教一门音乐。事后我才知道，乡村小学的师资紧张得要命，音、体、美连课也开不出来。我主动要求，无疑是给学校雪中送炭。
按我的理解，老师对“小人”好，就是要教会他们！我要求学生所有教过的课文都必须会背会默；所有教过的歌都必须会吟会唱。但很多学生，学过的课文不会背的，死活就是背不下来；不会写的，死活就是写不下来。这还行？！我对孩子们实施“关夜学”：放学，不会的，统统留下，背会了一个，就放走一个。
有一次，我关一个孩子背课文背到日落月升，孩子的母亲照着手电来到学校。看到母亲，背不出课文的孩子“哇”地大哭起来。我去帮他擦眼泪，孩子竟狠狠地咬住了我的手，我用了好大的劲儿才挣脱出来，孩子却乘机跑出了教室。孩子的母亲说了句：“何老师，你也真是……”就没好脸色地追了出去。
我带着伤痛回到家。母亲看到我手腕上被咬的大红印，问我发生了什么。我把满腹的委屈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母亲。
母亲听后，一面揉着我的伤口，一面对我说：“其实，那小人咬你也是有道理的。”
“有道理？”我惊讶地问。
“你想想，叫你一天到晚又背又念，你会不厌烦吗？”
“你不是说要我待小人好吗？”
“那也不要强迫小人。会背的就背，不会背的可以读，再不会的让他跟你念。”
母亲说到这里，拉起我的手说：“你看，手指头伸出还有长短，哪能人人都会背的？”
母亲没有再说什么了，只是走进厨房，给我端出了一直热着的饭菜。我却一直想着母亲的话，沉思良久。
在母亲的箱子里，找不到任何一张奖状或证书；在母亲一生的话语里，也从没有迸出过一次“教育应该如何”的专业行话。但母亲这位天生的“教育家”，在35年前，以她朴素的语言，给我这位新教师进行了因材施教的启蒙。
时至今日，每每坐在装修精致、灯光摇曳、鲜花铺台、音响悦耳的会场里，聆听一批又一批的教育专家变换着姿态给我们宣讲尊重差异、尊重个性、以生为本、以学定教的教育思想和研究成果时，我总觉得他们在复述着我母亲35年前对我说过的话。我真为母亲骄傲！
这天晚上，我辗转反侧，按今天的行话来说，我开始了自己的教学反思：什么是对小孩子好？小孩子需要怎样的好？怎样做能真正促进小孩子好？……
第二天的语文课，我用了母亲教我的方法，能背下来的就背，不能背的可以读，再不会读的，我念一句他跟着念一句。这一招儿还真灵，到了放学时，50个孩子个个过关，心花大开。
昨天咬我手的男孩也大声地读出了课文，显得很高兴，离开时还用他脆脆的嗓子对我喊：“老师，再见！”我忽然觉得班上每个孩子都很可爱，而且都很聪明。
后来，我的语文课上，根据课文的内容，在快结束时，我有时安排给孩子们唱一首歌，有时讲一个故事，有时说一句笑话，孩子们显得特别开心。
有一次，我上童话课文《小猫钓鱼》，我念完课文后，有一个孩子举起手，“告发”他的同桌在做小猫吃老鼠的动作。我问原因，小男孩说，他听着听着，就想学学小猫捉老鼠的样子。我让他再做一次，那小男孩当众表演，说真的，那小孩子真是个天生的表演家，他表演得实在太逼真了。一不做二不休，我索性请他走到黑板前，让大家学着他的样子，做一只小猫，配合我的朗读。教室里乐“爆”了。
就这样，在我的教学生涯里，诞生了第一节读、演、讲一体化的童话教学课。课上完后，孩子们围住我，纷纷要求下一次语文课也要这样上。我问孩子们，除了小猫，你们还会表演什么，孩子们七嘴八舌、又蹦又跳，有的说会演猴子，有的说会学小狗，有的说做小熊……孩子们为什么都那么喜欢演小动物，我又陷入了沉思。
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何谓教育原则、教育思想，但却恪守着母亲“只要对小人好”的信条，实践着母亲“手指头伸出还有长短”的认识。慢慢地我就开始意识到孩子与我们大人不同，喜欢学习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喜欢用他们所喜欢的方式学习。这为我日后实践、探索“童话教学”、“儿童文学育人”奠定了矿藏般的心理基础。
当然，母亲这位“教育家”，她高超的育人水平不仅仅只体现在她的教育“理论”上，更体现在她的教育行为上。
由于受母亲的影响，我的课越上越让孩子们喜欢，致使有好多孩子放学都不愿意回家了。上级教育部门看我教书还真有一套，让我这个代课教师转了正。母亲更高兴了。
20世纪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的乡村里，有好多村民开始到大城市里去创业。家里的小孩子托给谁最放心？小孩子都对父母说要求能和我在一起生活。于是就有家长找上我家，遮遮掩掩地表达了这层意思。我还没有表态，母亲就先开了口：“好的，好的。我儿子转正了，一辈子就教书了。你们出去赚钱好了，你们的小人就放在我家，我们会照顾好的。”
就这样，从1985年至1994年母亲去世，母亲先后成了我的8位学生的“奶奶”。
说是“奶奶”，主要是从母亲的年龄上说的。母亲生我时已经45岁了，我17岁走上教育岗位时，母亲已经62岁。孩子们寄居在我家，自然称呼我母亲为奶奶。但事实上，母亲为这8个孩子所做的一切，却是母亲式的。每天为孩子们做三餐，为他们缝补浆洗四季的衣服，还要照料他们晚上睡觉。
记得有一天晚上，有一个跟我母亲睡一床的小男孩，半夜肚子痛得哇哇大叫。72岁的母亲那几天也正咳嗽，但为了不影响我的睡眠，她自己一个人背着孩子下楼，准备去医院。由于心急，母亲开门时不慎碰落了门栓，把我从梦中惊醒，我才用自行车将孩子送到医院。而母亲一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步行了一个多小时，来到镇上医院看我们。
见到我们第一句话便问，痛止住了吗？母亲一面劝我回家睡觉，一面帮正“吊盐水”的男孩揉着手腕。为了第二天能正常上班，我回家了，把病孩子留给了年迈的母亲。后来，那男孩告诉我，我走后，他吐了一地，奶奶又是帮他擦脸又是为他捶背，一直忙到天大亮。
一位跟孩子非亲非故的老人，一位目不识丁的老人，以她对教育独特的理解和实践，时时展现着教育家特有的博爱、豁达的胸怀。
1994年5月26日傍晚，因患食道癌处于弥留之际的母亲，用她微弱的声音问我：“你们学校明天不是要去镇里跳舞吗？”是的，前两天，我对母亲说过，这些天，我有点忙，为庆祝“六一”，镇小学要举行文艺会演，我们学校在排大型合唱节目。我是拉手风琴的，得一遍一遍地和孩子合练。看着瘦得只剩骨头的母亲，想想母亲来日不多，能陪一天就算一天，我撒谎道：“镇里后来取消了。”母亲望着我，无语。
半夜，母亲突然呼吸急促，脸色惨白，我握住母亲的手，大声呼喊，但无济于事了，那惨白，像水流一样从额头一下子滑落到眉头、鼻梁、唇角、下巴，母亲的呼吸停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在母亲的遗体前拜了两拜，随着学校里的车去镇上参加“六一”会演。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家里死了双亲，子女至少在“头七”里是不能唱歌作乐的。而我居然还要赶剧场，而且还要弹琴，按说这无疑是对母亲极大的不孝不敬。
但我必须去，我知道这是母亲的意思——我们母子心灵相通：母亲之所以走得这样坚决，是因为母亲知道，她不走，我就会以“镇里后来取消了”的借口，继续陪着她；母亲之所以走得这样安静，是因为母亲想静静地聆听在儿子拉响的乐音里，孩子们清丽婉转的歌声；母亲之所以走得这样从容，是因为母亲完全相信，她已经把儿子引入了至真至善的教育航道，不管旅途是鲜花满天还是阴霾密布，她的儿子已经深深地懂得了“只要对小人好，书便可教好”的深刻内涵。
送别母亲的场面也很特别。除了我们这些母亲的亲生儿女、媳妇女婿等亲亲眷眷外，送行的队伍里，还有一大帮孩子，有上了大学的，有正在读高中的，也有系着红领巾的。
母亲生前多次说过“不看少时出嫁，要看老来送丧”。母亲的意思是年轻时哪怕十里红妆、良田三百都不足以为荣，而离去后出殡的仪式才是对一个人一生最好的评价与纪念。在母亲长长的送别队伍里，每一个孩子都是母亲用大爱与大善写就的作品；每一次叩头、每一朵白花都是与母亲相关的最荣耀的风景。母亲，一个从未上过学堂、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享受着这一份因教育而带给她的体面与尊贵。
我多么为母亲骄傲！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上虞市金近小学）
文章来源：《人民教育》2013年第9期，原文标题为《母亲：我的教育家》，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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