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抑郁症生存作战 | 线下活动
2016年年底，南京的冬天湿冷难熬，快到十一点的时候，准备睡觉的我收到一个电话。
“喂，请问是哪位？”
“是我。”
十分钟以后，从床上跳下来的我，和FC在楼下见面了。
“我们好久没见了吧？”他说。
“嗯，有半年了吧。”我说。
“我带了半包抽剩下的烟，感觉你会抽。”我拿出手上的万宝路和打火机。
“哦我刚刚抽过，你先拿着吧。”他把烟递回我的手上。
“最近甲老师又来找我了。”
“怎么回事？”甲是他们院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
“不知道为什么，甲又找上了我。问我需要什么帮助。又让辅导员找我。”
最近风轻云淡投入在自己忙碌生活中的FC，觉得十分的不快意。
“去哪儿？”他问。
“随意吧”。我说。
一如既往地，我们去教超。拿了两罐青岛，结账的时候我看到士力架，想吃。
“你要吃吗？”我问他。
“你可以拿那个大的，里面有俩个。”他出主意。
“这个？”我拿起一个。
“嗨，是这个——一看就没吃过什么好东西。”
“哈，哈哈，是没吃过好东西。”我应道。
天阶夜色凉如水。我们在附近找了台阶坐下。
我喝了第一口酒，他拿出了中南海。
他说，他厌恶常年“被监控”的生活，讨厌他们一看到他就“最近心情怎么样？”。
他说，“我得抑郁症就是三个月的事！”
他说，“我不是没有跟甲老师沟通过。”
他说，“他们始终就觉得我是二等公民”。
他说，“我真的想去《南方周末》把这些事情都说出来”。
从早年想自杀而人尽皆知那一次，FC就和抑郁症脱不开干系了。每个院系都有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多以辅导员为主，FC的院系也不例外。但是显然这些来自院里的“关心”或是“干预”已经让他忍无可忍了。他对这些东西感到不快意我一直知道，但是这样集中式的表达，这样的愤怒，还是第一次。
“他们看不到我别的。”
“就正好那两次最糟糕的时候被他们撞上了。”
FC和所在院系的纠缠已有三年多，之间经历过被通知家长、被通知同学、搬出宿舍，等等。但他和那位对他关照有加的老师，甚至连面都没有见过。他们一直在电话里说话。
“不要对辅导员和咨询师，和这些做学生工作的，有太多期待。”
“他们说白了是做行政的，不是做什么辅导或者社工的。”
“也许最近又有人自杀了，学校开了什么会，所以才又找到你。”我安慰道。
“那为什么是我？”
“这不公平！”
我默然。如果一定要说答案的话，大概是因为暴露了自己吧。
但是没有要求说，得了抑郁症就要藏起来，想自杀就不能让别人知道。
“就一直监视着我。”
“他们做的就是维稳。”
他痛陈在这样的场域里所受到的限制，和对于恋爱学业的一系列影响
有很多抑郁症的人是躲在暗地里的人，躲起来并非是胆小，也可能是策略。但不是谁都有合适的条件去讲策略谋生存的。
FC是暴露在大太阳下面的人。
“要是把这些高校受到不公待遇的抑郁症同学拉到一起就好玩了。”我给了一个做倡导的社工也许会给的点子。
“啊啊太好了太好了啊。”
“可是那样你们就在一起吐槽一起骂学校，也没啥意思。像一群愤怒的小鸟。”我想起许多类似的活动，提醒他。
“我要是能够变成愤怒的小鸟我就去和野猪硬刚！”他说。
“可惜我是个愤怒的鸡蛋，鸡蛋是没有意义的。”他又说。
“我已经很久不说意义这个词了。”我接不上话。
——摘自16年冬天的田野笔记
“要是把这些高校受到不公待遇的抑郁症同学拉到一起就好玩了。”
现在，和我一起，把目光放到这句话上。
这两年多来，如您所见，我一直在做和抑郁症有关的行动、研究。像对话里提到的，涉及到具体困境的，实际上田野里遇到了太多。
但长期以来我都没有去做这个事情，个中原因，主要是我对于倡导类活动的谨慎和对于自己能力的不自信。国庆节的时候，和往常一样做抑郁症的对话。那天我状态非常差，来了二十多人，我更多的是听大家说。在提及抑郁症学生校园处遇的时候，有分享者提到他认识的一位同学自杀的事情。在武汉。那是一位已经自杀成功的学生（抱歉用“成功”这样的词）。而自杀的发生，那位分享的朋友认为，和学校的态度不无关系。在了解详情之前，我们没有办法说学校逼死了学生这种武断的结论，但我们的确可以想象一个缺乏良性支持的环境是如何剥夺当事人希望的。
2017年快结束了，年底这最后一场抑郁症的活动，“非做不可”的心情愈发强烈起来。
我要聚焦。
这次就来讨论讨论，高校里的抑郁症生存策略这件事情。
这一次活动，我了解一定会有拿过诊断的学生朋友来；我也明白，很大可能现场会有愤怒和哭泣。
但我对这个活动的期待，仍然是能够，把话说清楚，把事情做起来。而不仅仅是一场吐槽大会。
我诚挚地邀请，学生朋友，不管有没有相关经历，都来看看；
我诚挚地邀请，辅导员、咨询师、高校老师来参加这个活动。
我们需要建立联结。
We just manage, everybody is the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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