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精神：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解读与传承⑨

民小编说

2021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百年大党风华正茂。100年，是我们党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100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100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100年！正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值此百年华诞，《人民教育》推出“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专栏，下设“党的百年教育路”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解读与传承”两个子栏目，回望党领导下的波澜壮阔的教育发展史，充分反映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取得的重要成就、重要经验，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形成的历史规律；梳理我们党百年来探索形成的伟大精神财富，助力百年红色精神谱系更好融入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解读与传承”系列第九篇——“两弹一星”精神，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其形成与内涵。

50年前，“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我在陕北梁家河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激动。当年，你们发愤图强、埋头苦干，创造了令全国各族人民自豪的非凡成就，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老一代航天人的功勋已经牢牢铭刻在新中国史册上。不管条件如何变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能丢。新时代的航天工作者要以老一代航天人为榜样，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让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迈得更稳更远，早日实现建设航天强国的伟大梦想。

——2020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的回信

2011年春节前夕，习近平同志在亲切看望著名科学家时指出：“‘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形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我国老一辈科学家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为了抵御帝国主义核威胁，在独立自主完成原子弹和氢弹爆炸、导弹飞行和人造卫星发射的伟大事业中，自觉培育践行的一种伟大精神。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新时代，我们要科学把握“两弹一星”精神的深厚意蕴，使之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是“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者的精神支柱，也是“两弹一星”精神的灵魂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东汉史学家班固有“爱国如饥渴”之说，清代思想家顾炎武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国家独立、民族富强和人民幸福而无私奉献自己的智慧、力量甚至生命。

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有一批像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这样的科学家，放弃名利，毅然回国，投身“两弹一星”事业。“两弹一星”研制团队集结了新中国当时最顶尖的人才，在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科学家中，就有20人是海归科学家，占获奖人数的87%，其中有11人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冲破重重障碍，辗转回归祖国。他们为“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为发展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两弹一星”事业辉煌而又神秘，它的辉煌，需要有热爱祖国的高尚情怀；它的神秘，需要有无私奉献的精神支撑。为了“两弹一星”崇高事业，广大研制人员远离都市，远离繁华，远离家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和牺牲。有一位工程师接到秘密调令，按规定她瞒着丈夫，借口出差，神秘地从家中“失踪”，来到遥远的大西北戈壁荒漠，承担测试技术研究工作。半年多后，在罗布泊孔雀河边的一棵树下，她与自己的丈夫意外相逢。原来，她的丈夫也和她一样接到秘密调令，并且与她在同一支特种部队里。由于沙漠无垠，他们比邻若天涯。前来罗布泊指挥作战的张爱萍将军听到这个动人的故事，流着热泪来到那棵树下，抚摸着那粗壮的树干说：“就叫它夫妻树吧，它是一座纪念碑。”[1]

爱国主义是“两弹一星”事业发展的起点和归宿，是激励广大研制工作者无私奉献的最具影响力和感召力的精神支柱，也是“两弹一星”精神的灵魂。“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者高举着爱国主义旗帜，心有大我、至诚报国，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把个人志向与民族复兴紧密相连。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甘当无名英雄，隐姓埋名，默默无闻，无私奉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生动诠释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精神内涵，谱写了一部爱国奉献的壮丽史诗。今天，我们要像他们那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以国家意志为最高意志，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以人民需要为最高需要，时刻听从祖国召唤，在各自岗位用具体工作和实际行动报效祖国，为增强我国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续写新篇章。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两弹一星”伟大事业的根本基点，也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实质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一条最根本的经验，也是研制“两弹一星”的基本方针，而艰苦奋斗则是我们实行这一方针的必然选择。新中国发展国防尖端技术在外有压力、内有困难的特殊背景下拉开序幕，我们当然希望得到外援。但是像“两弹一星”这样直接关系到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危的尖端敏感技术，必然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严厉技术封锁。因此，“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成为研制“两弹一星”坚定不移的方针。

在中国原子弹、导弹研制的起步阶段，苏联曾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技术援助。但是，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毁约停援。“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者自己动手，从头摸起，他们面对重重困难，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先后建立了专门的科研机构和核武器研制试验基地。

1950年5月19日，中国第一个核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成立。初创时期，条件艰苦，面对困难，钱三强发动大家“自己动手，一切从头做起”。一时北京天桥、东单的旧货市场成了他们“淘宝”最多的地方。旧电子元件、废铜棍钢筒、面积仪、计算尺等，这些废旧物资最终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有用的科研器材。近代物理研究所迅速成为我国核物理学家的“大家庭”。

在研制原子弹的同时，我国把下一步目标瞄准了能够把原子弹打出去的武器——导弹。1956年10月8日，我国火箭导弹的专门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研究院），在北京西郊原解放军第466医院的大食堂召开了成立大会。1960年7月，苏联撤走了在导弹研究院工作的苏联专家，并带走了他们掌握的全部技术资料，这对刚有起色的中国导弹事业无疑是釜底抽薪。但是，钱学森等人化压力为动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苏联撤走专家后的第17天，用国产燃料成功试射了我国仿制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在第83天，终于成功研制了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二号）。这枚被称为“争气弹”的导弹发射成功，成为我国军事装备上的一个里程碑。

在原子弹、导弹研制工作启动的同时，核武器基地的建设也提上了日程。1958年初，数以万计的创业者奔赴内蒙古额济纳旗靠近甘肃的酒泉地区，在“风吹石头跑，遍地不长草，天空飞鸟绝，大雁不落脚”的戈壁滩，立下了“以场为家，以苦为荣，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豪迈誓言，一锹一镐、一锤一斧创建了我国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导弹和卫星发射场。几乎同时，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也开工了，它位于青藏高原平均海拔3000多米的金银滩草原，对外称青海矿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都是在此研制出厂。在金银滩核武器研制基地建设的同时，5万建设大军浩浩荡荡开进了西北边陲戈壁。在罗布泊这方“遍望极目，唯以死人骷骨为标志耳”的地方，搭帐篷、挖地窑，靠铁锹、铁锤、麻袋、竹筐等笨重的劳动工具，硬是在“死亡之海”建立了我国核武器试验基地——马兰基地。基地的创业者就像生命力旺盛的马兰花，在戈壁滩上顽强地生活着，“以戈壁为家，以艰苦为荣”成了马兰人最响亮的口号。

“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者怀着报效祖国、献身事业的伟大理想，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茫茫无际的戈壁荒原，在人烟稀少的深山峡谷，风餐露宿，不辞辛劳，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经受了生命极限的严峻考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没有仪器，动手制造；缺少资料，刻苦钻研，先后制造了几十万台仪器设备，攻破了几千个技术难关。

中国的航天事业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1965年初，中国开始执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卫星要上天，火箭须先行。当年王希季利用水稻田建立了火箭发射试验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成功地自主研制出我国第一枚探空火箭。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和发射卫星的国家。

实践证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两弹一星”事业的根本基点，也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实质。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考察时指出：“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尤其是在高新技术方面，我们应该强调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只有独立自主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才能在国防和经济建设上掌握主动权，才不会在关键时候受制于人，才不会在核心技术上被人家“卡脖子”。

“大力协同、勇于登攀”是“两弹一星”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也是“两弹一星”精神的特征

“两弹一星”是“大科学”“大技术”“大工程”，广泛涉及研究、生产、试验、使用各个部门。“两弹一星”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党中央英明决策和组织领导的结果，是全国上下团结协作和密切配合的结果，也是广大科技工作者敢于创新和勇于登攀的结果。

钱学森曾说，“两弹一星”研制“是一件千头万绪的工作，需要组织成千上万人参加。那时参加这项工作的人，都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斗，夜以继日，甚至不惜牺牲地干。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首先是因为有一个非常有力而且很有效的领导，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了加强党对“两弹一星”事业的统一领导，加速我国国防事业的发展，党中央成立了“中共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根据毛泽东同志“要大力协同”的指示，中央专委将中国科学院、国防科研机构、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科研力量等“五路方面军”的科技力量协同起来，集智攻关。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全国“一盘棋”，拧成“一股绳”。仅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就有26个部门、20多个省份和900多个工厂、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研制试验基地。当时在我国国防科技战线流行着这样一句口头禅“我们合写一篇大文章”，我们党把全国的力量都动员起来、协同起来了。

在“两弹一星”研制中，我们党创造性地把毛泽东同志“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军事思想成功运用到了“两弹一星”的科研组织中。明确了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方针是“两弹为主，导弹第一”，提出了“突出重点，集中力量，形成拳头，大力攻关”“组建国防科技主力兵团”“组织全国大协作”等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我国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保证了“两弹一星”各项科研任务的胜利完成。朱光亚院士曾表示，在原子弹的研制和试验中，兰州化学物理所配合核武器研究所与兵器工业部的一个研究所协同研制出高效能炸药和高电压雷管；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和计算所合作进行了数学与计算方法的研究；北京和上海的计算机所为核武器研制提供了当时国内性能最好的电子计算机；航空部一个工厂为第一颗原子弹装置加工了合格的部件；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提供的测量参数为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的理论设计作出了贡献；西安、长春的光机所改装和研制的高速摄影机与跟踪电影经纬仪，在首次核试验火球摄影和测定中发挥了作用；气象局和大气物理所作出了准确的气象预报，为首次核试验提供了气象保证。没有团结协作，就没有一切。正如“两弹一星”功勋陈芳允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说：“对于一项大的系统工程，从科研到开发到实用，我觉得没有比大力协同来做更重要了。”

为了加快人造卫星的研制进程，1968年2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孙家栋临危受命，负责卫星的总体设计。他深知发射卫星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从组建队伍抓起。他足足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一口气跑了几十个相关单位，最后精挑细选出18个人。这“航天十八勇士”来自不同专业，各有所长，其中有搞基础理论的，有搞技术工程的，有搞技术管理的，也有搞技术档案的。孙家栋带领他们重新审定了卫星的研制程序，严格规定了各个研制阶段的任务、技术指标、技术状态和试验要求，特别加强了地面环境试验。在设计、试制、试验工作中，不同学科之间团结协作、集智攻关，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

实践证明，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重大经济、科技建设项目，必须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必须根据国家发展的长远目标和现实要求，结合物质技术的实际条件科学论证，不失时机地作出决策，而目标和任务一经确定，又必须充分发挥我们统一指挥、团结一致、互帮互助、协同攻关、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两弹一星”研制成功，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标志，它开启了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时至今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东方红一号”仍在太空中飞行，“两弹一星”精神也穿越时空，激励和鼓舞着我们不断朝着科技强国的目标前进。在新时代，新形势和新任务要求我们传承好、发扬好“两弹一星”精神，牢固树立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爱国主义情怀，永远保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断发扬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集体主义和科学创新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9月11日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的：“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秉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

（作者单位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 李斌.“两弹一星”精神的内涵与体现[N]. 人民政协报，2018-01-25（09）

本专栏学术顾问：韩震〔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团成员、国家教材委委员兼大中小德育一体化专家委员会主任、教育部思想政治（道德与法治）教学指导专委会主任委员〕

文章作者｜刘学礼

文章来源｜《人民教育》杂志2021年第13-14期

图片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施久铭 谭希

微信编辑｜张璐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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