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山河 | 真正的”红色超级特工“是什么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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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谍战电视剧《风筝》里，中共地下党员、“军统六哥”高级情报员郑耀先，除了偶然得到并成功传递了曾墨怡留下的“军统打入延安的73人名单”，到延安取回了“影子”的情报。在收集、分析敌人情报上，并没有什么建树。我看他不像是一个情报员，更像是个交通员。那么真正的高级情报员是什么样子的？
中共地下党员、军统高级情报员范行。
一、偶得范行夫妻的“毛边书”
我刚工作时喜欢逛旧书店，记得八几年在上海旧书店不经意淘得毛边书《音乐的解放者悲多汶》，全书共有五十六章以及附录三十余幅插图，还在章节之间的空白处，配有动物或花鸟的精致图案。在扉页上印有“本书装帧：范纪曼”。从富有中国韵味的装饰性插图中，可称其为美术设计的行家里手。是书毛装一厚册，道林纸印就，书的三边未经截切，是我国毛边平装书中之稀有版本。
拿在手里真是爱不释手；一来，我早就想找一本鲁迅先生最为推崇的“毛边书”；二来，最能吸引我的是扉页上印的“本书装帧：范纪曼”，这是一个我非常崇敬的人物。
四十多年了，这本书除了岁月沧桑使它的纸张略有泛黄，从里到外没有任何翻阅过的痕迹。我很惊奇，经过文革“洗礼”后，居然还会有保存如此完好的“封、资、修黑货”。
不久，通过祖父的一位老战友，我见到了范纪曼夫妇，对他的传奇经历有了进一步了解。他告诉我：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找到他的老上级刘逸樵同志。我访问之后，没过几年范纪曼先生就去世了。
范纪曼就是军统第一杀手陈恭澍在回忆录里反复提到的那个神秘的人物范行。
二、第一任梁山县委书记
范行，字纪曼，原名范贤才，曾用名范茂才、范幼文，笔名范纪曼，化名江汰洁。大学文化，通晓：英文、俄文、德文、日文，擅长油画。
1906年3月29日，生于四川省梁山（今梁平）县马家场。1920年，梁山县立高小毕业，家庭包办，娶妻冉芝兰，生了一个女儿，因四川军阀混战，辍学在家。1922年，考入梁山县立中学学习。
1925年春，尚未毕业，受高小同学进步青年曹健勤（曹策）的影响，到武汉参加革命活动，考入汉阳兵工厂技工学校学习。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5月，参加由武汉中央军校学员组成的中央独立师，沿粤汉路南下与夏斗寅叛军在徐家棚火车站作战。6月，与川军杨森部作战，取得了辉煌胜利。8月，受武汉军校中共党委书记陈毅指派回四川开展武装斗争。9月23日，在梁山县成立中共特别支部委员会任特别支部书记。12月，成立中共梁山县第一届委员会，任书记兼组织、军事委员。对四川军阀杨森、郭汝栋开展军运活动。发起驱逐吴佩孚运动，引起郭汝栋师参谋长萧毅肃的注意，派人抓捕未果。
1928年4月，应聘合川师范学校任教，任中共合川县委组织委员，改名范纪曼，专门从事川军陈书农师军运工作，任中共北川地区军委书记。
后到南京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交通科第二中队，学习汽车驾驶维修、有线电和无线电通信，与戴笠同期，用名范茂才，后改名范行。
1929年5月15日，毕业返回梁山，与和他生了两个女儿的冉芝兰解除婚约。到重庆中学任图书管理员，从事学生运动。不久，考入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认识了音乐系女同学彭子寿（后改名彭雅萝）开始恋爱。
1930年1月，奉中共四川省委调派，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与上海法南区委（书记陈云）接上组织关系，被编入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新新里支部和张爱萍等人在一起，任交通联络员。并将彭子寿转学到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学习钢琴。5月30日，在纪念“五卅惨案”的“飞行集会”上被法租界巡捕抓捕，被叛徒方慕尧指认，移交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特务处。先后关押在老西门、龙华、漕河泾监狱。后以“破坏社会治安”罪，转押至苏州监狱，与化名“王作霖”的中共上海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恽代英，关在同一监狱。
三、北平找党参加学运
1930年9月，范行在苏州监狱因“罪证不足”无罪释放。由于顾顺章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被破坏，上海中共中央转移江西苏区，中央特科陈赓等到北平成立北平特科。范行在上海找不到党组织，就去北平找党，考入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受教于熊佛西教授。
恽代英 郑介民
1931年2月，化名“王作霖”的恽代英被转移到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4月29日，被叛徒顾顺章出卖，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壮烈牺牲。“九•一八”事变后，范行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并被推举为学院学生会会长。
12月7日，范行被北平68所大中学校学生会选为抗日学联主席之一，并兼南下示威请愿团纠察队总指挥。带领5000多名抗日学生，要求北平当局同意他们到南京，向政府请愿出兵抗日，遭到拒绝后，便号召同学们到丰台卧轨三天，迫使北平当局同意他们到南京，向政府请愿。
12月10日，率学生代表南下，抵南京后，便联合上海、南京的学生，先后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教育部、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15日，南京当局出动军警镇压学生，范行也被打伤。19日，为取得请愿胜利，他潜往上海宋庆龄公馆，向宋庆龄及在场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讲述了请愿的前后过程。宋庆龄听后义愤填膺，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史沫特莱也向世界报道了事件的详细经过，从而使全国抗日反蒋运动掀起高潮。
一·二九运动
在学生运动中结识了女同学薛迅（运动中，煽蔡元培两耳光的革命青年），在《晨报副刊》发表文章，参加“左联北平分盟”。通过薛迅找到了北平地下党组织，提出要求解决组织问题，由于当时在上海的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无法证明他以前的身份，暂时不能为他恢复组织关系，但是可以为党工作，与薛迅单线联系。因为对苏联和德国文学的酷爱，转入北平大学法学院俄文经济系继续学习，边读书边去北平四川中学任教，作为身份掩护。在寻找党组织的过程中，在老共产党员江灏之女、同学江汰清（范行曾用化名江汰洁）家，遇到了军校校友——中华复兴社特务处北平站站长陈恭澍，陈恭澍因为工作需要，经常混迹于进步人士周围，正巧他与江汰清的堂弟江田是黄埔同学。
四、阴差阳错打入军统
1933年1月，曹策之妻请范行设法营救被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的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曹策。范行请陈恭澍为之周旋，陈恭澍表示应允，但提出交换条件，要他将美国公使馆的一些外交材料翻译并抄录回来，以供陈恭澍的军事杂志社北平分社应用。他在抄录中发现多半是国民党以及日本的军事外交情报，便多抄一份，送给中共北平东城区委书记冀丕扬。
来往几次后，陈恭澍就向范行提出，让他加入特务组织中华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做情报员，直接向陈提供社会各界的信息情况。范行开始不同意，通过薛迅向组织汇报后，考虑到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是一个新的特务机构，组织对它还不了解，正需要有人能打进去，范行就同意接受陈恭澍的邀请，做了北平站的直属通信员。
当然，只是一个外围人员，直接和站长陈恭澍单线联系，不与别人接触，并不参加行动和活动，照样上他的学，只是把平时接触到、观察到的情况，定期向陈恭澍汇报，开始由于没有提供特别有价值的情报，陈恭澍认为他并不怎样。
陈恭澍在回忆录中说：“一开头（范行工作）不怎么样，往后，越来越有进境，他所提供的情报也越来越重要，类如：日本在华的军事部署，以及日本军方的政治阴谋；国际间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交换、了解等高级情报。来源据范所报，是某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处的一名译员，可是我们始终没有见过这个人。当时我个人还不具备研判此类情报的能力，所以都是来件照转，而上级的反应，也认为是‘颇具参考价值’。”
中华复兴社特务处助理、派驻华北地区特派员郑介民对经由范行搜集来的情报资料，特别感兴趣，曾召见范行多次，为这一情报来源交换意见，惟迄未获得满意的答案。
郑介民为这件事，单独指示陈恭澍：“范行的情报质量虽高，但其可靠性则有参差，如果不能澈底了解来源的眞相，将来在情报运用上还是有顾虑的”。陈恭澍说：“我们对他所了解到的是：他通晓好几国的文字，英文和俄文，能写又能说。平时谈吐，嘴上挂着的都是些有关文艺的词汇，桌子上、床头边，摆着的也全是这一类的书籍，可就是从来都不谈政治。他说他在“艺专”学绘画，却从未见到他的作品，到“艺专”去打听，不错，有这么一个人，注过册，时常进入，但很少上课。他常到北京饭店、德国饭店这些带洋味的地方去，似乎是找人的时候多，坐下来吃东西的时后少，更没有发现他和别人有过接触，总是觉得非常奇怪。他所报来的情报，一口咬定说是从使馆区，某国“武官处”弄来的，可又不曾见到他进出“东交民巷”。
五、共产国际的情报员
范行为什么会在情报工作上突飞猛进呢？原来他背后还有一个谍报系统——共产国际（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
这年春节，范行在北平左联遇到了同在重庆中学任教时的中共党员郑琦虹和他的丈夫刘尊棋。刘尊棋是苏联塔斯社驻北平的记者兼翻译，又在刘尊棋家认识了上海《大晚报》驻北平特派记者刘逸樵。原来他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此时是在为苏联红军参谋部远东情报局，做情报工作，是受共产国际派遣并和共产国际驻上海的机关直接联系的。范行开始和他们交换情报，成为服务于中共、共产国际（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军统三方面的间谍，无怪乎郑介民、陈恭澍都琢磨不透他，开始背靠三方来闯荡。
刘逸樵为了方便范纪曼在北平社交场合公开活动，特别让他应聘上“美国.檀香山.《自由日报》记者”并为他印了名片。开始注重日军方面的情报信息，从各种国内外的报刊杂志、外交渠道，收集情报信息，进行研判。由于掌握英、俄、德、日四门外语，具有来自美、苏、日和国民党方面的情报信息，成为各方面抢手的热门人物。
1935年春，陈恭澍因暗杀石友三失手，逃离北平，范行接替陈恭澍的中华复兴社北平特别区第一站站长职务。后因潜伏在张学良身边的潘东周暴露，冀丕扬被捕，范行被牵连，第二次被捕，不久便被第32军政训处王处长保释出狱。
6月，郑介民调范行到中华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特别区工作。范行到上海后，没有去报到，不辞而别，暂时与军统脱离了关系。
1935年底，范行月薪130元，毛人凤才100元。
8月15日，范行受共产国际安排，登上苏联“北方号”邮轮离开上海，以美国檀香山《自由日报》记者江汰洁的身份，受邀赴苏联参加期大林第四届国际戏剧节活动。与文化界知名人士（中共地下党员）钱俊瑞同行，在苏联专门学习秘密情报工作，并考察了苏联和欧洲的绘画、音乐等艺术。
在莫斯科范行见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康生（赵容），指示回国后受潘汉年同志领导，并为苏联塔斯社搜集情报。由钱俊瑞介绍至党创办的新知书店当编辑。范行将收集的情报交给钱俊瑞，钱俊瑞再交给塔斯社的苏联人维克曼（女）。后来，钱俊瑞又把范行介绍给苏联人彼得森，让他们直接取得联系。钱俊瑞及其同事对范行的工作都十分满意，对他的评价是：“人很灵活，工作负责，能严格遵守纪律，生活朴素。从来没有暴露过社会关系和组织关系。对共产党的政策的认识和了解，超过了一般的共产党员。”这些都是一个优秀情报人员应该具备的条件。
六、搏击抗日谍报战场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逸樵派张纪恩（八路军上海办事处副主任刘少文的助手）专程来找范行，要他留在上海，投入情报收集工作，专门负责搜集日军情报，研究在各个战场上所采取的战略、战术，交给张纪恩转八路军上海办事处。当时，八路军上海办事处刚成立，急需有关日军行动和国民党军的种种情报。
1939年秋，陈恭澍在上海再次遇到范行，让他继续为军统搜集整理分析国际情报，是军统上海特别区中无名籍的通信员，成绩非常可观。
1941年9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上海时局十分紧张。一天，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部设在法租界白尔培路五金店与海参崴直接联系的电台告急。刘逸樵急忙赶到贝当路，要范行在半小时内，抢救出电台及工作人员刘鹤孔。范行根据刘逸樵的指示，西装革履，坐上租来的豪华小车，开到白尔培路五金店，以买电器为名，在日本浪人及巡捕的眼皮下，先大大方方地运走了包装好的电台到安乐屯，然后又换上另一部新车，再接出刘鹤孔，胜利完成了抢险任务。范行煞费苦心，选中了英美商人和侨民集中的静安寺大华商场，租下9号铺面，让刘鹤孔以开文具店作掩护，在屋内挖个地洞，将电台放在洞内继续发报，及时与莫斯科保持联系。
1942年8月，范行受潘汉年、杨帆指示，去南京搜集日军事情报，潜入中央大学任训育主任。
1943年5月，被告发是共产党员，被迫离开南京重返上海。党组织要他开设书店作掩护，盘进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1040弄大成商场16号的一幢房屋，开办中外文书混合的旧书店，仿效鲁迅先生的“三闲书屋”名称，定店名为“木简书屋”，由彭雅萝出任书屋经理，办了营业执照，实际上是党的秘密联络据点。10月，陈恭澍任军统“上海第七站”站长，和范行恢复联络。
1944年2月，刘逸樵奉调离开上海（我感觉刘逸樵就是刘少文）。3月15日，刘鹤孔和齐克君夫妇突然被日本宪兵队抓走捕。4月12日下午，范行也被抓，关进四川路日本宪兵队。范行被捕后，彭雅萝便直接去找陈恭樹，说范行是为他收集情报不慎被捕的，要陈恭澍设法保释。
陈恭澍便通过日本特务“梅机关”（原机关长影佐祯昭）的关系，过不几天便由一个日本人用小汽车将范行从日本宪兵队接出来送回家。受潘汉年、杨帆指示，范行开始通过陈恭澍为日军参谋本部驻华“梅机关”提供假情报，联系人中岛信一上尉。
陈恭澍在回忆录里写到：“中岛对于情报的“处理”与“分析”，虽然并不外行，可是嫩得很，不客气地说只有小学程度而已。所以范行本人在他某一背景的指使下，狠狠地动过计谋，因而导致日本在太平洋的某些军事行动上吃了不少的亏。有何为证呢？抗战胜利后，某一西方民主国家（美国）曾“赠与”范行个人一枚“奖章”，以为酬庸。……民国三十四年（1945）七月间当上海日本宪兵队抄出我的电台后，“梅机关”唯恐牵涉到范行，即由中岛亲自护送他到杭州西湖牯岭路“梅机关”的办事处隐藏了一些日子，到日本投降后，范行才又回到上海。这一次并未因为我的再度失事而影响到他的情报活动。”
七、美国新闻处PK国防部二厅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立上海剧专(现为上海戏剧学院)迁回上海，范行被时任校长的熊佛西聘为教授。
1946年3月17日，戴笠专机失事，军统局改组，军统上海特别区缩编为上海站，原上海特别区第三站编为两个组，范行任国际组组长。不久，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政训处长张子羽（任庵），作为顾祝同的代表，来上海开辟情报战线，并通过张纪恩、刘逸樵与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取得联系，介绍范行调任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少将代理专员，仍兼国防部保密局上海站国际组组长，专搞国际情报。
范行和张子羽找到周佛海的军法处副处长（中共地下党员）李时雨，营救出囚禁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自称为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将军弟弟的抗日联军的副指挥共产党员杨树田。
不久，刘尊棋以美国新闻处中文部主任的身份来上海找到范行，在上海建立美国新闻处。介绍范行去管理图书馆和阅览室，辞去国防部第二厅上海站国际组组长职务，专为美国新闻处工作。刘尊棋的特殊使命是为中共上海地下情报组领导人吴克坚、徐淡庐搜集国民党军事情报。
范行把徐淡庐安排在张子羽留给他的“愉园五号”公馆楼下，把保密局大特务陈恭澍安排住在楼上。陈恭澍到上海不久，就一再动员范行同他一起去台湾。陈说，上海反正保不住，到台湾或香港搞国际情报，你这位英雄，就有了用武之地。
范行以种种借口推诿。陈恭澍甚至绝断地要范行与彭雅萝离婚，然后“无牵无挂”和他一起乘飞机尽快离开上海。范行没有给予肯定的答复。
八、与保密局特务斗法
1949年3月1日，范行被陈恭澍交给保密局上海站叶翔之拘押威海卫路17l号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一稽查大队部审查。4月11日晨，在难友周黎扬的帮助下越墙逃出虎口，穿里弄，走捷径，就近找到一位民盟盟员冯和法。他对冯和法说：“我为了营救被捕学生，被警备司令部抓去，刚越狱逃出来，请你千万设法帮忙找一个隐蔽的住处。”
范行知道冯和法是专门负责做掩护进步人士工作的，才直率地向他提出这一要求。冯和法毅然应允，请范行到北四川路底自己母亲那里去住。范行说，特务正在搜查，肯定过不了北四川路桥。于是，冯和法便找到信得过的同事姚方仁，谎称范行是自己帮人做纸张生意的押运员，在路上被土匪打伤了，请姚设法找个地方住几天。姚方仁想好了住处，当即叫了一辆汽车，又为范行包扎了头部，便把他带到自己的女友徐莲芬家住下来，一直平安地住到5月27日上海解放。
上海解放了，范行从“地下”走到地上，找到徐淡庐，又一次向组织申请恢复党藉。华东军政委员会联络局局长何以端说：立即设法找到刘逸樵了解。未找到刘逸樵前，是否先重新入党？范行坚决不同意。上海剧专迁入延安西路新址，更名为上海戏剧学院。范行被任命为该院舞美系主任。9月，范行协助上海市人民政府破获了原国防部第二厅焦建和潜伏特务案。
1950年4月，陈恭澍在郑介民领导下布置大陆工作，同时仍搜集情报。在南京潜伏的特务胡永安奉陈恭澍之命，来上海找范行，被拒绝后被捕。秋，陈恭澍从香港派女特务杨静到上海找他进行策反，要范行在上海建立秘密电台、收集情报，被他再次严辞拒绝。迅速向组织汇报，在上海火车站将她捕获。直到1984年范行被平反后，陈恭澍才真正相信范行是共产党的人。
九、受牵连冤狱二十年
1955年7月26日，范行受“潘（汉年）、杨（帆）冤案”的株连不幸被捕入狱。
1956年10月，因“用手枪逼迫进步作家”“不肯认罪交枪”，从严……
范纪曼说：“我为‘潘案’入狱审查，所有问题的责任，上面有潘汉年同志扛着，我充其量只是执行者。唐弢公开发表文章强加于我的罪名：用手枪迫害进步作家，这就非同一般了。还要我交代这手枪的来源，因为潘汉年不会把手枪发给部下的。还一再追查这手枪的下落，严厉责问我‘藏在哪里？’——这真是从何说起，没有的事，我实在无法交代。反复向我交代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坚决说没有。就说我态度顽固、不老实，给我从严判刑二十年。”
1976年10月，刑满释放，回原单位上海戏剧学院“监督劳动”，时年71岁。
1980年8月，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复查，纠正原判，彻底平反昭雪。
1984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示：“恢复范纪曼同志党籍，其党龄从1926年转党时算起，参加工作时间从1925年入团时算起。强加给范纪曼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推倒。”
1990年12月6日，范纪曼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84岁。
范行（纪曼）先生从一个进步青年，成长为超级情报员，得益于不断学习和广泛的人脉，以及多才多艺、平易近人的风格。能同时或先后为共产党、国民党、苏、美、日几方面提供情报，真可谓天才的情报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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