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代的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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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霍启明、刘锦秋
请听木马乐队的这首歌阅读本文，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真挚的爱情都是美好的
其实这个题目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毛泽东时代没有同性恋这个词汇，在毛泽东时代同性恋是一个被强行抹去的词汇，同性之间的是不允许存在感情的，连这个词汇的存在都是大逆不道的。那时候，形容这种关系只有一个词汇：鸡奸。
其实在民国初期，同性之爱已经开始走向了社会前台，有了比较正式化和尊重化的称呼：“同性爱”或“同性恋”。而且民国时期的名T,名gay那都是直挺挺的出现在公共视野之中。比如著名的孔祥熙的女儿孔令俊，就是民国时代著名的T，相当张扬。
在民国名声很臭的孔二小姐，但并不是因为她的性取向，而是她的霸道作风，以后我详谈她。
此外，在民国上流社会中，男色消费是一件比较风雅的事情，当时与美男同乐的会所大叫做“相公堂子”，曹汝霖（五四运动家里房子被烧的那个大哥）是如此记载的：“那时北京相公堂子，收拾雅洁，为士大夫游玩之处。余闲时亦常与二三知友，同游消遣。”
像冰心和丁玲这样的进步女青年，在学生时代都有过同性之爱的绯闻。正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一本杂志上写到“在青年学生中发生同性爱，可以说在各学校都是普遍的现象，笔者看到许多青年同性男女过着不健全的同性爱的生活”。
丁玲与她的绯闻女朋友
但随着共和国的建立，事情发生了变化。正像一些历史学者和经济学者把共和国时代划分为“毛时代”和“后毛时代，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是一个清教徒式的性压抑社会。私人生活空间都被革命榨干了，别说情色了，电影屏幕上连亲嘴的镜头都没得。从1949年到1980年，中国电影只有1957年王丹凤主演的《护士日记》和1959年赵丹主演的《聂耳》中曾拍摄亲吻镜头，但在公演前被剪掉，后来还被批判为“毒草”。如果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与异性有暧昧和亲密的举动，就会被公众指责为“作风不正派”、“轻浮”乃至是“道德败坏”。曾在在电影中扮演董存瑞的演员张良，因为对有些女观众来信给以轻佻暧昧的回答，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称其“男女关系上，表现得轻浮、庸俗和道德败坏。”
共和国第一部有接吻镜头是1980年拍摄的《庐山恋》，此时建国已经31周年
而这种镜头在民国电影里多的是，此为1937年电影《马路天使》
在这样一个异性恋都没多大生存空间的年代，同性恋这个群体更是被视为异端，同性恋基本上被从公众领域中抹去，从观念上被消灭。建国后伊始，人民日报所有关于同性恋的报道都被冠以“鸡奸”二字，被视为“封建残余”，它与一夫多妻、卖淫嫖娼等其他不结婚的和不正常的性行为一起被铲除出中国的公共话语空间。同性恋在民间话语体系中就更加的不堪了，“兔子”、“屁精”、“流氓”是同性恋群体的共同的前缀。
除了观念和话语上的异端裁判，国家机构也开始对行政权力甚至法律对同性恋进行打压。但这种打压是没有统一标准的，有很大的随意性。
比如一些单位发现职工是同性恋的话，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诸如降职；降薪；调换工作位置（变相的劳动改造）；开除公职，留厂查看；交给群众管制等等“处分”名目。
如山西长治市在1954年清理教师队伍时，教师乔XX被周围人举报是同性恋，就直接被清除出了教师队伍。
行政处罚还算是比较柔和的处理方式，有的地方会直接将同性恋行为当成“鸡奸罪”直接逮捕，而且判例及其混乱完全没有标准。运气好的话可能是无罪或者是拘留几日，运气不好的话可能蹲长时间的大牢。
比如，1957年3月19日，黑龙江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牡丹江虎林县发生男劳改犯李××与李××双方自愿进行性交行为（鸡奸）的案件。经过反复犹豫，最后黑龙江法院认为 “关于成年人间自愿鸡奸是否犯罪，有待立法解决；在法律尚无明文规定前，不办罪为宜。”
1958年朱xx“因同性关系”被江汉公安分局逮捕，比较幸运的是，只是被拘留三天。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好运气，1962年，四川人陈xx因为同性恋行为，被法院以鸡奸罪罪名处以9年有期徒刑。
不过总的来说，文革之前，中国大陆的社会管制还没那么严酷，对于鸡奸罪并不给予残酷的惩罚，同性恋群体虽然处于地下状态，但还有一定的生存空间。根据对其时代同性恋的回忆，那个年代，并没有后来出现的群体活动形式，同性的“性”活动，基本上更为隐秘的成为了一种个人与个人之间发生的性关系。
在当时，他们可能发现陌生同性性对象的地方，只有公共浴池，而在那里发生接触的性行为机率非常偶然，纯靠眼神挑逗接触。接触到了之后也不敢张扬，往往需要离开浴池寻找另外可以发生性行为的地方。所以，他们当时“发展”的性伙伴，大多是和自己要好的同学、同事、战友、邻居、亲属，甚至表兄弟、堂兄弟等。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也会有人和别人“再发展”的对象发生联系，逐渐增加自己的性伙伴。
据他们回忆，他们在当时的性伙伴关系的形成都极其偶然，记忆中可数的交往面十分狭窄。而他们这种和身边的群体中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形成的性关系，更需要顾及两个人在社会群体中的名誉和处境，因此就更需要对身边其他的人严格保密。不过也有一些极端特例，有一位曲艺艺人说，他在30岁左右时（1960年代中期以前），身边的性伙伴有102个人，但却没有被人发现过。可见戏曲界的同性之风还是蛮盛的，《霸王别姬》的故事并不是空穴来风。插播一句日后大名鼎鼎的蝴蝶君时佩璞就是这个时代的曲艺界出身的，嗯他的故事我要单写一篇，太黑色幽默了，也太操蛋了这个故事。
传奇的蝴蝶君，迷的法国外交官彻底沉沦，男女不辨了
但是，等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到来的时候，同志的末日来了。中国史学界对于文革囫囵吞枣的定性为“史无前例”。没错那个时代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性压制年代，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性的话题都被强硬的压制。在性的层面上被残酷斗争的，首当其冲的是已婚者的婚外性关系，即所谓的“搞破鞋”；还有未婚者的异性多性伴性关系。同性性关系在文革中的革命话语中属于那种最肮脏、最堕落、最恶心的事情，受到最严酷的打压，其迫害程度不亚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
据对京、津，以及其他城市一些60岁左右“同志”人士的调查，在文革中，他们惶恐自危还来不及，基本禁绝了自己的性活动。经历过那个历史时段的“同志”人士，几乎每个人都记得当时被称为“资产阶级流氓分子”、“鸡奸犯”、“兔子”的人被残酷批斗的故事。他们回忆的一些事例，今天听到仍然令人不寒而栗。
在北京宣武区，一个原先的家庭是清代官吏的30岁左右的中学美术教师，因为被人揭发存在男男“性”活动，受到红卫兵的游街、批斗。在批斗他时，红卫兵竟然强行往他嘴里灌进粪尿。这个人当晚就触电自杀。
在天津市河北区昆纬路，一个父亲原先是国民党军官并败退台湾、做姨太太的母亲已经死去的27岁的理发师，被人揭发存在“男男性”活动，“红卫兵”对他百般凌辱的批斗以后，竟把他赤身裸体的捆绑在理发店的橱窗里“示众”三天两夜。这个人被“示众”后也自杀身亡。
在天津市河北区昆纬路，一个出身国民党军官家庭的27岁理发师，被人揭发存在“男男性”活动，“红卫兵”对他百般凌辱的批斗以后，竟把他赤身裸体的捆绑在理发店的橱窗里示众三天两夜。这个人被示众后也自杀身亡。
在天津市河东区新开路，一个25岁的文艺爱好者y某，虽然该人出身于工人家庭，但因为他存在着男男“性”活动，该人平时又喜欢打扮自己，也被作为“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流氓教唆犯”进行批斗。在批斗他时，扒光了他的衣服，他只穿着内裤，头上戴了用皮毛制作的兔子耳朵，内裤上还缝了一条兔子尾巴。“红卫兵”用棍棒、皮带殴打他，强行驱使他学着兔子的动作，边打边蹦的游街。这个人在游街以后也自杀。
（下图）跪地的朱振华是一名同性恋，他名字上被打了一个叉，这种叉当时或者代表着对于犯人的人格侮辱，或者另一种可能——执行枪决时才在名字上打叉。枪毙同性恋在文革时期并不少见，有一位老人在回忆中说：当时法院公布的布告中，公布有一个犯人因为在服刑中强行“鸡奸”多名其他犯人，而被判处了死刑。陈丹青在回忆文章中也提过小时候在上海看见过因鸡奸罪被枪毙的公告。
这是一张罕见的文革时期批斗同性恋的照片
而且，人性是禁不起考验的，还记得《霸王别姬》里面的情节吗？在炼狱一般的环境里，为了生存，即使是朋友、夫妻、父子也会为了自己少受一点恐惧的折磨而互相出卖。同性恋群体是个极端脆弱的群体，为了自保，互相告密成风，特别可悲。
如四川平武县委书记武某，有同性恋倾向，文革时遭到造反派冲击。造反派找不到攻击他的更好理由，开始对他的性取向进行审判。武某在批斗会上弯着90度的腰接受群众批斗。揭批人中有的在边打边问武奇，你“鸡奸”了多少人?要一个个的把名字说出来！武某一直低头沉默不语。随后造反派逮住了和武某保持性关系的警卫员。在连续审讯中，警卫员抗不过酷刑，不仅把武某的其他的同性恋人全招了，还生编乱造了一堆，导致这些人全部被捕，成了了一个重大冤案。
还有的更可鄙的主动告密的行为。北京的一位历史老师T，在文革前曾借宿给一位有困难的学生，与他发生了一段同性之恋。但是在文革初期，这位学生为了追求革命进步，立刻就揭发他的老师有“鸡奸”行为，T因此被拉出来残酷批斗。T老师在文革前本是全市赫赫有名的知名教师，从此因为这一生活作风问题名声扫地，一蹶不振。
随着文革结束，社会的压抑气氛开始消散掉。不过其实在红色革命时代结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同性恋还是在大陆处于被打压被污名化的状态。1997年中国新的刑法实施前，某些同性恋性行为仍被被认定为流氓罪；直到2001年，中国才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删除。即使在九十年代的一些医学书籍中，同性恋属于待矫正治疗的性变态。
虽然，同性恋在现在一直是热门话题。外有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彩虹旗满世界飘，内有蔡康永谈出柜孤单落泪。似乎是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然而上述这些惨痛的沉重的历史距今也不过几十年。那些曾经被看作是病人、罪犯、猪狗不如、遭受侮辱人格践踏的历史幸存者要是能有机会看到现在各种公然的炒作卖腐，也不知会作何感想 。我觉得他们还是会抱着警惕和狐疑的目光的，因为只有经历过才更会明白歧视和阴影是永远都不会被消除的。暴民时代的恐怖已让他们成了畏风畏水的惊弓之鸟，你要如何才能证明当年扒光你们衣服游街的和如今在网络上时时躁动的网民的不是一类人呢？
思达和樊野们难以想象，就在几十年前他们自拍的土地上，会进行怎样残酷的异端审判
尽管道阻且长，然拨开层层密云，我坚信所谓的同性恋群体终会作为有尊严的、以普通人的身份自由生活在这个社会之中，对此我是乐观的。
就是这样
参考书籍：
1《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2《妇女杂志》，1923。
3《中国“同志”人群生态报告（一）》
4《革命时代的私人回忆》
5《绵阳文史资料第19辑》
6《当代中国人性行为报告》
7《暧昧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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