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DIA丨包伟民教授《科举制与南宋社会》讲座纪要（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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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与南宋社会》讲座纪要

2022年9月26日晚，浙大城市学院历史研究中心主任包伟民教授带来了一场题为《科举制与南宋社会》的讲座。该讲座深入浅出地阐释了宋代科举制度及其社会影响，也是历史研究中心“河畔谈史”系列讲座的第一讲。

包伟民教授开篇以韩琦斩杀焦用的故事为引，开展了关于“好男儿”标准转变的讨论。包伟民教授指出，造成标准男子汉形象从“武夫”转变为“读书人”的原因是极为复杂的，但历史影响则相当直白。中国文化尚文、内敛与精致化的特征从此定型。包伟民教授谈到，“白面书生”最早是一个负面的形象。《南史》卷三七《沈庆之传》中提到，“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唐代豪放的边塞诗也体现了这一点，例如杨炯《从军行》所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但到了宋代，刘挚则称“白面书生才缥缈，世高台阁与省府”，“白面书生”的形象发生了转变，而这与科举制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有关。

包伟民教授提到，随着科举制度影响力的提升，读书成为了当官的重要途径。虽然，在宋代仍有约六成的官员是恩荫制度出身，但科举官员的地位极大上升。简单来说，“官二代”的地位下降，科举出身的官员能做大官。“当然，也有特例”，包伟民教授说到，“秦桧的儿子就是状元，但这是少数的。为保证科举考试的公平，宋代有别头试、锁厅试、锁院、封弥、誊录等制度”。总体而言，科举制度将读书与当官二者联系起来。“惟有读书高”的背后，是当官的愿求。

受科举制度的影响，宋代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在“努力读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戊午条记事，“有负担之夫，微乎微者也，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儿，尚日那一二钱令厥子入学，谓之学课”。出卖体力为生的人，也每日节省一二钱送孩子读书；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二一《朝散郎秘阁修撰江南西路转运副使苏公墓志铭》中记载，“将军子弟耻武技而尚文墨”。包伟民教授谈到，据统计，1182年的福州共有成年男子32万人，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为18000人，占5.6%。不仅仅是福州，南宋时期台州、严州、徽州科举的应试人数都超过了总人口的2%。而2022年，浙江省总人口约6540万，高考考生35万，占成年男子的2%。当然，这也与地域格局有关。

包伟民教授指出，科举隋创唐兴。唐代是中国科举发展史上的早期，当时的科第人物是北方士人占绝对的优势。但到了宋代，局面发生了颠倒。据美国学者贾志扬（John Chaffee）统计，现在可考的北宋进士全国有9630人，其中南方诸路达9164人，占95.2%，北方诸路仅466人占总数的4.8%。在南方地区中又以两浙东、两浙西、江南东、江南西、福建等东南五路的进士为多，这五路共有进士7038人，占北宋进士总数的73%。宋代的科举考试之中，南方，尤其是江浙地区占有了优势。抛开元代带有民族岐视政策的科举制不谈，到了明朝初年，南方士人又将南宋时期郁积的文化水准重新发挥了出来，出现了贡院中南人独擅胜场的状况。为改变这种状况，南北方士人进行了空前激烈的地域之争，终于引发了著名的“南北榜”事件，并导致南北分卷取人制度的确立。

以上种种因素的影响，造就了自南宋以后以江浙地区为中心的精致、内敛、崇文的文化类型。

讲座的最后，包伟民教授引用了刘子健先生之言：“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宋朝文明之所以能够“造就”今日中国，原因大体有三：一，它是农业文明精熟化的产物；二，近八百年来，中国一直处在这样一种农业文明的格局之中，发展程度虽有差异，本质未改；三，白面书生成为了大众情人，这是科举制度社会影响的一个具体表现。所以，一般而言，理解传统历史对当今中国的影响，当以宋朝文明为起点。

一江南文脉一

浙大城市学院历史研究中心

文案丨彭滢燕

摄影丨张敏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