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意义重大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本利益，是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也就是国家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也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
而当代国家安全包括11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国民安全、领土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和核安全。
因此，生物安全或将纳入第十二个构成要素中。
同时，还要科普一下生物安全等级概念。按照国际规则，生物安全实验室按等级划分，按照研究对象的危险程度分为四类：BSL-1、BSL-2、BSL-3、BSL-4。BSL是指Biosafety Level，即生物安全等级。等级越高，意味着防护级别越强，就能研究具有更大传染性和危害性的病原。不同级别的实验室需要不同级别的保护。根据各级实验室的安全设备和个体防护要求，又分为P1、P2、P3、P4（P代表英文protection，防卫和防护的意思）。
不管外面传的多悬乎，生物武器保护不当，造成的结果必然是恶劣的，出台生物安全法对于防止相关事件意义重大。这也是为什么武汉建有P4实验室的原因。
而美国这方面的作为也可以参考一二。
作为全球复杂政治经济军事安全体系中的关键一环，受多重因素影响，美国面临复杂的生物安全形势。
第一，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体系未能良性运转。联合国《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八次审议大会虽然取得新进展，但生物武器威胁与反生物威胁的体系性对抗活动依然存在活动空间，美国置身体系之中，未能充分担当国际重任。
第二，传染病带来的威胁形势并未得到根本性转变。美国先后遭遇2009年H1N1大流感疫情、2014埃博拉出血热疫情、2016年寨卡疫情等，出现过疫情应对不足和过头，政府部门颇感“压力山大”。
第三，美国2001年发生的炭疽信件事件及其余波，加上生物新技术被滥用的潜在风险升级，与生物恐怖相关的病原体种类和新兴生物威胁源及投送方式等不确定性增加，生物恐怖防御难度增大。
对此，美国战略界忧心忡忡，甚至出现美国情报界将基因组编辑技术CRISPR列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清单的情形。
第四，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尚存在漏洞，生物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加上媒体的宣传报道，如曾获美国家斯克里普斯公共服务报道奖的“今日美国网”对生物安全实验室系列调查，使得生物安全风险在部分美国公众心中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
造成这种态势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政治方面，片面追求自身绝对安全而不是国际社会共同安全，从而难以削除体系性对抗和生物恐怖主义的根源；在亟需应对疫情危机之时，固有政治体制弊端更加凸显。
经济方面，重大传染病疫情频发、气候变化带来巨大健康影响，只是全球社会经济巨复杂系统的一部分，这与西方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经济格局和发展模式高度相关。
科技方面，生命科技的复杂变化和广域应用可能，使得既有的科技研发的组织、科技应用监管模式、国防科技布局面临严峻挑战。行政管理上，至少15家联邦科技机构、13家政府部门涉及生物安全研究与监管，但系统完整的组织和运转体系还未全面形成，存在政策和管理方面的空白区域。
上述均参考互联网文章，有兴趣看看这个
美国《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全文翻译
http://www.kunlunce.com/e/wap/show.php?classid=3&id=139963
但愿未来不会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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